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端林老人的抗战往事

　　闫端林，1919年生，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6期15总队毕业生，现年96岁，住在河南叶县沈湾村里。我专程去拜访他的时候，老人正静静地坐在自家院子里纳凉。如果不是几年前被平顶山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团队寻访到，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抗战时期曾经是国军一位少校营长呢！

　　我是跟随平顶山志愿者“龙哥”等人一起来的，之前并没有通知他们家里，因此闫老完全不知道我是谁，而“龙哥”他们则是这里的常客，显得非常熟络。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我便将带给他的礼物拿了出来，一本16期15总队同学录的影印本，和一张单独冲印的他的戎装照片。这个同学录，本来应是毕业同学人手一册的，但他的那一本，因为历史原因早已在几十年前毁掉了。闫老看到后很惊喜，他的儿子儿媳妇也都是第一次见到老父亲年轻时的英姿，大家都称赞他好帅，闫老开心地笑了起来。彼此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很多，闫老也逐渐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我便开始向他提问了。所幸老人眼不花耳不聋，只是有些问题需要努力回忆，整个交流还是很顺畅的。

　　下面就来讲述闫老的故事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闫端林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当时的叶县并没有沦陷，生活一切如常，他们家里的条件也说得过去。1939年的一天，闫端林在县城里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事，虽然对军校没有多少了解，但却知道军校毕业的学生是打日本鬼子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闫端林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想法，对此家人也都很支持，于是闫端林前往招生处报了名。

　　当时在各地招生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报考，而简单的文化考试，对于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闫端林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最终在叶县一共招收了三、四十人，在负责招生的军官带领下，他们徒步前往西安报道。这一路由校方发给食宿费，闫端林只是记得每天也就走个几十里的样子，走了挺长时间才到达。

　　在西安他们接受了复试，也是国文、数学等等，复试相对严格一些，同来的伙伴就有几人被淘汰了，只能失望地回家去。闫端林通过复试之后不久，大约在1939年10月，就开始了军校入伍生阶段的训练，从那一天起，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回首这一阶段的训练，闫端林觉得真是非常苦，说起来一言难尽。比如说伙食，他们吃的是光绪年间积存下来的米谷，吃起来又苦又辣，用他的话说，那真是“最不合口味”。军校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有些人因此退学了，但闫端林还是适应下来，专心受训。直到1940年1月，他们由入伍生升为军官生之后，待遇才好了一些。

　　在军校受训这一年多的经历，闫老并没有回忆起太多，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除了每周有一天休息，偶尔可以去西安城里转转，其余时间都是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度过。我问他还记得有些长官、同学之间的事吗？闫老说当时训练是以队（相当于连）为单位，各队住地分散，互无往来，除了一个区队（相当于排）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每天的紧张训练之后，似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过多的交往，天一黑就想睡觉了。至于长官，只是还记得胡宗南、刘宗宽、熊克念、许良玉的名字，这些高级军官只是偶尔来队里巡视训话，了解不多，而对于他的队长陈洪毅，则还有着挺深的印象，觉得他很有学问。

　　1941年3月，闫端林从军校毕业，不久之后，接受上级分配到第33集团军任职。第33集团军下辖第59军、第77军，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原第29军中扩编出来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当时驻防于湖北省西北部。该集团军的前一任总司令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可惜他在1940年随枣会战中壮烈牺牲了。闫端林等一批军校同学自西安步行到湖北去报到，在集团军总部，受到了总司令冯治安、副总司令李文田的接见。李文田将军由于嗓门大，军中人送绰号“大叫驴”，给闫端林留下深刻印象。

　　见过总司令之后，闫端林随即被分配到第77军179师537团担任排长，驻防湖北南漳县附近。179师自抗战以来历经阵仗，富有作战经验，士兵以北方人为多，勇猛善战，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师长何基沣，更是一员虎将，抗日极为坚决，向为日寇所惧。闫端林到部队后，很快就与部下打成一片，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平生的第一场战斗，这段经历让他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有日军两千余人要到附近村庄进行掠夺，为此何基沣下令179师全师出动，埋伏在山沟两侧准备打伏击，每个连每个排都有指定的伏击地点，秩序有条不紊。这次伏击战的地点叫“临沮岗”，相传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就是在此地被吴军擒获的。日军进入伏击圈之后，山沟两侧枪声大作，但由于双方接触面很近，战斗很快演化成了白刃战。179师延续了西北军大刀作战的传统，官兵们刀法纯熟，以大刀对鬼子的刺刀并不落下风，闫端林带着一排战士也冲了下去，当时他身强体壮，灵活敏捷，一把抓住一个鬼子刺向他的枪刺，顺手一刀就把鬼子砍倒在地。一战下来，他们排也杀伤了许多鬼子，由于时间已久远，具体击毙了多少鬼子，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闫老直言，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但真打起来的时候，这种紧张情绪很快就抛到脑后，连命都忘了。

　　这场伏击战以日军撤退、我军胜利告终，但我军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闫老回忆说，这一仗我军的伤亡人数要比日军多一些，他们排也有战友牺牲了。战后，伤亡的官兵被送往后方的医院，都有妥善的安置。在那次作战之后不久，部队在湖北省西部进行了几次调防，期间也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都没有他第一次参战时那样激烈了。不打仗的时候，部队在驻地的日常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由于当时国军中文盲很多，作为长官的闫端林，平时还会教士兵识字，普及文化知识。在179师时军饷尚能按时发给，但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买几包纸烟，就是仅有的消遣了。

　　关于薪饷问题，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军中很普遍的“吃空额”现象，这次我也趁机向闫老提了出来。对此闫老直言不讳，确实存在这个现象。由于作战损耗和补充不及，从师到排各级单位都有实际人员不足的情况，排长可吃1人的空饷，连长吃3人，这在部队中，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是这样来操作的，无人深究。

　　闫端林在179师待了两年时间，因作战立功，逐级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1943年，在当上营长没多久，因当时战事不紧张，闫端林向上级请长假回家探亲得到批准。回到家后，老母亲不愿意让他再走，那时候国军非中央嫡系部队的考绩并不是很严格，他就没有再回去，也就因此脱离179师了。

　　回忆179师师长何基沣将军时，闫老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能打仗。闫老不知道的是，其实何基沣早在1939年时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因为支援新四军武器装备被特务告发，曾调往重庆受训审查了一年多，直到闫端林他们来报到的不久前，才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后官复原职。后来何基沣升任第77军中将军长，而179师在1945年被裁撤，官兵被编入77军其他部队。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率77军大部在贾汪起义，成为着名起义将领。我将这段历史向闫老讲述，说如果您当时没有离开179师，可能您现在就是起义军官了，闫老笑着感慨“是啊，是啊”。

　　在叶县老家呆了一段时间之后，闫端林觉得还是要去找份工作。当时汤恩伯集团重兵镇守河南，人称“中原王”。汤恩伯的总部就驻在叶县，离闫端林家也很近，走几步就到了，闫端林决定去向汤恩伯毛遂自荐。经卫兵通报后，汤恩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询问了履历之后，当场任命他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军训官，并担任第一区队区队长，保留少校待遇。

　　鲁苏豫皖边区学院，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大学，成立于1942年，当年10月开学，初名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还有附属的高中部与初中部。学院初设于安徽临泉，后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建成永久性校舍。院长先后为汤恩伯、张清琏。汤恩伯对于文化教育方面非常重视，这所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产物。学院成立后，吸引了沦陷区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全院学生一度达到4000余人，名噪一时。学院设军训总队，对学生的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总队下设大队、区队。那段时间，闫端林就在这里负责学生军训工作，生活还算稳定。

　　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汤恩伯集团在河南兵败如山倒。5月，日军已逼近叶县，边区学院在仓促间撤离、停办，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夭折了。在这次撤退中，由于组织混乱，前途未卜，闫端林没有跟随学校一起撤离，只得脱下戎装回到家里。也正是因为这次溃败，再加上所部军纪不佳，河南老百姓新账旧账一起算，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王”汤恩伯彻底声名狼藉，成为历史罪人。但在汤恩伯麾下近一年的时间里，闫端林对于汤恩伯的个人印象还是挺不错的，说他“没什么官架子，是个好人”。

　　叶县沦陷之后，当地汉奸横行，闫端林作为前国军军官躲在家里，精神上还是感到有些紧张的。不久之后，一名军校16期同乡郭姓同学找到了他，动员他加入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继续在敌后开展工作。这个别动军是军统控制的武装部队，如今广泛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经过仔细思考，闫端林答应了，加入到军统别动军方舞叶联络站（方舞叶，即河南方城、舞阳、叶县三个县城），站长姓王，闫端林任爆破组组长。因是活动在沦陷区，出于慎重考虑，联络站加上站长也只有5个人，成员都是军校16期的同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破坏其军事设施。由于不负责情报方面工作，闫端林对别动军组织和情报系统的了解并不太多，他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参与者。

　　当时在叶县，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双方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而日军虽然取得了豫湘桂会战的胜利，但从整个战局上看已是强弩之末，县城虽有驻军维持治安，但也不愿去招惹闫端林他们，更没有谍战片中那样特高课抓捕国军特工的惊险场面。在这一年的“特工”生涯中，闫端林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到后来基本都是公开活动了，因为人手太少，没有去执行过具体的破坏行动，只是去县城处决过一个铁杆汉奸乡长，当街将其击毙，日伪军都没敢露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王站长奉命带领闫端林等成员先行接管叶县驻军的武器装备，并在数日之后，将其移交给刚刚到达的中央军部队。在接下来的全国大裁军中，闫端林成为编余军官，被编入中央训练团某军官总队，不久即离开部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叶县解放之后，闫端林作为前国民党军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幸运的是，在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中，他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经历受到牵连，这也许和他六年的军旅生涯只有抗日经历，没有打过内战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参加过军统等特务组织的人，是重点镇压对象，另据了解，闫端林他们联络站的王站长就在当时被处决了。躲过了这一劫的闫端林也因此格外谨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少向人说起自己的往事，也没有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各种相关组织，后半生就在家乡务农，低调处世。如今他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得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生活。

　　随着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对国军抗战老兵的广泛关注，许多与闫老有着相似经历的老人开始为人所知，全国各地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做了大量工作，为他们送上了许多实质的援助，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得到了全社会迟到的认可与尊重。在平顶山地区，目前还有百余名参加过抗战的国军老兵，当地志愿者时常对他们走访慰问，送去关怀。

　　（在拜访闫端林老人的过程中，得到平顶山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龙哥”、“绿太阳”等人的无私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闫老在军校时期的戎装英姿，载于16期15总队同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