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与黄埔军校

　　王俊是民国军事教育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高级将领，黄埔军校创始时即任第1期教官，第一、二次东征时率领黄埔军校生浴血奋战屡立战功，北伐战争时履任黄埔嫡系部队师长要职，其后较长时间担任由黄埔军校衍生之国民革命军步兵学校教育长、校长，以及训练总监部、军事训练部主要官员，他是步兵兵科专门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对于黄埔军校早期教学以及国民革命军步兵兵种现代化建设与训练多有建树。

　　崛起粤军，发迹黄埔

　　王俊(1893－1976)别名钦宠，别字达天，别号荣初、履明，广东澄迈县文儒乡排坡园村人。前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陆军第64军副军长王毅胞兄。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5期、河北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工兵科、日本陆军大学第17期毕业。1893年11月4日，生于澄迈县任之乡北雁村一个农户家庭。从小酷爱读书，聪明过人。1910年，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就读。1912年，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1920年10月，获得举荐并官费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入日本陆军联队工兵大队实习。1921年4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学习。1923年7月毕业。回国后返回广东，任肇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学员队区队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召开后，即响应黄埔军校招录教职官佐，被录用为首批教官，以地形教官专授工兵兵科教学职责。1924年5月12日，广州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时正式任第1期少校地形教官。1924年8月28日，兼任第一期工兵队队长。1924年9月20日，任第1期第2学员总队总队长。1924年11月24日，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团长何应钦)第3营营长。1925年1月13日，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团附。1925年2月，淡水战役后严凤仪调离，再接任第3营营长，率部参加棉湖战役，与陈炯明部粤军洪兆麟军浴血奋战，顽强抵御敌军如潮进攻，所部第3营计有副营长杨厚卿、营党代表章琰、第8连连长胡世勋、第9连连长余海滨皆作战阵亡，第7连连长郭俊重伤，全营排长9人亦阵亡7人，负伤1人（黄埔军校第1期生吴斌），仅排长梁华盛未负伤，全营官兵380余人，除死伤外仅存120人。（载于台北国史馆1998年6月印行《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十七辑第7－8页）殊死激战情形可见一斑。1925年4月22日，任教导第3团(团长钱大钧)第1营营长。1925年5月18日，任黄埔学生组成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司令部参谋长，部队扩编后，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司令部参谋长。1925年9月22日，兼任广州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队第1团团长。1925年11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率部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作战。1926年7月9日，任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1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参加誓师大会后率部北伐。1926年10月，南昌战役失利，师长王柏龄离职，其代理师长，后任东路军第1路军指挥部指挥官。1927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第2纵队指挥官，统辖第1师(师长薛岳)、第2师(师长陈继承)等部。调任浙东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后返回广东，任潮梅警备司令部司令官。1927年10月，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大学第17期学习，毕业后回国。

　　致力步兵兵科专科训练，

　　推进兵科现代化养成教育

　　黄埔军校始设立步兵科后，步兵养成训练乃“陆军之宗”，兵科专门教育在所难免。北伐战争胜利后，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即制定“步兵养成训练”教旨，遂由黄埔军校衍生步兵专门学府。1930年，王俊刚从日本陆军大学学成归来，由于在日留学时他兼任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回国后需向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履职，汇报完毕后涉及工作安排，何应钦向王俊提出：训练总监部步兵监、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步兵学校校长三个职位挑选一个。王俊回去后与好友廖士翘等商议，认为步兵监是个冷板凳差事，军校教育处长是个成熟位置，唯有筹办步兵学校，虽然规模不大，倒是独立机构，掌有独立人事、经费全权，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机遇与挑战同在，遂于第二天向何应钦应允筹办步兵学校重任。（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吴锡祺撰文《国民党统治时期步兵学校的回忆》第577页）1931年1月，他被任命为陆军步兵学校筹备主任，筹办期间，校无常址，人员缺乏，器材无着，资金拖欠，千头万绪皆由他运作，遂选址南京汤山荒野建筑校园。按照当年军事委员会开办步兵、工兵、骑兵三校财政预算，每月需划拨步兵学校10万元，因同时开办3校，财政有压力，遂将每月经费压缩为2.5万元。（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吴锡祺撰文《国民党统治时期步兵学校的回忆》第578页）他亲自勘查选择南京北门桥附近民房作为临时筹备处，后又迁移和平门外已停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旧址，作为办公机构。筹备期间，组织人员编写《战术作业参考》，分为编制、装备、能力、运用四篇。1931年12月底，正式任命为陆军步兵学校首任校长，此时筹备事宜仅完成一半，军政部即催促开学。1932年2月12日，由他主持召集开学典礼，为近代以来第一所步兵兵科专门教育机构，开学日亦被确定为校庆日。在他主持下，将编纂过半的《战术作业参考》编制、装备两篇，分别定名为《中国陆军师编制之研究》、《中国陆军师装备之研究》先行出版，亦为筹备就罄的图文规划。在筹备期间，对于德国、日本、俄国的步兵操典进行细致比较，由于步兵学校主要教学骨干，如教育长廖士翘，研究委员张卓、吴锡祺、马崇六、石铎、张权、文鸿恩、孙树华、林炘、朱式勤等多为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步兵专门学校学员，教官中只有吴国光等两人留学德国，最后选定德国操典结合日本步兵教范，逐步推行实施。因此在教育方法上沿袭日本那一套，在教材上也摆脱不了日本窠臼。当时步兵学校在他主持确立为“军官召集教育”，即对各部队步兵军官施以综合教育（学员队）和分业教育（各短期训练班），它的任务是：提高步兵军官的战术指挥能力，熟悉本身职务内的步兵轻重武器的技能和运用，培训其教育能力，以便其训练所属的军官和士兵，因此学员的来源是抽调步兵师、团军官和军事学校的教官以及部队的军士。步兵学校的教育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军事教育，二为政治教育，其中军事教育占全期教育时间的90%，政治教育仅占10%。步兵学校作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的衍生和延续之加深教育，它军事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注重养成一兵一枪的规范战术运作；二是战术教练重于制式教练；三是术科重于学科（少讲多做）；四是射击教育首先注重射击预习；五是重视教育训练方法，培养直接带兵的军官；六是射击教育与战术教练密切配合；七是重视夜战和白刃战，即以劣势武器对优势武器的战法。（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第593页孙纯德撰文《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简史》）1934年汤山侯家塘新校舍落成，方为固定校址。在任期间制订推行几项重要措施：一是研究制订“步兵操典”，以现代操典绘成《军事教育挂图》（1935年8月步兵学校印行出版），后将《军事教育挂图》颁布全国部队学校，遵照实施，遂成军队训练典则；二是在1932年由步兵学校筹办庐山训练团，选派一流教官，分别担负射击教官和训练员，轮训党政军各级人员数万名，对外提高国民革命声势，对内提振军心激励士气；三是由他担任操典讲授，每节两小时，受到一致好评，上课时引用的操典条文，被编纂成“经典教范”，在军队中颁行实施；四是推动巡回教育，当时全国陆军有200万人，步兵学校每期学员100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遂由辅助教员配备多名学员到各部队巡回教育，此项计划花费少、效果好、功效快，一直实施到抗战爆发。当时步兵学校的战术课，皆由校长王俊主讲，此外还聘请陆军大学着名教官张亮清和步兵监李国良为兼职教授。期间，他还兼任陆军步兵学校筹建暨留美学员考选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部兵工制造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从当时步兵学校创办与扩展情形看，他对于国民革命军步兵兵种现代化建设与训练建树颇多。在这段时期，他着述有：《球状战术》、《步兵野外纪实》、《师长战场统战术》、《步兵操典草案》、《编制装备之研究》、《国军战术作业基准草案》、《汤山野外演习纪要》、《步兵操典第一部说明》、《步兵操典运用法之研究》、《军队协助国民军训实施办法》、《空舍清野》、《空舍清野的战术》等12部小册子，日文译作亦有许多篇目，例如：《遭遇战之炮兵使用法》（载于1928年南京《军事杂志》第四期第35－42页）、《防御时之炮兵用法》（载于1928年南京《军事杂志》第六期第33－40页）等等，对于当时的步兵现代化教育和训练起到推进作用。各级军官纳入中央政府军事机关统筹任命肇始时，他于1935年4月8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陆军中将。在步兵学校参与筹办庐山中央训练团期间，他亲自担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战术组组长，运用步兵学校那套操典教范推进教学与训练，受到高层军事训练机构与蒋介石等的赞赏，遂批准《步兵学校操典》颁布全国军队推行。1935年9月，因蒋介石兼任该校校长，他改任中央步兵学校教育长，原教育长张卓改任教育处处长。其间发表许多关于军队训练、军制建设、国家总动员等多方面论述。如他在《国家总动员之研究》指出：“动员者，将平时和平状态，改变为战时状态之谓也。总动员者，其动员范围，不仅限在武装部队，将关系于国民全部之生存及活动诸关系，皆改变组织为战时状态之谓也。由此类推到国家与国家战争时，其国民中不分职业阶级，无论男女老少，各尽其能，各司其事，将全国之人力物力，供给于宣战后整个新组织计划之用，以期贯彻其国是者，即国家战争之总动员。”（载于1935年1月南京《军事杂志》第七十八期第1－9页）该文是对战时“国家总动员”概念与要意之较完整解释，对于抗日临战时刻的政府指导与全民动员提出了理论依据。他还对于“步兵典范令”发表谈话，如撰文《研究哪一本步兵操典好呢？》（载于1937年南京《军事杂志》第一○二期“典范令研究专号”第5－7页）、《参观德国新兵器射击的感想》（载于步兵学校《步兵杂志》）等等。此时国家处于对日作战之边缘，步兵训练养成教育尤为迫切重要。1935年11月1日，他被推选为军队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为表彰其在北伐战争时突出功勋，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1937年1月1日，获颁四等云麾勋章。在步兵学校教学与训练时，他时常结合时局讲课，例如：《国军教育演讲词》（载于1932年南京《军事杂志》第四十七期第57－162页）等。此时的步兵学校，除了每年招收100名学员，开办步兵学员班外，还兴办了机关炮（实为步兵防御炮）训练班，由研究委员马崇六任班主任，这项教学与训练是奉行德国顾问开办，随后亦引进一批德国机关炮，作为训练和开班设备。1935年，由步兵学校组建了四个步兵防御炮团，分别编制为第51团（团长赵继和）、第53团（团长蔡西庚）、第54团（团长张权）、第56团（团长朱式勤）等。此外，在他主持下，还相继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如将官研究班（3个月）、校官研究班（3－6个月）、射击训练班（6个月）、重机关枪（或迫击炮、战车防御炮）训练班（3－6个月）、机关炮训练班（3－6个月）、教官预备训练班（6个月）、技术训练班（3－6个月）、巡回教育班（不定期）等等。在他主持下，步兵学校还完成了多项步兵养成教育教材，即步兵操典的重机关枪教范（第二部），机关炮教范（第三部），迫击炮教范（第四部），团、营教练之部（第五部），完成后即以训练总监部用部令颁行实施，步兵操典的编纂工作至此，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全部完成。

　　运筹抗日战场，厉行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战时需要，率领步兵学校筹划迁移内地准备工作。1937年9月11日，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徐永昌)副部长，受命协助战时指挥要务。此时步兵学校在他主持下迁移湖南湘潭，此后再迁移贵州遵义继续办学。他还主持将步兵学校4个防御炮兵团，编成组建为防御炮兵教导总队，以张权任总队长，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机动炮兵部队。1939年4月，他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部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部副总司令，辗转华南粤北地区，负责部队平战结合训练事宜，注意总结战时经验，发表有：《第一次反攻作战之经过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1939年4月在军官团总结报告》（载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南浦月刊》）等。1940年9月，该集团军改隶第七战区，遂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参谋长，辅助战区最高长官履行战时指挥与参谋职责，筹划战区所属部队参加粤北及湖南、江西历次会战与战役。因缘于他对军事训练多有建树，1944年2月1日，应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白崇禧邀请，并获军事委员会任命他为该部次长，辅助白崇禧推进战时各项军队训练点验要旨。由于他长期注重钻研军事理论学术，倡导军事指挥艺术与实效，成为当时知名军事教育家。1945年1月20日，他被推选为军队各特别党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5月20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10日，获颁胜利勋章。1946年5月30日，军事训练部裁撤时免职，此时的他，已经逐步脱离军队系统，转而从事国家政务。1946年11月15日，他被推选为广东省出席(制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11月，再被推选为党团合并后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5月，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到台湾，续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在任内曾提出“巩固国防案”被审议采纳。1976年3月23日，因病在台北逝世。还编着有《陆军步兵学校筹备经过汇报》(陆军步兵学校1932年10月印行，全书32开共187页)、《陆军步兵学校第一期学员图上战术讲授录[师长战场统帅之部]》(陆军步兵学校1932年11月印行，全书32开共116页)、《师长战场统帅及编制装备之研究》(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陆军步兵学校研究部1934年7月印行，全书有图表精装，32开300页)、《新步兵操典草案详解[纲领之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1934年7月印行，全书32开24页)、《步兵操典草案第一部说明》(陆军步兵学校出版部1936年4月再版印行，全书50开共198页)、《中国陆军教育概况—日本军队教育现况》(军事训练部步兵监中山室出版组1943年2月印行，全书32开52页)、《破坏交通与空室清野球状战术之关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委员会编、广东新建设出版社1940年6月印行，印书32开22页)、《广东之战》、《抗战阵容整饬之研究》、《三年来抗倭战术理论的演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