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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峰上夕阳红

日期:2016-09-01 14:48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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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浙江省绍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郑以淼

  

郑以淼(左)与作者在宅前合影

  2016年3月22日,我们到访地处绍兴市中心的鲁迅街,访问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绍兴分会会长郑以淼同志。虽说郑会长已经98岁高龄了,依然身体硬朗,不仅神情爽朗,而且,侃侃而谈。

  郑老一生的故事,甜酸苦辣,跌宕起伏,令人感慨万千。以下是他的讲述。

  青少年时代

  我1918年农历12月17日生于绍兴城里,父亲开着一家黄酒作坊,生产的老酒在地方上有点名气,由此,父亲跑到南京又开了一家出售黄酒的店面,将家制的老酒推销到了京城。我家酿造的黄酒质量好,饮者有口皆碑,在京城有些销路。因此,积累了一点资金。

  那些年,父亲希望我长大后,能传承家业,继续经营那家店铺。听了父亲的话,初中毕业以后,我考进了绍兴的稽山中学(以下称“稽中”),读的是商科。当时稽中商科采用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原套课本,有《薄记学》《货币概论》《银行会计》等科目。

  不过,到稽中去读书只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我个人喜欢文学历史。在中学时就常常给当时绍兴的《国民日报》的副刊投稿,由此,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绍兴的作家协会。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战争,或许,我不仅成为一位出色的黄酒厂经营者,还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报考黄埔军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闻讯,义愤填膺,纷纷上街抗议,市民中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虽然我那时只是一名学生,也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

  日寇虎视眈眈,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许多同学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保家守土。

  1935年,我跑到了南京报考黄埔军校,记得当年考场就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内,在第一轮考试中,笔试通过了,但是在后来体检时,视力不行,没有被军校的步科录取。不过,考官老师见到我失落的情绪,便说:“国家现在需要特种兵,按照你的成绩,不如改读通讯训练班罢?”听了他的话,我就上了通讯训练班(黄埔14期)。

  当年通讯兵学校设在镇江。在那所学校里,我结识了不少同学,其中有一个人叫蒋仲苓,他是通信器材管理员的儿子,比我小4岁,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一起外出郊游。

  经过两年的学习与训练,我于1937年7月30日毕业,被分派到通信1团3营当见习官。

   参加沪淞战役

  按规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半个月的休假,然后到所在部队报到。于是,我便回到了老家绍兴。未料,只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8月10日,就收到部队的急电,命我即速归队。我接到电报后,马上乘船离开绍兴,准备到杭州乘火车北上,然后归队。

  此时,沪淞战争已经爆发。由于战火的蔓延,由上海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车厢里几无立足之地。火车顶上,甚至在火车头旁的高热地方也坐着人,还有人用弹簧上的夹块板将自己紧紧地梆在火车底下逃难。

  不过,从杭州北去上海的车子倒是空荡荡的。我穿着军装,一个人坐着一节车厢,逆人潮而动,返回部队报到。

  在火车停靠站台的时候,难民们知道我是赶往前线参战的士兵,不少人见了,就对我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人给我送来鲜花,让我激动万分!我向他们敬礼致谢,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士兵,保家卫国,沙场杀敌,乃是军人的天职!

  回到部队,我被指派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冯玉祥将军的办公室工作,那里是中国军队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枢,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司令部电话的畅通无阻。

  我守在电话机旁边,凡有电话打进来,由我先接,然后,再让楼上的冯玉祥接听。如果冯将军要向外打电话,也是由我先摇通话机,再将话筒交给冯先生。外面还有一个电话班,如果线路发生了故障则由他们负责,以保证司令部与前线、后方通讯的畅通。

  当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无锡华大房庄及梅园等地,为便于指挥沪淞地区的战事,曾经一度将指挥部放在一辆装甲战车(防弹火车)上,火车行驶在无锡、苏州、上海之间。

  记得8月23日,为了动摇中国人的抗战决心,日本空军首次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轰炸,他们除了轰炸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以外,还炸了上海、苏州、无锡的火车站。此时,指挥部就设在苏州火车站停着的一辆铁甲车上,虽然我军在火车周边架设了高射炮,日机还是俯冲下来轰炸。那时,我刚好穿着马靴站在苏州站的月台上,一颗炸弹呼呼地飞来,躲闪不及,在我的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我的脚上突然感到震得厉害,原来一块弹片将我马靴上的马刺击碎了,靴子后跟霎间破裂了,幸好未伤及到我。我想,当时如果没有那块厚实的马刺,我的一条腿也许就没有了,真是万幸!

   在西南抗战前线

  1939年,我被调到黄埔军校17期通信科教育班补训一年。

  开始时,学校的地址设在湖南沅江浦市,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学校先转移到长沙,后又撤退到贵州麻江。

  1940年春,我从通信科教育班毕业,调任26集团军通信3团1营3连,担任有线电排上尉排长。我们排跟随司令部驻扎湖北兴山县。

  就在兴山,我又一次遇到了老同学蒋仲苓。他担任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中尉通信参谋,刚好与我对接,我们俩个人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生死与共的战争岁月。

  未久,宜昌失守,南津关成了江防重镇,时有“小宜昌”之称的南津关一时成为战略要地。如果南津关守不住,日本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进逼重庆,危及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因此,南津关的攻防倍受中外媒体以及全国老百姓的关注。

  日军步步紧逼,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军将士殊死激战,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的野蛮进攻,南津关始终处于我方军队的牢牢控制之下。未料,日军在南津关久攻不下,耍起花招。1941年1月21日,敌军利用他们掌控的宣传工具,向国内外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谎称日军已经攻陷南津关,直逼重庆,以动摇我方的抗战决心。

  重庆大本营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大为震怒,了解到南津关依然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责令前线立即对外做出报道,以正视听。由此,26集团军总司令周岩、参谋长吴仲直二人立即将我叫到指挥部。

  吴仲直对我说,我们必须迅速反驳敌军的谎言,草稿已经拟好,通讯参谋正在编码。编好后交给你,必须在1月22日零时前发出。同时,他命令我去兴山县电报局坐镇督促,负责监督线路接转,如完不成任务,以军法论处。

  接着,通讯参谋蒋仲苓将一份加密电报交给我,向我透露说,美联社随军记者发出的报导是,我军最近在宜昌外围歼敌捷报。因此,我们将此电报发至重庆军委会转美联社,由该社向全世界公布。

  我接过电文,只见那是一份有810个字的特长电报,过去经我拍发的电报,最长也只有500多个字。当年我军仍使用莫尔斯有线电报机,拍发电报须经过几个电报局的继电器转接,由此,电讯信号会明显减损,如果速度一快,符号就有可能有漏点,造成差错。因而,拍发时必须稳中求快,不能有一丝一毫疏忽。于是,我选择了我排的曹守康担负这个重任,他是黄埔17期学员,素有办事稳健干练之称。由于他的熟练技术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次日,美联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战场前线的真实状况》的新闻,驳斥了日本媒体的谎言,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由此,我与曹守康同时受到了总司令的嘉奖。自此以后,这个“810个字”成了我们的外号。

  记得前几年我到台湾,那时已经深夜,我打电话给曹守康。他的家人回说:“他干了一天工作,已经睡着了,不便去打扰。”

  我说:“你只要告诉他,‘810个字’打电话来了,他肯定会接。”

  他在睡梦中听到“810个字”这句话,果真心领神会,一跃而起,过来接电话了。后来我们见面时,还不断地说:“你果真厉害,不简单!”

  1942年,重庆军委会军训部招考8名少校督训官,我被送到中央集训团训练。结束学习之后,接到上级通知调任重庆警备总部任少校参谋。

  几个月以后,我申请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担任少校教官。此后,我就在通信兵学校任教官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全国面临着解放。当时我对蒋介石的统治已经非常厌恶,决定不去台湾,回到了原籍绍兴。

  在专员公署财粮科

  回到绍兴后,因为父亲在绍兴有一家黄酒厂,生活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在家里钻研酿酒技术。

  我家房子比较宽敞,有400多平方米,绍兴军管区的一个委员正好住在我家。他见我赋闲在家,便说:“现在国家需要人,你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于是,他们先派我到绍兴地区财经干校学习,虽说我是学员,其实,我是既当学员,又当教员。因为我读过财经专科,对于财务会计的课程了如指掌,那时,我是一边学习马列理论,一边教书。

  1950年年初,财经干部学校结业以后,在全体学员中,我是唯一被分配到地区专员公署财粮科工作的人。那些日子,虽说我在绍兴城里有老有小,但是上级有规定,专署工作人员一律寄住在公署内(为供给制待遇)。当时,宁波以东的岛屿及舟山地区尚未完全解放,从绍兴过境的大军非常频繁,由此,筹集、运送军粮成为财粮科的头等大事。

  科长虽然忙得不可交开,常常彻夜不归,但是为了解我这个新科员的情况,仍然腾出时间到公署档案室调阅了我的档案。

  他坦诚地说:“你在财经干校已经将历史问题交代清楚,成绩优秀。我们急需财经人才,专署介绍你去萧山粮食局当主办会计(时萧山属绍兴地区管辖)。”

  在萧山义蓬

  次日,我背起铺盖,跟随人事干部步行到绍兴西郭汽车站(时萧山与绍兴不通火车),他替我买了车票,连同一张介绍信,我便上车了。

  到了萧山粮食局,局长周兰玉似乎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说道:“我们县局的主办会计已经有人了,你还是到区里去工作吧。那里有发挥你专长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你的锻炼与学习。目前义蓬区粮库正缺少一个主办会计。”

  于是,我又拿起背包,到船埠头乘船去了瓜沥镇义蓬区粮库,见到了粮库主任戴谷文。当时,萧山政府正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作为粮食干部,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作队的一名成员。

  瓜沥,地处钱塘江南岸,当年南岸大坝的防洪堤主要在瓜沥一带,因塘堤突出于江面,又称“塘头”。早年钱塘江主流北移,南岸大坝以外的地方不时受到大潮涨落的侵袭,成为一片旷无边际的沙滩。由于受到潮水的冲击,泥沙愈积越厚,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涨潮退,渐成一些零散的旱地。

  早年,在“谁垦属谁”政策的鼓励下,许多乡民迁徙到此,在无主沙地上垦荒落户。他们在垦地四周筑起了一些简易的土堤坝,以防江潮侵袭,还稍事水利疏导,栽些旱地作物。然而,那里土咸地瘠,只能广种薄收,生活极其困苦。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土质逐渐改善,产量也在不断增长。但是,由垦民零散所筑的堤坝过于简陋矮小,根本无力阻挡稍大一点的潮汐,大潮一来,垦地即被潮水冲垮淹没,农地时常颗粒无收。

  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的侵袭,垦民只是在垦区筑了一些极为简易的临时茅草屋,用以避风御寒。由此,垦民生活、生产艰难困苦。垦区人民的收入大大不如里畈地区的居民,因而,其衣食住行各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萧山其他地方。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有少数较为富裕的乡民造起了砖瓦平屋,但是,大多数垦民仍住在早年开荒时盖的那种草棚内,这些草舍形式各异,大小不一,其中不少茅屋依然停留在原始的“稻桶舍”状态(形似稻桶倒置的茅屋)。遇到狂风暴雨之时,草蓬漏水进风,甚至,大风将草舍揭顶而去,由此,水灾、旱灾、风灾,时有所闻,居民极易染病。

  当时,瓜沥的交通状况较差,堪可代步的只有一人推的独轮车。水路交通,人与货多用“牛拖船”,就是一艘用一头或两头水牛在水中拖着走的船。我们有时要到杭州去办事,虽有钱塘江大桥,但离瓜沥太远,于是,大家多在瓜沥渡口摆渡到杭州的九堡、七堡。

  由于南岸滩高水浅,渡船不能靠岸,须先由“牛拖车”将人、货从岸上载到停在远处深水中的手划渡船。然后,船工费大力气逆水行舟,划到上游,再迎着激流,顺水划下,到达北岸渡口上岸。这样的过渡方式,可说又费时又惊险,时有“渡过钱塘江,跨越阎罗堂”之说。

  说到吃饭问题,我们下乡干部流动性大,均须步行往返于村落之间。当时采用的是供给制,就餐只能在基本群众家搭伙。定额付给县府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农户可以凭券向政府兑换粮食。

  瓜沥多为沙地,不能种植水稻,也就没有大米。我们吃的是杂粮,以六谷为主。沙地土质贫瘠,收成差,灾害多。我们到群众家去就餐时,掀开锅盖,往往见菜不见粮,只有用勺子一舀,才能看清拌有少量六谷糊。不过,瓜沥特产的梅干菜与萝卜干倒是十分美味可口。

  1953年11月,义蓬粮库获得萧山县颁发的“劳动红旗竞赛优胜”奖。我们小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合影。

  在钱江农场

  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到了1959年4月,接到萧山县粮食局的通知,调我到钱江农场工作,自此,脱离了公务员的队伍。

  为什么要将我调到钱江农场呢?领导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发给我一张用萧山县粮食局信笺写的介绍信,上书: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本局工作人员郑以碌(淼)同志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特给此证。1959年4月24日。

  钱江农场原来叫做“乔司劳改农场盈丰分场”,到了1959年更名为钱江农场,接受各地的下放人员。

  这样算起来,我从194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59年到钱江农场,在粮食局差不多工作了10年。

  我有5个儿女,妻子没有工作,除了大女儿已经参加工作外,一家大小全靠我一个人抚养。好在我在农场劳动,发的粮票比别人多,当年我一个月有40多斤粮票。于是,我千方百计省下钱与粮票,寄回家。

  “文革”时期,钱江农场改称浙江建设兵团。我在农场一线,参加生产劳动,会计也就不做了。当年农场职工参加钱塘江大塘的围垦,将沿江滩涂围垦成良田,劳动非常辛苦。

  1979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与72岁的同事成为首批农场退休人员。

  1984年,钱江农场的一个干部送来了“平反证明书”。我见了,有点诧异,说道:“你们又没有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需要‘平反’吗?”

  他们说,你原来在粮食局工作,一个国家干部,下放到我们农场,现在给你平反,可以恢复国家干部待遇。

  我的“平反”,只是将原来“农场职工”的退休待遇,改为“干部”退休待遇,而且,也与其他农场退休干部一样,有了书报费、资料费。

  在社区工作

  从钱江农场回来以后,一家企业听说我已经退休,回到绍兴城里,主动找上门来,请我去当会计,提出给我每月92元的工资。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白衙弄居委会(今社区)也知道我退休回家,马上找上门来。居民区此时正缺一名会计,急着到处寻人。为此,居民干部们三番五次登门,有时,一天里早上、晚上都跑来。

  我的老伴说:“还是到居民区去做,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不好意思回绝人家,况且,你多年在外地做事,现在离家近,也好有个照顾。”

  于是,我到了居委会,应承了下来。不过,居委会只能给我每月11块的工资,也就是补足原有工资的差额。我想,工资多少不是问题,我已经退休了,单位里已有一份退休工资。在这里能为大伙做事,就是尽义务工作我也心甘情愿,这也是一份荣誉。在居民区上班,虽说工资低一点,不过,感觉相当愉快。我与居民干部在一起,相处和谐,心里特别踏实。

  街坊邻里经常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小事,找到居委会说理。我在一旁听了,常常帮他们调解,不知不觉,我除了本职的会计工作以外,又多了一份差使——人民调解员。不管是做会计,还是做人民调解员,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

  几年下来,我在街坊邻里中赢得了口碑,大家心里有什么疙瘩,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等,都喜欢找我,我也乐意为大家服务,为乡亲排忧解难。

  到了1985年,有一次,街道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上级规定必须“差额选举”,也就是提名三个人,只有二人可以当选,有人就提名我当候选人。我心里想,我人也老了,大概只一个陪衬的角色而已,肯定当选不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竟然高票当选了。听到消息,我不觉说了一句:“我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你们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人民代表吗?”旁边的人听了,哈哈大笑,说道:“现在政策变了,你也该换换脑筋啦!大家信任你,才选举你当代表的。”

  当了人民代表以后,我工作更积极了,更尽心竭力地为居民服务,成了民情上递、政策下传的中转站,也成为政府的好帮手。

  成为绍兴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到了1986年,绍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家推选我当会长。

  由此,我由居民区调到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对于这项任务,我可说是得心应手。因为我早就知道,绍兴地区散布着不少黄埔同学,有的同学在乡间,生活状态不好,于是,在政协会议上,我向有关部门提出,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

  诸暨地区有不少黄埔同学,许多人年事已高,生活很是不便。有个孤身老人,多年来病卧在床。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市委统战部做了反映。过了几天,我们由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带队,来到那个同学所在的村庄。寻找那位同学的家时,邻居说:“这个人两天前就搬到外面去住了。”

  根据村民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这位黄埔同学,果然,他已经住进了较新的房屋,室内的家具、铺盖等也焕然一新。原来在我们到来前,村里就为这位黄埔同学落实了政策,改善了这位同学的生活条件。

  跨越海峡,探亲访友

  那些年,我不仅当选为人民代表,也成为市、区二级政协委员。

  在绍兴越城区人大、市政协会议上,我多次做专题发言,对民生政策献计献策,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同时,还在《中国统一战线》《黄埔》《情系中华》《联谊报》《黄埔浙校友通讯》《海峡情》《浙江民革》《绍兴统战》《绍兴广播报》《绍兴统战信息》《绍兴黄埔简讯》《绍兴市文史资料》等报刊杂志上撰文,内容包括两岸交流、台情分析、往事回眸、绍兴物产等。

  在此期间,我四次跨越海峡,探望在台的亲友。记得1990年冬天,我第一次到访台湾,那时我的许多故旧亲朋仍健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就见到了70多位亲友。

  2002年,我第四次去台湾,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副主席蒋仲苓先生。老友相隔60多年,又一次重逢,不禁感慨万分。当时正值陈水扁执政时期,抛出了“一边一国论”。老同事见面,不免谈到两岸问题,蒋仲苓爽直地说:“国民党一致反对‘一边一国论’,主张改善两岸关系,只有迅速实现‘三通’,才能双赢。”老朋友、老同事,开怀畅谈,话投机、心相通,又回忆起当年战争岁月所建立起来的感情。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共同心愿激发下,大家变得越发情深谊厚。两岸中国人,血浓于水,割不断,化不开!

  我也到访了埔里酒厂,见到了厂长洪新河(黄埔24期同学)。洪厂长告诉我:“埔里酒厂生产的任何食品均冠名‘绍兴’,原因很简单,虽然我们人在台湾,但是我们用产品的名称表达了对大陆的感情,对故乡的眷恋!”

  199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如今,我虚岁已经99了,依然身体健康。儿女们均已搬出去住了,身边有一个阿姨照顾起居。我长寿的秘诀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保持心情愉快,宠辱不惊,随遇而安;二是勤于运动。今年,我只花了两小时就攀登了绍兴的一座名山——香炉峰。此举足以佐证我的健康体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我一生的经历虽然坎坎坷坷,但我依然相信未来的美好,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终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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