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忆当年抗日寇 少年斗志喜已酬

——纪念李友邦将军诞辰110周年

　　李友邦将军是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是杰出的台湾省籍爱国人士。他致力于推动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积极投身于抗击日寇的伟大斗争。他自幼就树立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意识，来到大陆后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后发起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组建台湾义勇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卫祖国、收复台湾”斗争，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争的种子

　　李友邦,又名肇基，1906年4月10日生于台北芦洲乡，祖籍福建同安。李友邦出生那年，正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10周年。李家不忘亡国之痛，抵制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运动”，奉中华文化为正朔，要求子孙研习国学、崇尚礼教。李友邦自幼受父亲耳提面命，熟读圣贤经典，慢慢树立了民族意识。

　　1912年，7岁的李友邦进入和尚洲公学校就读。按照日本殖民当局的指令，学校上课全用日文，不准使用中文，也不准讲中国话。校长和绝大部分教师都是日本人，经常体罚台湾学生。一天李友邦与日本同学发生争吵，日本同学骂他是“清国奴”，李友邦愤然说：“如果这是在中国，你就不敢对我这样。”恰巧一个日本教师经过，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李友邦一个重重的耳光，并喝令他住嘴。这一屈辱的场景在李友邦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埋下了抗争的种子，促使他长大后走上革命道路。李友邦后来回忆此事时谈到：“这是我所以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

　　1918年，年仅12岁的李友邦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就读。次年5月，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爱国热潮影响了数千里之外的台湾爱国民众。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李友邦积极参加文化协会的活动，与蒋渭水、王敏川、赖和、连温卿诸先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对日本殖民当局暴虐统治的愤怒，推动李友邦走上反抗之路。1922年，李友邦和胞弟李成基及其他进步学生一起袭击台北新起街派出所。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王添进等同学，再袭台北新起街派出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李友邦和林木顺等人因此被学校开除，并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李友邦与林木顺等人一起，离开台湾奔赴祖国大陆。

　　就读黄埔军校

　　在前往上海的航程中，李友邦、林木顺等人结识了谢雪红。到达上海后，李友邦逐渐产生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根据谢雪红等人的建议，他决定南下广州。

　　在广州，李友邦经国民党人任剑若推荐，于1924年6月进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924年11月，李友邦转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当时的黄埔军校，延揽了一批政治思想先进、军事才能突出的教官，汇集了一大批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的爱国青年。在这充满积极向上气息的校园中，李友邦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与同学们同场操练、同窗切磋，文化水平与军事技能突飞猛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校期间，还曾发生一桩趣事。有一次，校总理孙中山先生到校演讲，与会师生听得入神，然而李友邦竟打起瞌睡来。呼噜声惊动了值星教官，急忙走过来把李友邦从睡梦中掐醒。事后，孙中山把李友邦叫过去训话，李友邦仍然是一脸茫然。教官连忙解释：“这是从台湾来的新学员，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都听不懂。他只会日语和闽南语。”得知李友邦来自台湾，孙中山的态度转为肯定与欣慰，他改用日语跟李友邦谈话。看到语言成为李友邦学习的障碍，孙中山便嘱咐他向曾留学日本的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学习国语。从此李友邦每周都到廖仲恺家中上课。在廖仲恺悉心指导下，李友邦很快就过了语言关。同时，在廖仲恺的影响下，李友邦形成了更加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

　　关于李友邦离开黄埔军校的时间，论者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是1925年9月毕业，也有说是1926年10月毕业。笔者查阅了黄埔军校第2期通讯录，没有找到李友邦（李肇基）的名字。遍查前后几期，都没有找到。黄埔军校通讯录一般只收录毕业生，由此可以大致得知李友邦没有毕业。后查阅到《2004年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陈在正的《李友邦有关历史问题探讨》一文，其中引述李友邦填写于1945年的《陆海空军官佐履历表》：“民国十三年六月进广东警卫军讲武堂肄业，同年十一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肄业，年底离校。”至此，这一疑团得以澄清。也可见，李友邦在黄埔军校就读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个月。据李友邦夫人严秀峰所述，李友邦当时离开军校是奉孙中山之命携巨款北上，支援国民革命。

　　“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1925年，在孙中山先生的教育和启发下，李友邦在广州联络当地爱国台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高举“抗日复土”大旗，并担任该党主席。该党成立后，发展党员1000余人，其中一半在台湾本岛，另一半在广东、闽南、以及浙江南部一带。

　　1925年9月，李友邦奉命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他派出一批得力成员在台湾和大陆做反日工作，并于1926年孤身潜回台湾，宣传大陆革命形势，激励台湾同胞抗日斗志，动员了王万得等一批热血青年回大陆参加革命。

　　1926年12月，李友邦与旅居广州的其他台湾才俊一起，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其政治主张是支持祖国大陆革命，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开展台湾革命运动。1927年3月，又共同发起成立了以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为“合法外衣”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李友邦担任宣传部干部，积极组织开展活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遭解散，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也被取缔。1927年7月24日，日本殖民当局以“言论煽动台湾独立”，逮捕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外交部长张月澄，随后对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进行大检举，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广东事件”。1929年10月，李友邦在上海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出狱后，李友邦辗转来到杭州，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日语教师。李友邦不满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杭州开展爱国革命活动，于1932年被捕。他在狱中与骆耕漠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接触了马列主义理论，增强了为台湾革命和中国革命奋斗终身的决心和意志。1937年下半年，经黄埔同学保释，身陷牢狱5年多的李友邦拖着伤残之躯出狱。在这期间，他的二弟李友烈(承基)、幼弟李友士(王基)，因在台湾坚持反帝抗日活动，先后于1932年、1934年壮烈牺牲，全家为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牺牲。

　　李友邦出狱时，正是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他苦苦思索台湾和祖国的命运，对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祖国抗战的胜利。”基于此，他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1938年，李友邦恢复了台湾独立革命党，重新修订党章。新的党章第一条明文规定：“本党宗旨：团结台湾各民族，驱除日帝在台湾的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李友邦通过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积极宣讲抗日主张，号召当时滞留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共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同时，他也在思考如何凝聚大陆台胞力量，组建一支抗日武装。

　　组建台湾义勇队

　　1938年10月，身在浙江金华的李友邦正在苦苦思索如何组建台胞抗日队伍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据报纸报道，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湖北汉口成立，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要在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开展瓦解日伪敌军的政治工作。这则消息给了李友邦很大鼓舞和启发，他决定效仿朝鲜同志的做法，召集在大陆台胞组建台湾义勇队。中共浙江省委得知李友邦酝酿组织抗日团体、准备发动台胞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后，派骆耕漠与李友邦联系，协助他进行筹组工作，后又调中共党员张一之（张启权）前往协助。李友邦筹组台湾义勇队，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招募义勇队成员时，李友邦将目光投向了台胞聚集的福建。恰巧这一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出于提防台胞中藏有日本特务的心理，将散居在闽南沿海一带的569名台胞强行迁往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山区，集中在所谓的“台民垦殖所”劳动。国民党福建当局还在那里设立“台湾教养所”，连儿童也集中看管起来。当时由于疟疾暴发，有90多名台胞不幸病故，另有30多名被迫逃亡。得知消息后，李友邦深感不满，透过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介绍，偕同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走访陈仪，提出应释放无辜受害的台胞。陈仪视这批被集中的台湾人为包袱，同意李友邦将其带走。困居崇安的台胞闻讯喜出望外，纷纷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1939年2月19日，郭汝侯等22名台胞乘火车开赴金华，成为第一批台湾义勇队队员。

　　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正式成立，李友邦任队长，李祝三（台北人，黄埔6期生）任副队长，张一之任队秘书，并成立台湾少年团。1939年10月，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政府委任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升为陆军少将。

　　刚成立时，义勇队人数仅为42人，少年团则只有6人。到1940年初，义勇队队员已达到100余人，少年团亦增加到50余人。在金华期间，义勇队主要开展对敌斗争、医疗救护、生产、宣传等工作。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义勇队在李友邦指挥下坚持到最后才奉命撤离金华，于10月中旬转入龙岩坚持开展斗争。1943年，义勇队扩大编制改称为“台湾义勇总队”，直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李友邦也由少将队长升任为中将总队长。义勇总队下设4个支队，人数增加到165人，到1945年扩大到381人。随着义勇队影响的扩大，浙江、湖南、湖北、福建等省籍的革命同志也陆续被吸收到队伍中来。

　　精心运筹促发展

　　作为台湾义勇队的创建者和负责人，李友邦为组织的创立、发展与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其领导下，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斗争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

　　建章立制，健全组织。在筹建台湾义勇队期间，李友邦拟订了“台湾义勇队组织计划草案”，明确义勇队的主要宗旨有三条：一、参加祖国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二、发展台湾革命运动，争取台湾之独立与自由，使其重返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中国。三、联合远东被压迫民族，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保障东亚永久和平。宗旨简洁明了、富有感召力，有助于激发台胞的抗日热情。李友邦将台湾义勇队的部队番号定为“复疆”，意为收复疆土之意。还组织编写了台湾义勇队队歌和少年团团歌，邀请着名音乐家贺绿汀为队歌谱曲。李友邦深知，台湾义勇队能否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队员的素质、能力是关键。李友邦注重加强义勇队的组织建设，手把手地传授相关知识，培养出一批骨干。对普通队员，李友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每个支队（区队）的成立，都必须进行两至三个月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有理论学习、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史地、语言及对敌宣传技术等方面。李友邦多次强调：“只有通过严格训练，队员才能有深刻的言论，机警统一的行动和纯洁的纪律生活……才能完成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

　　多方奔走，争取支持。为了组建台湾义勇队，李友邦不得不奔走于国民党中央及浙江、福建政府等处。经过多次沟通，促成了两批滞留福建台胞加入台湾义勇队。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受到广泛好评，但国民党当局却迟迟不发正式批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友邦与秘书张一先后两次来到国民政府临时驻地桂林，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情。为扩大台湾义勇军的政治影响，反映台胞的正义呼声，争取广泛同情与支持，李友邦在桂林开展了宣讲台湾革命历史和台湾革命者当前任务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交谊会、广西学生军第2和第3团、军委会政治部简易日文训练班、桂林广播电台等处发表演讲，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李友邦的积极奔走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终于下发正式批文，台湾义勇队有了“正式身份”。此后，为了解决台湾义勇队的补给等问题，李友邦又多次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周旋于国民党当局各部门要员之间，顺利解决了相关难题，保障了台湾义勇队的正常运转。

　　发挥优势，开展斗争。李友邦在思考台湾义勇队对敌斗争方式时，深知义勇队队员未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加之队伍规模小，到前线与日寇进行决战既违背总体军事部署，也不是明智之举。李友邦将台湾义勇队对敌斗争的落脚点放在发挥台胞自身优势，开展对敌外围斗争上。一是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利用懂日语的优势在前线向日军喊话，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二是开展医疗救助工作。李友邦考虑到许多义勇队队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才，于是成立医疗工作部，组建台胞战地巡回医疗队。1939年4月，在金华设立第一个医院，随后又在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相继成立三所医院，为军人、军属及贫苦民众提供免费治疗。三是开展生产报国工作。李友邦充分发挥队员特长，派人协助浙江、福建地方政府制造机器，生产樟脑、百合粉等军需原料。还派人协助金华等地采用国产原料制造“健胃散”、“皮肤膏”等药品，输送给前线部队，并供应后方民众使用。四是开展巡回宣传工作。李友邦指导台湾少年团排练话剧、歌舞，经常到前线及东南省份巡回表演，激发前线将士们的士气与后方民众抗战的热情。

　　注重宣传，笔耕不辍。李友邦一向重视理论宣传阵地，在台湾义勇队成立后，恢复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时期的刊物《台湾先锋》，并将其作为台湾义勇队队刊，自任主编。《台湾先锋》坚持办刊两年多，大力宣传台湾革命斗争历史，探讨台湾革命运动的理论，报道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抗日活动。《台湾先锋》刊发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有关抗战的大量文章，如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孙科的《解放已在目前了》、陈立夫的《率土之滨》、陈诚的《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陈仪的《台湾必须光复——并祝台湾省运动成功》。后来他又主持编印《台湾青年》期刊并出版抗日丛书，激励台湾同胞的抗日爱国意识，增进祖国大陆同胞对台湾的认识和理解。为深入广泛阐发抗战主张，李友邦牺牲休息时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台湾先锋》创刊号上，李友邦发表《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文，陈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事实，强调基于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祖国的抗战，亦即我台湾的独立运动”，号召各地台胞组织或参加反日革命团体，实现解放台湾、回归祖国这两大目标。在1942年出版的第10期《台湾先锋》上发表《台湾复省在同盟国战略上的意义》一文，分析台湾特殊而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认为台湾与祖国的复兴不能分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前途更有着密切关系；强调台湾民众的抗争，将给予日寇以致命的打击。李友邦的系列文章，广泛宣传了台湾义勇军的革命主张，给广大台胞乃至全国民众以极大鼓舞。

　　迎来云开雾散日

　　1941年2月10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民族革命党等台胞抗日组织，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李友邦与谢南光、张邦杰三人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台湾革命同盟会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主张收复台湾。李友邦往来于重庆、浙江和福建之间，为抗战和台湾光复奔波。

　　l944年4月,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李友邦担任委员职务，参与制定光复台湾的计划。他对收复台湾满怀希望，把台湾义勇总队“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宗旨改为“保卫祖国、建设台湾”，强调“随着胜利的接近，我们的革命任务即将以‘建设台湾’为‘保卫祖国’的方式，以‘保卫祖国’为‘建设台湾’之内容”。李友邦的政治主张，得到爱国台胞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台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台中人，黄埔4期生）随美军事代表团从重庆飞赴台湾，在台北升起第一面象征中国收复台湾的国旗。台湾光复后，李友邦于同年11月率义勇总队渡海回台，行前在厦门南普陀寺后摩崖上题写“复疆”两字，并自豪地宣称：“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

　　回台后，李友邦和台湾义勇总队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台湾义勇总队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等作出了贡献。1946年2月，台湾义勇总队被解散。

　　1947年3月，李友邦因“二二八”事件被捕，6月底获释。1949年，任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台湾省政府委员。1951年11月，李友邦被蒋介石当局以“通共”罪名逮捕。1952年，在台湾牺牲。

　　台湾着名统派学者王晓波教授曾经说过：“抗日战争，台湾同胞始终没有缺席。”诚哉斯言！在8年抗战中，有5万多台湾爱国志士远渡海峡，回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友邦将军及其创办的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将军自觉肩负起挽救中国危亡的历史使命，践行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战斗、奋勇抗敌，迎来了抗战胜利、台湾重返祖国怀抱的一天。正如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在悼诗中所言：“长忆当年抗日寇，少年斗志喜已酬。”李友邦将军那一代仁人志士的不懈抗争，推动台湾复归祖国版图。但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使得台湾再次孤悬海外。在两岸分离60多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和各界人士，应大力弘扬李友邦将军的爱国精神，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往来，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连接与心灵融合，推动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为保持两岸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