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黄埔军校的历史

——1984年主编《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纪实

　　还有一点儿余热

　　1952年，王振乾同志是55军政委，我的老上级。他后来由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国务院六机部工作。他就住在军报社附近，我常去看望他。

　　1984年国庆节前夕的一天，王振乾对我说：“看起来，你的病情基本稳住了，还可以考虑做点事儿。”原来，这年6月，黄埔军校60年校庆，正式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徐帅（徐向前）亲任会长，聂帅（聂荣臻）、许德珩副委员长任顾问。程子华任副会长。我认识的孙儒，原是55军的一名青年干事，也在同学会工作。孙儒同志跟王振乾说，黄埔同学会要编一个大型纪念册，很需要一个领头的人，他希望王振乾劝我去。我的思想顾虑较大。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医院复查。只怕劳累多了引起病情反复，前功尽弃。王振乾说，中央有关领导很重视这个黄埔军校同学会。这是根据中央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办起来的。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听说，会名曾报了三个，名前都冠有“中华”或“中国”。报到徐帅那里，徐帅说，不必冠以“中华”、“中国”字样，就叫黄埔军校同学会。徐帅就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他说，现在我们黄埔同学有在国民党的，有在共产党的；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的。所以，吸收会员不分党派职业，不分前期后期，不分大陆台湾，不分海内海外。只要是黄埔同学，谁参加都欢迎。大家在一起，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再做贡献。黄埔同学会成立的消息刚公布，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总任务是：把经济搞上去，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王振乾说，当务之急是编一部黄埔军校60周年纪念册。老政委这样劝我，孙儒这样热情邀请我，我当即就同意了。我还有点余热，就让它发一点光吧！

　　老政委听我答应得痛快，笑着说：“不错，你还有点老兵味道！”接着，他又说：“你主要是多出出主意，把把关，军报社笔杆多，退下来的、身体好的，可以推荐一两个一起去。”我就选了王点，王点和王振乾、孙儒也很熟。解放战争末期，王点做过随军记者，是军报的老编辑，离休也快半年了。我和他过去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回来跟王点说，王点高兴地答应了。

　　10月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派孙儒来到我家，交给我一项具体工作：负责编辑出版一本《黄埔军校60周年纪念画册》。这项工作是在前天的理事会上决定的，由程子华、侯镜如具体领导、实施，要求质量高、内容好、印刷美，准备向国外发行，而且要在年底前出版。徐帅和邓颖超大姐都十分关心这件事，中央统战部杨静仁部长对此画册要求很高、很急。这是一项硬任务！

　　孙儒传达说，黄埔军校同学会有关领导认为，军报退下来的人才多，你们都是老报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同学会的领导都很放心。这是给我们打气、鼓励。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一是我身体还不算好；二是对黄埔军校的历史是个空白，必须从头学起；三是时间太紧迫。对这些困难，我只字未提。我像一名新兵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我只觉得时间太紧，年底恐难以按时出版。

　　当即，我提出工作程序：先定下编辑方针、内容、涉及范围、印刷装帧要求等等。并决定去广州看看黄埔军校展览、收集史料，在京请有关专家讲讲校史。第二天，孙儒又来谈这件事。我们商量了大致框框，先以同学会名义写一请示报告，由王点起草。王点是个快手，傍晚就写出来了。又过了一天，孙儒来取报告了。我修改过半，剩下一段和他一起推敲后，他就拿去打印，正式报有关领导审批。

　　孙儒取走“报告”后第三天，天气转冷。我因体虚，怕冷，很难受。这天午后，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程元来看我，纪念册由他具体抓。他身材魁梧，颇有军人风度。1949年，他随父亲程潜在湖南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后加入我人民解放军步兵215师，历任团长、副师长，60年代光荣加入了共产党。“文革”中挨了许多整，1980年恢复工作，调任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我们过去曾在21兵团工作过，虽见面不多，但今日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们推心置腹谈及了“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加深了相互了解。我们都说，现在经过拨乱反正，错误的东西被清算了，方向正了。改革开放的局面已展开，我们都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程元说，他主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日常工作，自感重任在肩，很希望做成几件事。他透露：台湾那边已出版了一本纪念黄埔军校60周年的大型画册，严重歪曲了黄埔军校历史。所以，中央急于编辑出版纪念册，要正本清源，越快越好！程元很谦虚，说搞纪念册这种事，他是外行，很需要军报的一些老报人帮助。

　　程元直率、坦诚、健谈。我觉得他雄心勃勃，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他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和祖国统一大业联系起来，决心大干一番。提及正本清源，更是劲头十足，情辞恳切。他的来意已不言自明：既是到军报社来搬援兵，也是来给我们加油。我再三保证一定把纪念册这件事办好。

　　历史的价值：真实

　　说干就干！我们于11月15日飞抵广州。

　　参加编辑组的人除我和王点以外，还加了《人民画报》社的过继新同志。他是专搞摄影的年轻人，我和王点都叫他小过。有王点这员主力，又有了小过和画报的支持，我们这件事就更好办了。

　　此前，我们三人对黄埔军校的历史都没有接触过。因此，我们对纪念册的编辑，也还没有框框、套套。从治学、修史的角度讲，这或许正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只有一个原则：第一位是保证真实！历史记录是否有价值有生命，取决于它是不是真实的！

　　11月18日，我们登上了黄埔岛，直奔黄埔军校旧址。我们先看了校史展览，又参观了孙总理纪念塔和东征、北伐战争烈士纪念塔。校史展览只有一个大厅和一间小屋，实物展品甚少，主要是照片、书刊和统计资料。内容比较精，布展紧凑。黄埔军校创建的三位领导人——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的像放在前边，尔后是军校各部门领导人的照片，其中有国民党，有共产党。不管他们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和今天抱什么政治立场，对我们共产党是什么态度，校史展览尊重历史事实，都保留了他们当年的地位。

　　认真研究各种历史文件、书报，对我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许多事实是我过去不曾闻见和知晓的。我们见到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证书》上，清晰地印有“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图案，也许容易被忽略，但这确实是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象征。再看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名单，和1924年7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会代表签名录，里边都有毛泽东等中共党员的名字，这是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进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有力证据，也是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先生《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等大量历史文件，更深刻阐述了孙中山总结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以“创立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为目的，创办黄埔军校的大思路。还有大量史料，详细记载共产党选派大批优秀党员来到黄埔军校工作，有的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则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对于军校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周恩来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结合革命军实际，学习苏联红军经验，创造和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为确保黄埔军校的政治方向，为黄埔学生军在多次战斗中英勇杀敌、不断取得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注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校长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1925年12月5日）的序文中也热烈赞扬了国共两党同志的合作，从而保证了各次战斗的胜利。其中，还点名赞扬了蒋先云等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许多共产党员……

　　如果说，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此前在我脑子里仅仅是一种认识，一个论断；而现在，面对我自己所见的大量真实的历史见证，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历史真实，是不可抹煞的。国共两党的革命先烈在同一战壕里并肩战斗，在同一墓穴中埋骨，此为中华民族大义的集中体现。

　　我和王、过二人在广州市内奔忙。跑省档案馆、省革命历史博物馆、省委统战部、黄埔军校学生家……见了资料有抄有复印。有时在一处地方一泡就是多半天，连水也不喝一口。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打捞一条装满了珍宝的沉船，很有意思。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为我们复制了一套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历史照片（1924年—1927年），共190幅。虽然清晰的不很多，但很宝贵。

　　我和王、过二人拜访陈明仁将军之子陈扬剑，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陈明仁是黄埔1期学生，曾官至国民党兵团司令。1949年和程潜在湖南起义。后任我军21兵团司令员、55军军长，1974年病逝。陈扬剑也是黄埔19期学生，已63岁，是广东省政协参事。他高度评价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拿出他父亲和他全家的照片任我们选择。我们挑选了1949年秋，毛泽东、陈毅和程潜、陈明仁等人游天坛的照片。我觉得这次拜访收获是大的。

　　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和较多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经过讨论，初定下了《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编辑提纲。编辑思路、结构框架及图片、文字内容，都做了大致安排。我要快手王点执笔，我审定。最后，拿到广州军区《战士报》打印，复印15份。《战士报》领导都是熟人，一分钱也没收。我想，带着这个编辑纲目回到北京，就分送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导审定，然后照章办事。

　　历史的价值：还是真实

　　10月31日飞回北京后，只歇了一天。我先去向黄埔军校同学会程元副秘书长汇报广州之行。程元听了很激动。我还建议加强黄埔军校校史研究工作。我说，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研究。黄埔军校同学会把这项工作做好，十分重要。内容也很丰富，大有作为，够我们这些人干一辈子。程元对我们的广州之行给予热烈赞赏，对我的建议他很感兴趣。他安排我们第二天向侯镜如副会长汇报，讨论纪念册的编辑提纲。

　　对于侯老，我早闻其名。侯老时年82岁，头脑清醒，步履稳健，腰不弯背不驼，一看就知老军人出身。我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很谦和，说话有条理。他主持讨论纪念册的编辑提纲，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中间说及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一些言行，他认为纪念册应有所表现（后来，纪念册里全文刊载了蒋介石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可以让后人看看蒋介石背叛了自己的诺言，背叛了革命。他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现在不敢提蒋介石当年说过的许多漂亮话。他们不讲，我们讲。这也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侯老也是蒋介石任校长时的黄埔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他反复说，我曾是共产党员，解放后周总理说你在党外更好做工作。我仍是党外人，大家在一起工作，不要分党内党外，要团结一心，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出一把力嘛！

　　讨论编辑提纲时，与会者发言积极，各抒己见。但是，有的发言、主张，和我们所把握的事实、认识存在较大分歧。我预感到：编辑思想不那么好统一。

　　黄埔军校同学会找到总参杨得志总长批准，在广安门白广路总参第三招待所要了四间房，作为编辑组的办公地点。程元副秘书长又安排几个工作人员，来加强编辑组力量。他们都是黄埔学友，60开外、接近70的老头子。我们就这样紧锣密鼓铺开摊子干起来了。

　　据程元副秘书长传达，黄埔军校同学会编印《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还批给了14万美元作印制费，拟去香港印制。程元还传达了领导同志的指示。徐帅对编辑纪念册的指示，中心是：尊重历史的真实，体现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准确评价黄埔军校的历史作用。特别指出，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为国共两党合作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等等。中央统战部杨静仁部长也指示：编辑出版黄埔军校纪念册，切忌“左”的影响。否则会降低或失去宣传效果。“左”了，不实事求是，净是“革命”词藻，别人不会服。

　　如何在编辑工作中把握好政治方向，体现党的方针政策，我的压力更重了。要确保纪念册政治思想正确。必须加倍努力。我首先抓紧时间定下编辑提纲。还算好，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我们在广州准备的提纲基本通过了。有了它，就有了法规，人人照此办理，以此统一编辑思想。按照已审定的编辑提纲，纪念册的架构分成：一、隆重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二、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三、黄埔师生在抗日前线；四、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等四大部分。我们在编辑组里做了细致分工，各人认真研究已有的资料，并继续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和海外收集、补充资料，多多益善！

　　广东、福建、上海、湖北、江苏等各省市都有人纷纷寄来各种资料。海内外黄埔同学来稿来信也很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字里行间透出对共产党的感谢之情，很多人没有想到黄埔军校60周年纪念活动这么隆重，规格这么高。他们来信来稿中，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当年国共合作的一些感人事迹，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献出余热。程元收到60多位黄埔同学寄来的照片！我还亲自去国防大学和后勤学院拜访了许多老黄埔生。解放后，先后有100多名国民党校以上的军官曾在我军军事院校任教，其中多数是黄埔生。我军高级将领老黄埔学生宋时轮、郭化若、闫揆要等几位老同志，都向我们提供了自己最珍贵的照片。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我采访了黄埔同学、原国民党高级军官王立哉、郑宗怀、张焕琪。他们自1952年起就在后勤学院工作，如今都逾古稀之年，家庭、生活都很幸福。对黄埔生、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郑洞国、文强等知名人士，我们也一一做了访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科学院、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等单位都慷慨提供了珍贵照片和资料；我们还研读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人及黄埔知名人士的回忆录……

　　这么多资料、人物，纪念册当然不可能一一用上，割舍又难。我们只好以“厚积薄发”来宽慰自己。但参与讨论、编辑工作人员中一些有分歧、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却使我们为难。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是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排挤、屠杀共产党员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及两面派的权术认识不足；其次，思想认识上有片面性，一强调和平统一、捐弃前嫌，就不能讲“蒋校长”的罪行，“反革命政变”的性质也要抹煞了。有人主张不要再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写到黄埔师生在抗日前线的浴血奋战，有人提出不要说蒋介石消极抗日；还有人提议：引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一段话，说明黄埔师生的功绩。据说冈村宁次讲过：中国抗日战争全靠蒋校长领导的黄埔师生。也有人说，写黄埔师生参加北伐战争，不要突出叶挺独立团的战功，或者不说独立团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他们的理由是：大家希望国共两党第三次携手合作，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要刺激蒋经国。

　　这些要求、建议、想法，和我们的编辑提纲所确定的原则、思想是不和谐的。我认为不可采纳。前嫌可以捐弃，历史不能涂改。对蒋介石的功罪，历史已有定论。我们的纪念册并不必要谈论蒋介石的功过，但既然写到黄埔军校许多事就与蒋校长有关，就必须实事求是对待历史。不能因为讲团结，就抹煞、歪曲历史真实，误导后人！这个思想、认识的统一，也就是说如何尊重历史真实，花去了编辑组许多时间和精力。面对许多资深的建议者，我告诫自己：要耐心，要说服，要请示上边定夺。对我们编辑组来说，就是忠实于历史真实，否则，决不做！

　　对历史负责：一丝不苟

　　对《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的校审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的愿望是纪念册出版后，政治上、技术上、文字上都尽量使各方人士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

　　黄埔军校刚创办时，只此一家。

　　从1924年到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23期。其中，在黄埔岛办了7期，前6期为国共两党合办。毕业生有据可查的计有：第一期645人，第二期449人，第三期1233人，第四期1654人，第五期2418人，第六期入伍时4400人，毕业生只有718人。从第7期起，蒋介石独自经营。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中，黄埔本校共办了23期，加各分校的入伍生、毕业生，总共约30万人。蒋介石退踞台湾后，1950年10月开始，在高雄凤山恢复陆军军官学校建制，至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1984年）之际，累计已办56期。

　　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认定黄埔同学的范围是：1924年后在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及其分校的学生；在大陆办的1至23期中央军校学生；在台湾办的23期以后中央军校学生；冠以中央陆军学校各种训练班的学生，均为黄埔同学。按此范围，黄埔军校同学会从筹办时起，到正式宣告成立后的短时间内，接纳会员22400多名，又吸收“留美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为团体会员。这就形成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不厌其详地罗列黄埔军校有多少分校、多少毕业生，只是想说明，搞清、搞准这些基本事实也颇费工夫。我们全体编辑人员按照领导的要求，工作中始终坚持严谨、细致的原则。为了经得起检验，在送审校样之前，我提议，专请广州的陈以沛同志来帮我们初审。陈以沛是广东省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门研究黄埔军校历史，发表了不少有水平的论文，还编出了比较准确的“黄埔军校大事记”（1924—1927）。我们去广州收集资料时，他热情陪同我们，介绍了许多未曾见诸报刊的黄埔军校历史情况。他对黄埔军校历史非常热爱，如数家珍。对有的人和事，了如指掌。我们都称他“黄埔通”、“黄埔专家”。这次是通过中央统战部请他到北京来的。他夜以继日地审读我们的初稿，继续帮助我们核实史实，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

　　我们邀请解放军报社已离休的美术编辑、着名画家王宇负责版面设计，希望能为纪念册锦上添花。王宇是个极端认真负责的同志，他从设计到校对印刷，先后为这个纪念册工作了几个月。

　　说起来，我们编辑组真的要过好几关呀！

　　第一关，广泛听取黄埔同学和社会各界朋友的意见。我们把入选纪念册的数百张照片办了一个展览，先邀请黄埔同学观看品评。黄维、邱行湘、赵子安、文强、郑庭笈（均系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运昌、高存信等黄埔老校友，不辞辛劳，相约一起来观摩、审核；同时，还邀请了首都新闻单位的一些同志评看。

　　第二关，黄埔军校同学会主管纪念册的领导，主要由副会长程子华、侯镜如、郑洞国审查把关。

　　这两道关，不仅要把好政治关，保证真实，还对内容安排、结构调整、语言文字推敲、文字图片取舍、详略等，都很严格细致。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是一次严格检验。

　　领导同志每次看后，提出许多修改、调整意见。然后我们理解、消化，修改或重找资料、核实，一次反复就是个把星期。改后，领导还要看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满意为止。有时夜里或节假日，有的领导同志还让秘书转达一些意见或注意事项。当然，我们对各方的修改意见如果有看法，或一下领会不了，或搜集资料确有困难，也可以向领导作解释或提出不同看法。但有个标准，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真实！

　　黄埔同学在抗日前线这一部分，编入了有关平型关大战的内容，因为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是黄埔学生，他指挥这场着名战斗。但我们遇到了一个谜团：即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的数字究竟是多少？我已亲自查了六个材料，说歼敌一千多和歼敌三千多的各占一半。其出处都有权威性。这样，就不得不认真搞准。我们修史，不能以讹传讹，要对千秋万代读者负责。写历史的人必须严肃认真，读历史的人不可轻信盲从。于是，我给军事科学院高体乾副院长打电话，请他嘱咐战史部的同志帮我们查实。第二天早晨8点，我正要出门去黄埔军校同学会，电话铃响了，是战史部一位叫付吉庆的同志来电话。他说，奉高院长指示，给我谈谈平型关大战的歼敌数字。我真敬佩高院长，也敬佩他的部属办事如此认真、快速！付同志说，1938年以来，到1981年，所有公开宣传中，都讲平型关战斗歼敌三千余。但是，当时的战斗情况报告（八路军115师向中央发的电报）报的歼敌数字是一千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实事求是地表明历史事实，便把这个歼敌数字订正为一千余。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年表》更正的。此后，一些刊物、书籍、博物馆就采用这个数字。有的刊物、书籍尚不知情，仍沿用三千余这个数字。正在编辑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也要用“一千余”这个数字。这个谜团总算解开了，我们当然决定采用一千余之数。研究历史真实，要一丝不苟！这也是修史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样的例子，我们编到黄埔同学抗击日寇的淞沪战役，因指挥部成员名单需要核实，我们多次找当事人宋希濂先生求证。几次去他在友谊宾馆的住地，都碰上了“大门神”，后来才知宋先生正在国外。我们只好另辟他途，直到把名单核实为止。

　　在这个审查、修改，再审查、再修改的反复过程中，我们真是夜以继日。中间赶上过1985年的牛年春节，我们编辑组的人都戏称紧张而又充实地度过了一个“黄埔年”！

　　为祖国尽了一份力

　　写到这里，我忘不了程子华同志。程老也是黄埔生，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埔同学会成立后，他被选为副会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程老在黄埔同学中威望很高。这次领导编辑纪念册，他总是从统一祖国大业的全局出发，高屋建瓴地考虑各种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正是他严格把关，对我们又总是循循善诱，使这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得以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运行。

　　牛年春节前夕的一天，程子华去广州向徐帅汇报、请示黄埔同学会工作。他同时带去了纪念册的设计本，请徐帅审查。我觉得这一关可不好过。大约只过了4天，即2月5日，孙儒来电话说，广州方面电告：徐帅已看了纪念册设计本，很满意，很高兴，基本上肯定了内容。徐帅还说，几个月搞成这样不容易，对编辑工作要嘉奖。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几个月的努力，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嘉许。但是，我们还不能庆贺大功告成。因为徐帅还有指示，有重要修改。具体意见同送审稿由辽宁省委书记郭峰顺便从广州带回了北京。

　　紧接着，邓颖超同志、胡乔木同志也看了送审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基本思想、内容、框架都肯定了。邓大姐还欣然同意为纪念册作序。程子华同志从广州回来后，和侯镜如副会长一起，听我谈修改方案。我把徐帅、邓大姐、胡乔木同志的修改意见综合起来，汇报了修改方案，共计十几项主要修改内容。程老当场拍板定下来。

　　牛年春节一过，我、王点、王宇、孙儒等同志就立即上班，集中精力修改纪念册。3月14日一整天，在国家民委招待所（黄埔军校同学会办公处），向程子华、侯镜如、郑洞国三位副会长汇报，并请他们审查纪念册修改稿（二稿）。除个别照片需要调换、个别文字说明需要推敲、补充之外，基本获通过。

　　还要过最后一道关哩！1985年3月24日，纪念册送杨静仁部长转杨尚昆。因为尚昆同志是中央对台工作组组长。3月28日，孙儒就把杨静仁部长、杨尚昆同志的审查意见及原稿返回来了。没有原则性的改动，只有几处小的修改。

　　至此，我真如释重负，感慨良多。

　　我们编辑组至此还不敢松懈。这一类工作，越是收尾时越需要细心，越需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我、王点、王宇又经过几天加工、检查。最后又加上孙儒，我们四人奔赴深圳，带稿交付香港建义利有限公司印刷。我们自己把校对责任也承担起来了。合同签订共印25000册。

　　1985年6月25日，我看到了纪念册样本。我情不自禁地在洁白的128克铜版纸封衬上写下了这一段话：“从1984年11月15日起，我应黄埔军校同学会之邀，和王点诸同志，主持编此纪念册。1985年6月在香港印完，特此志记。”

　　这本印制精美的史册问世后，短短时间内发售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获得国民党将领中的黄埔同学内心赞许。他们都称，这本史册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持论公道，有利于了解黄埔军校历史真相，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