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西藏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据知，在“文革”结束十年后的1986年，西藏地方还在开展进一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纠左工作。如何看待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地方工作产生的影响？

　　王小彬：这是西藏当代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目前，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比较少。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西藏地方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但由于西藏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高寒缺氧的气象条件，以及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特殊性，西藏地区的“文革”既有全国“文革”的一般特征，也有边疆地方的特点。西藏地区的动荡时间相对内地较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农牧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等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西藏地方经济建设在“文革”时期仍能取得一定的发展。因此，西藏地方在“文革”时期得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农牧区开展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锻炼和培养了干部，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宗教因受“文革”的冲击而萎缩，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等等。社会动荡期间，驻藏人民解放军肩负“三支两军”任务，为稳定西藏局势，保卫祖国边疆做出巨大贡献。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西藏工作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这是一个总体上的看法。

　　记者：请简单谈一谈“文化大革命”波及西藏的过程。

　　王小彬：1966年5月31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6月，自治区党委在林芝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要求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文革”波及西藏的初期主要是在党内揪“走资派”，清理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代理人，是西藏自治区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和乱揪乱斗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紧跟形势，贯彻《十六条》精神，积极支持群众“造反”，另一方面还是尽量设法使动乱受到一定的限制，想把“文革”运动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然而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与区党委的愿望完全相反。不久，部分红卫兵进驻了区党委大院。在日益猛烈的冲击下，各单位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局势实际上已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

　　记者：“文革”在西藏发展和蔓延情况如何？

　　王小彬：“文革”波及西藏之初，拉萨的部分藏汉群众和红卫兵在首都进藏红卫兵组织等的支持下，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夺权开始以后，与“造总”观点对立的群众和红卫兵，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文革”中，西藏的派性斗争，主要是在这两大派之间进行的。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部队也有两种观点，在支“左”工作中反映出来，于是在造反派与部队之间也发生了不少纠纷和冲突。

　　1967年1月，由西藏日报社部分职工组成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也相继被夺权。同月，西藏军区党委代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权力后，公开表示支持首先夺权的“造总”。2月，“大联指”宣布自己夺了区党委的党政财文大权。两派组织争相夺取区党委的领导权，区党委工作陷入瘫痪。此后，两派冲突不断。

　　2月，军区党委根据中央军委不搞“四大”的精神，把揭发批判张国华的“专打土皇帝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取缔“专打”等“反动组织”，宣布军事接管“造总”夺权的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军区派武装部队包围了“造总”据守的报社大院。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西藏各项工作。

　　1967年3月，中央肯定守卫青海日报社遭到武装镇压的“八·一八”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4月，中央提出了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几条政策。这又使西藏重新陷入动乱的局面，而且使派性斗争朝着恶性方向发展。在后来的几年中，围绕着是否应该给“造总”平反，如何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等问题，两派之间争正确，争中心，又展开了猛烈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武斗不断升级。9月18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召见西藏军区及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谈话，确定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大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交通运输，搞好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两派组织于1969年3月底、4月初先后宣布撤消，但实际上还在争斗。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派性斗争在尼木、丁青、边坝、比如制造了反革命暴乱事件。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西藏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全国形势出现了一些好的转机。西藏地区和全国一样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并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解放干部和发展农业生产工作。随着西藏落实干部政策，大规模的文功武斗基本停止了。西藏的形势出现了好转。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对在林芝和松宗两地集中学习的干部，从1970年上半年起，陆续重新分配工作，接着各地、县开始解放干部。到1973年，“全区原有171名地专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162人，占该级干部的94.8%，原有968名县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921人，占该级干部的95.1%，从而加强了各级领导，改进了工作”。与此同时，内调了一批干部和职工，又在当地和内地吸收和录用一批干部和职工，客观上化解和缓解了一些派性矛盾，促进了西藏局势趋向稳定。加之人民群众厌恶“文革”内斗，这些运动在西藏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文革”后的各种活动虽然仍在进行，但人们已经失去“文革”初期进行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动力，更多地将精力放到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上。

　　记者：“文革”对西藏造成的危害和教训是什么？

　　王小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使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文革”中，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先后错误地批判了民族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特殊论”和“稳定发展”等，把西藏民族工作中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当作“投降主义”加以批判和否定，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被撤消，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受到损害，致使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如逐渐削弱了学习和使用藏语文，区内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公文、文件很少使用藏文，各种大型会议报告等很少同时使用藏、汉两种语言，编译机构遭到严重破坏。

　　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肆意践踏。企图采取行政手段消灭宗教，错误地夸大宗教方面的敌我矛盾，将宗教信仰视为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西藏的宗教组织均被迫停止活动，教徒的宗教活动也被禁止。在“造反有理”、“砸烂旧世界”等口号蛊惑下，狂热的红卫兵只想砸得越彻底就越“革命”，结果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历史遗产、名胜古迹和风俗习惯的大扫荡、大破坏。8月28日，《西藏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报道《拉萨红卫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并赞扬“小将们”干得好！接着便是“革命风暴席卷拉萨全城”。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冲向社会，闯进机关，到处砸抄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的书籍报刊、历史文物、甚至私人的珍藏、信件和笔记本；一些传统的街名、地名也被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如，将罗布林卡改为“人民公园”，将拉萨藏医院改为“劳动人民医院”，将药王山改为“胜利峰”，将八角街改为“立新街”等。一些民族传统的玛尼堆、佛塔和寺庙，成了冲击的重点目标。西藏民主改革后保留的529座寺庙，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着名的拉萨三大寺庙之一、修建最早的甘丹寺被全部拆毁，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桑耶寺和昌珠寺等遭到严重破坏，哲蚌寺、色拉寺、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和白居寺等着名寺庙，也受到一定的冲击。随着寺庙的被破坏，许多珍贵的佛教经书以及寺庙中保存的藏医学、天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传统文化资料，有的被焚毁，有的被损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破坏民族干部政策，取消统战工作，不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在大破“四旧”的同时，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群众，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煽动下，到处揪斗所谓“黑帮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到处揪斗“地、富、反、坏、右”和“农奴主阶级”，使大批为西藏革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种种侮辱和迫害。其中许多人被游斗，一些人被打、抄家，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一些人被关进牛棚或被“群众专政”，一直强制劳动改造好几年，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在1967年1月的夺权狂潮中，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及主要领导王其梅，在医院中遭到揪斗。王其梅及原中央驻藏代表兼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就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在乱揪乱斗的狂潮中，各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全区原来安排了工作和职务的1160多名爱国人士，几乎都受到冲击。被揪出的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大都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然后拉去游街示众或跪在街头“请罪”。有些人被野蛮毒打、非法抄家，连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有些人被关进牛棚或被“群众专政”。1963年，西藏自治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办了一期少年活佛班。“文革”中，这个班被解散，小活佛被分配到山南农场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他们从事很多体力劳动，例如采石、养猪、耕地和秋收。曾经一段时间，他们被派到羊卓雍湖捕鱼。1966年8月下旬，少数红卫兵翻墙而入，擅自闯进班禅住处，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红卫兵查抄了他的寓所，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套正确的西藏政策几乎被破坏殆尽，民族、干部、统战、宗教工作完全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记者：“文革”波及西藏初期，西藏地方采取了什么样的积极限制措施？

　　王小彬：有些人肆意夸大“文革”对西藏的破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没有客观评价当时中央和地方抵制“文革”冲击,维护西藏大局稳定的客观事实。“文革”波及西藏初期，从中央到西藏，党内的健康力量都试图将“文革”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图将“文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借以维护西藏的稳定。

　　1966年8月，红卫兵串联不久，张国华就在给区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要保护有价值的文物，保护‘四寺一宫’（即拉萨的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的甥舅会盟碑，保护反帝爱国的上层人士，不准提反对宗教的口号等意见”。9月30日，张国华在区党委常委和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关于如何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几点意见。他说西藏“文革”已出现了高潮，当前要迎接和促进新的高潮到来。同时指出：西藏基本还是个体经济，边防斗争尖锐复杂，民族宗教特别是宗教问题很突出，区内机关与社会、城乡、农牧区，腹心区与边境区有很大差别，“文化革命”要考虑西藏的具体情况。他还说，坚决支持来藏学生，但要劝阻学生到部队抓黑帮、搜查，军人不要上街等。9月17日，《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办社的地方，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抓好农牧业生产。”“内地来西藏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串联活动的革命师生，他们如果要回家，应适当安排，并向他们讲清楚，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10月12日，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农村“文革”中一些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农奴主、代理人不要再动，要尊重宗教信仰等。”11月19日，区党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文革”的规定的补充通知》，确定：“西藏县以下农村、牧区一律不搞‘文革’运动，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10月26日，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边境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10月28日，张国华向周恩来和李富春提出建议，汉族学生不要到西藏串联。11月，西藏军区根据军委指示，在军区机关内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6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同日，在军区大院内实行军事戒严。

　　记者：怎样理解西藏地区的动荡时间相对内地较短，“文革”的冲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

　　王小彬：除了上述提到的西藏地方出台的限制性措施外，从中央层面看，主要是采取各种措施，制止派性武斗，保护和解放干部，西藏局势相对稳定。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71年2月编印的《中央、中央首长关于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关于西藏文革的重要指示、批示、纪要和讲话等共50件，其中1967年2件，1968年12件，1969年29件，1970年7件。许多批示和讲话主要针对西藏“文革”中的派性斗争。该文献尤其全面地反映周恩来在1967至1970年先后16次接见西藏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群众代表、西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军区学习班和西藏汇报团的成员，对促成两大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稳定西藏局势，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做了不懈的努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文革”中，为解决西藏问题，周恩来先后16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会见常常是在深夜进行，凌晨两、三点结束，甚至凌晨五、六点结束。会见时间有时长达五个小时。还有个别时候一天中接见两次。“文革”中，一大批干部及民族统战宗教人士受到不同的冲击。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从阿沛、班禅、帕巴拉，到党内的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天宝，还有大批知名人士都予以保护。

　　据任荣同志回忆，1966年9月27日，西藏军区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告知自治区和军区的负责同志：“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第二天，军区奉命派人护送他们进京。阿沛夫妇刚到北京，周恩来便对他们的吃、住、警卫作了详尽的交待。10月，任荣和张国华到北京开会时，周恩来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动员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子女到北京来，一是让他们学习、工作，二是对他们进行保护。”后来，阿沛的子女到京后，都得到妥善的安排，有的上学，有的参加了工作。1968年7月，西藏自治区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对任荣等人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告诉大家，阿沛是好人，他是爱国的，他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的签字者，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劝达赖喇嘛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随后，西藏两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在北京航空学院开会。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要秘书通知阿沛到会上作检讨，以使他解脱出来，阿沛与群众的对话得到了群众代表的欢迎和信任；9月5日，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新站出来工作。阿沛的被解脱，推动了西藏“解放”干部的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干部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一定程度地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阿沛·阿旺晋美夫妇经常深有感触地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

　　1966年8月，西藏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揪斗班禅，周恩来得知后，一再劝阻，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保护，不能揪斗。”8月下旬，少数不听劝阻的红卫兵擅自闯入班禅住处，把班禅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后来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交待：“绝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同时，嘱中央统战部徐冰部长和刘述周副部长：“群众对班禅的斗争要背靠背。共产党员应该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保护好班禅。”徐冰、刘述周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劝阻红卫兵。徐冰当部长时间不长，学生没有认出来，他和卫戍区的指战员一起将班禅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久，一些高校和红卫兵组织先后成立了“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组织，互相争夺批斗班禅的权力。周恩来知道后，再次派人制止，并通过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自己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周恩来指出：“必须把班禅交给卫戍区监护，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最后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协议：一、各派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批判一次，批完之后，必须把班禅交给卫戍区。就这样，首都红卫兵在先农坛体育馆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由于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很好的安排，批判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问题。当天夜里，卫戍区不顾红卫兵的反对和谩骂，遵照周恩来指示，把班禅转移到解放军的一个营房。

　　10月15日，针对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部分藏族学生要把班禅送回西藏进行批斗，周恩来明确指出，班禅还是留在北京。如果听任他们把班禅揪斗回拉萨，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又一次保护了班禅。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昼夜辛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经常惦念着、关怀着班禅。“九一三”事件之后，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被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1974年3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来中国访问，已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听说阿沛·阿旺晋美将陪同他会见科威特客人，特意通知阿沛提前到人民大会堂，商议班禅问题。周恩来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阿沛当即表示赞同。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可是，不久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国内政治形势和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都日益恶化。周总理的意图再次受阻，未能实现。1988年4月4日，班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历史时，满怀深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每逢总理祭日，他都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献上花圈，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佛祖超度周恩来高尚而伟大的灵魂。这种祭祀，年年不断，直至班禅圆寂为止。

　　周恩来对西藏的其他爱国人士也很关心，经常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1970年9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问天宝道：“天宝同志，帕巴拉·格列朗杰现在怎么样？”天宝回答说：“帕巴拉等一批人在被群众监督劳动，每天在露天打土坯。”周恩来听后不安地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上层人士，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愿意跟共产党走，就要欢迎他们，就要给他们工作的条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保护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和健康，1971年春，西藏方面恢复政协后，即将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着作，研究藏学、佛学，撰写西藏文史资料，闲暇时种植花卉、果树、蔬菜和良种试验田，同时做群众工作，给他们在自治区、地（市）县安排了政协委员的职务。逢年过节还对他们进行慰问，召开茶话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分批安排他们外出参观。对于一些知名人士，自治区负责同志经常登门拜访，倾听他们的意见。

　　1965年冬，张经武回到北京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说他是与革命路线对抗而执行一套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经武住进了中南海。后来，江青发现后，说张经武对抗运动，这样的人就应该到运动中去烧烧。统战部群众组织也要求张经武回去参加运动，接受批判，张经武回到统战部时，周恩来有过交待，就是只能在小范围内接受批判。要文斗，不得武斗，要保证他的生活条件。

　　“文革”在西藏开始不久，在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中，张国华受到冲击。1966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11名西藏的少数民族学员。在谈到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时，学员问周恩来：“听有的人传，张国华有大问题，我们不清楚，他真的有问题吗？”周恩来马上明确地说：“张国华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他一贯紧跟毛主席，在西藏带病坚持工作，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还曾吸着氧气指挥战斗。张国华同志在工作中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仍然是个好同志。”1967年5月，中央任命张国华为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兼西藏军区司令员，实际上是巧妙地给予保护。

　　1966年11月，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谭冠三在西藏工作多年，身体不太适应，就把他派到最高人民法院任第一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孤身一人，与林彪、“四人帮”、谢富治一伙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和高尚情操。谭冠三的困难处境，得到周恩来的关怀。1970年国庆节，周恩来亲自主持审定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领导人名单。在那特殊的年代，上不上天安门，名字见不见报，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信息，“政治亮相”是判断一个干部被打倒，还是没有打倒，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重要标志。当审定到“高法”的领导人名单时，周恩来问：“为什么没有谭冠三？”有人汇报说：“军代表说他是‘五一六’的黑后台！”周恩来面露愠色，当即驳斥道：“什么‘五一六’的黑后台？有什么根据？”对方无言以对。周恩来亲笔加上谭冠三的名字。

　　“文革”中，王其梅在西藏多次受到残酷的批斗。特别是在揪斗所谓“六十一”叛徒集团后，多次被抄家，对他的批斗更加残酷。周恩来闻讯后，将他从拉萨接到北京。1967年8月15日，王其梅终因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虽经周恩来的关怀并指示医生尽力抢救，但终因病情太重，含冤逝世。

　　1967年3月，天宝被戴上“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搞西藏独立”等罪名，投入监狱。有一天，四川省的一部分领导到北京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一见他们当中没有天宝，立即问：“天宝怎么没来？”有人向周恩来汇报天宝的境遇，说他还在监狱。周恩来生气地说：“真是胡闹，天宝怎么会是‘分裂主义分子’？怎么会搞什么‘西藏独立’？”会议一结束，马上指示成都军区，立即到泸定监狱取人，把天宝送到北京。周恩来特别强调：“要绝对保证天宝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成都军区立即派专机送天宝到北京，卫戍区的工作人员把天宝从南苑机场直接送到中南海。周恩来关切地向天宝问了四川藏、彝地区的一些情况，对他说：“你暂时就住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外面很乱。”不久，天宝又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根据总理的指示，调天宝去西藏。总理知道天宝长期在甘孜、阿坝工作，缺乏在省上工作的经验，担心他应付不了复杂局面，不自觉地陷入矛盾斗争的旋涡中，便让他离开。后来，“文革”中四川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一点，再一次在政治上保护了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