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与黄埔军校

　　唐生智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是长期主持军队训练与教育的知名军事教育家。1926年夏，即受广州国民政府委托主持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从1928年12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期起，历任往后16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对于民国军事教育与军队训练多有擘划和建树，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指挥南京保卫战，是国民革命军中最早率部抗击日寇的高级将领之一。笔者依据史料，将其与军校相关活动事迹整理述之。

　　一、统一湖南，投身北伐

　　唐生智（1889—1970）别号曼德，别字孟潇，法名法智，湖南东安人。湖南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步兵科毕业。1890年10月31日，生于东安县城一个官绅家庭。父亲唐承绪曾任清朝湖南省盐务署署长，湖南资兴、零陵、湘乡等县县长，湖南省政府实业司司长。1905年，考入湖南陆军速成学堂（后改名湖南陆军小学堂）就读，毕业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在学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参加新军光复活动，曾任上海都督府科员，烟台都督署参谋。1912年夏，唐生智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步兵科学习，在学期间蒋百里任校长，因学业突出为蒋所称许，蒋亦谓其为高徒。1914年11月毕业，分发湘军服务。历任湖南陆军第1混成旅（旅长胡叔麒、车震）司令部副官，步兵团见习排长、代理连长，随军参加讨袁（世凯）护法战争。1916年7月，任湘军第1师（师长赵恒惕）第2旅（旅长林修梅）第3团（团长宋鹤庚）第3营营长，随部参加湖南各派军阀混战和北上援鄂之役，唐生智早年于赵恒惕部湘军起家，深受赵恒惕的赏识重用，时称唐为赵部“年轻悍将”。1917年8月，任湘军第1师（师长林修梅）第2旅（旅长宋鹤庚）第3团团长。1920年11月，任湘军总司令（赵恒惕）部第1师（师长宋鹤庚）第2旅旅长，在湘军中升迁之快屡屡超越日本士官生前辈军人而令人瞩目。1921年7月，任援鄂湘军总司令（赵恒惕）部第2纵队司令官兼左翼司令官，率部参加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战争。1923年11月，任湘军第4师师长，兼任湘南善后督办公署督办、水口山矿务督办、第4师军官讲习所所长，自始他在湘南进行整军习武、扩充兵力，任命一大批保定军校同学担任旅团营长，此时唐生智自峙所部湘军羽翼丰满，对赵当年提携重用早已趋之脑后，逐步脱离赵恒惕的控制。脱赵之时，湖南当时报纸《真光报》报载：《唐生智与赵恒惕决裂》，称唐“稍有廉耻者，望然而去，……忘恩负义，为不智者矣”!此时，唐生智部所辖第4师在半年内发展为5万人枪，迅速成为湘军中装备最佳、训练有素、人数最多的一个师。1926年春，唐生智率部参加讨吴（佩孚）驱赵（恒惕）军事行动。赵恒惕被迫通电下野后，1923年3月25日，被委任为湖南省临时政府内务司司长、代理湖南省省长。1926年6月，率部通电归附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6月2日，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将部队扩充为5个师10多个旅，兼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统辖第8军、第4军、第7军进行北伐战争。1926年7月31日，唐生智命令全军佩戴青天白日党徽，唐自湘南练兵，五戒（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酗酒）治军之始，湘军第4师官兵即佩戴一面书佛宗，一面注五戒之证章，唐认为佛化党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唐试图以党化佛化二位一体练兵建政，贯穿于整个北伐时期，只是有所侧重异于前后期，其教育官兵、鼓舞士气，甚至战地动员均以实现三民主义而进行国民革命，为“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而尽责尽职。1926年8月1日，被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任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期间还兼任湖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及军事厅厅长等职。1926年9月，兼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中路军前敌总指挥。攻克武昌城后，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1926年11月2日，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

　　二、创办长沙分校，致力军事训练

　　1926年12月，唐生智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3分校（长沙分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开办黄埔军校湖南长沙分校，校址设立于长沙小吴门外教厂坪，指定周斓、石醉六、张翼鹏、余范传等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教育长先后为余范传、谢煜焘，政治部主任夏曦（中共党员）、仇鳌。在长沙招收中学生1200名为入伍生，内有安徽、河南两省投考学员100多名，从唐生智部队抽调800余名下级军官入军校培训，共编成一个总队六个大队，步兵第1、2大队和政治第1、2大队，炮兵、工兵各一个大队。1927年2月10日正式开学，总队长先后为彭寿恒、谢煜焘，步兵第1大队大队长黄鸣鹤、周振亚，步兵第2大队大队长黄启东、文九德，政治第1大队大队长李昌祺，政治第2大队大队长曹万雄，炮兵大队大队长谭作成，工兵大队大队长陈维斌。设置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政治科四科。该校先后有学员2000余人，“马日事变”后国共两党学员分野，在校中共党员教职员及一大批学员撤离。1927年冬，国民革命军第6军学兵团并入长沙分校，后有500多学员赴南京，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第1总队步兵第3大队，留存长沙分校的500多学员与学兵团合并训练，长沙分校仅办理一期，该期学员毕业后，即于1928年5月停办。

　　唐生智因信奉佛教，其统辖的第8军全体官兵中有一个特殊的标识，即一律以和尚式的帽型代替军帽，帽沿边缀着一道红箍，当时唐氏军营帐中有一名叫顾伯叙的和尚随军北伐，唐生智对其言听计从。在北伐湖南方向前锋的三个军，因战功卓着势如破竹而名扬天下，当时报界舆论评论第8军为钢军,第4军为铁军，第7军为铜军，盖此三军在北伐湖南战事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直打到武昌城下，所以赢得铁铜钢军之光荣称号。

　　1926年12月13日，唐生智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1月20日，委任为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制审查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3月10日，任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委员。1927年3月21日，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1927年4月5日，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支持汪精卫组阁，率部讨伐蒋介石军事集团，成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首脑人物。1927年6月15日，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1927年11月战败，所部被桂系军事集团整编，其通电下野，潜往日本避居。1928年冬迁移香港居住，不久返回上海。1928年12月28日，被南京国民政府颁令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复出，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桂系集团发起反蒋（介石）战争后，任中央军讨逆军第5路军总指挥，率旧部参加讨伐战事。1929年5月24日，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是个地位崇高缺少实权的职务。1929年7月1日，特任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及中央直辖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朱培德）委员。1929年8月16日，任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9月16日，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率部参加讨伐冯玉祥部的作战，任中央讨逆军第2路军总司令，不久改任第5路军总司令、讨逆军代理总司令。1929年12月，组织“护党救国军”，任总司令兼第4路军总指挥，再度通电反蒋（介石）。1930年1月，战败后流亡香港。1930年5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颁令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5月，两广反蒋派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其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后赴上海，曾三次参与反蒋（介石）的唐生智决计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从蒋（介石）抗日，并公开发表宣言，承诺从蒋（介石）。1931年5月1日，被南京国民政府颁令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为蒋再度起用，特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1日，再度发表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1932年12月28日，兼任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1933年4月29日，任国民政府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1933年7月15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颁令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11月25日，兼任中央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培德）委员。

　　1934年6月16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建校十周年庆典，唐生智受邀参加，并在大会上作演讲。1934年9月1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12月7日，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总监，上任后即履行国民军事训练各项要务，正如他在《我国军队教育建设整理之演进》中指出：“1928年12月颁布《训练总监部组织条例》后，使军校教育和军队教育有章可循，经过八载实施，在军校教育方面日见充实进步，各兵科学校次第建立蒸蒸日上；在军队教育方面，颁布军队教育令及典范令等各种草案，并设立典范令研究委员会，以为陆续修改之准备。同时编译各种军事书籍，为教育作参考。自从1932年起每年施行军队校阅和视察，指导各部队按照教育令及年度教育训令实施。1936年,颁布了《师长以下各级长官职责表》、《师教育行政序列表》，使教育行政之系统推进有条不紊，于是军队教育之人才与器材加以完备，国民教育逐次上升，则我国军队教育，不难渐与列强并驾齐驱。”

　　1935年4月2日，唐生智被国民政府颁令任陆军一级上将。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9月28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1936年7月14日，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成员。1936年1月1日，获颁一等云麾勋章。1936年9月1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3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11月12日，获颁一等宝鼎勋章。1936年12月13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令特派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成为主持军事训练的主官。此时，他常与对日军了解较深的老师蒋百里讨论对策，专司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筹划对日军抵抗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受命南京保卫战，执行战时军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最高军事当局的对日策略是“主张抗日持久”，做好“拖死日本人的准备”，唐生智于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持拟定了上海、南京对日军抵抗计划，负责督促加速构筑江浙各线防御工事，做好战场防御准备。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他的胃病复发严重，每日忍痛参加各种军事准备会议，签发军队调动命令。1937年11月13日上海失陷后，日军乘势西进直扑南京，此时大军刚败阵，损兵折将未及整补，很难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蒋介石为此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讨论中他说：“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会议提出防守方案，唐生智建议选派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防守，由时任南京警备司令官谷正伦指挥，蒋介石认为资历不够给否决了。次日，蒋介石再约唐生智，到桂永清指挥的教导总队防守阵地巡视，认为教导总队的复廓地区利于防守。回去后，唐生智命令参谋处草拟一个城防方案，并推荐罗卓英为总司令，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官。蒋介石看后仍没表态。下午，蒋介石亲自到唐生智办公室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当即向蒋表示，自己愿意担当防守南京的总指挥，还向蒋介石表示：临危不乱，临难不苟。他当时自嘲“湖南骡子”，后人评述其“代人受过”，其时，唐生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中华国都须有人镇守”为念。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颁令特派唐生智兼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由唐生智指定罗卓英、刘兴担任，参谋长则由唐生智的老幕僚周斓担任，统辖部队中有黄埔嫡系中央军第71军（军长王敬久）、第72军（军长孙元良）、第74军（军长俞济时）、第78军（军长宋希濂）以及全式德国军械装备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及粤系部队第66军（军长叶肇）、第83军（军长邓龙光）等10余万精锐部队，在首都南京城内外布防，准备与来犯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11月27日，唐生智在向新闻界谈话时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还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此时在对日战局上，形成了中国军队以“一名一级上将一名特级上将坐镇南京”，与日军决战态势，深为国际关注，亦充分表达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之决心。1937年12月10日正午，一架日军飞机抵南京城投下一函“松井石根劝唐生智投降书”之最后通牒：“日本大军逾百万业经占领扬子江南之全部区域，现已将南京城四面包围，按过去之战事，对任何人均有损无益，南京乃为中国故都，直至最近尚为中国政府所在地，其古迹名胜如明孝陵、中山陵等不胜枚举，该城无疑为东方文化之砥柱，日本军队对于彼辈决心抵抗者，固颇为不满而不加宽恕，……若汝等军队不停止战争，则南京将不能避免战争之恐怖，均得破坏无遗。因此，余以日本华中远征军总司令之资格，劝汝不加抵抗而将南京投降，并采取说明如后之种种步骤。并于我军前哨句容道上，派负责代表共商南京投降之步骤事宜。如在指定时间内不接答复，则我军不得已发动进攻。日本华中远征军总司令松井（签名）。”唐生智闻信，怒斥日军之侵略行径，决心率部抗击到底，表现了大敌当前威武不屈之现代中国军人本色，深为当时报界媒体所称道。为表示南京守军破釜沉舟决心，唐生智签发了“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称：“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最后战线，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允许轻弃寸地，动摇军心。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接连坐法从严办理；各军所有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他还指派宋希濂（时任第78军军长）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予武力制止。1937年12月10日下午一时，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实施全线总攻击，唐生智率领守军，依托南京古城垣，坚守在百子亭28号司令部指挥作战，不顾敌机及重炮轰击，顶着枪林弹雨不下地下室，以自身行动激励了守城部队的决心。南京守军在与日军激烈拼杀第一天，坚守主阵地未曾后退一步。12月11日夜晚，唐生智接到蒋介石要他弃守南京向津浦路撤退命令，但他仍悉心部署坚守阵地，积极抵抗毫不松懈。坚守至12月12日下午五时，唐生智在战事紧急下召开军事会议，下达撤退命令，他鉴于人多船少客观情况，确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后来由于部队战败无法控制，造成各部队无序撤退混乱局面。南京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唐生智明知南京不可守，仍“见危授命”、“挺身而出”的精神值得后世颂扬，或许是唐生智信奉的佛教真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发扬。如果说北伐是唐生智英名崭露、战功彪炳的黄金时代，那么南京保卫战则是他献身民族正义战争的英勇表现。南京保卫战被后人称为“短暂而壮烈之史诗”。原因有三：一是在使用兵力上，对于装备精良，长期作侵略训练准备之日军，我军则凭持民族气节、战略需要，在兵力配备上只安排十余万对日军十余万，一比一对等作战，此乃八年抗战中其它战役所罕见的；二是明知其不可为背水作战，身处绝境，于城破巷战之时，得知即将合围，唐生智等三位高级指挥官均身留危城之中，镇定指挥巷战，亦为八年抗战中其他战役绝无仅有之战例；三是唐生智作为此役最高指挥官，抗敌御强，危难受命，面对牺牲，背水作阵，城下拒降，指挥若定，失援应变，弃守依令，不愧为“临危不乱，临难不苟”，为祖国为民族而抗战之高级将领，亦为八年抗战中最先率部与日军作战之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日军攻陷南京后，求决战而不得，欲逼降而不成，攻城主将松井石根、谷寿夫欲罢不能，遂放纵官兵“作有计划屠杀，以示报复”，于是酿成史上着名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沦陷前夕，唐生智奉命率总部撤退渡江离去，次晨乘车抵达滁州，后转到汉口后，见到蒋介石，并呈上《南京战役概要》，表示：“一切责任都在我，请处分。”蒋介石没有表态，以后也没有质疑。1937年12月26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期校务委员会委员。不久，因唐生智父亲病重，遂请假返回家乡东安县寓居，创办“耀祥书院”和“耀祥中学”，自任校长，制定校训：好学、力行、知耻。该校第1期建有瓦房14栋，可容纳12个班，学生数百名，唐生智还亲自授课，给高年级上地理课、公民课等，该校在当时湖南农村社会的中等学校中，算是佼佼者。另外，他还开垦荒地创办农场，倡导改良种植，昔日的显赫将军，有时还亲自下田种地，与农夫为伍，过着田园生活，闲时他继续潜心佛学，并在“耀祥书院”召集乡间贤士进行古代中国哲学研究。后迁移重庆居住，仍以虚衔待命寓居乡间。1938年1月1日，唐生智被国民政府军政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5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2日，国民政府颁令免兼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职。1938年10月1日，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6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此时的唐生智，在西南乡间过着以往中国“士大夫”的隐居生活，唐比较讲究自律，当年的时局那么沉沦，他很少发牢骚，他在乡间放言：他是回乡闭门思过的。1940年4月15日，唐生智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4月1日，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2年12月25日，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9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4年3月20日，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0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4年6月1日，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1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此前对于唐生智的所有任职保留，皆是借重他在过去军政界名声之一种政治安排。

　　四、参与长沙起义，致力和平建设

　　1945年5月，唐生智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家乡东安办学。1946年5月，获颁胜利勋章。1947年12月29日，仍被国民政府军事训练部颁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2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8年10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行校长制，结束了唐生智连任近20年之校务委员职务。1948年11月1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虽为闲职但资深位高，颁任者皆为当时的上将衔高层将领。1949年4月，唐生智在家乡组织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公开疾呼：“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拒绝内战号召和平，参与湖南自治运动。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38位将领发表起义通电，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104人的响应通电。后被推选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程潜）副主席，兼任湖南省土改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任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程潜）副主席，兼任湖南省工商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起，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省长程潜）副省长，湖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主席周小舟、张平化）副主席。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分别当选为民革第三、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1年冬患直肠癌，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陈毅代表中央探望时谓：“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与红军、解放军打过仗的。”唐生智听后十分激动，非常珍视其结论。“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受到冲击与迫害。1970年4月6日，因病在长沙逝世。1986年春，湖南省委统战部拨款修缮唐生智墓园，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为其书写碑文。1989年11月17日，湖南省政协召开纪念唐生智诞辰一百周年会议，时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在大会致词，赞扬唐生智“是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最早率部与日寇作战的高级将领之一”，并出版《唐生智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专辑》。唐生智的着作包括《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我国军队教育建设整理之演进》（载于1937年2月1日《陆军大学月刊》百期纪念专号）、《1911年至1927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大革命北伐的片断回忆》、《秋季大演习讲评(1935.12)》、《1931年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卫戍南京之经过》、《论国民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