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格巴日记》与“西藏幸福事业会”的分裂活动 （下）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美国在1950至1951年为什么对西藏发生兴趣？

　　王小彬：蒋介石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与新中国的建立总体上产生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竭力遏制和削弱共产主义中国。此期间美国主要是设法劝说和引诱逃至亚东的达赖流亡海外。甚至在达赖已经接受“十七条协议”返回拉萨后，美国还继续劝说达赖逃离拉萨，这种企图也没有成功。当时夏格巴是主要负责与美国联系的主要人物。此外达赖的大哥和二哥以达赖的名义呼吁美国给以政治、经济及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是推动达赖外逃西藏。这期间哲堪孜松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简单介绍相关情况。

　　记者：1952至1956年哲堪孜松与美国方面的关系如何？

　　王小彬：总的来看，美国对西藏事务不是十分感兴趣，在诱使达赖出逃失败后，把对藏政策降为冷战的一个棋子搁置在一边了。

　　1951年秋至1952年2月初,嘉乐顿珠在美国逗留5个月。虽然很年轻，但仰赖与美国、印度及台湾的关系，在南京、台湾及外国游学的经历，他认为他比西藏噶厦世俗的官员更洞悉时事，他有一套应对进藏人民解放军的有影响力的策略。因此为实现他的计划，他放弃了在美国学习的机会经印度回到拉萨。

　　但这期间，美国不十分看好嘉乐顿珠。1952年9月6日，嘉乐顿珠与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官员索伦（Gary Soulen）会面。此前在同年8月20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建议不赞同依赖嘉乐顿珠来收集有关西藏的情报。因为在加尔各答和大吉岭，如果与嘉乐顿珠见面不会不引起印度的注意。此外，索伦在给国务院的信中说：“嘉乐顿珠的消息既无用，也不真实。”得不到索伦的答复后，嘉乐顿珠在11月12日又给曾在美国期间见过面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直接写信，要求美国建立专门的研究西藏问题的机构，重点是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军事抵抗组织。这是嘉乐顿珠逃离拉萨的根本目的。

　　此期间美国对嘉乐顿珠不太感兴趣，原因有三：

　　一是美国对支持蒋介石潜入大陆惨败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对扶持嘉乐顿珠更是认为不现实，不可行。

　　二是顾忌印度。1953年1月5日，锡金政治官员库珀（Kapoor）面见嘉乐顿珠明确提出，要嘉乐顿珠遵守从拉萨出逃时对印度政府“不从事政治活动”的许诺。美国对此很清楚。

　　三是嘉乐顿珠提供的信息没有价值，假话连篇。

　　记者：“福利会”与美国的关系从什么时候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小彬：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总统后，在他的敦促下，美国秘密军事行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1954年12月28日签署的对美国涉藏秘密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秘密军事行动计划”。该计划称：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与共产主义中国及其操纵的政府、政党、团体，丑化并破坏美国及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目标与机构，按照杜鲁门（Truman）政府2月10日与5月10日颁布的国家安全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为世界和平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起见，美国政府对外机密活动必须增补秘密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这样的秘密军事行动，在切实可行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考虑到美国和苏联潜在能力以及战争的危险的前提下，必须规划如下：

　　1.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麻烦，并利用之，挑拨苏联和中国，以及他们各自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使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内部的统治趋于复杂化；阻碍苏联集团经济及军事的发展。

　　2．丑化国际共产主义形象，诋毁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削弱共产主义政党及其他成员的力量。

　　3.为获得对自由世界国家的主导权，对共产主义的压制反映迅速，反抗任何来自政党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4.挤压和缩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所控制的地区。

　　5.增进对美国及世界自由国家人民的了解；尽可能强调自由国家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支持那些在共同利益的发展过程中，真正拥护和肯定我们的团体；提高这些国家和人民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能力和意愿。

　　6.依据制定的政策，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在受国际共产主义主导和威胁的地区，尽最大程度地发展地下抵抗组织，帮助他们实施秘密军事行动和游击战争，如果爆发了战争要保证这些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有效能力，使他们在战争中尽可能获得可能用于扩大力量的军事基地、敌后潜伏的有利条件、逃跑及躲避的装备设施。

　　记者：“秘密军事行动”的内容是什么？

　　王小彬：“秘密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军事行为。所有活动都遵守秘密方案，全部活动责任均由美国政府承担。从事秘密任务的个人并不知晓工作性质属政府行为。目的是活动一经暴露，美国政府可以断然给以否认，不承担任何责任。特别是，秘密军事行动还包括任何与之相关的秘密活动：政治宣传、政治姿态、经济战争、防御性的直接行动、颠覆敌对国家与团体、援助地下抵抗组织运动、游击战争、流亡解放组织、支持自由世界中受到威胁的本国反共分子等。秘密军事行动不包括明确的军事力量的武装冲突、间谍与反间谍活动。

　　记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军事行动计划”怎样为美国干涉中国西藏的秘密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王小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412/2文件出台不久，秘密的“5412委员会（也称‘特别小组’）”就组建起来了。该委员会负责批准和协调美国政府秘密军事行动。“5412委员会”在具体指导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藏军事行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情局是通过这个“5412委员会”获得总统对西藏秘密军事行动的批准。阿尔伯特·威尔讷（Albert Willner）描述了形成过程，以及“5412委员会”工作流程。“5412项目运转的程序如下：先由中情局的阿伦·达勒斯（Allen Dulles）提出行动建议，然后提交‘5412委员会’。委员会形成建议后，[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顾问，1958年至1961年]戈登·格雷（Gordon Gray）就将建议交由总统，等待批准或其它信息。最后，再由格雷将总统的决定或批复意见带回。”

　　记者：美国从军事上、特工人员培训等方面对康区叛乱的支持始于何时？哲堪孜松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王小彬：实质上的物质支持应该说始于四川藏区叛乱。四川藏区的叛乱为美国实践“秘密军事行动计划”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956年的日记记载哲堪孜松通过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瑞姆（Reams）向美国寻求支助，以及美国积极支持哲堪孜松“藏独”活动的事实。

　　1956年3月20日的日记，记载了当才要嘉乐顿珠注意，美国一个与西藏事务有关的官员于1956年3月被派至加尔各答。“[嘉乐顿珠]打电话给夏格巴说：‘我接到当才活佛四封信。他说有个人将从那里派到这里，但到现在他还未到达，我有点担心。因此，今天如果你去加尔各答的话，你应该问问美国驻加尔各答的代表’……我说如果我去的话我会问的。”

　　1956年7月12日。堪穷说，近来王子从德里[实际上是加尔各答]来，并说，“我与美国人谈了关于需要武器等，他们说他们将会就武器援助一事向美国政府发电。一周内会有答复。‘美国政府会把东西送至加尔各答[注：瑞姆的备忘录说有人告诉他是通过巴基斯坦]。’至于怎样把东西从加尔各答运至边境，我[王子]说我负责。[但是]一周后我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我又等了一周，仍然没有消息来。但是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讨论，答复很快就会来。

　　1956年7月13日。夏格巴在提斯塔（Teesta）与嘉乐顿珠见面。嘉乐顿珠说，“[我]接到了当才活佛的信，说，根据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有关西藏问题（向他们，指美国方面—译注）提出请求的时机到了。”

　　1956年7月31日。堪穷和我[夏格巴]去了大吉岭，与嘉乐顿珠碰了头。嘉乐顿珠与土登宁吉去了加尔各答，为西藏问题，土登宁吉向西方国家呼吁。这些国家中，向美国的呼吁书以土登宁吉的个人名义交给了瑞姆，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头。呼吁要求帮助。[瑞姆说，]“因为藏人目前正在康区战斗，美国正在考虑支援西藏，眼下还在讨论中。三个月以后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明确地陈述给我们。如果一两周内，它[美国的答复]来了，我会立即给大吉岭写信。”因此，我们写了一个有姓名和地址的秘密条子[给他]。[土登宁吉对瑞姆说，]“关于帮助，请给我们钱和武器，对西藏学员进行培训，教他们使用武器等等。”他[瑞姆]说，“武器和钱的支持没问题，至于人员培训，我想也很快实现。”

　　1956年8月18日。美驻加尔各答领事瑞姆要求王子安排哲堪孜松三人中主要负责与西藏境内联络的堪穷，亲自来与他会面，解释说：“有关西藏有很多事情要问。”同日日记载：哲堪孜松从锡金王子处获悉美国称，如果印度拒绝，美国将“帮助（达赖喇嘛）在某些亚洲国家避难”。

　　1956年8月19日。……我们也讨论了[要求美国援助]内容。[我们需要]（1）钱，（2）武器，（3）空投武器，（4）空投宣传品，（5）举办寻求西藏独立的多种讲座，（6）美国及其盟国支持我们向联合国呼吁，（7）设法从美国用藏语播发新闻，（8）武器和爆炸物的使用和培训。我们[会面时]将提出这些要点[给瑞姆]……堪穷和彭康拉姜将于周四、周五乘火车前往，王子将乘坐飞机[在加尔各答]与他们会面。周日[8月26日]，他们将在加尔各答与美国官员见面。

　　1956年10月18日。堪穷早上到，谈及“昨天彭康拉姜来，说我们接连收到美国人的答复。他们答复[我们所提]其他问题不方便，[但是]关于[空]投传单及武器的地点，他们[投放地点]必须是150英尺宽，400英尺长的地方，能够在地图上识别出来。你们应尽快将受训者的姓名、年龄以及数量发出。你[夏格巴]今天须和嘉乐顿珠讨论”。

　　1956年10月23日。……通过彭康，我们得到美国要我们派出学员的消息。我[夏格巴]告诉给杰东仓[格龙]，派几个人去。[我说，]“无线电技术员和学员可赴巴基斯坦，在那里通过阿杜拉的帮助，他们可以去泰国和印度支那。”

　　1956年10月26日。日记记载了哲堪孜松特别准备大约20个康巴人去接受训练：“杰东仓来，说，‘按照堪穷的建议，五个理塘人内部发誓[没有提及5个人的姓名]。我们准备派出20人左右，何时需要，请告诉我。如果需要去理塘，我可亲自前往’。[夏格巴说，]‘你们当秘密准备20人，但目前一些事情尚未准备好。一个半月内我会给你答复。’”

　　从以上日记可知：“福利会”是通过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与美联络的；至迟到1956年8月，哲堪孜松已经得到美国将支持他们的明确信号；美国中情局和其他部门对藏区叛乱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哲堪孜松，且随时间推移，“福利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持续加深。如双方已经在讨论关于空投传单及武器的地点，以及派人去美国接受特工受训人员的细节。至此，哲堪孜松终于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他们，朝着他们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记者：为什么日记没有提到1958至1959年的情况？

　　王小彬：戈尔斯坦先生西藏现代史第三卷《山雨欲来，1955-1957》下限截止至1957年。想必第四卷《风暴之眼，1957-1959》将会披露更重要的内容。不过从其他公开的材料我们也掌握部分情况。

　　在1956年以前，“西藏行动”并没有单独列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局的工作部署，中央情报局也没有专门负责“西藏行动”的官员。其在西藏的秘密行动统一由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布劳负责。1956年后，布劳任命约翰·里根担任“西藏行动”的专门负责人。约翰·里根的具体职责是通过嘉乐顿珠（“福利会”）与达赖、西藏噶厦进行联系、评估西藏抵抗的能力以及为实施“西藏行动”计划做准备活动，新负责人的设置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对“西藏行动”的重视。

　　为了解决西藏分裂分子的训练和物资给养，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两方面的行动。一方面，实施代号为“马戏”的行动计划。1957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授权约翰·霍司金斯经过“福利会”挑选6名康巴人秘密离开印度。他们被送到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塞班岛接受训练，主要学习游击战和准军事行动基本技术。训练结束后，中央情报局实施代号为“STBARNUM”的空中渗透计划——将训练的藏人派回西藏境内。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西藏叛乱分子空投军事物资。1958年夏天，为在藏南活动的反叛武装第一次空投给养。这方面的细节我在“美国是如何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叛乱的”采访中已经作了一些介绍。过去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福利会”所起的作用不太了解，《夏格巴日记》不啻是他们从事分裂活动的自供状。

　　记者：达赖与“福利会”关系如何？

　　王小彬：达赖与“福利会”的关系很微妙，还涉及到他们各自与达赖侍从长帕拉及噶厦的关系。“福利会”与帕拉集团及噶厦方面的合作，有的情况达赖知道，有的是瞒着他的。可以断定达赖应该在50年代初期与哲堪孜松有联系。目前发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是夏格巴1956年1月5日的日记：达赖发来一封电报，通过锡金政府的司机送达嘉乐顿珠。电文是：“你的两份信都收到了，内容知悉。因为诸多困难，我尚未确定是否能够赴印度。你们应当为国忧虑，无论眼前还是长远，要运用秘密方法来繁荣西藏政教大业。但是，有关绝密事情，你们不能做得太多，也不能做得太少。至于信件联络，有很多内外障碍，暂时先停止发信来。”

　　这封回信表明达赖从北京返回拉萨6个月后，不仅了解印度“福利会”的情况，也未试图终止他们的图谋。不仅没有下令他的二哥和夏格巴停止他们的反汉活动，实际上还指示他们继续推进，尽管警告要他们小心。

　　另外从1956年12月下旬“福利会”给达赖的信看，达赖在尚未接到印度政府访印邀请函之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哲堪孜松是以政治的角度看待访印问题的，把访印当做是争取独立的一个重大机会。而且这个时候达赖也知道了帕拉集团也与“福利会”密切合作。

　　达赖在印度访问时，嘉乐顿珠和当才活佛主要与达赖联系，他们可以直接与达赖会面。哲堪孜松其他成员主要与噶厦官员联系。也就是说这期间达赖与“福利会”的互动是面对面的。从印度返回拉萨后，达赖一改1955年从北京返回拉萨与西藏工委认真合作的格局，变成在拉萨与西藏工委公开合作，同时又通过帕拉和噶厦与在印度的“福利会”、“西藏人民会议”秘密合作。

　　记者：请谈谈“福利会”与帕拉的关系。

　　王小彬：帕拉作为达赖喇嘛秘书处头目，在旧西藏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利用基巧堪布特殊的地位常常隐瞒达赖、避开噶厦从事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

　　帕拉与“福利会”之间互有所求，相互利用。哲堪孜松非常清楚，通过帕拉可以了解达赖的想法和意愿，不至于干出一些达赖反对的事情，还希望通过帕拉了解西藏境内的形势与信息。帕拉也急于与“福利会”合作，他认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威胁到藏政府的未来及达赖喇嘛的权威。因此他希望能得到印度、英国或美国的支持。在印度的哲堪孜松正好为帕拉寻求外国支持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1956年2月，帕拉与“福利会”合作在拉萨发起了一场“抗议”活动。“人民会议”当作了替罪羊，国内的研究一直认为这个骚乱是“人民会议”组织发起的。直到现在，国外的学者才解开了这个“谜”。4月13日，应“福利会”的要求，帕拉派出三位僧人赴印度配合帮助“福利会”的工作。同年6月20日的日记，记载了帕拉集团成员扎西白拉将扎西代本的10名士兵派至印度学习使用高射炮。哲堪孜松请求印度加以培训等。因此，双方合作一拍即合。然而，双方的这种合作起初是避开达赖和噶厦的。

　　记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与“福利会”又是怎样的关系？

　　王小彬：前面提到噶伦堡“西藏商务代理处”实际上是噶厦的一个非正式的办公机关。洛桑坚赞1953年底被噶厦任命为噶伦堡贸易使团两代理之一，1954年初到任。洛桑坚赞以这样的身份参加“福利会”，体现了噶厦与“福利会”的密切关系。1957年1月15日，噶厦在印度加尔各答召集了有“噶厦”、“人民会议”、“福利会”参加的会议，传达了达赖的新计划。达赖指示噶厦分为两摊，帕拉、索康及绕噶厦跟随达赖回拉萨，宇妥、恩古拉、哲堪孜松及鲁康娃留在印度，但对外保密。

　　1957年2月3日夏格巴日记载：达赖在锡金的时候，有人再一次要求他留在印度。在他决定返回后，噶伦索康、绕噶厦、代理噶伦宇妥、帕拉等一起开会讨论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事，一致认为，西藏政府代表应该常驻印度。他们请示了达赖喇嘛，决定宇妥留下来，帕拉随后再来。就此还通告了锡金政治专员。结果，宇妥说：“因为我实际上是为噶厦工作，我正式加入到你们的组织‘福利会’当中不妥。但是，如果咨询商量事情，我会提出我的意见建议。若你们要向联合国请愿，需要噶厦的印章、证明等，我会尽快办理。”夏格巴答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再坚持你加入我们的组织，但请允许我们向你咨询意见建议。”显然，“福利会”是噶厦的组成部分，是其驻印度的秘密办事机构。

　　记者：锡金王室与“福利会”是什么关系？

　　王小彬：锡金古为中国西藏的一部分。1887年，英国强占锡金，并派驻专员。1890年，英军越过锡金，占领中国一侧的隆吐等地，并将锡金国王囚禁到印度。后来英国通过与晚清政府签订条约，获得了对锡金的“保护权”。1947年，英国撤走后，印度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1949年6月，印度派兵进驻锡金，并委任印度人为锡金首相。1950年12月，通过签订条约，锡金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但由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关系渊源，锡金与中国西藏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锡金王室通过与西藏贵族联姻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锡金王室的王妃、皇后、太后都是藏人。

　　锡金的国王又被称为“却结（Chogyal）”，是法王的意思，因为锡金王室不仅是政治上的王室，还是藏传佛教的世袭领袖，属于政教合一。锡金王室——南加（Namgyal）家族数百年前来自康区，所以这个家族统治的时代被叫做南加王朝。第十世锡金国王南加索多的长子拉加措扎·南加车仁王子，放弃王位留居西藏，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南加扎西，即第十一世锡金国王。南加次仁先后在西藏江孜、拉萨居住，得到十三世达赖的重用，成为旧西藏赫赫有名的车仁家族（TheTaring family），由于他们在锡金的时候就与英国人交往颇深，所以后来他们车仁府也成了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时的必经之地。拉萨方面也经常通过车仁家族密切与锡金王室的关系。车仁成了他们家族的姓，而不用锡金王室的南加称号。第十一世国王南加扎西娶西藏大贵族绕噶厦家的女儿为王后。绕噶厦曾任西藏噶厦的噶伦。锡金第十二世国王为南加·巴登桑珠（Namgyal Palden Thondup），娶西藏七世达赖家族桑珠颇章的女儿桑吉德西为妻。桑吉德西去世后又娶美国白人库克为王后。第十一世国王的女儿库库拉（藏名为白玛次珍），则嫁给江孜贵族彭康工布次仁。

　　早在哲堪孜松之先，锡金王室与大吉岭、噶伦堡、甘托克的流亡藏人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不定期地聚会讨论时政，并设法通过新闻记者及外交官向外界传递有关西藏的消息。这个集团以锡金王子巴丹顿珠和他的妹妹库库拉为核心，包括拉隆巴、彭康色等。流亡藏人请求锡金王子代表西藏向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通过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求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困境”，维持和重建西藏“独立的”政治身份，这个集团还有自己的信差来往于西藏和锡金之间。由于印度政府严格限制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藏人顾忌被驱逐出境，不敢贸然行动。锡金王室反而有优势，他们容易向外联络印度政府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因为他们受过西方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特别是作为王室的地位，印度政府对他们网开一面。因此，哲堪孜松还未形成，“福利会”尚未建立之时，锡金王室曾代表西藏充当着联络外界的作用。库库拉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是美国了解西藏事务的信息源，也是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的主要人物。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领事直接赴甘托克与之见面会谈。

　　记者：那么“福利会”包不包括锡金王室成员？

　　王小彬：哲堪孜松的三位主要人物是“福利会”的主要成员，夏格巴管他们三人叫“福利会”内圈人物，外圈有让多活佛、库库拉（彭康拉姜）、拉隆巴。达当则介于内外圈之间。因此“福利会”包括锡金王室成员。锡金王子虽人不在组织里，但由于地位显赫，常常受托出面来往于西藏噶厦、美国、印度官员之间。

　　记者：锡金王子是如何配合“福利会”的政治活动的？

　　王小彬：日记中涉及锡金王子的内容，以他被印度政府作为摩诃菩提协会（Mahabodhi Society）的特别代表派到拉萨邀请达赖喇嘛赴印参加佛陀纪念活动为主。我们看几则日记。

　　1955年12月1日。我与堪穷一起去见嘉乐顿珠。然后随同锡金王子、彭康拉姜去见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并报告了我起草的邀请达赖喇嘛的信件……我们决定通过锡金王子（此时王子尚未起身赴拉萨）给帕拉发一封信。

　　1956年2月2日。我们接到了锡金王子从拉萨的来信。信上说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去印度访问，但中国政府正在做准备派（其他）代表来参会。

　　1956年2月15日。锡金王子告诉政治专员（政治专员又告诉夏格巴）：“藏历12月2日（公历2月14日）我拜见了达赖喇嘛，时间长达1小时20分钟。我把这边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达赖喇嘛明确想来参加佛陀涅盘纪念活动。”王子也会见了很多政府高官，不少官员认为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去，那很好；但是因为没有印度政府本身的请柬，中国人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不让他去）。

　　1956年3月7日。……据堪穷讲，拉萨来了一封信，信中问到：“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之前，先派一些官员赴印，是否为达赖喇嘛的印度之旅制造麻烦，请答复。”据彭康色（PhunkangSey）（库库拉的丈夫）说，显然，这个事情与锡金王子商谈过，他给政治专员写了一封信说，达赖喇嘛到来之前不应有任何人先来。

　　1956年3月11日。我们碰头会（哲堪孜松三人）……堪穷说，“昨天，我与锡金王子短暂会面，他说……他两次在陛下屋里拜见了达赖喇嘛。陛下要他（锡金王子）‘请帮助住在印度并替藏政府着想的人’”……（王子也告诉堪穷：）“彭康拉姜（PhunkhangLhajam）告诉我，要陛下帮助考虑一下房产的事。我没有特别报告房产的事，但我说请帮助彭康。”[陛下]说，关于在印度为藏政府着想，并卖力工作的人，如果我不帮助，在那边，谁帮助。

　　1956年3月15日。堪穷在锡金王宫里见了王子。王子对堪穷说，“当我去看望阿沛时（在拉萨），他没太说话。索康（夜里悄悄地来见我）说，‘现在我们处在压迫之下。我有个无线电收音机，我还是把它放起来好，因为中国人多疑。如果达赖喇嘛能去（印度），那太好了。我们都来。’”……我与泽嘉坚赞见了五次面。他对情况分析得很清楚。为了与卓尼钦莫（帕拉）（Phala）见面，我以参观罗布林卡新宫为由达到了目的。他说，他（达赖喇嘛）必须有印度政府本身的邀请信……

　　1956年3月23日。堪穷来，说，……报纸上需要印度与西藏、西藏与中国的历史[由夏格巴编写，用以证明西藏独立]。这将会以锡金王子的名义发表……

　　1956年8月18日。到1956年8月中，哲堪孜松从锡金王子处获悉美国称，如果印度拒绝，美国将“帮助（达赖喇嘛—译注）在某些亚洲国家避难”。

　　仅从以上日记可知，锡金王子与印度政府、西藏噶厦政府、美国政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利会”的很多活动，锡金王子积极给予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