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党对抗战老兵的关怀

——访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陶尊岳

　　

陶尊岳出席2015年9月15日出席“铭记 关怀”华侨与抗战电视文艺晚会。

　　2016年4月6日与4月15日，在杭州下城区朝晖六区寓所，我们两次登门拜访了抗战老兵陶尊岳先生。

　　说到幸福的晚年时，老人不由笑了，说道：“你说得对，我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这两年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各级干部、企事业职工、各届群众，纷纷前来探望我。他们给我带来鲜花，给我挂上了红领巾，为我送来水果，还为我送上特制的小红帽，与我一起照相，给我送来‘抗战老兵’的锦旗、奖章等，尤其是我获颁最高荣誉‘抗战胜利’勋章以后，过来探视我的人络绎不绝。每到节假日，总有人过来，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作为一名普通抗战老兵，我感到无上的骄傲、幸福与荣幸！”

　　“而今，虽说我没有亲生儿女，可是我有干儿子、干女儿、干孙儿、干孙女，每周都会自觉过来看望我，问寒问暖，帮我料理生活，他们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孩子们的一言一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我现在每个月有5697元退休金（我的工龄是按建国前参加工作标准计算），一年有13个月的工资，可以说，吃穿不愁，生活无虑，身体健康，心情舒畅，过上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快乐晚年！”

　　老人又说：“我衷心地感激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对我的关心，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感谢党、政府，尤其是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我的落实政策，让我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有人问我，年纪那么大（1926年出生），身体那么好，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我告诉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我的人生跌宕起伏，一生都坚信三个‘乐’，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还有八个大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我虽然上了年纪，生活仍能自理，早上出去散散步，赏赏花，看看风景，晚上在家看电视，仍能做那么多事，能说不幸福吗？”

　　老人为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

　　抗击日寇与解放前夕

　　我1926年生于浙江绍兴，七七事变时刚好进入省立绍兴中学（今绍兴一中）读书。但是，日本人打过来了，日军打过钱塘江以后，步步深入，直逼绍兴、诸暨等地。绍兴城无险可守，已经危在旦夕。我们学校被迫迁到缙云的壶镇。我的高中是在衢州省立临时第三中学（常山）毕业的。

　　1942年，我考进了浙江大学土木系。那些日子，浙江大学迁至贵州，不过，浙大在龙泉设有分校。

　　虽则我在浙大仅仅读了不到一年的书，而且，时势艰难困苦，学校在战乱中经常迁移，在敌军炮火的威胁下，师生们到处流浪，边逃难，边读书。但是，那些日子，我们仍然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可以说，那些本领对我的一生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

　　大敌当前，日寇步步紧逼，为了躲避战火，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学们颤沛流离，到处流浪，目睹河山破碎，家园荒疏，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同学们情绪激昂，谁也不愿再当亡国奴！

　　我与当时众多热血男儿一样，萌生了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打日本人的念头。我将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父亲，当家人听说我准备放弃学业，报考黄埔军校时，还特别来信加以鼓励，希望我杀敌报国，等待我的凯旋！

　　1942年秋天，黄埔军校正好在金华招生。我放弃浙江大学的学业，报考了黄埔军校七分校。今天回忆起当年那些为国捐躯的同学与战友，真是感慨万千！我的那些同学，那些战友，一个个都是那么才华洋溢，那么英俊可爱。

　　离开军校后，无数人默默无闻地消失在战场上了。而我却幸运地活到了今天，难道能说不幸福吗？

　　1945年7月1日，我在黄埔军校步兵科（七分校19期）毕业，上级派我到76军135师405团3营8连3排当少尉见习排长。

　　上战场仅一个多月时间，到了8月11日，我所在的部队就在宜昌与日军短兵相接，打过一场你死我活的硬仗。我们坚守阵地，击退来犯之敌。

　　谁又能料到，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8月17日），消息传来，日本人投降了。全体官兵们闻讯，个个欣喜若狂，纷纷朝天鸣枪，庆贺胜利。

　　接下来，我们带领着士兵去接受日军的缴械。我们将投降的日本部队押送到武汉集中，然后，移交给地方部队处置。

　　一直到今天，回忆起那些烽火岁月，那些悲喜交集的日子，我都会很骄傲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对日作战，我打了日本鬼子！我这一生，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尽了一份微薄的力量！

　　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老家浙江，担任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上尉参谋及国防部青年救国团钱江支队副支队长。

　　多年来，我与许多进步人士有联系。我对现实不满的思想经常在言谈中表露出来，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

　　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前，党的金萧支队派人与我接上了关系。

　　1949年5月3日，当解放军准备进城时，由我带领治安部队迎接大军入城（当时解放军是21军，军长是邓海青）。我们将解放军带到民生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所在地。然后，我将部队与武器交给了军管会，并带他们顺利接收四大银行。

　　后来，我参加地下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后又转到解放军华东地区政治部宣2团1大队，地点在安徽六安。

　　1949年年底，受训人员拿了“起义人员证明书”回到杭州，我被安排在杭州市公安局情报科工作。后来，被任命为新生冰厂的副厂长。

　　历经坎坷 无怨无悔

　　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其实我还算幸运，领导看到我的档案，知道我读过浙江大学土木系。由此，上级派我到省劳改局技术队做设计工作。

　　我吃的苦头不多，虽是劳改犯，做的工作却是设计房屋。那时国家的建筑政策是反浪费，房屋设计的目的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因此，在设计中我采取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将造价尽量减少。

　　记得建设银行在惠民街造一幢宿舍，原来每平米要100元的费用，我设法将它降到了30元。这个办法在建筑界有点影响，当时《浙江日报》还专门做了先进事迹介绍。

　　到了1955年，国家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那时，国家统一评定职称，我被评为“技术11级”。

　　到了1957年，我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 4月，我提前2年释放。虽被释放，我必须仍留在劳改局建筑总队里工作，不过当时已经改名“钱江建筑公司设计队”。那时我已经不是犯人了，而是建筑公司职工。

　　到了1970年，我下农村“接受群众专政”。因此，我回到原藉绍兴。

　　1973年，柯桥公社成立了一个建筑队，将我叫去造房子。

　　我的工资比照生产队的最高工分，也就是在建筑队里拿了工资，然后，再向生产队购买口粮。那些年，除了向生产队购买粮食换工分以外，我每天还有3毛钱的补贴（一个月有9元的补贴费）。由此，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了。

　　1975年，我成为绍兴县柯岩公社建筑队的工程师。

　　1976年，“四人帮”打倒了，我所在的柯岩建筑队更名为“绍兴县第二建筑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杭州办事处，我成为杭州办事处的技术负责工程师。

　　到了1978年，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于是，我向杭州法院打了报告，请求平反。

　　1989年，给我正式落实了政策。自此，我有了工程师职称。记得我1989年的工资是500元，比一般工程师拿的钱还要高一点，因为我在绍兴的建筑行业已经有点名气。

　　1993年，柯桥镇政府发了文件，我退休了。那年，我在浙江金昌房产公司当总工程师了，只是退休待遇尚未落实。

　　我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2012年，我打报告给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向省委统战部反映了我的情况。而今，党和政府给我的退休待遇是按“解放前参加工作”人员比照的。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已经91岁了，身体好，生活不错。

　　我一直到60多岁才结婚，妻子伴我走过20多年的路程，前两年过世了。虽说我们没有亲生子女，但是，现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我，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的继子、干女儿，在我拿“低保”的时候就经常来看我，时常给我烧菜，还帮我料理一些家务事，陪我聊聊天。

　　大家（干儿子、干女儿）彼此之间有默契，不用讲，每个星期都会有人轮流过来。当然，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常常过来看我，尤其是社区人员、志愿工作者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此深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