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黄埔军校

　　邓演达是现代着名政治活动家和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早年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建与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特别是他曾担任黄埔军校本部、潮州分校两任教育长，武汉分校时期再任教育长兼校长，且在黄埔军校早期师生当中有着较高威望和影响，是黄埔军校初创年代的标杆人物，自然有其突出地位和作用。

　　最小同盟会员，

　　崛起粤军名扬广东

　　邓演达（1897—1931）又名策成、仲密，别号择生，广东惠阳人。惠阳县淡水小学堂、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第4期、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武昌陆军第三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工兵科毕业。按照原始记载，邓演达生于1897年3月1日，一说生于1895年3月1日，目前显然是采用了1895年出生说。父亲邓镜人，是家乡惠阳永湖圩鹿颈村秀才，曾任崇雅学堂学监，人称“好好先生”，为人处事为乡人称道，对邓演达幼年成长影响较大。邓镜人对于两个儿子的起名，受到了严复翻译《天演论》影响，大儿子演存，字竞生；小儿子演达，字择生。1909年秋，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第4期，时年14岁，是最小的学员。常随粤军宿将姚雨平当交通员，倍受教诲。约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是最小会员，与他同期入会的有郭冠杰、廖尚果等。1911年11月，邓演达入广东北伐军（司令官姚雨平）任军事教练，辗转进军南京、徐州等地，小小年纪就经历了战争洗礼磨练。邓演达虽然年龄较小，但是加入粤军的经历，比许多人都早，尤其是蒋介石很迟才投身粤军，邓演达尤其瞧不起。1913年1月，任广东北伐军总监（林震）部兵站部副官，兼卫队营第三连连长。北伐结束后，随姚雨平返回广东，入陆军小学校续学。1914年12月，考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就读，1916年秋毕业。邓演达于1917年春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工兵科学习，第6期亦是粤籍人入学最多的一期，有119名学员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学习，因与叶挺同为工兵科，在校时就过从甚密。1919年1月毕业。分发通州任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部见习官、排长。 1919年10月返回南方，继赴福建漳州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报到，提出军纪混乱亟待整治，参谋长邓铿同意他的建议，组成宪兵连执法，任援闽粤军漳州警备司令（邓铿）部宪兵连连长。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时，任总司令部督战队队长。三年里经历了粤军许多战事。1920年11月成立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时，即任司令部少校编练参谋，兼任军官教育班主任，专司编练事宜，组建工兵营并任营长。后任军官教育班主任，独立步兵营营长，将该营训练成粤军第一师的模范部队，初显军事训练才能。1921年11月，粤军第一师成立工兵营，任营长。邓演达较早见过孙中山，真正面对面语谈是在桂林，时间是1921年12月中旬，担任卫士队队长护送徐树铮到广西桂林，余暇时孙中山关切地与邓演达交流，嘉许赞扬这位年轻军官。曾入大元帅府警卫团任营长。1923年4月，攻打盘踞在广东肇庆的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部，任攻城指挥官兼粤军第1师第3团团长，发挥工兵埋雷特长，炸毁城门攻克肇庆，俘虏守城旅长黄振邦。1923年2月，任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3团团长，惠州绥靖处安抚委员。1923年6月，孙中山授予邓演达少将参谋职务，并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对联一副，联曰：“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孙中山还称赞说：“干革命，有两达”（指张民达、邓演达），革命有希望。1923年11月，随粤军第1师赴肇庆整补，兼任肇庆西江讲武堂特约教官，负责政治教育，主讲《三民主义》《吾人今日谋生之道路及其方针》等课程。

　　创建黄埔军校，

　　三任教育长留名校史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大元帅颁令任命李济深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七名委员之一，因李济深任粤军第1师师长工作繁忙，遂指定邓演达代理军校筹备工作。另载邓演达为筹备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 1924年2月15日，陪同蒋介石往广州石井兵工厂视察。1924年2月25日，奉孙中山总理命赴浙江奉化，劝说蒋介石回粤继续完成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并带口信，只要蒋介石回校，答应委以校长职务。那时他对蒋介石十分尊敬，认为他是革命先进，粤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和孙中山的重要助手。1924年3月5日，他将赴奉化详情致电廖仲恺、汪精卫，称：“介（石）谓彼去实因保持与先生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并促展、汝回，则彼可回，其意坚决。因介不行，亦暂缓。”1924年3月21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1924年3月27日，与王柏龄、林振雄、俞飞鹏协助蒋介石制订《陆军军官学校章程》。1924年5月12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兼）副主任，兼任学员总队总队长。1924年6月16日，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等诸项仪式。1924年8月，正式辞去粤军第1师第3团团长职务，全力负责好黄埔军校的教学事宜。1924年9月1日，在邓演达力促下黄埔军校工兵队组建。9月3日，被派任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因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专责粤军第1师师长不能脱身，同日学员总队总队长职务由严重接任。受张难先启发影响，1924年11月，他决定辞职，自费赴德国学习政治经济，辗转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瑞士等地，1925年3月15日，抵达柏林。在中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帮助下，安顿生活住宿后，入柏林大学学习，刻苦学习英语德语，不到一年时间阅读了原版书竟达几十种。在学期间特别关注欧洲一战战史，曾转赴苏联考察。后受到蒋介石多次电文催促回国，遂于1925年10月启程回国，1925年11月回到国内。1926年1月8日，被任命为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蒋介石兼）教育长，可见当时受到蒋介石之重用。1926年1月19日，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全面领导黄埔军校的改组工作。继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此次会议上，何应钦亦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可见在军校要员当中，邓演达与何应钦并驾齐驱。从1924年1月至1926年前后三年时间内，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融洽的、合作的、相互支持的。邓演达对蒋介石是尊重、支持、服从的，认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故而对蒋介石特别小心谨慎，在与包惠僧等人的谈话中，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表示唏嘘叹息，从不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邓演达则是信任、重用。尽管其间两人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当面交锋，但并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公开宣示：“3月20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军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由此与蒋介石产生矛盾，于是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调离广州。1926年4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颁令调邓演达为潮州分校（主任何应钦兼）教育长，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部政治部主任，此后许多共产党人受到他的重用，如孙炳文（中共党员）是他的留德同学，交谊很深。9月，孙炳文从德国回到北京不久，邓演达与熊雄等联名电邀他来广州任职，孙炳文到广州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邓演达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招考委员会主席。1926年12月12日，发表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6年12月13日，与宋庆龄、孙科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高职权。曾被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1926年1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当天成立，邓演达、郭沫若等被任命为委员。1927年1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1927年1月12日，在汉口举行的宴会上，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介石的刺激至大”。1927年1月26日，邓演达应邀赴庐山参加宁汉各方高层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宁汉分裂已成定局，邓演达与蒋介石之间开始显现裂痕。随着蒋介石与邓演达在对待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歧日趋扩大，双方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决裂。1926年12月22日，蒋介石认为邓演达主张的政治部出版品多共产色彩，对之特别警惕，“如此反宣传，对于本军、个人乃黄埔为害尚小，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殊大”!电令邓演达严厉整饬。尤其到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党部，意欲与武汉联席会议分庭抗礼之后，蒋介石、邓演达矛盾开始急剧恶化。1927年2月，与徐谦、吴玉章等五委员组织行动委员会，联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主张，同时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3月28日，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同时兼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7年5月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校有3700多学生，超过迁移南京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因此“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本校，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此段时期，邓演达与汪精卫在武汉时期是合而又分，最终武汉的政治局势是以汪精卫为主导转向右派。因为此时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是刚从苏联回国，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是左右逢源两面派，汪精卫甚至应邀列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4日的会议，并作讲话。1927年春夏，邓演达在武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融洽，对于工农运动有共同的看法。邓演达作为中国国民党着名左派领导人，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需要这样有政治理想的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1927年4月17日，邓演达与宋庆龄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1927年4月23日，邓演达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谴责蒋介石政变、残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活动。1927年5月，他随军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在河南临颍大战时亲赴前线指挥，击溃奉军主力，占领郑州、开封等地。

　　创建“第三党”，

　　高举反蒋义旗

　　在此期间，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密切配合，支持共产党人许多革命主张。邓演达与恽代英关系尤为密切，“恽代英是邓演达的灵魂，邓演达的许多主意，都是恽代英替他想出的。邓演达请来着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军校政治部主任职责。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常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并邀请毛泽东、谭平山等参加。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从4月8日到5月6日间多次召开土地委员会会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因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在会议过程中，邓演达提议说：最好正式请中共的同志一同讨论。并且决定正式请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在会上，邓演达和共产党人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他曾提议请毛泽东、谭平山等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决议案。当毛泽东提议制定一个土地纲领的意见时，邓演达当即表示：毛同志的提议很好。当邓演达谈到解决农村政权“国民政府农政部应组织一个委员会，从速拟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时，毛泽东也表示支持。邓演达随即指定彭湃、易礼容、谭平山等为《农民政权问题》起草委员，以谭平山为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当1927年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之时，邓演达不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决裂，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反共政策。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汪精卫反对三大政策的行径，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后来他毅然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愤然秘密出国，与共产党共进退。

　　1927年武汉“七一五事变”后，邓演达辞职不干了，随苏联顾问团的汽车队，与先前所在部队苏联顾问铁罗尼等，经绥远五原赴蒙古共和国，后赴莫斯科。1927年8月15日到达莫斯科，被作为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客人受到热情接待，同时还被莫斯科第三国际、联共（布）负责人接洽，受到热情欢迎，并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与邓演达会谈，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两点，会谈结束后，斯大林把邓演达一直送到外面门口，给予邓演达难得礼遇。1927年，谭平山组建中华革命党，邓演达表示赞成。1927年11月1日，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商议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时署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布了第三党的成立。在海外漂泊两年多，于1930年5月初回到香港，不久赴上海，结交了许多反蒋势力和重要成员。在上海，他租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任援道在上海法租界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住房，与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郑太朴等，开始筹备新党，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其间曾主动找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当时领导人左倾，对邓演达没有理睬。

　　那时邓演达为“第三党”，为该党拟定了一条政治路线，即后来所谓的中间路线，其中心内容是平民革命理论，他宣称：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呼中国革命为平民革命，平民革命是中国现时唯一的生路。按照邓演达1931年6月25日撰写理论文章《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阐述，与当时中共的分歧主要是：第一点，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超越时代。他尤其不同意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二点，中国的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去搞。不能由共产国际操纵，对中共只是听命于共产国际持坚决的批评。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邓演达与中共分歧的实质，再引用邓演达1930年撰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的一节《我们与共产党的分界》的一段话：“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此时期中国革命处于危亡之际，引起了邓演达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一方面由于中共领导人执行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路线，面对反动派的进攻表现得不作为，令他失望，另一方他对当时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听命于第三国际不满，使他产生了“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的设想。他多次与谭平山交换意见，商议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组建一个不受第三共产国际控制的新的政党，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历史已证明邓演达的这个设想是不切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在革命危急关头，他思考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也就在这时，斯大林曾向邓演达提议，把他树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要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议。邓演达以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策略和不是共产党员为由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斯大林对于邓演达是否共产党员并不在意，他简单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设法安排，显然，斯大林将当时的邓演达作为可资扶持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加以争取。当时在莫斯科，邓演达成为托派与斯大林的争取对象，双方都希望邓演达以大革命见证人的身份为自己提供有利的论据。在此时期，他还拒绝了中共旅俄支部希望他加入中共的建议，他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报告会上发表《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的由来》的演讲中直言：“中国革命不应该列入第三国际的范畴，中国民族应该谋求自我的解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中根据孙中山的思想更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者与苏联应该保持的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1928年2月2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通过了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将“中华革命党”（谭平山发起组织）宣布为“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并且指令中国共产党，与这个“新党”的活动进行“严厉的斗争”。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出于组织原则必须执行这个决定。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也加入了反对“第三党”的内容，认为邓演达的党必然成为“反革命的工具”、“统治阶级的奸细”。中共六大文件密传国内后，临时主持中共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和中央其他同志认为，大革命时期与邓演达的关系甚密，如此对待他想不通，但又必须执行决议。于是，邓演达及“第三党”成为了中共的“敌人”。中共六大所制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不仅将“第三党”当做敌人，而且将所有党派都看做比南京政府更危险的敌人，即使是宋庆龄这样坚决站在中共一边的国民党左派也不能幸免。

　　对当年与中共合作之分歧，邓演达沮丧地说：“这个问题，只好等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说。”邓演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宣称：“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今天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事业。”他创立党刊《革命行动》和《革命行动日报》，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他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编辑出版《革命行动》《政治周报》等刊物。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新党正式成立。当时的媒体转发，因为该组织名称过长，称该党为“第三党”，寓意介乎于中共与国民党。邓演达看到后很不高兴，要求交涉改过来。殊知 “第三党”名称流传至今，这是邓演达始料不及的。邓演达同时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策动黄埔系将校和学生进行反蒋活动，为国民政府所忌讳。邓演达将组织扩大至全国十七个省及主要沿海城市，按照1931年“第三党”在全国党员数量为4000名，当时全国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有10000多人，邓演达创立与南京黄埔同学会相对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竟然发展了成员达5000余人，与拥蒋派黄埔学生形成“两大分化”局面，发展成员还包括：陈诚、胡宗南、李延年等部分黄埔嫡系将领，其中黄埔1期生将校就有几十名，深为蒋介石所忌恨。他还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邓演达、黄琪翔、严重、季方、邓宝珊为委员，邓演达亲任书记。邓演达为实现他所倡导的“平民革命”，积极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舆论工作。他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到1931年7月间，蒋介石中央嫡系第18军之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萧乾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参加了进来，曾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邓演达还多次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他在1931年7月间，连续撰写了三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邓演达这一系列活动，最终招致蒋介石的制裁。

　　其实，邓演达回国后的所有反蒋活动，均为特务机关侦知，时任淞沪警备司令官的熊式辉，与上海警察局、上海租界当局共同合作，悬赏30万元缉拿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因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愚园坊二十号被捕，关押期间，蒋介石曾到狱中劝说。蒋介石当时心态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蒋介石初始对于杀邓演达，还是有所犹豫，因为此时胡宗南等20多名黄埔学生联名写信，力保邓演达，无疑使得蒋介石浮想联翩。当时又恰逢宁粤对峙，蒋介石被迫下野，但他深信只要有黄埔系和军队的支持，他就会复出。而现在他担心下野后，两广方面会释放邓演达，邓演达也许会与孙科、陈铭枢、甚至胡汉民合作，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黄埔系，进而控制军队，如此则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困难将会大得多。此时戴季陶向蒋进言：“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为严，对学生则应从宽。”还说：“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经过权衡利弊后，蒋介石最终在下野之前下令于11月29日处邓演达以死刑。1931年11月29日拂晓，由侍卫总队长王世和（黄埔1期生）等临场执行，邓演达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遇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邓演达为革命烈士。1957年，拨款在南京紫金山麓灵谷寺旁修筑邓演达陵墓，与廖仲恺墓左右并峙。其家乡惠阳建有“邓演达将军纪念馆”。1961年11月，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朱德和宋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1981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彭冲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着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