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巧合与喜悦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黄埔校歌这雄壮的歌词,心中早已熟稔,熟稔到每次看到它时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触。但当我第一次听到它自一位黄埔老人口中激昂唱出的时候,我深为震动,仿佛我与老人一起,回到了那个壮怀激烈的岁月。
这位老人就是已90高龄的黄埔18期11总队毕业生殷显政先生。与殷老的会面,说起来也有很大的机缘巧合在其中。
2014年6月16日,黄埔90周年校庆的当天,我收藏到一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九期十六总队同学录》,这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简称鲁干班)的一手文献。在鲁干班毕业的,只有18期11总队、19期16总队两期黄埔生,而这本同学录在最后“先期同学”的部分,收录了18期11总队毕业生的名字和籍贯。这等于包含了鲁干班全部毕业生的信息,其史料价值可谓弥足珍贵,而且目前在国内其他地方未曾得见。因此,我立即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整理工作,于7月下旬首先发布了18期11总队的全部名录,继而在9月间完成了19期16总队的全部整理工作。
其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殷老之女殷元红女士的邮件,来信热情洋溢,除了告知我殷老的消息之外,并表示老人看到了这许多同学的名字很是激动,邀请我有机会见面。事后我才了解到,是殷老想念他的同队同学覃仕西,因此让女儿在网上找寻,结果找到我所发博文的唯一信息,覃仕西与殷显政的名字赫然在列。如果不是这份想念,就不会去找寻,如果搜索得更早,则我名录还没发布,也会因此错过,仿佛冥冥之中就有着某种缘分。
经过数次的沟通联络,我与殷元红女士约定好了拜访日期,后由殷女士亲手整理了一份殷老的简要经历发给我,使我在见面之前得以预先了解并找寻相关的资料。2014年12月11日,在北京亚运村全聚德烤鸭店,我有幸见到殷老,并与之叙谈了半日时光,直至晚饭后方才依依话别,相约再见。这次会面,承蒙殷老全家盛情招待,我深受感动,在访谈中对殷老的平生经历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结合相关史料,特作文以记之。
早年经历——贫寒与艰辛
1924年农历4月,殷老出生在湖北省利川县一个贫农家庭,祖辈由广东逐渐迁来,在此世代务农。到了他这一辈,家中兄弟姐妹共有6人,上有两姐一兄,下有一弟一妹。1937年春,当他还只有1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从此,父亲一个人承担起所有家务,生活更加困苦。即便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父亲依然支持他继续读书。1939年7月,他在利川县高小(6年制,殷老9岁入私塾读了两年半,后插班考入高小三年级)毕业,这6年的求学经历,使他具备了之后投考黄埔军校所必须的基本文化知识。
当时的利川并无中学,如想继续升学,就需到一百多里外的恩施去,殷老拿着父亲凑的几元路费,与其他4个同学一起赶赴恩施,长途跋涉了3天到达,却发现公立中学的招考已结束,只有一个私立中学尚在招生。大家赶忙去考,都被录取,但学费需要22元现大洋,他与同来的刘恩章(黄埔18期11总队毕业)却掏不起。二人沮丧地回到旅馆,得老板好心告知,附近还有一“职业中学”招生,管吃管住不要钱。天下有这等好事?二人略带狐疑前往,发现所谓职业学校,就是发给一台纺机让你干活,管得很严,时常加班,伙食也差,以现在来看,这无疑就是雇黑工了。坚持了半个多月,实在感觉不对劲,二人私下商议决定,偷偷跑路,此时他们身上已无多少盘缠,连放在旅店的被子都不敢去取,一路摸黑挨饿跑回家,尝尽许多苦楚。
当年中秋节之后,从同学那里得知了黄埔18期在万县招生的消息,在家闲住的殷老很受鼓舞,遂与父亲商议。这次父亲却有些为难了,一来是路费难筹,二来也担心他还是个不满16岁的少年,到万县300多里的山路能否吃得消?看到他志向坚决,已经出嫁的大姐回家拿出了10元钱,终于让他踏上通往黄埔之路,从此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黄埔往事——收获与坚持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境内多崇山峻岭,民国时期,交通极不便利,消息相对闭塞。抗战爆发已两年,烽火在半个中国蔓延,而这里一直远离硝烟,生活倒还平静。
黄埔招生的消息,是由殷老的同乡谭玉山告知,这个谭玉山年长殷老几岁,在当地小伙伴里是“大哥”一样的人物,他的亲戚谭秉政在黄埔军校任队长,写信回家乡动员有志青年从军报国。因为阅历尚浅,当殷老决心报考黄埔军校时,实际上对黄埔军校也是只知其名,并没有更多的了解,也没有考虑更多的后果,诸如考不上该如何回来等。很快,他们一行9个同学在谭玉山的带领下上路,从利川赶赴万县高峰场,这是一段300多里的山路,常常要翻山越岭,才走到第二天,大家都觉得腿已不听使唤了。这些十几岁的少年当时所历经的艰辛,我们现已很难体会,他们全靠着互相鼓励、咬牙坚持着一步步走,终于在第7天到达万县报到。此时大约是1939年的9月,殷老虚岁也才刚刚16岁。
休息3天后,就是考试和体检,考试分语文和数学两门,语文对于这些高小毕业的学生来说倒不是多大难事,数学的那些几何、三角啥的可是把大家考蒙了,基本都不及格,这也是当时教育状况使然。于是大家去找谭秉政队长想办法,所幸国难当头招生条件有所放宽,大家最终都算通过了。考试通过了还要体检,殷老又因身材矮小差点被拒,无奈之下又去找了谭队长向负责体检的廖医官关说,始得过关。紧接着就是编队,发给装备,准备开始训练。每人所发装备计黄军装两套、棉被一床、步枪一支、子弹200发、手榴弹4枚、斗篷一件、黄皮鞋两双、米袋一条(内装大米四斤)。
这一阶段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在十分钟内全副武装,然后晨跑一小时。殷老身材瘦弱,也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咬牙坚持了两天,第三天就实在跑不动了,一个星期后仿佛得了一场大病一般,瘦得皮包骨头,哭着想家但又回不去。当时他的区队长(姓焦,军校17期毕业留校)对他十分关照爱护,不但在他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帮他扛枪,还经常以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开导,让殷老明白了这6个月的基础训练就是磨练意志,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的道理。休息几日之后,殷老的体质和信心开始逐渐增强,慢慢习惯了学习、训练生活,他觉得甚至已经爱上了黄埔军校,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1939年11月,上峰突然下令,要长途行军到敌人后方去建校,具体的原因和路线都是保密的,大家都不明白也不敢问。这一路几乎都是山村小路,还要通过鬼子的封锁线,通常昼伏夜出。这种夜行军非常难熬,边走边打瞌睡是常有的事,有时还有人连人带枪一起掉进路边沟里。在襄阳附近,上峰传达敌人有可能已发现队伍,为了避免轰炸,要急行军到目的地,50多里的急行军,人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有人掉队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殷老再也支撑不住,在老乡家的空屋里倒头就睡,醒来后发现地上都是水,衣服已经全湿透了,当时竟疲劳得浑然不觉。行军到河南汝南附近时,从利川一同出来的同学牟来贡,因患重感冒又缺医少药,竟至病死在路途,大家哭着把他埋了,因为已在敌后,想给他的家属去个信都办不到。行军的伙食由沿途的保甲长会同百姓供应,当地普遍贫穷,能拿出来的大多只有红薯了。同学们从万县出发后,经过湖北老河口、襄樊、河南汝南等地,走了一个多月,12月初到达目的地——安徽西北部的临泉县吕大寨(现名吕寨镇),成为了中央军校鲁干班18期学生。(注:1939年秋,蒋介石为增加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力量,决定派遣第92军军长李仙洲率部入鲁,李仙洲是山东人,黄埔1期毕业生。9月,蒋介石电召李仙洲赴重庆面授机宜,李仙洲提出打回山东收复失地需要大批基层干部,需办干训班培养人才,蒋介石允准,是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成立之起因。后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李部入鲁的行动最终失败,所部滞留于安徽阜阳一带,而鲁干班直到1944年底撤销时,始终在安徽临泉县吕大寨,因此该班虽名为“驻鲁”,实则从未到过山东。鲁干班所留下的史料很少,关于18期11总队生员的组成,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的记载,据笔者整理的名录统计,学生主要来自皖鄂川鲁豫冀六省,其中安徽280人、四川162人、湖北148人、河南150人、山东89人、河北82人。结合殷老口述的情况,笔者推测很可能是李仙洲在重庆活动期间,调了一批刚招考的入伍生到安徽,此批人包括殷老在内,同时在军校所在地附近省份/地区展开招生,二者组成了鲁干班18期的人员。李仙洲名义上是鲁干班中将班主任,但因军务繁忙无暇兼顾,班内工作由少将副主任易谦主持,易谦是康泽系统人士。据殷老回忆,只是在队伍到达河南龙泉寨时听李仙洲训过一次话,从此直到毕业再未见过,而易谦对学生训练要求非常严格。)
此时吕大寨军校的设施已草就,教室、宿舍、操场、器械都有,只是比较简单。学习之余,学校还发动学生动手修路,修建露天饭堂等等。所谓露天饭堂,即在地下画一个桌子一样大的圆圈,围着圆圈挖一道沟,人站在沟里往后一坐,就可以吃饭了,这也真是他们才智的体现。除简陋的露天饭堂,教室的桌椅是由木板搭起来的,宿舍里是每个班睡一个大炕。伙食保障尚可,尚能维持一日三餐,也常吃到白面馒头,殷老回忆很可能是由李仙洲所部负责供给的。当然,战时敌后的整体情况无疑是较为艰苦的,我曾看过该班19期毕业生的回忆文章,曾提到他们所用的装备、教材,很多都是18期生留下来的,此亦可从另一角度佐证当时的情况。
到达吕大寨后,殷老所在的连队改编为第11中队,驻夏庄,当时训练班的情况,大致是以连(中队)为单位,分散住在一个个村庄里。1940年1月,军校开始进入正规学习,从入伍生教育开始,循序渐进至军官教育,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攻防追退的战术要领等每日操练,直到烂熟于心。其中术科的野外教练所占的比重很大,要求也很严格,战术教育方面,要求学生可以指挥到团一级的部队。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政治课,讲孙总理、三民主义、蒋委员长、抗战建国纲领等等,学习所占比例大致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学校生活中的文体活动也是有滋有味的,殷老身材矮小,但是酷爱打篮球,每逢周日常与其他中队的同学切磋球技,玩得不亦乐乎,这一爱好他一直保持着,在其后各个时期的经历中,还是常常听他提起。
在这种条件下,大家夜以继日地苦练,热情空前高涨。直至1942年3月间,完成了军校全部课程,开始3个多月的实习,其后,于7月份正式毕业。综观整个学习过程,与本校并无多大区别,甚至在学习时间上还较本校更长,这也是鲁干班毕业生能享有黄埔正期学历的一个原因。
在黄埔军校近3年的时光里,殷老从一个贫苦农家少年蜕变为一名具有组织训练与作战能力的基层军官,在思想上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转变,国家与主义扎根心头。直到今日,殷老仍然保留着在黄埔军校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对当时熟唱的校歌和其他抗战歌曲仍然牢记在心,这便有了访谈开始前的那一曲高歌。
戎马生涯——热忱与平凡
1942年7月,鲁干班18期学生毕业后,除了一些由部队指名调走的同学,学校发给每人一张志愿表,表上列出了附近驻防的部队番号。当时许多同学选择了李仙洲的部队,而作为湖北人的殷老,看到“鄂东挺进军”的番号时眼前一亮,他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贡献。于是他与覃仕西、李元林、张浩然等11名同学被分配到鄂东挺进军任职。
鄂东挺进军,是第五战区下属的敌后游击部队,其前身是由湖北第二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所属部队改编的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程汝怀任总指挥。1942年9月,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程汝怀被迫离职,由桂系将领程树芬(湖北人,保定军校毕业,淞沪抗战时曾任桂系主力部队第7军172师师长)接任总指挥,同年10月改名为鄂东挺进军。
鄂东挺进军总指挥部驻扎在黄冈、罗田一带,殷老他们这批新毕业的军校学生前往报到后,被分配到鄂东挺进军干部训练班任少尉区队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训练班的少将班主任是邓兴,办班是轮训部队中行伍出身的班长,以增进其军事技能为目的,每批为期3个月。大概训练了四、五批学员之后,殷老被调到班本部教育科任中尉科员,负责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检查等工作。鄂东挺进军是一支有桂系背景的部队,这几年虽然部队历经战阵,但殷老这些外来的军校学生始终没有得到带兵的机会,一直在训练班默默无闻地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大量裁军。1946年3月,殷显政所在的鄂东挺进军被裁撤,没有学历的行伍军官资遣回家,有学历的成为编余军官,到汉口蔡甸的中央训练团第8军官总队(总队长朱鼎卿)集中待命。此时殷显政腿上长了一个脓疮无法随队行动,又不能不去报到,且因医疗条件不佳,病情继续发展将会很危险。为此,同学覃仕西专门雇了一个滑竿抬着他上路,这3天的行程中,覃仕西几乎不离左右,悉心照料,就这样到达汉口,经过治疗,殷显政的腿逐渐好了起来。这份浓浓的同学情谊,朝夕相处近7年的感情,殷显政一直铭记不忘,只可惜其后的分配使二人失去联系至今,从此再未见面,也不知其是生是死。殷显政期盼能得到覃仕西和他的后人的消息。
在军官总队度过了半年无所事事的时光,直到9月,每人发给一份志愿表,上有部队番号和驻地,同来的同学包括覃仕西在内大部分去了陆军第18军,这是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战功显赫的部队。而殷显政看重的是曾为远征军的207师,并萌生了到边疆保家卫国的志向,于是他与60多名军官一起,前往沈阳东大营报到,接受了一个多月的东北地形作战训练(主要是江河、山地作战方面)。之后分配到207师干训班,换发美式装备,驻抚顺新里屯,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也正是在抚顺,殷显政邂逅了他日后的妻子。(注:207师,青年军,是在国民政府抗战后期提出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下组建的部队,兵员的主要构成是大中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准,番号编为201-209师。1945年11月,207师由云南曲靖调往东北,初隶属于新六军,后直隶于东北剿总,并于1947年9月扩编为3旅9团制,师为全美械装备,极为精良。此一阶段207师师长先后为罗又伦、戴朴。在解放沈阳的过程中,207师是少有的还在顽强抵抗的部队,也只有这支部队在师长戴朴、旅长王启瑞的带领下,历经周折突围出一部约3000余人,其后以此为基础重建,成为撤台国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7年的东北战场,国共双方的形势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5月13日,林彪指挥发动了夏季攻势,标志着东北民主联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也正是在5月间,殷显政调到207师5团8连任副连长,驻抚顺。7月,奉命前往平顶山支援52军侧翼作战,当部队刚到达指定地区,还没有看到前线,就发现52军已然溃退下来,连长简光礼当即下令向后撤退。这次一枪未放的失败行动,成为了殷显政唯一一次上战场,终其整个军事生涯,也未在战场上开过一枪。随后,207师由2旅6团扩编为3旅9团,殷显政于10月升任9团9连上尉连长,但这是一个没有士兵的空头连长,上级命令他带领4个排长到辽宁北镇县去招兵,共计招兵百余名,率部返回驻地抚顺旧保丁训练。由于大环境的不利和带兵经验的缺乏(殷显政自己说是性格不够厉害),新兵开小差者甚多,团长认为他不适合带兵,又将他调往207师干训班(后改称教导总队)阻击队任教,驻扎在沈阳东大营。现在看来,此事也算是因祸得福,如果殷显政一直在部队担任连长,那么日后207师第3旅随廖耀湘兵团在辽西战场被全歼时,殷显政自然也难逃厄运。
随着国军部队在东北战场上陆续被歼灭、围困,国民党在东北的民心士气日益颓丧。1948年10月28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全歼,解放军乘胜马不停蹄开赴沈阳。此时国军在沈阳的卫戍部队虽尚有十余万之众,但已是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了。卫立煌仓皇逃走后,沈阳的国军由第8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统一指挥,此时207师已从抚顺、本溪等地调回沈阳加强守备力量,殷显政所在的207师教导总队改编为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卫生连,由他统一指挥,驻扎在孤家子车站。11月1日拂晓,解放军展开对沈阳的总攻,11月2日沈阳解放,也宣告了东北全境的解放。
11月3日,沈阳城内的枪炮声已停止,殷显政所率领的这支小部队,早已与上级失去联系,并与解放军发生战斗。依据在黄埔所学的战术知识,殷显政率部向最近的友军207师第5团靠拢,当所部急行军到浑河桥头时,遭到第5团哨兵的阻拦,经请示该团团长后,命令他们在桥头构筑工事,此举无疑也有让他们给5团当炮灰的意思。时值深秋,大家已两天没吃饭,又冻又饿,连里有一位班长叫董贵,建议殷显政带领队伍向解放军投诚。但当时殷显政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政策没有任何了解,心里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一时踌躇不定,难下决断。经过良久思想斗争,殷显政决定接受董贵的建议,率部寻找解放军接洽,可是一直走到南关还是没有遇到解放军,他命令部队先停下来做饭休息,待天明再行动。
当夜,殷显政的脑海中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一旦此时与解放军遭遇,不明真相地打起来,对大家和自己都没好处。因此他决定将部队遣散,奉劝大家各自回家,自己则带着一个副排长和一个通讯员,扔掉武器,乘夜渡过浑河。然何去何从?去抚顺找妻子一家,怕连累了他们;去北平再往湖北老家,长路漫漫又谈何容易?他的心里,一片茫然。
殷显政的国军生涯,在这一天晚上正式结束。
新生——坎坷与幸福
3人走出南关不久,就遇到了解放军部队,看到他们3人的着装知道是干部,又未携带武器,显然没有恶意,遂劝说他们加入解放军队伍,说以他们的学历和知识,将来定能有用武之地,经过再三考虑,3人表示同意。不久之后,转至瓦房店解放团集中,受到热情招待,也上交了所有证件,填写了履历表,此时的殷显政心情已是非常平静。随即开始接受近半年的思想改造,由于自己也是苦出身,殷显政对听到的这些观点很容易产生认同,思想在慢慢转变,对共产党产生了新的认识,觉得自己以前走错了路,因此积极参加发言与讨论。1949年3月,团里挑选了60多名先进学员,转赴东北军区政治部哈尔滨青年干部教导团学习,通过忆苦思甜等活动,他对共产党、对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坚定了参加解放军的决心,并在五四青年节当天宣誓入伍。通过组织关系,殷显政也与在抚顺的妻子一家取得了联系,思想上也更为安定。
1949年9月,殷显政被分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军政大学(1952年改为二七步校)任助教,后任训练参谋,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为“部队正规化”培养干部。在校期间,殷显政兢兢业业,几乎每天都很忙,连续3年荣立三等功。1955年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中尉军衔,符合了携带家属的条件。1956年妻子来到齐齐哈尔,一家人终于团聚。
1958年,因响应毛主席“十万官兵支援地方”的号召,殷显政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肇东四方山军马场,同年被评为一级先进生产者。1960年,任场文教助理,组织全场扫盲工作,其后历任供销股股长、粮供科副科长等职,分管全场生产物资供销和汽车运输业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殷显政的黄埔军校背景,毫无疑问也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许多坎坷。在1964年场内一次粮食霉变事故中,因为某些领导的挟私报复,致使殷显政代人受过,撤职降级并下放连队劳动改造,长达9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预备党员身份一年到期即将转正时,也被取消。这些不公正的处分让殷显政很长一段时间耿耿于怀,在亲朋好友的屡次劝说下,才逐渐看淡开来。9年的劳改生涯,虽然失去了许多,但也让殷显政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宽广的胸怀。当他离休之后,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于是又在街道主任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14年。
殷老家教有方,儿女个个事业有成。1998年,大儿子将他接往海滨城市葫芦岛养老。2009年,又迁居北京,住进了女儿给他买的大房子,还在当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心中多年的夙愿。随着国家日益进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之前在黄埔军校的历史,对殷老来说不再是一个沉重包袱,反而成为一种光荣,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与尊重。如今的殷老身体健康,儿孙满堂,他喜欢参加各类有益的社会活动,喜欢练书法唱京剧,喜欢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游览……虽已年逾九旬,但内心依然年轻,享受着快乐、充实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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