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呈请调任钱大钧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副师长兼司令部参谋长

　　第二次东征前，钱大钧任黄埔军校参谋长，并任教育长，负责黄埔军校的教育与训练，还兼任教导第3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结束后的1925年12月20日，黄埔军校呈请调任钱大钧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副师长(师长何应钦)，兼任司令部参谋长。12月22日，钱大钧正式升任该职。不久，何应钦接替蒋介石出任第1军军长，钱大钧也接替何应钦担任第l师师长。此后，军事生涯发迹于黄埔军校的钱大钧在国民革命军中迅速崛起，成为“黄埔嫡系”高级将领中蒋介石最亲信将领之一和高层军事幕僚，纵横捭阖民国军政界20余年之久，并对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人据此把他与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并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另外，钱大钧和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陈继承、陈诚被人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与蒋鼎文、顾祝同、刘峙被合称为何应钦的“四大金刚”）。

　　毋庸置疑，钱大钧是黄埔军校乃至国民革命军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同样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甚至其在任何事件中的“表现”，往往都会有不同版本的描述和解读出现。关于钱大钧与黄埔军校的关系，《黄埔》杂志已有专门文章，在这里不再赘述。在这里，本文仅整理、归纳一些存在于钱大钧记述、研究中的不同“看法”，以期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来反映钱大钧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一般来说，对于钱大钧在黄埔军校期间的军事能力，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尤其是第二次东征期间，钱大钧在海丰以6连士兵破陈炯明数千之众，更是名噪一时。但是，在钱大钧团中任党代表的包惠僧的回忆录中，战斗中的钱大钧却是另一番“景象”。当陈炯明叛军数千人逼近海丰时，钱大钧见形势不利，“想退却”。但包惠僧告诉他：临阵脱逃是要被枪毙的，打一个冲锋上去，还可以挽回局面。钱大钧“无话可说”，于是命令吹响冲锋号，这才打退了敌人。在击退敌人后，钱大钧立即骑上马，到何应钦那里“报功请赏去了”。

　　有人曾撰文指出，钱大钧善于“拍马”。在黄埔军校执教期间，经常为校长蒋介石提供“周到服务”。当时长洲岛一带有一道出自黄埔船民之手的传统名菜——黄埔蛋，其特点是鲜嫩香滑，“特别适合牙口不大好”的蒋介石。蒋介石曾偶然吃过一名严姓老妪烹制的黄埔蛋，赞不绝口，许久以后仍向别人说起这道菜。钱大钧听说后，亲自带着卫兵去找严姓老婆婆。几经周折找到后，钱大钧请她再给蒋介石烧制一次黄埔蛋，并让这位严婆婆将厨艺传给了蒋介石的厨师。此事让蒋介石对钱大钧倍加器重。但也有回忆文章说，钱大钧根本“不懂关系学, 例如张学良、宋子文, 都跟蒋介石有矛盾, 钱大钧都与之十分亲密，毫不顾忌”，以至于在其军政生涯中屡屡因此“吃亏”。有趣的是，钱大钧曾写过一则日记，其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他得到一条大鳗鱼，将其烹饪后分送顾祝同、张群、陈诚等人；本来也想送给蒋介石一份，但又怕“被人看为拍马之流”，权衡再三，最后决定“取消此赠”。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举兵反对南京的蒋介石，出兵湖南，史称“两广事变”。据史料记载，为了应对此次“事变”，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入湘防御，一面派遣其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前往江西大庾与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接触。钱大钧与余汉谋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又是粤军第1师时的同事，于是他利用这个关系，尽力做余汉谋的工作。7月，余汉谋通电反陈拥蒋，陈济棠的割据局面遂迅速瓦解。1936年9月初，钱大钧又奉蒋介石命令赶往黄埔，部署和桂系的谈判。此后，桂系接受调停，“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由此“钱大钧也更得蒋介石的恩宠”。但另据记载，“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却任命陈诚为广州行营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考虑到陈诚在黄埔军校是钱大钧的学生，蒋介石还特意找钱大钧谈话说：“陈诚经常要下部队奔走，想请你为侍从室主任兼行营参谋长，这样可以坐镇行营，全权处理行营重要军事决策，并不是以你是老师之尊而降格于学生陈诚之下。”钱大钧只好回答说：“人间一切皆在变，先生既可当学生，学生亦可当先生。”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事变前，钱大钧跟随蒋介石到达西安。蒋介石曾命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钱大钧任总参谋长)、“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钱大钧任参谋长)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的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当天，钱大钧正在华清池下榻。据他自己回忆，他“酣睡中被孝先之随从唤醒”，发现“侧面已有服灰布大衣黑皮领者，向委座住室又射又行”。钱大钧闻声慌忙从华清池后面急奔而出，正走在华清池畔，一颗流弹击中了他，“弹从肋骨间入，而由左肩出”，“流血颇多”。只得坐在地上不断呼喊停止打枪，后被东北军将领送到医院治疗。而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赴西安探望蒋介石时，还曾专程去医院探视钱大钧。钱大钧也因此“备受重用”。不过另据记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不因为钱大钧被东北军枪弹射伤而立即“重用”，而是下令对钱大钧严加调查。这是因为钱大钧曾在事变发生前夕，恰巧把停放在临潼车站、作为蒋介石行动专用的一列法国造游览列车（简称蓝钢皮）调开，而钱大钧又和张学良交往甚密，因此蒋介石怀疑钱大钧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在东北军前来捉他时，不让他有机会乘火车逃跑。钱大钧经过苦苦解释，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蒋介石的原谅。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2月至1939年5月，钱大钧任国民政府空军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直接指挥了武汉空中保卫战，组织飞机远航日本本土投放“宣传弹”等工作。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轰炸武汉。在钱大钧的指挥下，中国空军驾驶飞机起飞迎战，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日机被击落21架，中国空军只损失9架飞机。1938年5月19日，钱大钧组织徐焕升等驾驶两架马丁式B10轰炸机自汉口升空飞向日本，向日本九州岛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都市散发了20万张用日文写成的反战传单后，于20日安然返回汉口。钱大钧组织实施的这些行动，一般被评价为“极大激励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信心，并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也有史料记载，钱大钧在武汉指挥空军抗击日军来袭中，有“重宣传、轻实战”之嫌。据说当发现日军空袭武汉后，钱大钧在指挥中国空军升空应战时，为了提振武汉军民士气，曾下过一个命令，让我方飞机升空时必须绕武汉一圈然后再去迎击。但空战讲究迅速抢占高度，如果等飞机绕完一圈再爬升，往往就丧失了主动。因此这项命令饱受空军人员的抱怨。

　　钱大钧曾娶过欧阳藻丽、欧阳生丽两位夫人，两位夫人是名门之后，又是亲姐妹，因此,钱大钧在当时就获得了“渔色”的名声。在1929年，钱大钧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主持将该校学生列为黄埔军校第7期，还主持招收了第8期学生。有记载指出，在武汉分校期间，钱大钧对学生强调要厉行“新生活”运动，要求大家“注意礼义廉耻”，发扬“黄埔革命精神”，而他却把欧阳生丽带来“藏娇于武昌风景区湖上园私宅”。得知此事的武汉分校的部分教官和学生，对于口中提倡“新生活”、实际却过着“旧生活”的钱大钧颇有微词，于是有人在校门附近的墙壁上张贴打油诗一首加以讽刺：湖上有园，园中有风光，“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对夫妻同枕共床，姊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据说后来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前来检阅武汉分校时，还特意和钱大钧谈过此事，弄得钱大钧“面红耳赤，不敢分辩”。但另据新闻教育家（欧阳藻丽、欧阳生丽的妹妹欧阳恺丽的丈夫）顾执中回忆，钱大钧之所以娶欧阳藻丽、欧阳生丽姐妹为妻，实属事出有因。钱大钧和岳父欧阳耀如一家早就认识。钱大钧和欧阳藻丽结婚后家庭和美，并育有多名子嗣。有一年欧阳藻丽病势垂危，怕自己去世后孩子无人照顾，就和父母以及三妹欧阳生丽商量，希望欧阳生丽给钱大钧做续弦。钱大钧、欧阳生丽均表示同意，藻丽也遂据此立下遗嘱。不料后来藻丽的病情却日渐好转，最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钱大钧和生丽定情已久，经双方同意，钱大钧又娶生丽为妻。

　　钱大钧还有一件饱受诟病的事，就是被指贪污。有文章说，钱大钧在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武汉要塞司令以及保定行营主任期间，大肆贪污，在上海、苏州、南京以及北京、保定均有豪华私邸。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并改“钧”字为“钩”，讥讽他为“钩大钱”。据说1939年，钱大钧获得一笔特别费，但他却分给了几个高级官员。有人将此事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便以“私分军费”的罪名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抗战胜利后，钱大钧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中饱私囊，“私卖敌伪物资竟达42亿元，蒋介石不得不将其撤职”。对钱大钧贪污的说法，当然也有不同的记载。据顾执中回忆，钱大钧担任空军委员会主任期间，凡事都只向宋子文请示或报告。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于是找个理由把钱大钧“撤职下狱”。幸亏何应钦再三求情，才于1940年冬把钱大钧释放。钱大钧当时回家闲住，“生活穷困，连在上海的房子，也托人卖掉”。而据钱大钧之子钱世泽说，钱大钧在抗战胜利后派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当时多有批评他贪污的报告，蒋介石后来遂将其撤职。然而研究钱大钧的日记却不难发现，钱大钧“常是为人做嫁衣，一方面也是名高嫉起而遭诬陷”。但其后往往“清者自清”。钱大钧自己也曾感叹道：“余追随20余年，忠心耿耿未尝一日逾越职守，亦未胡作妄为，而老先生从未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