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前的挽联

　　我父亲已经99岁，是抗战老兵，亲历了八年抗战的每一天。1936年秋，父亲19岁。为了谋生，父亲在亲戚的帮助下，从山东到西安参加了东北军的第53军。

　　父亲参军不到一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从此之后，父亲跟随东北军开往抗日前线，参加了太行山游击战、武汉会战、洞庭湖防务；1941年，考上了黄埔军校17期，在二分校进修，毕业后调到第53军军部参谋一科；1943年，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担任第53军军部作战参谋，赴滇缅抗日，参与制定部队的行军计划；1944年，被派到桂林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毕业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远征军战事，与驻印军队新30师会师；直到抗战胜利后去越南战场，接替第60军的防务。

　　最近这几年，媒体记者和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多次到家里采访和慰问父亲。他们多是从《我的抗战》一书中，特别是从中央电视台等84家电视台同时播出的大型电视记录片《我的抗战》中，得知沈阳市有个健在的抗战老兵——蒋润苑。父亲对来访者，除了回答有关抗战的提问外，几乎每次都提到一件往事：74年前的一副挽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父亲的老家——山东省广饶县就成了沦陷区。父亲有家不能回，与我奶奶天各一方，连信都不能通。父亲7岁时我爷爷就去世了，54岁的奶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含辛茹苦地将父亲养大。父亲格外惦念兵荒马乱中的我奶奶，奶奶自然也格外牵挂炮火连天中的父亲。

　　1939年武汉会战后，父亲随部队撤到湖南省津市。津市有个文具店，掌柜的叫杨鼎新，为人热情善良，与我父亲相处得不错。父亲在离开津市前与杨掌柜商量，用店里的信封和信纸，给我奶奶写封信，尝试一下能否联系上。杨掌柜同意后，父亲在信中谎称自己在文具店当学徒，一切安好。这样写的目的是不让敌占区的母亲担心，也免得给老人家惹出麻烦。父亲拜托杨掌柜，如果收到我奶奶的回信，就保存好，以便将来转寄。

　　两年后，仅读了几年小学的父亲靠自学考上了黄埔军校。父亲在湖南省武冈市的二分校学习时，给文具店的杨掌柜写了封信，打听有没有我奶奶的回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是1941年冬季的一天傍晚，父亲惊喜地收到了杨掌柜转来的家信，是叔伯弟弟蒋森苑写的。父亲急切地打开信一看，惊呆了：我奶奶已经因病去世了。

　　当天晚上，父亲辗转难眠，含泪写下了一副挽联：“卧榻未伺，含殓未归，从来游子多遗恨；国仇未复，劬恩未报，自古忠孝难两全。”第二天，父亲买了黑布，为奶奶戴孝。没能伺候有病的母亲，没能在入棺前见上最后一面，成了父亲终生的愧疚。

　　2015年5月12日，父亲对《沈阳日报》的记者又说了几乎每次接受采访时都说过的话：“抗战八年，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突出的贡献，只是普通一兵，只是竭尽心力地做好了本职工作。比起那些有名无名、或伤或亡、战功赫赫的将士们差多了，自惭弗如。但我在八年抗战中一天没落下，更没掉队，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国家，可对不起在沦陷区老家的母亲，就连她何时病故都不知道。但那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又能如何。那八年，全国有多少家破人亡者，何止万千，实难统计。惨哉！”

　　那天，我看完了哥哥、弟弟和妹妹一起整理的父亲口述：《我的一个世纪——一个黄埔抗战老兵的自述》。当晚，我一边给父亲洗脚，一边问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是：“您一生中最大的遗恨是什么？”

　　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小时候家里太穷，念不起书，算不上最大的遗恨；长大后赶上八年抗战，东奔西走，朝不保夕，也算不上最大的遗恨；后来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也算不上最大的遗恨……我的最大遗恨，可以用那副记忆犹新的挽联来概括。‘卧榻未伺，含殓未归，从来游子多遗恨；国仇未复，劬恩未报，自古忠孝难两全。’”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74年前，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父亲为我奶奶写下的这副挽联，写出了悲恸与无奈，写出了缅怀与志向，写出了忠孝与爱国，写出了一个中国军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情怀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