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风范

　　爷爷原名李济才，字学坤。他曾任黑龙江省人大七届常委、省政协七届常委、民革省委常委、民革佳木斯市委主委。离休后的爷爷还担任黑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佳木斯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民革市委名誉主委等职务，为弘扬黄埔爱国革命精神，为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奉献余热。

　　爷爷老家在湖北红安县，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还在爷爷少不更事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就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而壮烈牺牲。不久，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太奶奶，也因病去世。爷爷的叔父将无依无靠的爷爷带到河南息县，将他送人做了养子。

　　抗日战争中，武汉被日本军队占领后，作为流亡学生的爷爷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投笔从戎考上了黄埔军校，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爷爷194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曾任国军财政部税警总团上尉参谋，在一次陪同上级领导到前线视察过程中，遭遇日寇突袭，和日寇发生激战，腰部中弹负伤，后调军令部任职。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40多天的谈判，并签下“双十协定”。

　　为了执行“双十协定”，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恢复全国交通，整编国共军队，成立了国方以张治中将军为代表、共方以周恩来副主席为代表、美国以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最高三人小组，来领导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简称“三人小组”。1946年1月中旬，刚刚20出头的爷爷作为国方少校随国军的要员们由重庆飞抵北平，参与组建军调处执行部。月底，爷爷又随邓为仁少将由北平飞抵武汉，组建汉口三人小组。邓为仁为国方首席代表，爷爷为代表。

　　1946年8月，爷爷又随邓为仁调长春军调处分部工作。邓为仁任分部主任，爷爷任分部组长，时为中校。爷爷在三人小组工作了14个月，就是在这段时间，爷爷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工作关系，爷爷接触了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还受到过周恩来的单独接见，交往最多的是李先念、王震、薛子正、伍修权等共产党人士。爷爷本就看不惯国民党中那些大捞油水的腐败官僚，而且和国军里司空见惯的吃喝嫖赌作风格格不入。共产党那种为国为民的高尚品格、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其间，爷爷目睹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同时也看到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和假和谈真内战的图谋，更坚定了他“良禽择木而栖”的想法。

　　1948年10月，爷爷在长春率部起义，实现了他跟着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的愿望。

　　爷爷一生坎坷，“文革”时期，他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和不公正待遇，还在北大荒农场劳改了2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爷爷在友谊农场落实了政策，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恢复了干部身份。1985年，友谊农场恢复县制，爷爷任友谊县政协副主席。1986年，爷爷又调到佳木斯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民革主委。

　　爷爷是个办事认真、公私分明、嫉恶如仇的人。无论是在顺境、逆境，还是落实政策后，都始终如一，艰苦朴素、廉洁自律，时时想到国家的困难。他在友谊农场一分场负责过商店、饭馆工作，抓过工副业生产，掌握过人、财、物实权。那时爷爷总是告诫家里人，不许搞特殊，不许占公家便宜，买东西要和群众一样排队。我那时刚上小学一年级。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路过豆浆馆，因口渴喝了一碗豆浆，服务员没有要钱。爷爷得知后对我大加责罚，让奶奶领着我亲自把钱送去。

　　在友谊县，上级两次分给爷爷宽敞的住房，但都被他让给了没房住的职工。当时，我们和二姑家同住。有一天，二姑不高兴地问：“爸，咱家也太挤了，为什么两次分房都不要？”我奶奶劝我二姑说：“你要理解你爸爸的心情啊，咱家就是再挤也总比没房住的人要强得多。”

　　我们从友谊县搬家到佳木斯时，为躲避欢送宴请，自己出钱租车搬的家。搬家那天鹅毛大雪，市委领导、市统战部的领导到我家看望时，见室内门窗有破损，墙壁泥灰脱落，棚顶有裂缝，有的地方还漏水，于是要派人维修房子。当爷爷和奶奶听说维修费用需要2000元时，便谢绝了领导的安排。

　　爷爷在职期间，社会活动很多，每年要到省里开会十几次，还经常到基层走访调研。为此，市领导打算为民革配台轿车，但爷爷考虑市政府经费困难，没有同意。爷爷上下班、到基层调研及开会，只要是他一个人的时候，近道步行，远道乘公共汽车，从来没有车接车送过。一次，爷爷和原民革市委秘书长赵俊鸣同志因乘公共汽车到郊区走访，在车上碰到了熟人。谈话间乘客得知这位老人是省人大常委、在职的厅级干部，都投来疑惑的目光，议论着：这么大的干部，怎么不乘坐小轿车？

　　市里为了照顾爷爷，每年拨款600元作为交通费，不久增加到1000元，直到离休，爷爷未动分文，而是将这笔钱用作机关经费了。

　　爷爷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不吃请也不请客，因公下基层从不在基层吃饭。自从爷爷担任民革佳木斯市主委和佳木斯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以来，外省市黄埔校友、民革委员，台湾来民革机关办事的黄埔校友、原国军军政人员及其亲属，还有民革省委来佳木斯检查工作、考核干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等，爷爷都是自费在家用便餐接待。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爷爷在职期间，为国家节约各种经费30多万元。也有人对爷爷的这种做法不理解甚至还提过意见，爷爷说：“公款吃请和请客花的都是工农群众的血汗钱，我于心不忍啊！再说，佳木斯经济还很困难，我作为民革组织的负责人怎么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呢？”爷爷对家人的教育也极为严格，主张艰苦朴素，绝不允许铺张浪费。

　　爷爷衣着朴素，生活简朴，家境清贫。他睡的是木板床，家里没有一件高档家具，如果是不知底的人来家里串门，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离休的地市级干部的家。

　　有人对爷爷说，什么级别就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爷爷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更有悖于佳木斯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些企业因资金缺口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不少工人的生活还很困难，当干部的在这种情况下去争待遇，或是不择手段地谋私利、满足个人享受，这还像个人民公仆吗？

　　爷爷最痛恨的就是那些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得比雷还响，为人民服务说得比蜜还甜，却拿权利做交易的腐败分子。曾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工作过的一位老领导，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写过这样的批语：“李学坤同志是佳木斯民革市委的负责人，市政协副主席，他处处从全市的整体利益着想，从佳木斯市面临的经济困难出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事迹感人肺腑。而我们党内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全市经济困难面前养尊处优，铺张浪费，应深感惭愧。”

　　在任省人大常委期间，爷爷代表人民直言不讳，被评为省人大代表积极份子，并曾获得政协优秀提案奖。爷爷曾针对佳木斯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非国有经济发展问题，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爷爷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盼望着台湾和大陆早日统一，盼望着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2015年7月1日6点48分，爷爷在佳木斯中心医院去世，享年97岁。追悼会当天，告别厅里人头攒动，很多人都来给爷爷送行，黑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领导、市里各大班子领导也到场悼念。爷爷的一生是坎坷的，更是辉煌的，作为他的后人，我会追寻先辈的脚步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