世纪黄埔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 （续十二）

　　记者：在抗战中黄埔将领指挥的着名战役有哪些？

　　陈宇：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军人，是一个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群体，他们经过军校的正规学科、术科军事学习和训练，尤其是一系列军事斗争考验和长期战争的锤炼，早期同学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长为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基干力量。国共两军中黄埔出身的团职以上军事指挥官约有3000多人，其中有300多名黄埔师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1925年初至1929年5月，本校第1～6期毕业11635人，5个分校毕业约3400余人，各种训练班约5000余人，合计约2万余人），他们指挥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抗日之师，参与指挥了绝大多数会战和战役。

　　还有此阶段（1929年9月至1945年4月）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大批毕业生，他们担任旅、团、营、连、排的中下级军官（本校第7至19期毕业27200人、9个分校毕业约15万人，各种训练班约4万人，合计约22万人）。他们走出校门，即上战场。到抗战后期，可以说在中国军队各个团级单位中几乎都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在正面战场，黄埔出身的团级指挥员占据了整个指挥系统的大半壁江山，并且指挥了整个抗战的绝大多数恶仗、硬仗、胜仗。

　　黄埔军人参与指挥的对日作战，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以下18次大战役、大会战和大区域军事作战行动中。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恣意挑起事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租界。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就地奋起抵抗，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次日，第19路军通电全国，坚决抗日，誓死保卫国土。南京黄埔军校官生积极响应，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等活动。

　　此时，第87师第261旅旅长宋希濂（黄埔1期）率部驻扎南京。战争爆发次日下午，宋希濂跑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办公室，代表全旅官兵请战。面对昔日的黄埔军校原战术总教官，宋希濂反复陈述官兵的抗日请求，但被何应钦以破坏中央政策为由，断然拒绝。当晚11时，南京鼓楼斗鸡闸1号的何应钦住宅，闯进了一辆军用大卡车，宋希濂带领全旅30多名营以上军官再次请愿，这些军官大多数为黄埔毕业生。他们的抗日要求一再被拒后，大家的情绪难以控制，纷纷质问何应钦，态度激昂。双方僵持到深夜1时，何应钦表示：“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立刻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以一线官兵的身份，闯入国民政府要员的家中据理力争，在当时，恐怕只有黄埔学生才有这样的勇气，也只有他们才敢于这样做。10多天后，宋希濂部如愿奉命开赴上海，全旅官兵一片欢呼。随后，宋希濂率部在上海痛击日军。战后，宋希濂因军功升为第36师师长。

　　2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特别任命请缨抗日的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及左翼指挥官。15日，张治中率所部第87、第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1期）、南京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代队长钟学栋，队副朱宗海、杨政民）、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到沪增援，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16日，第5军接替第10路军从上海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先后发起庙行、浏河、葛隆镇等战斗。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在驰援第19路军的张治中第5军这支唯一援军中，主要军事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

　　黄埔将领一时云集上海，此地变成了黄埔师生与日寇厮杀的血海战场。一大批出自黄埔军校的官生加入此役，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仅黄埔1期毕业生就有20余人，着名将领有：第5军第87师副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87师第259旅副旅长李杲、第259旅司令部参谋主任钟彬、第259旅第517团团长张世希、第259旅第518团团长石祖德、第87师第261旅旅长宋希濂、第87师第261旅副旅长刘保定、第87师独立旅旅长伍诚仁、第87师独立旅第2团团长傅正模、第5军第88师师长俞济时、第88师副师长李延年、第88师司令部参谋长宣铁吾、第88师第262旅旅长杨步飞、第262旅司令部参谋主任萧冀勉、第262旅第523团团长冯圣法、第264旅副旅长兼第528团团长黄梅兴等。他们成为最早参加抗战的一批黄埔指挥官。

　　张治中率第5军、军校教导总队与第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所部第60师、第6l师、第78师并肩作战，打得日军五易主帅，伤亡达1万之众。

　　此役至3月3日结束，当天，旅沪黄埔同学段远谋、戴辉中、陈勋、秦绍恬、陈世昌、汪大鹏等252人致电蒋介石、汪精卫等，对战役中的增援不力和中央政府的对日纵容态度表示不满，电曰：“在沪抗日之军昨忽全部撤退，考其撤退原因，则为中央日言增援，而按兵不动。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乃十九路军抗战经月，公等始终不予充分之应援，即请缨杀敌之军队，政府亦不予征调”，“必欲使此大好河山沦于异族”，“而古来权奸民贼之末路，公等恐亦终无所逃也。”

　　此役是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军队首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是中国军队打响正面抗击日军的第一枪，显示了中国最高当局对日政策之改变以及对寻衅日军坚决抗击之决心。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3091人。第19路军和第5军伤亡、失踪共计15173人（官佐883人）。以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第5军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是全国抗战的一首悲壮序曲。

　　战后，张治中返回南京黄埔本校，仍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长，他与会必讲淞沪抗战牺牲精神，对黄埔学生影响巨大。1933年2月13日，军校召集临时校务会议，决定为前线抗击日军侵略募捐订购飞机。至9月止，共得捐款82000余元，用于购买飞机1架，命名为“黄埔第一号”。11月2日上午9时，军校捐款购买的“黄埔第一号”飞机在南京举行命名典礼大会并起飞，开赴抗日战场。

　　（二）长城抗战

　　又称古北口之役、喜峰口之役，是1933年春发生在北平附近长城各口，包括董家口、冷口、界岭口、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隘在内的战线长达150余公里，时间长达近3个月的一次重大战役。此役中的军事指挥官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团以上指挥官有10余人，主要有：第2师师长黄杰（黄埔1期），第25师师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83师师长刘戡（黄埔1期），第2师副师长惠东升（黄埔1期区队长），第25师副师长兼第73旅旅长杜聿明（黄埔1期），第4旅旅长郑洞国（黄埔1期），第6旅旅长罗奇（黄埔1期），第73旅旅长梁恺（黄埔1期），第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还有在古北口血战中负伤的第25师第145团团长戴安澜（黄埔3期）等。

　　1933年3月4日，日军以8万兵力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企图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黄埔军校原战术总教官）指挥中国军队20余万人，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由黄埔毕业学生黄杰、关麟徵、刘戡等分别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师、第25师和第83师北上增援，从本年春开始发起了长城抗战。

　　日军总攻长城各口，平津危急。先头部队第25师师长关麟徵率部于3月9日抵达古北口，以简陋武器抗击强敌，据险死守长城南天门一线。古北口一役之惨烈，被认为是抗战初期“激战中之激战”，开战时是关麟徵的第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2师顶了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了上去，换下了第2师。师长关麟徵、黄杰、刘戡都毕业于黄埔1期，这3个师的军官大多数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争夺古北口关口时，关麟徵中弹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关麟徵师激战3昼夜，全师伤亡4000余人，第73旅旅长梁恺负伤，第25师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黄埔3期）牺牲。中国军队予日军以重创，此后一个多月时间，日军未敢轻于冒进。

　　此役从1933年3月5日开始至5月25日结束，历时80余天。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是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据日本参谋部统计：入侵长城一线作战，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余人。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就南京政府来说，长城抗战与“九一八事变”时完全不抵抗的政策相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应当给与充分肯定。此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尤其是黄埔师生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爱国热情，奋勇杀敌，这是自北伐战争以来所仅见的。中国军队在喜峰口、铁门关、潘家口、罗文峪、古北口、怀柔等地的保卫战，都表现出了抵御外侮、视死如归的黄埔精神和民族气概，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这5个军的统计，伤亡达18325人。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与日军对峙两个多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战事最酷烈、对时局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时有报纸评论：“古北口之战是黄埔军魂再现，是中华民族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颂歌。”

　　（三）“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开始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企图速战速决，中国政府则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这场持久战，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其主次关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都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功不可没。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庄严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中国将坚持最低限度立场。在从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4次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众多黄埔师生参加了这些战役。作为此阶段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日军自1932年恣意挑起“一·二八”淞沪事变后，再次在上海向中国守军挑起战端是1937年8月13日，先后投入兵力30余万人，妄图3天占领上海。中国军队前后参战的部队约有近70个师，给日军以严重打击，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序幕。

　　黄埔军校师生在此役中再次首当其冲，参战部队的各级指挥官多系黄埔师生。着名将领有：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黄埔军事教官）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陈诚（黄埔1期教官）任左翼军总司令，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黄埔军校原教育长）任中央军总司令。仅黄埔第1期毕业生就有20余人率所部参加此役：第1军军长胡宗南，第2军军长兼第9师师长李延年，第8军军长兼税警总团团长黄杰，第54军军长霍撰彰，第71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74军军长兼第58师师长俞济时，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1师师长李铁军，第3师师长李玉堂，第11师师长彭善，第14师师长陈烈，第60师师长陈沛，第61师长杨步飞，第67师师长李树森，第78师师长李文，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98师师长夏楚钟；第58师副师长冯圣法，第67师副师长黄维；黄埔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等。

　　在这几个月的惨烈战斗中，还有第28军炮兵第2旅旅长蔡忠笏（黄埔军事教官），第71军独20旅旅长战中晋升第61师师长的钟松（黄埔2期），第106旅（旅长陈瑞河，黄埔2期时用名陈荣光），上海保安总团团长吉章简（黄埔2期），炮兵团长孙生之（黄埔2期），武汉行营少将高参宋瑞柯（黄埔3期），第88师参谋长陈素农（黄埔3期），第364旅旅长廖龄奇（黄埔4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76师师长王凌云（黄埔高教班3期），第36师参谋长向贤矩（黄埔高教班5期），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黄埔4期），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5期），炮兵团长彭孟揖（黄埔5期）等共60多位团级以上黄埔军校师生直接参加了指挥作战。还有众多黄埔军校出身的营长、连长、排长，他们大多数是第6至11期毕业不久的学生。

　　尤其是第36师、第87师、第88师，从排、连、营、团到旅、师各级几乎全部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军官，全部配属德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部队，被称为模范教导师。这3个师在上海与日军血战3昼夜，打出了黄埔军人的威风。

　　8月13日下午，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262旅与日军在八字桥激战，拉开了淞沪会战的帷幕。3天激战下来，战局走势与最初的预想差距很大。日军在上海租界秘密修建了坚固的军事据点，同时配有强大的海军、空军火力支持，中国军队预先设计的迅速穿插、分割包围的突击战未能实现，战斗演变成了惨烈的攻坚战。

　　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黄埔1期）亲率第106旅（旅长陈瑞河，黄埔2期）为突击部队，沿天宝路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缺乏攻坚炮火，第36师官兵只能逐步接近日军的火力点，以手榴弹爆破，伤亡极大。开战不久，陈瑞河旅长身负重伤。第36师依然一路攻击前行，目标是日军的重要据点——汇山码头。担任主攻汇山码头的是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5期），任务是将汇山码头的守卫日军赶进黄浦江，并占领阵地，阻止敌增援部队登陆。胡家骥以悍勇扬名，每战必身先士卒，宋希濂常把他喊过来训导：“你现在是团长，不是排长。团长就应该待在团长的指挥位置上！”胡家骥总是笑着说：“一时手痒，下次一定改正。”身先士卒，是抗战时期一线黄埔军官的普遍战斗作风。这一次，胡家骥再一次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护卫先后牺牲，胡家骥也留下了5处伤口，依然率部冲过唐山路、东熙华德路、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

　　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黄埔1期）率领的装甲战车也前来助战，猛烈阻击军舰上的日军登陆。

　　黄埔将领都亲临前线指挥，因此伤亡极重。

　　空战中也不乏黄埔军人的身影。8月14日，中国空军15分钟的空战，瞬间击落日机6架，重创日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使其失去应战能力。而中国空军自身无一伤亡，日本王牌航空队大队长石井大佐羞愧难当，当晚剖腹自杀。此役中，中国空军首位击落敌机的飞行员是第5大队、黄埔第9期毕业生刘粹刚。他是辽宁昌图人，1932年在黄埔军校还未毕业时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2期，淞沪会战爆发后奉命参战，创造了单机击落11架敌机的记录，被称为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刘粹刚在两个月后执行飞行任务时夜间迫降，人机俱焚而殉国。空战对手、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称刘粹刚是“赵云般的勇士”。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生李桂丹，在此役空战中也取得了击落8架敌机的战绩。黄埔空中英雄与战友们携手抗敌，在此役中共击落日机47架，炸沉日巡洋舰1艘。

　　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据守，中国50万军队全线西撤。第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1期）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亲手交给本师第262旅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黄埔4期）。谢晋元率一营官兵410余人担任掩护任务，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坚守，掩护主力部队后撤。对外虚称800人，以壮大视听。谢晋元带领着这一营孤军坚守四行仓库，连续4昼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于31日撤出四行仓库，退入公共租界，演绎了“四行八百壮士”的抗战经典。

　　11月12日，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此役是中日战争中第一次规模最大、具有决战性质的战略性战役。历时3个多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万余人，伤亡约7万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0余万人，伤亡约25万人。中国军队鏖战上海百日，广大官兵以劣势装备，浴血奋战，重创日军，迫使其作战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进犯，从日本国内和中国华北及台湾4次抽调兵力增援上海，粉碎了其妄图速战速胜、3个月吞并中国的迷梦。

　　（四）平型关大捷及八路军、新四军初期抗战

　　抗日战争中，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黄埔军校同学再次并肩作战，抗御外侮。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着名黄埔将领有：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原主任）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黄埔军校原教授部副主任）、林彪（黄埔4期）、徐向前（黄埔1期）任军委委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为第18集团军）命令，成立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黄埔1期）。八路军总部成立后，随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左权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一起，到山西太行山地区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营、团职以上干部中，约有60余人出自黄埔军校。

　　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每师辖2旅，每旅辖2团，每师定员1.5万人。全军共4.6万人。3个师的师、旅级黄埔着名将领有：林彪（第115师师长，黄埔4期）、聂荣臻（第115师副师长，黄埔军校政治部原秘书兼政治教官）、周士第（第120师参谋长，黄埔1期）、张宗逊（第120师第358旅旅长，黄埔5期）、陈伯钧（第359旅旅长，黄埔6期）、徐向前（第129师副师长，黄埔1期）、倪志亮（第129师参谋长，黄埔4期）、陈赓（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黄埔1期）等。

　　时在延安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第1局局长郭天民（黄埔6期）、第2局局长曾希圣（黄埔4期）。1939年，郭天民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第2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巩固和发展了冀察抗日根据地。曾希圣1940年秋到新四军，任新四军渡江指挥部指挥长、新四军第7师兼第19旅政委，一直坚持该地区的军事斗争。谭希林（黄埔5期）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1940年任新四军第2师第6旅旅长兼政委、第7师师长等职，开辟了江北、路东根据地，并坚持了该地区的游击战争。陶铸（黄埔5期）在1937年赴鄂中地区进行抗战宣传，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到延安军委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对部队建设和抗日宣传有突出贡献。

　　在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奋勇抵抗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1937年9月24日晚，晋北平型关一带大雨滂沱。八路军第115师官兵单衣薄裤，冒着大雨，长途行进在湿滑的山道，进入伏击阵地后，安静地潜伏在泥泞的山间。次日上午，第115师官兵在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全歼日军板垣第5师团第21旅1个大队和后勤人员1000余人，切断了平型关后方日军的补给线路。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平型关大捷前后，八路军在山西雁门关、代县阳明堡机场等地广泛配合晋绥军作战。在山西战场仅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就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100余次，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在平型关之战中立下奇功的林彪师长，不久因赴苏联疗养枪伤，从此在抗日战场上缺席。

　　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进驻山西五台山，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翼抗日根据地。12月，第120师参谋长周士第（黄埔1期）随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士第先后担任晋绥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仅1941年到1942年间，率部粉碎日军大小扫荡30余次。第120师第358旅旅长张宗逊（黄埔5期），1938年11月，率部在五台山滑石片地区歼灭日军一个大队，配合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2月，周士第随贺龙、关向应率部推进到冀中，参与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该旅第716团团长宋时轮（黄埔5期）带领部队开辟雁北抗日根据地，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委，1938年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与邓华一起率部挺进冀东创建根据地。1938年冬，聂荣臻指挥了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坚持南方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军长为叶挺、副军长项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黄埔4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文书、中共党委书记）。项英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对新四军的部队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有重要贡献。陈毅坚决执行中央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指挥了着名的黄桥之战，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袁国平长于宣传鼓动，重视思想教育，能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政治工作任务，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四军在抗日烽火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华中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五）忻口会战

　　又称忻口、太原会战，是平津失陷和淞沪会战开始之后中国军队组织的一次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大会战。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了着名的《抗日宣言》，此时的李默庵（黄埔1期）正在庐山集训。讲话结束后，蒋介石当场宣布任命李默庵为第14军军长，与其他几位同时任命的将领即日起程，北上抗日。整个会场掌声雷动。会后，蒋介石特别邀请李默庵、刘戡两位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的将领共进午餐，嘱咐他们多加珍重。下午，李默庵、刘戡二人整装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李默庵的第14军奉命驰援山西忻口，担负起保卫山西的重任。

　　10月初的北方战场，日本大本营下令进攻太原。日军以板垣征四郎及铃本重康等5个师团的7万精锐兵力，分三路沿正太、同蒲线向山西进军，夹击太原，并迅速突破了晋绥军的防线。李默庵奉命率第14军驰援太原，任山西防线的左翼指挥官。第二战区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李默庵军的彭杰如师、刘戡师、陈铁师和李仙洲师（李、彭、刘、陈、李均系黄埔军校1期毕业生），以及刘茂恩、王靖国、郝梦龄、陈长捷等部，在忻口地区展开了激战。

　　10月11日，忻口战役打响。日军集中20多架飞机、50多辆坦克、上百门大炮以及步、骑兵，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残酷。黄埔军校1期毕业生李默庵、王敬久、李仙洲等参加指挥作战。中路守军的中央阵地受到日军的猛攻，阵地反复易手，每一仗打下来双方都有1000多人战死。鏖战20余日，反复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中国军队以散兵战壕阻击日军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忆：“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是坦克车，第10师28旅57团的一个连，遭敌坦克攻击，横碾该连的临时战壕。官兵被碾埋一半，无一退避。”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旅长郑廷珍等殉职，师长李仙洲身负重伤。

　　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部队，受到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等黄埔将领所率领的八路军的强力支援。八路军在敌后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破坏敌交通线，伏击敌运输车辆，捣毁敌机场，有利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李默庵所部的左翼战场是开阔地区，易攻难守。让李默庵头痛的是日军的飞机，制空权几乎完全控制在日军手中，从10月11日投入战斗至19日的短短9天中，就有2000多人死伤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10月20日上午，李默庵在观察所观测前沿阵地战情，发现日军只有地面进攻，空中却没有了飞机的配合。李默庵正感到纳闷，接卫立煌总司令来电：八路军第769团陈锡联部于昨晚袭击敌阳明堡机场，烧毁全部敌机。李默庵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一生历战无数，唯有忻口一战，不同以往，感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是中国人，只有一个敌人。当时真是同仇敌忾啊。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忻口战役历时21天，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歼敌2万余人，牵制了日军沿同蒲路南犯，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的战局。此役虽然创造了歼敌逾万的抗战纪录，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两倍于敌伤亡的代价。给这批黄埔系军官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日军训练精良，射击准确，其战术法则，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难为对手，必须改变战法，因此，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晋南中条山区，与八路军一道开始了对敌游击战。

　　1938年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有第3、第9战区各部队指挥官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兹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把“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方控制区之扰袭”列入指导方针，明确了将“三分之一的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战”的布置。故而在华北、东南沿海沦陷地区，不仅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更散布着大量游击化的国民政府正规军。

　　1938年春节，李默庵专程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部拜年，与他的老乡、黄埔1期同学、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交流游击战经验。李默庵后来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干才”，在晋南多次发动对日军马车站、运输队的扰袭，予敌以重创，由第14军军长升任第33军团军团长。他指挥的部队与中共军队合作无隙，又收获了“土岭大捷”等一系列游击战成功战例。

　　（六）徐州会战及台儿庄大捷

　　1938年3月10日至10月8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率部在鲁南地区与日军血战。在这次会战中，由黄埔军人指挥参战的部队主要集中在台儿庄地区和豫东战场，有40多位军、师级指挥官是黄埔军人。

　　黄埔军人在台儿庄战役中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黄埔军校1分校主任）；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黄埔教官）；第42军（军长冯安邦，黄埔高教班2期）、第52军（军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85军（军长王仲廉，黄埔1期）、第60军（参谋长赵锦雯，黄埔官佐）、第92军（军长李仙洲兼第21师师长，黄埔1期）；第2师（师长郑洞国，黄埔1期）、第13军第4师（师长蔡剑鸣，黄埔3期）、第85军第4师（师长陈大庆，黄埔1期）、第25师（师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31师（师长池峰城，黄埔高教班1期）、第89师（师长张雪中，黄埔1期时用名张达，师参谋长吕公良，黄埔5期）、第93师（师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104师（师长王文彦，黄埔1期）、第110师（师长张轸，黄埔军校4期战术总教官）、第180师（师长刘振三，黄埔高教班2期）、第183师（副师长潘朔端，黄埔4期）、第73旅（旅长戴安澜，黄埔3期）、第89旅（旅长黄鼎新，黄埔3期）、第557团（副团长彭佐熙，黄埔2期）、第12旅（旅长石觉，黄埔3期）、第529团（团长罗芳珪，黄埔4期）、第1085团（团长曾泽生，黄埔3期区队长）等。还有邓春华（黄埔1期）、吴瑶（又名吴伯华，黄埔1期）、王隆玑（黄埔3期）、吴超（黄埔3期）、张忠中（黄埔4期）、杜鼎（黄埔5期）等参加了此役。

　　台儿庄战役异常激烈。日军凭借炮火优势，攻入台儿庄城内。双方展开了巷战、肉搏战，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3月27日，在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陪同下，到台儿庄南车站会见守卫台儿庄的第31师师长池峰城，给予勉励。池峰城坚决表示：“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校长知遇之恩。”并立即组织敢死队，准备夺回阵地。在此之前，攻城的一个营战士全部牺牲，再上一个145人的连，只剩下18人活着回来。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战士们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踊跃报名。池峰城宣布：“敢死队每人赏大洋30块。”报名的战士当即表示：“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阵地终于夺了回来，但57名敢死队员只剩下11人活着回来。此时，黄埔军人关麟徵的第52军和王仲廉的第85军在外线正向枣庄、峄县日军侧背发起猛烈攻击。此役激战4天，中国军队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撤退。

　　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因此役异常惨烈又称“血战台儿庄”，因作战地域又称“鲁南会战”，因中国军队取得了空前大胜利又称“台儿庄大捷”。在历时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参战约29万人，日军参战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人，日军伤亡约2万人（日军自报伤亡11984人）。此役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中国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改变了国际视听。这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会战、平型关大捷等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高度评价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豫东战役是徐州会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埔军人在此役中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兼第1军军长，黄埔1期）、第8军（军长黄杰，黄埔1期）、第27军（军长桂永清，黄埔1期）、第71军（军长宋希濂，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兼第58师师长，黄埔1期）；第1师（师长李铁军，黄埔1期）、第36师（师长蒋伏生，黄埔1期；后继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第46师（师长李良荣，黄埔1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8师第174旅（旅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78师（师长李文，黄埔1期）、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88师（师长龙慕韩，黄埔1期）、第95师（师长罗奇，黄埔1期）、第166师（师长郜子举，黄埔军事教官）等。

　　黄埔军人在其他地区作战中指挥的部队还有：第2军（军长李延年兼第9师师长，黄埔1期），第3师（师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28师（师长董钊，黄埔1期）、第49师（师长周士冕，黄埔1期）、第61师（师长钟松，黄埔2期）、第117师（师长李守维，黄埔2期）等。

　　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伤亡10余万人，歼灭日军3.2万余人。取得了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最大的一次胜利，重创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本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勇气和信心，为组织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七）南京保卫战

　　1937年7月26日，日军向中国地方当局致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自北平及北平附近撤退。期限未满，即已大举进攻平津区域，恣意摧毁平民生命财产、教育文化机关，举世震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一致奋起，实行抗战到底的计划。同时，为了保护军事干部的摇篮——黄埔军校，支持长期抗战，即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前，决定将黄埔军校南京本校西迁。在日军“最后通牒”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黄埔军校南京本校西迁命令。迁校之前，黄埔师生作临时疏散，第13期学生疏散到城郊板桥镇；第11期第1总队疏散到东郊灵谷寺，即在该地宣布毕业；第11期第2总队及第12、第13两期各1个总队，随校西迁。迁移计划，经过周密的准备部署，于8月5日开始实施，第一步迁至九江，到达后驻留1月；第11期第2总队则在九江于9月间毕业。10月，本校再迁武汉。

　　1937年12月1日，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展开了在上海之西仅300余公里的保卫首都南京作战。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号称15万的中国军队，抗击20万日军精锐部队。卫戍南京的中国军队，大多数是从淞沪会战战场上撤退下来的疲惫部队，共有14个师（旅）。黄埔军人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71军（军长王敬久，黄埔1期），辖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72军（军长孙元良兼第88师师长，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辖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78军（军长宋希濂兼第36师师长，黄埔1期）；黄埔军校教导总队等。

　　驻南京东郊的教导总队，各级指挥官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他们在上海作战两个多月后，又奉命担任护卫南京任务。从上海撤回南京时已不足5000人，立即补充新兵，扩大编制。以原有的3个步兵团为基干，扩编为3个旅，每旅辖2个团，直属部队除特务、通信两营外，骑、炮、工、辎四营均扩编为团，全总队共有10个团、2个直属营，实力超过一般的步兵师，故作为防守南京的主力使用。扩编后的序列为：总队长桂永清，副总队长周振强，参谋长邱清泉；第1旅（旅长周振强兼）辖第1团（团长秦士铨）、第2团（团长谢承瑞）；第2旅（旅长郭启儒）辖第3团（团长李西开）、第4团（团长刘子叔）；第3旅（旅长马威龙）辖第5团（团长睢友兰）、第6团（团长王化）；总队直属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炮兵团（团长楼迪善）、工兵团（团长杨厚彩）、辎重兵团（团长郭岐）。黄埔军校南京本校教导总队成建制地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

　　中国军队在淳化镇、光华门、杨坊山、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雨花台等地与攻城的日军发生激烈交战。驻守南京东南淳化、方山一带的是王耀武第51师，日军以飞机、大炮连日轰炸。“其步兵又复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惨烈。”从12月5日到7日，第51师官兵伤亡达900余人，但士气依然旺盛，阵地也很稳固。日军猛攻淳化10多次而未得逞。8日晨，日军又增加2000多人、大炮10余门，其正面部队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第51师守军奋勇杀敌，阵地屡失屡得，伤亡甚大。第301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9人，排长以下伤亡1400余人。第305团团长张灵甫（黄埔4期）负伤，连长伤亡5人，排长以下伤亡600余人。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镇于午后4时失守。

　　南京保卫战，毙伤日军1.2万余人（伤9000余人，毙3000余人）。中国军队突围撤退32144人。12月13日，南京陷落。5万日军入城，开始了连续6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八）武汉会战及万家岭大捷

　　为攻占中国抗战中心武汉，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日军于1938年6月至10月纠集100余万兵力，从海、陆、空各方立体进攻武汉。负责指挥江南地区作战的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黄埔1期教官），负责指挥江北地区作战的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5战区和第9战区共动用了130个师和海、空军各一部，共约100万人沿长江两岸及大别山麓布兵防御，开始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日军损失最为惨重的武汉会战。这次会战中，宋希濂军在富金山战斗中将日军第13师团歼灭过半，约2万余人。宋希濂放言：“淞沪鏖战，予敌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

　　大批黄埔师生投入这次会战，所指挥的部队有：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第11军团（军团长兼第2军军长李延年，黄埔1期）、第17军团（军团长兼第1军胡宗南，黄埔1期）、第32军团（军团长兼第52军军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37军团（军团长兼第25军军长王敬久，黄埔1期）、田南要塞（指挥官兼第54军军长霍揆彰，黄埔1期）；第6军（军长兼第93师师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8军（军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16军（军长兼第28师师长董钊，黄埔1期），第18军（军长黄维，黄埔1期）、第71军（军长宋希濂，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第92军（军长李仙洲，黄埔1期）、湖口守备区（指挥官兼第167师师长薛蔚英，黄埔1期）；第1师（师长李正先，黄埔2期时用名李正仙）、第2师（师长赵公武，黄埔潮州分校1期）、第4师师长陈大庆（黄埔1期）、第9师（师长郑作民，黄埔1期）、第11师（师长彭善，黄埔1期）、第13师（师长方靖，黄埔潮州分校2期）、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1期）、第18师师长李芳彬（黄埔2期），第21师（师长侯镜如，黄埔1期）、第23师（师长欧阳棻，黄埔1期肄业）、第25师（师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36师（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第49师（师长李精一，黄埔2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1期）、第55师（师长李及兰，黄埔1期）、第57师（师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52师（师长唐云山，黄埔1期）、第60师（师长陈沛，黄埔1期）、第61师（师长钟松，黄埔21期）、第78师（师长李文，黄埔1期）、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3期）、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88师（师长钟彬，黄埔1期）、第89师（师长张雪中，黄埔1期时用名张达）、第95师（师长罗奇，黄埔1期）、第103师（师长何绍周，黄埔1期）、第110师（师长吴绍周，黄埔高教班5期）、第121师（师长牟廷芳，黄埔1期）、第185师（师长方天，黄埔2期），第190师（师长梁华盛，黄埔1期时用名梁文琰）、第195师（师长梁恺，黄埔1期）、预6师（师长吉章简，黄埔2期）等。计有10多个军的军长、30多个师的师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1938年8月至10月间，中国军队第9战区第1兵团在总司令薛岳的指挥下，在南浔线上的德安县磨溪乡万家岭一带，一举歼灭日军第106师团等部共17700余人，俘虏100余人，取得了万家岭大捷。此战中的主力部队第74军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黄埔3期）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全面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军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在此又创造了全国闻名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担任团长的张灵甫（黄埔4期）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军数以千计，对取得万家岭大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兵团作战科长赵自立（黄埔6期）曾赋诗叙其战况，诗云：“万牯一声呜，千岳伏尸盈。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会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汉会战中气壮山河的光辉亮点，更是抗战中唯一几乎全歼日本整个师团的战役。此役，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组织严密、机动灵活以及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大大震惊了日军上下、朝野内外和国际社会。而日军第106师团被歼灭70%以上，几遭灭顶之灾，在日本陆军历史上也从未有过。此役，曾被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誉为“南浔以西的伟大胜利”。一代名将叶挺如此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着名的“四大会战”之一，是抗战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