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三次长沙会战

　　1933年夏天，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我就报名投考，被录取为第10期学生，分配在第3总队第6队。1936年毕业后到部队，驻扎在保定前线。当时，国家形势很严峻，日本鬼子步步紧逼，倭焰嚣张。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春季，日军凭其飞机、大炮、坦克、骑兵、化学兵优势，颇有纵横无敌之势。我军屡战屡退，山河变色，局势日非。我所在部队南撤河南汤阴、驻马店，再到湖北汉口。

　　在汉口，适逢军委会成立军官队，我就去了那里。不久被派参加开办交通人员训练班，后来又调到汉口卫戍总司令部。司令长官是陈诚，下辖李延年2军、周碞75军、卢汉60军、霍揆彰54军、刘多荃49军以及刘兴的江防总司令部。我在卫总当参谋，先住东厂口的武大校园内，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又搬到捉刀泉。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是谭延闿的女婿，属下多用湖南籍人士。他治军威严，常说：“只要我不爱钱，连鬼都不怕。”一次行军有个士兵从老百姓菜园子拔了几根葱，陈诚当场就把他给枪毙了。所以，手下人不敢胡作非为。

　　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11月12日，湘北重镇岳阳沦陷。11月下旬，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年底军队再次改组，陈诚调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旋去军委会任政治a部部长，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作战区域是赣西北、鄂南和湖南全省。

　　我随着去了第九战区，任参谋处少校参谋。指挥部设在咸宁。敌占武汉、岳阳后，急欲攻下长沙、衡阳，与广东之敌会合，打通粤汉路。但遇到了我军顽强反击，第九战区从1939年3月起，在鄂南、湘北接连打了通山、崇阳、大冶、阳新、汀泗桥、通城、羊楼司等战役，不断消耗敌军。岳阳陷落时，我们有些恐慌，提出“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口号。为了不把完整的长沙留给敌人，于11月12日岳阳陷落当晚，派人在长沙城数十处放火。“长沙大火”是我们犯的一个大错，当时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长官酆悌，撤职查办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敌人分别于1939年9月、1941年9至10月间和年底三次攻长沙，我经历了这三次会战。直到1944年5、6月间，长沙陷落，8月衡阳陷落，我随部队来到平江县。后来成立第六战区，我又被调去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司令长官还是陈诚。作战地区为湖南、湖北之间的长江两岸地区，司令部在湖北恩施。

　　长沙会战的同时，第六、第五战区在鄂西、鄂北、鄂中发动诸战役，有力地牵制了长沙之敌。1940年5月，在襄阳枣阳大会战中，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司令长官张自忠在枣阳南瓜店附近，因敌众我寡，壮烈牺牲。襄阳、沙市、宜昌相继陷落，但我军仍然顽强抗敌，与之反复进行拉锯战。

　　这期间有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一记。敌寇第三次进攻长沙时，为策应第九战区，我第六战区在宜昌、沙市、当阳一线猛攻敌军。在当阳战斗中俘获三名日俘，一个叫长谷川，少佐军衔，还有一名上士、一名中士。三名日俘被押赴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上级派我审讯他们。长谷川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官阶虽不算高，但是日本特务系统的，知道日本策划满蒙事变的全过程。他供出了日本策划满蒙事变时穿针引线的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本名金碧辉，是前清肃亲王耆善的女儿，1907年4月生于日本，日本人川岛平次郎把她收为义女，更名为川岛芳子。从幼年时起，她就接受日本的军事和间谍训练。初被黑龙会派充蒙王之妃，后回关东军，在土肥原手下从事间谍活动，受其指挥者达400人。审讯时，我作了详细记录。

　　无论在第九战区，还是在第六战区，我作为中层参谋人员，工作很勤奋，经常日夜起草文书、作战命令和长官讲话稿。有一次，我累得犯了严重胃病，医生当作肺病治，越治痛得越厉害。后来缴获了一台日本透视机，诊断出是胃病，才治好。

　　不久，我去重庆出差，在宜昌上船后，一个从东北流亡来的女学生唱着流亡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和煤矿；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爹娘呀，爹娘呀，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唱得悲愤凄惋，不忍卒听，大家都流出了眼泪。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1944年，我被分配到远征军第4方面军的18军，后来我改派到重庆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在这里呆了不到一年，日本就投降了。1946年4月27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各机关、军队、干部熙熙攘攘都回到南京、上海。上级给我拨了2000斤米做费用，让我顺便回家去看看。抗战胜利后，重返乡园，见到阔别已久的乡亲，心情是何等激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