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工作在曲折发展中的探索（续）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四、利用西藏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

　　1980年，西藏的旅游业开始起步。1982年，国家旅游局向国务院提出了发展西藏旅游业的请示，并拨付给西藏自治区350万元无息贷款，专门用于开发旅游资源。1984年，西藏自治区提出了将旅游业作为“振兴西藏经济的突破口和带头行业”的工作部署，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旅游总公司。198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全国各有关部门对西藏的旅游事业发展予以支持。同时，43项工程中8座旅游饭店的建成也为西藏发展旅游业提供了硬件支持。1985年后，西藏旅游业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国外旅游者也大幅增加。1992年与1980年相比，旅游人数增长了21倍，其中1988年和1989年受“拉萨骚乱”的影响，旅游人数一度回落，从1990年开始得到迅速回升。

　　五、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和西藏班，助推西藏教育事业发展

　　“二次会”后，经国家计委、教育部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协商，确定在内地16个省（市）举办“西藏班”，在北京、兰州（或西安）、成都，筹建3所西藏学校。1985年秋，全国16个省（市）的“西藏班”同时开办。到1998年，全国已经有各类西藏初中班（校）及西藏中专班140多所，遍布全国28个省市区。

　　在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推动下，西藏自治区不断深化改革，打破了长期束缚西藏发展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释放了活力，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结束时，西藏的社会总产值从1980年的9.71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22.24亿元（含中央补贴），比1980年增长了近130%；农牧业生产总值（含副业）从5.32亿元增长到10.89亿元，增长了一倍多；工商业生产总值（包括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从4.38亿元增长到11.35亿元，增长了159%。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980年185.90元增长到1985年的364.13元。西藏与内地省市的差距不断缩小，各族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并开始逐步走向富裕。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工作的曲折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小彬：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形成了在曲折中发展的局面。一方面，这一时期西藏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努力下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在清除“左”的影响，落实统战和宗教政策，进行机构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对中央的政策把握不够准确，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缺乏深刻的理解，导致了一些偏差和失误的产生，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了一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不但影响了西藏的建设事业，也使分裂势力的渗透煽动、制造骚乱事件有了可乘之机。探索中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西藏社会的特殊矛盾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即所谓“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问题。

　　在“二次会”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对西藏特殊性“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西藏同志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认为西藏同志思想不解放的主要原因是被“四个担心”所束缚：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担心西藏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因为对这些问题“想得太多，忧虑太多……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还认为由于西藏地方存在“四个担心”，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对三个问题想得不够，兴趣不浓。会议要求西藏自治区丢掉四个担心，增加“三个兴趣”：1.发展经济；2.尊重和保护西藏文化；3.切实做好统战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特别是团结上层代表人物，同他们开诚布公、真诚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在“四个担心”与“三个兴趣”的关系上，认为正是因为有“四个担心”，才导致在三项重要工作上打不开局面，因此，建议西藏自治区党委“翻一个个儿，把‘三个兴趣不浓’搞浓起来，而把‘四个害怕（担心）’大胆放下”，“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就有可能使西藏工作大进一步，你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对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思想不解放根源的这个分析并不准确。在全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情况下，西藏的发展相对较慢，其中确有思想不够解放的原因，但是束缚思想的主要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什么“四个担心”。“四个担心”与“三个兴趣”之间不是逻辑上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提高“三个兴趣”固然重要，但也决不能忽视“四个担心”。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坚持改革开放。“四个担心”是政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正如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样，在西藏工作中也不能把“四个担心”和“三个兴趣”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和防范，“四个担心”就不仅仅是担心了。后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四个担心”并非多余。丢掉“四个担心”，实质上是对西藏客观存在的特殊矛盾认识不清、重视不够。

　　二、大批内调进藏各族干部。

　　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偏差，表现之一是大批内调进藏干部。1980年5月，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到西藏考察，认为“汉族干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提出只留15%，其余分批内调。“汉族干部完成历史使命”的结论、对少数汉族干部不正之风的批评以及内调方案，既不准确，也不符合西藏实际。实践也证明，这一结论和评价不但使很多长期战斗工作在西藏的汉族干部感到伤心，也使民族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在其后的几年中，西藏自治区根据中央政策安排，共内调了三批干部、工人，实际调出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万多人、工人2.5万人，连同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共计约8万人离开了西藏。

　　在进藏干部内调的过程中，由于实行了“压数字、定比例”等办法，西藏一些地方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热爱西藏、熟悉西藏，有水平，甚至懂藏汉两种语言的领导骨干和业务技术骨干调走了。多年以后，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对此有过一个较中肯的评论：“80年代的前几年，大批干部、职工仓促内调，内地干部职工突然离去，当地干部难以替补，贻误了西藏的建设事业，本来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也发生了逆转，助长了不安定因素的发展。”

　　阴法唐同志在《老西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兼谈孔繁森的成长之路》一文中也指出：“汉族干部、职工（包括其他民族的干部职工，下同）进藏参加西藏建设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没有源源不断的汉族干部职工进藏，西藏建设的困难不知会增加多少倍。汉族干部职工进藏，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其数量，按小平同志指出的，根据是否有利于西藏的建设来考虑。但是，当时的决策人，忽视汉族干部职工在西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汉族越少对西藏的建设越好，导致了大批进藏的汉族干部和职工往内地大调动、大迁移，使许多政治思想水平高，能力强，熟悉西藏情况，懂藏语文，对西藏有感情而又甘愿在高原上工作的同志离开了西藏，繁森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因而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民族团结是西藏稳定的基础，民族团结的核心是各民族干部的团结。进藏干部职工的大批内调，使西藏工作伤筋动骨、伤了元气，不仅影响了专业技术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内地进藏干部的评价和调离，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使西藏原来比较融洽、和睦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受到了影响和损害。

　　正是看到了大批内调造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时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表面上看，是一个“进藏”和“出藏”问题，实际上是“建藏”和“援藏”的问题。这涉及中央治藏方略、西藏工作方针政策上的大问题。西藏工作中曾经发生的这些问题和偏差，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西藏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十年，是在探索中起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西藏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入，在政治方面，总的形势与全国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直到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的形成，成为西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开始了带有转折性的发展，到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转折。

　　三、对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情况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依靠百万翻身农奴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和实际认识不深刻。

　　1985年11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西藏要开展“三个进一步”的思想教育：一是进一步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三是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机构改革，一件是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会议还决定1986年在全区广泛开展“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大讨论。这场讨论从1986年4月开始，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它对于肃清“左”的影响，正确认识西藏区情，坚持从西藏实际出发，进一步落实各项方针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由于过于强调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使西藏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在一味强调特殊性的氛围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三个进一步”的核心是清“左”，因为中共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认为，“八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的实践说明，由于‘左’在西藏影响深，而且长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对西藏‘左’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西藏自治区组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清“左”，人人都要“摆‘左’的表现，谈‘左’的危害，深入查找‘左’的根源”；同时还在全区范围内展开清除“文革”遗迹活动。在清“左”的过程中，把正常工作中可以纠正解决的问题，拔高为指导工作方针，使干部群众的思想离开经济建设中心，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开展清“左”、批“左”活动，对许多复杂的事物，用“左”或“右”去套，客观上导致否定过去、甚至连“文革”以前取得的成就也作为“左”加以批判，出现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检查“左”的不正常情况。

　　民主改革后，在百万翻身农奴中成长起了一支藏族党员干部队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力量。“二次会”召开前后，一些藏族党员干部被认为是在长期“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仍然带有“左”的思想残余。在“三个进一步”指导方针下，片面强调清除“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一大批党长期培养起来的民族干部、长期建藏的各族干部和长期支持拥护党和政府领导的基本群众。出现这一曲折的主要原因，是在意识形态和组织路线上，对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情况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依靠百万翻身农奴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和实际认识不深刻，不自觉地脱离了党的群众路线。

　　四、落实政策把握尺度有所偏差，造成了干部群众思想上的混乱。

　　“文革”结束后，西藏自治区就开始着手逐步落实人的政策。1980年后的几年中，西藏自治区在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的基础上，又为数以万计的人平了反，复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对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划为富农、富牧一律进行了纠正，被划为富农牧分子或反动富农牧分子的一律予以平反；被划为资本家的全部进行了平反。对未叛贵族、寺庙、牧主，凡是未按赎买政策处理的，全部予以纠正并改为赎买。对1969年“平叛”和“三教”、“四清”中的问题，也“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在大规模落实人的政策基本完成后，还明确规定以后“凡未发现或未处理的，一经发现，随时处理，不留尾巴”。经过几年的努力，西藏自治区到1984年已经整体上完成落实政策工作，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次会”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在清“左”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落实人的政策。1985年7月9日，西藏自治区恢复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重新对爱国人士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和部分群众在“文革”中因“破四旧”等损失的财物进行清查、退赔和折价赔偿。在落实政策中，经济补偿的力度较大，1988年经济补偿高达2.16亿元，1992年增加到4.29亿元、占到了当年全部财政支出的25.8%。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解决历史上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 “三个进一步”指导方针确定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将落实政策作为重中之重，越落实越细、越落实越多，原本准备收尾的落实政策变得没完没了，落实政策变成了“向后看”，不但没有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反而加重了对一些问题的分歧，造成了干部群众思想上的一些混乱。直到198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进藏考察提出，“落实政策不能没完没了，落实政策着重政治解决，经济适当补偿”，落实政策才告一段落。

　　五、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关系处理偏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社会阶级力量的分析，即在西藏进行经济建设、反分裂斗争、巩固统一战线主要依靠谁的问题，尤其是对统一战线中上层统战人士作用的判断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贯彻落实西藏工作座谈会关于西藏统战工作指示精神的过程中，西藏自治区党委对于做好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出了一些新观点。1987年6月，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指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同党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经验，有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感，也有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西藏发展繁荣的强烈责任感，他们是西藏工作中重要的依靠力量”。随着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在西藏的推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积极参与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对西藏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统战工作是西藏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统战工作特别是有影响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对于做好西藏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统一战线不能代替党的领导，统战人士也不能代替党培养起来的广大藏族党员干部；照顾统战人士的利益但也不能忽略广大藏族群众的利益。对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正确的当然应该积极采纳，不准确或者囿于一些认知因素不正确的，则应该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说服工作，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由于突出强调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作用，一些干部群众开始产生了“谁是西藏工作的依靠力量”的疑问。具体说，就是在反“左”纠“左”的过程中，加大宣传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对统战对象的团结，落实统战对象政策。相比之下，关于统战工作属于党的总工作的一部分，应受党的总任务制约，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说的较少；对统战对象教育，对某些错误应进行批评，讲的较少，或者根本就不讲；对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基础是工农联盟，广大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是西藏发展和稳定依靠的主要力量讲的也较少，实际工作上重视和发挥群众作用不够。

　　干部群众的疑问反映了这一时期西藏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次会”后，自治区党委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定位为西藏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自觉地忽略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模糊了统一战线与党的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西藏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一大批党长期培养起来的藏族干部、长期建藏的各族干部和长期支持拥护党和政府领导的基本群众。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基石，理论上和政策上任何对西藏工作“依靠力量”的忽视，就会动摇党的群众路线，就会使西藏工作出现曲折和偏差。

　　总之，综观几十年统战实践，有一条经验是极为宝贵的。那就是必须首先明确统战工作的地位及功能。统战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忽略了这一点，统战工作再“有声有色”、统一战线再庞大，都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及意义。当然，统战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调动积极因素的一条重要战线，应高度重视，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它是在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前提下的一项重要工作。群众路线不能代替统战，统战更不能代替群众路线，否则，就会出现两种结局：不是失掉党的基本力量，就是失掉本应调动起来的一部分积极因素。无论哪一种结局，都会导致党的事业的重大损失、甚至失败。

　　六、宗教工作一度出现了重落实政策、轻管理引导的局面。

　　1984年，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在“二次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寺庙，西藏原有2700多座。现在计划修复开放70几座，实际维修开放了31座。可不可以考虑，在1989年之前，逐步恢复到200多座，也就是原来2700座的百分之十不到，或者再少一点”。事实上，寺庙和僧尼数量激增数倍，到1988年西藏全区寺庙达到1425座，僧尼34600人，个别地方出现宗教狂热和失控现象。加上达赖集团利用开放之机进行渗透破坏，导致在1987、1988、1989年拉萨连续发生四次骚乱事件。一些寺庙的部分僧尼不遵守国法寺规，参与骚乱闹事。在进一步清“左”和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西藏自治区的寺庙数量和住寺僧尼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到1987年5月底，西藏已修复、开放寺庙234座，宗教活动点743处，合计约970处，住寺僧尼14320人，短短两年内，住寺僧尼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除了政策上确定要修复开放的寺庙外，各地市和群众自发修复的寺庙迅速增长。昌都地区到1988年7月底，已修复和正在维修的寺庙已达413座，占该地区改革前寺庙总数的84.3%，其中未经任何部门批准而修复和正在维修的占35.1%，住寺的僧尼人数已达2.2万人，为改革前住寺僧尼数的50.7%，占到全地区人口总数的4.57%。

　　1985年12月，自治区党委在征求了相关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并请示中央统战部后，于1986年重新恢复停止了20年的传昭大法会。1986年2月17日大法会在拉萨举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专程从北京到拉萨主持大法会，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集体穿藏装出席了大法会。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恢复，一方面满足了信教群众的愿望，一方面也在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了一些议论，思想认识上产生了一些混乱。

　　记者：整体上看，“二次会”前后这个阶段，西藏工作的成效和形势如何？

　　王小彬：如果简单地概括，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农牧区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西藏长期存在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标志着西藏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一方面，这一时期西藏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努力下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在清除“左”的影响，落实统战和宗教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对中央的政策把握不够准确，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缺乏深刻的理解，导致了一些偏差和失误的产生，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了一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也使分裂势力的渗透煽动、制造骚乱事件有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