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师生是抗日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从黄雍工作点滴看黄埔师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在中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过程中，黄埔学生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已有很多评述。我们仅从当时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的工作这一斑，来窥探黄埔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这一全貌。

　　抗战期间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人们也称其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后改隶军政部），在各省、市、军、师设分处，分处负责人由中央处聘任。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组织、登记和考核军校毕业生，介绍和分发毕业生工作，抚恤阵亡和殉职毕业生家属，甚至培养其子女。中央各军校包括百余各军、兵种军官学校和训练单位(蒋介石为所有这些军校的校长)，其毕业生按毕业时间并入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延续）各正式期次，统称黄埔XX期，享受相应期次同等待遇。

　　下面是有关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抗战期间工作的两个记载。

　　1、“八一三”淞沪抗战抗日别动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9月4日,蒋介石急电戴笠组织一万人的游击部队（亦称“别动部队”），限一月成军，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据文强回忆（文强：淞沪会战戴笠抗日别动队, 《八一三淞沪抗战》，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一月成军，并要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弄得不好就是驱羊群入虎口。为此，戴笠要文强速电商南京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一周内输送600名军校毕业校尉级军官来沪，按资历安置为别动队各级干部。当时还从其他部队调入一批军士（班长）。别动队进入战斗后，文强曾多次到淞沪抗战前线，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堵击阵地破口，虽伤亡惨重，却战斗不止，令其后撤也不从。战役撤退后，文强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部队，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此别动队中，军官基本是黄埔学生，总数在700人之数，牺牲者超过500人。

　　黄雍接到电报后，一周内分发600名有军旅经验的校尉级军官去沪，也就是每天要分派100名军官去淞沪，可见其运作效率之高。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来自最高统帅的非常指令，自然要以非常的效率去执行。

　　2、黄雍秘书吴少岳简历留下的记录

　　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抗战期间的秘书吴少岳，在1951年的自传中记录了他在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由南京撤退到武汉时的工作情况：

　　“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驻鄂办事处，尚差书记一人。办事处主任仍为黄雍，副主任为蔡汝慎（江西人，黄埔4期）负实际责任。我到当书记，同时也做了黄雍的私人秘书。关于他私人来往信件，大都是我着墨的。每月薪水约三十元。地点在武昌江西会馆。处里业务为登记失业军官及分发到各军、师去，工作很忙。记得有一天，连通知和文件办过一百四、五十件稿子，我这时的思想是，我在为抗战而努力。”（见黄雍秘书吴少岳1951年自传有关页的影印件）。这里的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驻鄂办事处因中央处退驻武汉，两者合署办公。

　　吴少岳生前曾回忆，那时主要工作就是按黄雍指示，分派黄埔毕业生到各战区的军师中去充任各级指挥官。工作很忙，有时一天140至150封文件，黄雍的个人来往信件有多少，已不可考，但按常理估计一天20至30封应该不算少了，那么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一天分发毕业生军官到各军、师去的公文件数总在100份以上。这个数目，与1937年在南京一天分派约100名军官去淞沪前线的数目是一致的，这个数字大体上是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分发毕业生到军旅中的常态。

　　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在抗战期间，以这样的速度分派黄埔毕业生军官到各战斗部队，其总数一年应过万，甚至几万。此外各地、各部队的下级毕业生调查处也会分发数目不等的毕业生到军旅之中。那么八年抗战又会有多少黄埔毕业生军官被分派到抗日军中，这些黄埔毕业生军官所率领的军队何其众也！据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提供的资料：黄埔本校、分校和各种训练班第1至6期毕业合计约2万余人，国共两军中黄埔出身的团职以上军事指挥官约有3000多人,其中有300多名黄埔师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他们指挥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抗日之师，参与指挥了绝大多数会战和战役。从黄埔军校第7至19期走出的毕业生合计约22万人, 担任旅、团、营、连、排的中下级军官。到抗战后期,可以说在中国军队各个团级单位中几乎都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在正面战场，黄埔出身的团级指挥员占据了整个指挥系统的大半壁江山，并且指挥了整个抗战的绝大多数恶仗、硬仗、胜仗。黄雍在任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期间，每天分发黄埔毕业生到各战区的数字，对于陈宇先生的上述总体评估是一个有力支持。所以说黄埔师生是抗日主战场的中坚力量也是应该肯定的。

　　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在抗战期间，除对军校毕业生中的中下级军官进行考核分配之外，对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也有考核推荐之责。如抗日名将、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黄埔1期郑洞国，抗日名将、黄埔1期陈烈等，都受过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强力推荐。这些名将是黄埔军人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明证，他们的功绩已为大家所熟知，此不赘述。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着的众多黄埔毕业的高级将领，与数以十万计的黄埔毕业校尉级中下级军官，构成了抗日主战场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中坚的宏伟军事武装力量，这些黄埔师生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真正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将永远敬仰和怀念他们！

　　黄雍（1900-1970），湖南平江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军事总教练，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军务处长，国民政府稽私卫商检查总队少将总队长、稽私卫商检查总所所长，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负责人。1927年，任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广东省委东江特派员，主持海陆丰第二、三次农民起义，占领海陆丰，形成第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为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广东政权的中央决策奠定基础；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整编、补充，组建成工农革命军第2师（“红二师”）；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东江红都中洞高潭区苏维埃政权；拔掉海陆丰最后地主武装堡垒捷胜城，为彭湃回海陆丰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扫平障碍。1928年，黄雍以广东省委琼崖特派员身份参加琼崖特委，主持军事，与李立三“全面暴动、迅速占领琼崖全岛、建立全岛苏维埃政权”的左倾路线发生严重分歧。1929年秋，抵上海准备去苏联学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参加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继续反抗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与陈烈共同负责组织工作，与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争夺黄埔学生。半年多时间，“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及受影响的黄埔学生约5000人，几近黄埔毕业生的一半，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控制。1931年去湖北，与中共中央军委蔡昇禧（黄埔1期）共同策动两湖地区军事暴动。8月被捕，两度越狱潜逃，年底被递解南京。其间邓演达及“黄埔革命同学会”其他领导相继被捕，邓演达12月底被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黄雍参加“十人调查通讯小组”，奔波于南京和上海一带，收集敌我双方的兵力、伤亡、武器、给养、战况、士气、通讯等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供蒋介石作指挥战争的决断之用。此后黄雍历任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伤兵生产管理局负责人，三青团总务处副处长，国防部中将高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学校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反对内战，毅然以中将军衔申请首批退役。

　　1948年下半年，参加由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之一的吴克坚及周竹安领导的湖南策反程潜、陈明仁、李默庵工作。组织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配合起义发动；掩护直达中共中央的秘密电台，直接掌握程潜思想动态，为湖南解放做出重要贡献。为此受到周总理当面嘉奖，程潜、吴克坚、周竹安、陈明仁信件中都有对其赞誉之词。1949年，赴港继续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返回后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参与总政对台工作；1956年，周恩来决定成立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以屈武牵头的“九人小组”，专门处理战犯教育改造问题，黄雍为成员之一，协助中共中央“处理战犯专案小组”（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工作。黄雍一生在国共两党（甚至第三党）的工作，几乎都与黄埔军校和黄埔学生有关。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黄雍与陈赓曾研究拟动议重建黄埔同学会，后因陈赓病逝和三年困难时期来临而搁置。黄雍与侯镜如、郑洞国是再度回归中共事业的早期黄埔毕业生的杰出代表，1970年文革中他过早辞世，否则他会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和黄埔精神传承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强（1907-2001），1925年考入黄埔4期，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曾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6月，在重庆被捕，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但为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所误解，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文强申辩无效，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的党籍。1935年，入国民党和军统，曾任军统北方区区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1975年被特赦。曾任文史专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

　　吴少岳（1891-1975），湖南平江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华东美术专科学校，与吴克坚、罗合如等开办进步剧社，创办《平江旬刊》。1927年后白色恐怖期间，为平江党组织转移、保护革命同志做了许多艰苦工作。1929年脱党。1936年以后，长期在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和中正学校作黄雍秘书。他虽脱党，但从未叛党，而且在艰苦环境中，一直与担任中共高级职务的多位当年的老同志保持联系，在他们生死攸关的时刻，伸出援助之手。他还利用这种关系，给党推荐了不少可靠的白区工作人士，黄雍只是其一，对党的事业有杰出贡献。解放后，在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罗合如直接领导下任编剧，创作大量传统题材、但体现新时代精神的剧本，为我国戏剧改革做出重要贡献。他有两个儿子从军，牺牲在抗日战场；一个女儿死于大逃亡的撤退人流之中；晚年只有一个因骨结核而成佝偻的儿子陪伴身边。他一生为人谦和、低调、诚信，充满人文气质，是一位可敬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