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品交流会上,一张黄埔第10期学生(图一1)的半身照片格外引人注目,欣赏之余,笔者发现此照不同以往,学生除缝缀“军校、学生”圆牌领章外,第一钮扣竟然缀饰校长像章,而且是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登记证(图二)之“校长近影”为蓝本所制。“校长近影”是1932年校长着上将领衔军服半身免冠照。这一醒目细节,令笔者怦然心动,决心寻找校长像章一探究竟;因为只有找到实物,通过分析其工艺制作方法,才能弄明白校长像章是如何缀饰上去的。在收藏网搜寻数月,先后看到两种样式(正面相同,背面差异)校长像章。第一种:背面平整,配有别针,常见佩于左胸前;第二种:背面呈圆形空心,内配有环形插针。当时虽推断为后者,且不知佩法并无把握,但此种像章当下只见一枚,先买下再说。不久便收到卖家寄来的校长像章(图三),此章为圆形,直径3厘米(大于铜钮扣直径),校长照(材质皮革)附着于章模表面,背面内配环形插针,由一根钢丝制成,插针部分是在边缘处弯成直状,环形部分卡在章模内可以转动。为了验证,又买来几枚民国军服铜扣,经反复试验悟得缀章方法,即先将军服铜扣系好,再将像章插针从铜扣根部孔中穿过并套在铜扣上成为一体,然后对镜正像(钢丝插针部分起固定作用,不致脱落,环形部分用手指可使像章左右转动,以达对镜正像目的)。藏界云:老照片是凝固的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无疑黄埔老照片及校长像章是研究黄埔校史的珍贵物证。
纪念周会 树立权威
中央军校政训处为了宣扬“以校长意志为统一意志”,别出心裁地制作了扣式校长像章,让学生缀饰于第一钮扣。这种崇拜心理的表现形式,其狂热度导致校程内外军政人员(图一2)纷纷效仿,直至发生西安事变后,此现象便消失了。这起因还要先从“总理纪念周”(注释①)说起。
中央军校每个星期一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一般由教育长或教育处长主持。蒋介石两次下野受挫之后,觉得要树立个人权威,必须借助“总理纪念周”这个平台,显现其领袖地位。所以,每当蒋介石在南京时,则不时举行扩大的“总理纪念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训话”的主要内容:一是表明他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坚决实行总理遗教,救国救民,对得起总理的在天之灵;二是表明抗日的愿望,但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为现行的国民政府政策辩护;三是宣扬孔孟之道,以及“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新生活运动”等。在南京的党政军要人除林森外大都参加,有时陆军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察学校和其他军事专科学校也间或参加。“纪念周”除例行仪式外,还有汪精卫、孙科、戴传贤、冯玉祥等间或作专题的讲话。另外一些地方军政要员以被请到军校来训一次话为荣,像刘湘、何键都被请来军校训过话。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拉拢这些人,一方面也使学生见识一下大人物,也增加学生对校长的崇敬,因他们讲话必然是歌颂蒋介石的。有一次“纪念周”,蒋介石号召学生要熟读步兵操典,要像何部长(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一样能反复背诵,然后当场令何应钦背一两条给学生听,给学生造成印象是:只有像何部长一样顺从校长,自己才有前途。还有一次“纪念周”,教育长张治中正向学生训话,蒋介石突然从休息室里出来,张治中马上请蒋介石训话,蒋介石让张治中继续讲完,自己坐在椅子上,频频以手帕拭面,似乎很焦急。这是他才回南京,一下飞机就先赶往军校,以示他对军校学生的重视。
自黄埔军校创立之始,校长一职便由蒋介石长期担任,凡黄埔毕业生皆称他做“校长”。至1932年3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从而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合作局面。此后,常按其当时职务称“蒋委员长”,委员长遂成为蒋介石最着名的称谓之一。1933年4月,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曾在意大利和德国住了一个时期。张学良看到德、意法西斯党徒对“领袖”表示敬意的立正做法,便想到中国也应该拥戴“领袖”,加以训治。张学良回国后在武汉任行营主任时,也作了规定:凡提到“蒋委员长”要立正。一次,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到武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纪念周”,看到这一情况,回南京后在军校的“纪念周”上说,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对“领袖”都有这样的表示,我们是校长的学生岂能落后。从此,军校就要求学生坐而言、起而行,做到书写“领袖”时,另起一行顶格写;听到称呼“领袖”时,站着要马上立正,坐着的要挺胸抬头。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领袖”的尊敬。除了蒋介石亲自参加的“纪念周”是全时间立正外,其他人训话的“纪念周”只在提到“校长”、“委员长”时才立正一次。当时讲话的人总是尽量避免提及蒋介石的名字。1930至1937年,蒋介石在军校训话达百次之多,通过反复灌输效忠“校长”的思想,确实使学生对他产生一定的崇敬。
心腹着书 崇蒋至尊
1929年5月,张治中接何应钦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日常工作。年余,张治中接到一封学生的信说:“我们快要毕业离校了,许久没有听到校长的教训,想于离校之前,对于校长伟大的人格和功绩,多知道一点,以为将来效法。这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意思,也是全校同学的切望。”为此,1932年10月7日,张治中在“总理纪念周”对本校全体官生讲了《拥护革命领袖的要义》,内容分引论、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怎样去拥护革命领袖、结论四部分。之后,又接了一封学生的信说:“学生对于《拥护革命领袖的要义》,很有领会,同时拟请将校长的言行,多多灌输给大家,以供大家效法。”张治中自接了这两封信之后,本来就想给大家一个答案。但是觉得有两种困难:一则,本校如有此种演讲,外面明了的人,知道是对学生讲述校长的言行,以便学生效法;不明了的人,或以为我们对于长官有什么用意,反而引起误会。再则,凡是描写或讲述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创造伟大功业的革命领袖的事迹,必须详悉他一生的言行,钜细靡遗,而且耳闻目睹,透彻明了,然后讲述得方不含糊,才无遗憾,这不是轻易做得到的。因此,他把这两封信搁置了许久,没有答复。不过,张治中认为这些来信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至诚希望,假如置之不答,心殊不安,便决定以《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注释②)为题目,将自己所知道校长人格上和修养上的十个要点:(一)富于情感、(二)善于培育、(三)勇于牺牲、(四)邃于哲理、(五)英明果断、(六)气度宏大、(七)厉行校训、(八)昭示国训、(九)知人善任、(十)律己惟严,在“纪念周”对本校全体官生试述一下,并举出一些事例:
(1)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总理在广州蒙难,那时校长正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广东,冒险登总理所乘的永丰军舰,侍总理侧,昼夜不倦,前后五十多天。所以总理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文里面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2)民国十四年第二次东征之时,有一次战事异常激烈,至夜未休。那晚,校长和一个俄国顾问暂住在一个小山之下,随侍的勤务兵,只带了一张毯子和一件风衣,别的都没有。夜间天气颇寒,校长和那俄国顾问就睡在山下。勤务兵看见校长穿的衣服不多,遂把风衣替校长盖上。但是,到了翌晨起来,这件风衣不是盖在校长身上,而是盖在顾问的身上了。因为校长恐怕顾问受寒,已将自己的风衣,盖在他的身上。这件事,是那俄国顾问亲自告诉我们,而且在一班俄国顾问中称颂不已。
(3)当民国十六年校长下野的时候,正是本校第5期学生由黄埔被调到南京来,南京本校还在筹备中。学生虽是毕了业,还有许多没有地方分发。我因在总司令部服务,所以对于学校事情没有过问。校长下野后,即刻回到奉化,临行匆促,不及顾虑到学校。及回到奉化之后,才想到关于学校的事情,没有指示办法,当即发一电报给何部长,另写一封信,叫鄷悌同志带来给我,叫我不要走,仍留南京维持学校。恰巧,鄷悌同志由沪来京,我已由京赴沪,因之两不相值。随后我接到校长电召,便即赴奉化谒见。校长见面后,首先就问:“学生怎样呀?”我说:“自校长离南京后,学生情况实在可怜,差不多等于无母之儿了!”校长听了这“无母之儿”的一句话,非常悲伤,当时几乎掉下眼泪来。
(4)校长对于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部下,都有培育的善法。官长有不勇敢的,在校长督率下,便能勇敢起来;学生有浪漫的、骄傲的、懒散的,在校长训练下,便能变成不浪漫,不骄傲,而且用功的良好学生。前几年有些学生犯了浪漫骄傲的毛病,一经校长注意矫正,风气为之一变;现在讲到浪漫骄傲的学生,就算很少很少的了。
(5)北伐期间,在攻武昌的时候,总司令部是设在李家桥火车上,指挥部设在南湖,校长在总攻击之前夕,要亲自到城墙的附近,向部下训话。当时有许多人和俄国顾问都劝阻说:总司令不须如此冒险,请就在车上指挥,不必亲自到火线上去,因为总司令是负全军总责,关系至大。校长不听,终归亲自到前线,对围城的部队说:“明天一点钟总攻击,你们一定要攻进武昌,假使明天攻不下来,你们不要见我,我也不愿再见你们。我今晚不走,就在此地等着。”
(6)攻击南昌之时,校长亲到前线,命令我们预备两点钟总攻。哪知突如其来的敌人从城的水闸冲出来,我们第5团适当其冲,因为没有十分预备,受了很大的牺牲。那时校长正在巡视部署,几乎为敌人所乘,实在危险之至!幸得他们是偷袭的性质,冲不破就退了。
(7)校长从前做了一幅对联,上联说:“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下联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这两句话不是凭空捏造,是根据很深奥的哲理而得来的。是根据什么哲理呢?就是牺牲小我而实现大我,牺牲个人的力量和生命,去改良全体人类的生活,延长全体人类的生命。这就是校长的革命人生观。据校长告诉我们,这种革命人生观,是从总理所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几句话领悟出来的。又有一副对联,是校长撰句,总理亲书的。上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是做事的方法;下联“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是修身的方法。关于做事与修身这两种方法,我们如能透彻领悟,如能彻底奉行,便能发展我们的才能,培养我们的德性了。
(8)民国十四年第二次东征成功之后,校长回到广州,看见当时情势,必须提师北伐,扩大革命势力,乃向军事委员会提案,准备北伐。但是,俄国总顾问吉善嘉将军不赞成。起初俄国总顾问本是加伦将军,那时已经换吉善嘉将军来做总顾问了,他在俄国地位比加伦将军还要高。吉善嘉将军说,彼时不应该北伐,如必欲北伐,就应该拿海轮把广东军队输送到北方,同国民军联合起来,再行进取。这是他所拟的计划。试问,那时哪有许多海轮送五万余的军队?而且在未北伐之前,除广东以外,各处口岸都非革命势力所能及,我们把这五万余人,送到什么地方登陆呢?他明知道这是不能行的计划,故意提出来,企图打消校长北伐的提议。那时,这位顾问势力很大,要是别人,定为其所阻挠,而不能竟其北伐之初心。但校长认定,那时是北伐最好机会,非北伐不能解决当前与将来的困难,革命事业亦必中途停顿,所以坚决要实行北伐,校长就勇敢地请俄国把他调回去,再派加伦将军回来。结局,举行了北伐。
(9)校长把用人的权衡看得很重,掌得很紧。他无论用什么人,绝对不许别人参加意见,绝对不许别人加以阻挠,你要是妄参意见,妄加阻挠,他立刻就要纠正你,甚至要斥责你。从前在黄埔的时候,组织教导团,无论营长连长,都是校长亲自选择委任。当时军制是采用三三制。教导团有个团长想自己选用几个人,他说:“营长位置重要,当然是校长自己委任了,但是连长,我想保荐几个,不知道校长意思如何,我且试一试。”到了后来,他保了九个连长,提请校长核委,结果,校长只圈了两个人,这个团长看到名单,非常高兴地说:“校长真是给我面子不小了。”又有一次,本校一学生充任团长,校长委任一个团附下去,本来这个团附是有些浪漫,而这个团长好胜心很切,他听人说这个团附不行,就拒绝团附不要他到差。后来被校长知道了,马上就把这个团长免职了。直到现在,校长用人权衡还是不许别人侵犯的。
(10)校长怎样严格律己呢?现在拿一二件小事来讲。校长每天早起用冷水洗脸,差不多数十年如一日。他常说,这就是他锻炼自己的恒心,保持自己的良好习惯。这便是严格律己的功夫。
再把校长日常生活习惯说一说。每天早晨,在天将亮或在天尚未亮的时候,他就起床了。起床以后,就开始办事,这时所办的事,都是很要用思想用脑筋的事。譬如:重要的电报,重要的文稿,都是在这个清爽的时候做的。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就吃早饭,但是吃得很少。早饭后,就会客,这时会的都是特别的客,或是主要干部有紧要事件来请示的,或是校长召来主要干部指示机宜的。到了十点钟以后,客会完了,就到中央党部或其他的地方去开会。十二点至一点,是午饭的时候。但是,在未吃午饭以前,假如没有会开,而有重要的客来,还是会的。不过这种情形很少,多半还是批阅重要的电报。重要的电报,总是随到随阅,随阅随复。比方:去年淞沪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早晨发的电报,下午两三点钟就可以得到他的复电。为什么这样快呢?因为重要电报,他看了以后,立刻自己起稿答复,所以很快。我们当他部下的人,接到校长的回电,哪一件稿子是他自己起的,哪一件稿子是他的秘书参谋拟的,我们一看都可以明白的。同时,我们遇到重要电报,也是自己起稿。大家都要记着:凡是重要文电,总宜自己起稿。因为自己起稿,来得快当,不致耽误时机。校长常常讲:我们军人最要紧的,就是时间。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你要迟一次时间,就要失掉一个机会。校长遇到重要文件,都是自己起稿,也就是这个道理。午饭以后,自一点至三点钟,是他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任何客是不会,任何事是不办的。但如真正遇到外面有会要开,也可破例一往。三点钟以后,如果没有会议,还是会客。这时会的客,大半都是部下的将领。要是没有客来,就看书报,或者临时批阅重要文件。下午六时左右,或在野外散步,或在街市巡查。他常常指责南京警察不好,军人服装不整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自己出去巡查看到的。可见校长在这个公余之暇,出去散步休息,尚含有重大的意义。吃晚饭,大概是在下午七点半钟左右,每星期至少有四五天是宴客的。这种宴客,并不是正式酒席,大概都因话没说完,利用晚饭的时候来谈谈。校长吃的饭菜非常简单,是人人都知道的。吃过晚饭以后,还是他的重要时间,或者看书,或者请到有专门学问的人研究,或者找到有特别见识的人谈话。直到十一点钟左右,才去就寝。校长日常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是很有秩序的,非遇特别事故,决不肯轻易改变。
1934年4月,值纪念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之际,张治中给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图四)作序以便付梓,戴传贤唯恐耽误,借机捧蒋,其序言:“总理一生阅人多少,为什么到得晚年,独从群众当中认出一个蒋先生。用尽平生之力扶植提携,保育鼓励,使他得成就近十年中的大事业。为什么断然把党国的重任,独放在蒋先生的肩头上。总理眼中所看出的,明明就是一个至至诚诚、行忠行孝的蒋先生。只这至诚是可以挑得起万斤担子。只这忠孝是可以托得住万人的性命。负担起千万年的历史,在电光石火中寻生活,不是至诚不息的铁汉,如何靠得住。我和蒋先生二十多年患难相共,我所认识的蒋先生只是如此。”此书一出,即被军事委员会颁令为军校学员生必修政治教程并面向社会,发行数以万计,一时洛阳纸贵。其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刘健群所着《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也被列入军校政治教程,推行蒋介石之训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以“一个政党(中国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为训练纲领。
注释:
①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议决公布《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对“纪念周”的组织、程序和纪律要求做出具体规定。其内容如下:“第一条、本会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特决定凡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一律于每周内举行纪念周一次。第二条、纪念周以每周之月曜日(星期一)上午九时至十二时行之,其每次之时间,以不超过一小时为度。关于上项之时刻,得因特别情形变更之。第三条、举行纪念周时,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以其所在地之最高长官为主席。第四条、纪念周之程序:(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三)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四)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五)演说或政治报告;(六)礼成。第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仿党证式样,颁发手折,上印总理遗像、遗嘱、格言及本条例,俾资遵循。第六条、对于纪念周执行不力或有阳奉阴违等情事者,一经查觉或举报,将其应负责之常务委员或长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别议处。第七条、凡中国国民党党员依据其职业或其它之关系,有应出席于某党部或某机关或某军部之纪念周者,须于纪念周举行以前齐集,并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第八条、本条例自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后公布之日施行。”
②张治中之《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一共讲了五次。引言及本论之第一、二、三各项系1932年11月8日讲;第四、五、六各项系12月2日讲;第七项系1933年1月30日讲;第八项系2月6日讲;第九、十各项及结论系2月20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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