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黄埔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 （续十三）

　　记者：在抗战中黄埔将领指挥的着名战役有哪些？

　　陈宇：除本刊上期所载之外，还有以下多次着名作战。

　　（九）南昌会战

　　1939年初，中日两军围绕守卫与攻占南昌城在赣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争夺战。3月至5月，日军5个师团12万人从赣北进犯南昌，攻势极为猛烈。赣北属于第9战区，中国守军为本战区所属的4个集团军10个军33个师，计20万人。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罗卓英以战区前敌总司令的名义负总责，是中国军队的总指挥。

　　此役中，黄埔军人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黄埔昆明分校总队长；代总司令高荫槐，黄埔昆明分校副总队长； 参谋长赵锦雯，黄埔官佐）、第30集团军（参谋长宋相成，黄埔官佐）；第8军（军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58军（军长孙渡，黄埔昆明分校16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第79军（军长夏楚中，黄埔1期，时用名夏楚钟）；第3师（师长赵锡田，黄埔4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7师（师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76师（师长王凌云，军校高教班3期）、第77师（师长柳际明，黄埔教官）、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3期）、第98师（师长王甲本，黄埔高教班3期）、第118师（师长王严，黄埔3期）、第141师（师长唐永良，黄埔教官）、第179师（师长丁炳权，黄埔1期）、新16师（师长吴守权，黄埔6期）、预9师（师长张言传，黄埔2期）、预10师（师长方先觉，黄埔3期）等。

　　这次会战，从3月17日开始到5月9日结束，中国军队奋勇抵抗，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51328人，仍没有守住南昌。但此役给予日军重大杀伤，毙伤日军24000余人，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使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军事当局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重创中国军队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在广袤的国土上继续进行抗战，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此役在抗战史上被认为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交锋，既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系列会战的前奏，为以后中国军队会战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十）长沙会战

　　武汉会战和南昌会战，最终虽然以武汉、南昌失守结束，但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第11集团军调兵遣将，集中步兵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中国军队第9战区主力。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日军先后3次进犯湖南长沙地区，每次使用兵力约12万人。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为14个军，发起大会战，共歼敌13余万人。

　　在3次长沙会战中，任职军长、师长指挥部队作战的黄埔军人有：李玉堂（黄埔1期）、夏楚中（黄埔1期，时用名夏楚钟）、张耀明（黄埔1期）、关麟徵（黄埔1期）、陈沛（黄埔1期）、罗奇（黄埔1期）、覃异之（黄埔3期区队长）、王耀武（黄埔3期）、傅仲芳（黄埔高教班4期）、古鼎华（黄埔4期入伍生队长）、郭汝瑰（黄埔5期）等。

　　第一次会战时，战场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展开。黄埔军人关麟徵、张耀明、陈沛、罗奇、覃异之等率部集中在湘北作战，首先取得了湘北大捷。

　　日军的3次进攻长沙，均被中国军队击退到原阵地。

　　（十一）桂南会战及昆仑关大捷

　　1939年年底，日军发动桂南作战，占领桂南重镇南宁和战略要地昆仑关。1940年2月，日军自南宁进犯宾阳，桂南会战首先在昆仑关打响。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完全是防御作战，而昆仑关战役是一场攻坚战，防守者是日军的王牌钢军——坂垣师团。此次会战，日军共调集4个集团军计25万人，应战日军4万余人。

　　昆仑关大捷是桂南会战中的经典之战，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是杜聿明（黄埔1期）第5军的郑洞国（黄埔1期）、邱清泉（黄埔2期）、戴安澜（黄埔3期）3个师。杜聿明是中国第一个装甲兵团的团长，他任军长的第5军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独一支军级全机械化部队，所辖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第200师，号称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师，师长戴安澜，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会战；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参加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由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担任夺取昆仑关的主攻任务。郑洞国率领的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戴安澜率领的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荣誉第1师正面战斗；邱清泉率领的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进到南宁以北，以截断昆仑关之敌。经过反复争夺血战，中国军队夺回昆仑关，以伤亡1.5万人的代价，全歼日军坂垣师团12旅团，重挫日军，大扬中国国威。戴安澜在坚守昆仑关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后国民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

　　由黄埔军人指挥参加桂南会战的中国军队还有：第２军（军长李延年，黄埔1期）、第6军（军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９师（师长郑作民，黄埔1期）、第49师（师长李精一，黄埔2期）、第76师（师长王凌云，黄埔高教班3期）、第92师（师长梁汉明，黄埔1期）、第93师（师长吕国铨，黄埔2期）、第99师（师长高魁元，黄埔4期）、第118师（师长王严，黄埔3期）、预２师（师长陈明仁，黄埔1期）等。

　　此期间，黄埔军校第4分校（广州分校）全体官兵奉命编组为第120军，辖2个师，参加桂南会战。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迁移到贵州独山。6月，第17期新生入伍，成立两个总队，共2629人。7月，奉命实施乙种编制。该分校申请招考海外侨胞青年子弟回国受训，专请侨务委员会及战时驻东南亚各国领事馆负责招生，计招学生254人，成立了华侨大队。1944年8月，桂林、柳州一线战局紧张，本分校奉命组织黔桂边区防守司令部，其组成由本分校优秀官佐充任，官兵沿黔桂边区各要隘地区修筑防御工事，完成任务后转移到贵阳附近的湄潭县作为新校址。本分校两次参加抗日作战，3次迁移校址，对学生完成学业影响甚大，但这批黄埔毕业生也在抗日战火中得到了独特的实战锻炼。

　　（十二）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此役，同时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20万民兵，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敌占主要交通线开始总破击，至12月5日胜利结束。历时3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790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8407人，缴获多种炮53门，多种枪5800余支，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破坏车站、桥梁、隧道共260多处，使正太路中断1个月之久。黄埔师生聂荣臻（黄埔教官）、徐向前（黄埔1期）、陈赓（黄埔1期）、倪志亮（黄埔4期）、李运昌（黄埔4期）、程子华（黄埔武汉分校6期）等参与指挥了这次战役。

　　此役中，聂荣臻组织指挥了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的破袭战。同月，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与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后由邓小平担任）并肩指挥作战，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之前，徐向前还参与指挥了广阳、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徐向前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南部，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徐向前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还有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而转战平汉路中段、晋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参与本师作战指挥，后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员、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李运昌在1938年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坚持冀热边游击斗争。程子华在1939年任冀中军区政委，与吕正操把当地的抗日武装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总结和推广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指挥冀中军民打破了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1943年秋，聂荣臻回延安，程子华担任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十三）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

　　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后，美英两国和中国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结成联盟。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打通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国际交通线——中印公路，抗击日本对云南和友邻缅甸的入侵，中英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开始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史学界通常把1942年1月至1945年3月缅甸防御战期间入缅援英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进行滇西反攻战役的中国军队，三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其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有1.2万余人，占参战部队军官总数的70%以上，这个比例在抗战期间历次参战部队中是最高的。排查远征军每位团级以上军官的履历，现在至少可列出125位出身于黄埔军校，还有大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分配到营、连、排一线部队任指挥官。其中，军级将领出自黄埔军校的比例最高，占67%，黄埔1期生最多，有13人，占43%。师级指挥官出自黄埔军校的占60%，团级军官占近40%；师、团级军官多毕业于第6期，师级占31%，团级占39%。大部分毕业于步兵科，年龄多在35至45岁。

　　远征军中的军级以上黄埔军人有30多位，他们是：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黄埔军校原战术总教官），第1路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黄埔1期），第1路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第66军军长张轸（黄埔4期战术总教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黄埔1期）。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还有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宋希濂（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继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20集团军总司令）、梁华盛（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何绍周（第8军军长）、钟彬（第71军军长）、陈明仁（继任第71军军长）、史宏烈（第6军军长）、甘丽初（继任第6军军长）、胡素（新编第1军副军长）。还有南京黄埔军校高教班3期生王凌云（第2军军长），黄埔2期生方天（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钟松（第2军副军长）、成刚（第11集团军参谋长），黄埔3期生张金廷（第2军副军长），黄埔4期教官叶佩高（第54军副军长）；黄埔4期生阙汉骞（第54军军长）、李弥（第8军副军长）、叶佩高（第54军副军长）；黄埔6期生廖耀湘（新编第6军军长）、傅亚夫（第6军参谋长）、刘廉一（第54军参谋长）、冯宗毅（第71军参谋长）、刘建章（新编第1军参谋长），黄埔武汉分校6期生魏汝霖（第20集团军参谋长），黄埔7期生欧阳春圃（第11集团军高参），黄埔长沙分校生段麓荪（新编第6军参谋长）等。

　　入缅之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一手建立的第200师已扩充为第5军，配备炮战车59辆，枪战车55辆，各型汽车1000辆。他手下的得力战将几乎都是黄埔系出身，主要有荣誉第1师的郑洞国（黄埔1期）、第22师的廖耀湘（黄埔6期）和接任第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黄埔3期）。黄埔军校前8期学生在远征军中任师、团级指挥员的有70多人，如戴安澜、胡义宾、刘放吾、潘裕昆、顾葆裕、高吉人、陈克非、龙天武、李鸿、郑庭笈、凌则民、李涛等。戴安澜、刘放吾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42年3月7日，黄埔3期生、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率部到达缅甸同古，协同英军作战，遭日军重兵围攻，激战12昼夜，“日军死五千，伤不胜数，遗尸遍野”。远征军最后被迫放弃同古，突围北撤，戴安澜师长和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后来在撤退途中光荣殉国。4月中旬，仁安羌方面英军情况紧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急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求援。新编第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黄埔6期生）率部驰援，激战3昼夜，击溃数倍于己之日军，成功救出被困英军、英军被俘官兵、英美传教士、记者和家眷等7500余人，史称仁安羌大捷。

　　8月初，中国远征军分别撤至印度及滇西集结。从缅甸撤至印度境内的远征军，在兰姆加集中进行训练，同时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此后陆续补充兵员，空运至印度进行训练，先后成立了新1军、新6军。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经过1年多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赢得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战役的胜利，并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从缅甸撤至滇西的远征军，经过整编、补充和训练，于1943年4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1月中旬，中国远征军进攻于邦，展开了缅北会战。

　　1944年5月11日，为了打通中印公路，这条被视为中国抗日战争“生命线、输血管”的国际援华唯一通道，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天险、翻越高黎贡山，向占据在腾冲的侵华日军发起反攻。时任第198师师长叶佩高（黄埔原军事教官）指挥所部在桥头、马面关成功奇袭日军，打开了远征军全局胜利的契机。后因这一战功，国民政府授予第198师陆海空最高集体荣誉奖“飞虎旗”。松山战役中，由于日军在此地经营时间较长，据点极为坚固，易守难攻，远征军在6月到9月的时间内，先后发动9次攻击，轮换4个师参战，最后以伤亡1万余人的高昂代价全歼守敌，其战斗之惨烈，被日军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的“玉碎之战”。战斗中，所有团长都亲率步兵冲锋，多数受伤。战后，第8军军长何绍周（黄埔1期）、荣3团团长赵发毕（黄埔9期）获青天白日勋章；由黄埔生熊绶春、陈永思、谭国铎分任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的第103师获国民政府陆海空最高集体荣誉奖“飞虎旗”。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中国正面战场第一次大反攻并获得了彻底胜利，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后方基础。这一胜利，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援物资的封锁，也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从而减轻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

　　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投入中缅印战场约40万大军对日作战，伤亡近20万人。日本在中缅印战区投入兵力总计30余万人，被歼18万余人。在这场悲壮的远征作战中，大批黄埔军人为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浴血奋战，扞卫了中国军人的尊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十四）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初，日军调集7个师团约10万兵力进犯湘鄂西的常德地区，中国军队集中第6战区和第9战区的16个军43个师约21万兵力迎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12月20日，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计毙伤日军联队长、师团长以下4万余人（毙1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

　　参加此役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师级以上指挥官有40余人，所指挥的部队主要有：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1期）、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黄埔1期）、兵团（司令兼第74军军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10军（军长方先觉，黄埔3期）、第18军（军长罗广文，黄埔教官）、第30军（军长池峰城，黄埔高教班2期）、第44军（军长王泽浚，黄埔高教班6期）、第59军（军长刘振三，黄埔高教班2期）、第66军（军长方靖，黄埔潮州分校2期）、第75军（军长柳际明，黄埔教官）、第79军（军长王甲本，黄埔高教班3期）、第86军（军长朱鼎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99军（军长梁汉明，黄埔1期）、第100军（军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3师（师长周庆祥，黄埔4期）、第5师（师长李则芬，黄埔5期）、第11师（师长胡琏，黄埔4期）、第18师（师长覃道善，黄埔4期）、第51师（师长周志道，黄埔4期）、第57师（师长余程万，黄埔1期）、第58师（师长张灵甫，黄埔4期）、第63师（师长赵锡田，黄埔4期）、第77师（师长郭汝瑰，黄埔5期，代师长韩浚，黄埔1期）、第92师（师长艾叆，黄埔4期）、第98师（师长向敏思，黄埔4期）、第121师（师长戴之奇，黄埔潮州分校2期）、第185师（代师长李仲辛，黄埔6期）、第190师（师长朱岳，黄埔3期）、第194师（师长龚传文，黄埔高教班3期）、第199师（师长周天健）、暂5师（师长彭士量，黄埔4期，阵亡）、暂6师（师长赵季平，黄埔4期）、暂7师（师长王作华，黄埔2期）、暂35师（师长劳冠英，黄埔5期）、暂54师（师长饶少伟，黄埔6期）、预10师（师长孙明瑾，黄埔6期）等。

　　第74军第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长达15天之久，最后仅剩200余人还能战斗。师长余程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本师第169团团长柴意新（黄埔3期）在全团仅剩12人、弹药告罄时，仍临危受命率部掩护师长等突围，壮烈牺牲。余程万师长率部200余人突围，最后仅剩83人。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3位师长和叶迪、柴新意2位团长及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生牺牲。翌年9月8日，国民政府追赠柴意新为陆军中将，以表彰其抗战功绩。

　　常德保卫战以酷烈、惨胜而着名于抗战史。战后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目睹常德战场废墟景象，写道：“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口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此役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会战之一，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有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

　　（十五）东北抗日联军作战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地区顽强地坚持了多年的艰苦卓绝武装斗争。在东北抗联中，包括东北中共地下党军事领导人，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军人现统计有16人：

　　杨林，原名金勋，化名毕士悌、杨宁，朝鲜族。1924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6期炮兵科毕业后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第3期上尉队长，参加东征。任叶挺独立团第3营营长时，参加北伐。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任东满特委军事部长；1931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此时改名杨林），创立“磐石工农义勇军”（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前身）。1932年7月，到江西中央苏区任红1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干部团参谋长。长征结束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1936年2月，在开赴抗日前线的东渡黄河战役中牺牲。

　　崔庸健，朝鲜族。1923年，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25年5月至1927年11月，任黄埔军校教官、第5期区队长，参加东征。黄埔时期用名“崔秋海”。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由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地区，时用化名金志刚，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4月，成立饶河工农义勇军，时用化名崔石泉，历任队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抗联第7军军长、第2路军总参谋长、野营教导旅参谋长、中共东北党委书记。1945年，回朝鲜任保安局局长，后任朝鲜人民共和国次帅、共和国副主席、最高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1976年，病逝于平壤。

　　赵尚志，化名李育才。1925年冬，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1926年5月，因对蒋介石策动的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不满，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要求，回到哈尔滨市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3军军长、第2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42年2月，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毕业。1927年9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领导哈尔滨市电车工人罢工运动。曾任中共珠河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东北抗联第3军第2团政委等职。1935年11月，在对日作战中负伤被俘；1936年8月，在珠河英勇就义。

　　李秋岳，杨林夫人。原名金锦珠，别名张一志、柳明玉，朝鲜族。1926年3月，在广州曾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宣传队、平定滇桂军叛乱等军事斗争。1927年6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毕业。后随杨林到东北地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部部长、珠河中心县委铁北区委书记、通河特别支部书记等职。与黄埔同学赵一曼同为珠河抗日游击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东北游击区着名的抗日女英雄，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李黑子”，与赵一曼并称为“黑白二李”。1935年，在通河县被捕，后被日军杀害。

　　潘庆由，原名李起东，化名潘向允、老潘，朝鲜族。东北抗联创建者之一。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局组织部长等职。1933年，在珲春县牺牲。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提及对他早期革命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有3位，其中之一就是鼓励他树立朝鲜人“主体意识”的潘庆由，书中写道：“在我的抗日革命历程中，像见到潘省委时那样，就朝鲜革命的命运和路线问题坦诚、认真、热烈而又深入地进行讨论的，恐怕只有这一次。潘省委对于革命，是个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理论家……自从见到了潘省委以后，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既要有实践家、也必须有能够引导和驾驭实践的理论家。”当年43岁的潘庆由鼓励刚刚20岁出头的金日成，“希望你做一个朝鲜的胡志明”，这话在10余年后变成了现实。

　　李仁根，别名张秋，朝鲜族。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曾任汤原游击总队参谋长等职，1935年，因“民生团”事件被错误杀害。

　　李成林，原名金东植，化名金大伦、孙靖海，朝鲜族。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东北抗日救国军宣传部部长、黑龙江省密山县委宣传部长、勃利县委书记等职。1936年6月，在勃利县对日作战中牺牲。

　　曹基锡，又名曹永勋，朝鲜族。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期别待考），毕业后回东北地区组织抗日军事斗争，曾任中共延吉区委员会书记等职。1932年，在延吉县被日本军警杀害。

　　申春，又名梁道益，朝鲜族。1927年，加入朝鲜共产党，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曾随黄埔军校特务营第2连参加广州起义。后回到东北地区，组织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建立抗日游击队，任总指挥。后任中共延吉县委军事部长、珲春县委军事部长等职。1934年被捕，后在延吉监狱被日本军警杀害。

　　张适，原名张来顺，字适斋，曾用名张弓、张有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毕业。参加广州起义，任营党代表。1930年，到东北地区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委员、满洲省委巡视员、绥化县四方台特别支部书记、北满抗日义勇军参谋长、奉天（今沈阳）特委书记、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哈尔滨；1957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宋国瑞，原名宋振邦，号祥斋，又名宋琦，化名宋士宣、王任恒、任怀良、王敏。1926年，入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习；1927年6月，毕业后回山东省，历任中共高密县执行委员、县委书记。1929年，调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巡视员、东满军委书记、北满特委书记。1933年，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

　　朴勋，朝鲜族，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曾参加广州起义。后回东北地区，参加抗联军事领导组织工作。1932年，参加创建汪清地区游击队的工作。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称朴勋为“军事顾问、教官”，任职及其后情况不详。

　　陈公木，朝鲜族。1918年，朝鲜釜山商业学校毕业。次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辗转来到中国。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考入上海惠灵英语专门学校；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6期，后转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7月，赴吉林磐石县任中国朝鲜人同盟庶务部长。后任朝共满洲总局组织部长、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安图县委书记、延吉县委书记。1931年4月，在延吉县被捕，押往朝鲜汉城监狱。1935年，在狱中牺牲。

　　李向之，原名李世荣，别名李一民、李玉名、魏有才。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后考入上海法学院。1932年，到东北地区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6年，任东北特别支部书记，后任平西“东北抗日游击总队”第2路军政委、第1游击总队政委、联合县长等职。1958年，任吉林民革副主席、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1976年病逝。

　　全光，又名吴成伦，朝鲜族，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考）。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1941年，投敌叛变，同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八路军处决。

　　（十六）豫湘桂会战

　　日本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是日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的大规模攻势。此役分为三个阶段：攻守河南中部的豫中会战（含豫南平原作战）、攻守长沙的长衡会战（又称衡阳保卫战）、攻守桂林与柳州的桂柳会战。日军投入41万士兵、800辆战车、近7万匹战马，在纵深2400公里的战线上发动攻击。此役是抗战以来日军动员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为104个师，也是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大会战，并且损失惨重。

　　此役中，黄埔军人指挥的部队有7个集团军（兵团）、20多个军、30多个师。

　　集团军（兵团）：第8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黄埔1期）、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黄埔1期）、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黄埔1期）、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黄埔1期）、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黄埔1期）、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黄埔1期）、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黄埔1期）；独立兵团（总司令刘戡，黄埔1期）等。

　　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黄埔3期）、第13军（军长石觉，黄埔3期时用名石世伟）、第14军（前军长张际鹏，黄埔1期）、第27军（军长周士冕，黄埔1期）、第29军（前军长马励武，黄埔1期）、第29军（后军长孙元良，黄埔1期）、第37军（军长罗奇，黄埔1期）、第38军（军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57军（军长刘安祺，黄埔3期）、第62军（军长黄涛，黄埔6期）、第78军（军长赖汝雄，黄埔2期）、第79军（军长王甲本，黄埔高教班3期）、第85军（军长吴绍周，黄埔高教班5期）、第89军（军长顾锡九，黄埔2期）、第93军（军长陈牧农，黄埔1期）、第97军（军长陈素农，黄埔3期）、第98军（军长刘希程，黄埔1期）、暂2军（军长沈发藻，黄埔2期）、暂4军（军长谢辅三，黄埔潮州分校1期）、骑兵第2军（军长廖运泽，黄埔1期）。

　　师：第4师（师长蔡剑鸣，黄埔3期）、第17师（师长申及智，黄埔4期）、第20师（师长赵桂森，黄埔6期）、第22师（师长谭乃大，黄埔4期）、第27师（师长萧劲，黄埔6期）、第44师（师长姚秉勋，黄埔3期）、第47师（师长杨蔚，黄埔4期）、第54师（师长史松泉，黄埔6期）、第55师（师长李守正，黄埔4期）、第65师（师长李纪云，黄埔3期）、第83师（师长沈向奎，黄埔4期）、第85师（前师长王连庆，黄埔1期）、第85师（后师长陈德明，黄埔4期）、第91师（师长王铁麟，黄埔5期）、第97师（师长胡长青，黄埔4期）、第98师（师长向敏思，黄埔4期）、第109师（师长戴慕真，黄埔6期）、第110师（师长廖运周，黄埔5期）、第157师（师长李宏达，黄埔6期）、第167师（师长王隆玑，黄埔3期）、第177师（师长李振西，黄埔6期）、新29师（前师长吕公良，黄埔6期）、新29师（后师长刘汉兴，黄埔4期）、暂14师（师长李鸿慈，黄埔4期）、暂第16师（师长吴求剑，黄埔3期）、暂30师（师长洪显成，黄埔1期）、暂51师（师长史宏熹，黄埔2期）、预3师（师长陈鞠旅，黄埔5期）、预10师（师长葛先才，黄埔6期）、预11师（师长赵琳，黄埔3期）、炮兵指挥部（总指挥彭孟缉，黄埔5期）等。

　　仅就师级主官看，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师长的主力师数量占本次会战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军事主官的连、排级部队则占到了部队官佐的70%以上。从这次会战中黄埔指挥官在战场上所占比例的一个侧面，可看到在整个抗日正面战场上黄埔指挥官所占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此役中的衡阳保卫战，从6月22日开始到8月7日为止，中国参战部队共有13个军，由黄埔军人任军长的就有12个军。第10军坚守城池47天，为抗战以来固守时间最长的一次守城战。这次作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中国军队伤亡9万余人，日军伤亡6.6万余人，其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中将和其参谋长原真三郎以及志摩原吉旅团长被击毙。

　　本次会战的8个月中，日军总计伤亡30余万人（亡2.4万人）。中国军队总计伤亡50余万人，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中国军队由于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兵源不继，面临的情况颇为危急。蒋介石命令成都黄埔本校和各地分校做好准备，决定以即将毕业的第19期学生为排长，把军校毕业生编为两个师，并令经理处准备3个月的粮秣，准备打游击战。1945年4月初，在全国反攻日军前夕，因前线急需干部，第19期学生多次奉命提前结业，将全部课程提前考试完毕，准备随时离校，开往抗日前线。为配合抗战总反攻，适应抗日前线军官补充的要求，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决定第19期所有学生提前毕业，奔赴抗日战场。

　　（十七）龙虎关大捷

　　此役是豫湘桂会战之衡阳保卫战的外围重要作战。1944年5月15日，黄埔军校第6分校奉军训部命令，开赴龙虎关对日作战。本分校主任甘丽初（黄埔1期）集合全校师生作战备动员报告，宣布参加着名的龙虎关战役。黄埔师生成建制地整体开上前线直接对日作战，唯有这一次，成为黄埔军校史上独特的抗日壮举。

　　龙虎关位于湖南与广西两省交界处，是保卫广西的第一道防线。5月18日晨，本分校师生兵分两路出发：一路以第11总队第7、第8队为主，途经临桂、大墟；另一路以第9、第10队及练习营为主，途经良丰、白沙、阳朔。21日，两路师生同时进抵总指挥部所在地恭城，甘丽初任总指挥官，教育处长张广君任参谋长，教育处教官大部分安排为作战参谋、联络参谋，一部分派作情报、后勤补给、军需等工作。学校军医处改作野战医院。本分校第19期第11总队回民大队的学生，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即投入此役，与众将士一起共同阻击上万日军的进攻，写下了回族黄埔学生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军校第6分校专设有回民大队，号召回族青年报考入学，学生信仰伊斯兰教，深受《古兰经》和穆圣“侵略者必败，杀人者必遭被杀”的教导，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本分校师生在龙虎关战役中激战至6月22日凌晨，奉命转移，将剩余枪支弹药和部分军需补给运抵龙围山区，留下练习营部分官兵配合当地民兵组建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分校学生队师生途经恭城、莲花、二塘，向平乐进发，将该地区防务移交第4战区张发奎部。

　　时《广西日报》《扫荡报》《云南日报》等，均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龙虎关大捷”的消息称：“侵犯龙虎关的日寇遭到我军校师生英勇阻击，3天共歼灭敌人300余人。”

　　（十八）湘西会战

　　又称雪峰山战役、雪峰山大捷、芷江作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1945年初，日军在印缅战场、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处于强弩之末，但侵华日军仍作垂死挣扎。4月9日，日军调集8万兵力向湘西进犯，中国军队在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下与敌鏖战两个月。双方参战总兵力共28万余人（日军5个师团，中国军队9个军26个师），战线长达200余公里。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主战场，选择在了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6月7日，此役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日军伤亡2.7万人，中国军队伤亡2.66万人。此役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再发动攻势，不过数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黄埔军人在此役中指挥的部队有：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1期），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黄埔1期），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1期），第18军（军长胡琏，黄埔4期），指挥第11师（师长杨伯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第18师（师长覃道善，黄埔4期）、第118师（师长戴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第73军（军长韩浚，黄埔1期），该军指挥第15师、第77师（师长唐生海，黄埔3期）、第193师（师长萧重光，黄埔6期）。第74军（军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指挥第51师、第57师（师长李琰，黄埔高教班5期）、第58师（师长蔡仁杰，黄埔5期）、暂6师（师长赵季平，黄埔4期）、第196师（师长曹玉珩，黄埔4期，时用名曹森）。第94军（军长牟廷芳，黄埔1期），该军指挥第5师（师长李则芬，黄埔5期）、第43师、第121师（师长朱敬民，黄埔6期）。第100军（军长李天霞，黄埔3期，时用名李耀宗），指挥第19师（师长杨荫，黄埔4期）、第51师（师长周志道，黄埔4期）、第63师、第86军第13师（师长靳力三，黄埔4期，时用名靳希尚）。新6军（军长廖耀湘，黄埔6期），该军指挥第14师（师长龙天武，黄埔4期），新22师（师长李涛，黄埔6期）、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廖耀湘兼）等。

　　由以上各级指挥官履历，可看到黄埔第1期毕业生在抗战末期已升任集团军、军职，黄埔前6期毕业生已经多任师职指挥官。黄埔前14期毕业生多任营、团职军官，前19期毕业生多任排、连职军官。在14年的长期抗战中，黄埔军校师生主要分布在中央军和一些依附于中央军的部队中。

　　除以上所述历次作战外，中国军队在全国各地还进行了一系列会战。黄埔军校师生比较集中地参与指挥的着名会战主要还有：1940年5月至6月的枣宜会战，1941年5月的中条山（晋南）会战，1942年5月至8月的浙赣会战，1943年5月至6月的鄂西会战等。随枣会战、上高会战、抗战末期的局部反攻等，也多有黄埔军人参与指挥。黄埔军人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几乎是无役不予，并且战绩颇佳。如较为突出的黄埔军人是第3期毕业生王耀武，他在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1941年率第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2次、第3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5年指挥了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

　　1945年9月9日9时，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签署向中国投降书，中国接受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经20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9条，由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签署。签字地址即在黄埔军校原南京本校的大礼堂内。“九”为数之极，在华夏文化中有着特别的意义，黄埔军校内的“三九”之月之日之时，成为中国人民“光荣与胜利”的喜庆时刻。

　　那个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1939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4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196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20周年之际，日军退役中将吉田在东京发表文章说：“中日之战，日军之败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20余万受过黄埔教育之军官的英勇爱国力量，未有足够的估价。”昔日战场上日军将领，对黄埔军人有着客观的认识和比较中肯的评价。

　　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黄埔军人担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大任，挺起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脊梁。一部中国抗战史，黄埔将领这个群体的英名处于显赫位置，成为支撑这场空前惨烈的持久战的重要基本军事力量。“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次战役，无不洒有黄埔将士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留下黄埔将士的骨。抗战中牺牲的黄埔英烈，将在本刊下期再作专题叙述。黄埔将士抗战意志之坚定，战斗士气之高昂，令人敬佩。他们的英勇悲壮，铸就了黄埔军魂，唱响了气壮河山的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