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爱国革命精神之构建

　　造就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

　　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广州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是孙中山为了反帝反封建军阀、北伐统一中国而创建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该校从1924年6月开办，至1928年3月，在不到4年时间内，由第1期至第4期毕业的学生就有4981人。他们来自全国26省，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革命青年前来学习。不少师生成了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

　　黄埔军校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援下建立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它的培养目标是为“国民革命训练指挥干部”。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孙中山说“按照苏联式样”，并不仅仅是希望看到一支按照红军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遵循红军战术思想的革命军队，重要的是力求使革命军队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质，组建一支救国救民的统一战线的军队，造就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在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的学生不仅具有爱国、革命、救国救民、服从党指挥的政治理念，也学到苏联红军的军事技能，具有军事学问和治国理念。

　　正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第一批军事顾问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等人到达广州，孙中山还聘请鲍罗廷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孙中山说，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造就一支有理想的革命军作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建校后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要有为实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精神。黄埔军校以“亲爱精诚”作为校训，是为实现孙中山手创之三民主义的革命军校，也是孙中山遗留给中国人民的军事遗产。正如当时报界所强调指出的，“本校军人誓死力拥革命政策，实行本党政纲”。到军校学习的青年“都是一样的受压迫、受痛苦”。他们应该“相亲相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打倒残民的军阀”，“打倒勾结军阀的洋鬼子” 。

　　军校开办期间，1924年10月，广州地区就发生了商团叛变事件。军校师生执行孙中山的命令，参与平定了商团叛乱，首次树立了黄埔军校的军威。1925年1月，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与买办商人、北洋军阀相勾结，企图进攻广州，形势危急。1月30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由粤军、滇军和建国军组成联军，分三路东征。军校师生和教导团组成的援军，人数不过3000人，担任右翼与粤军共同作战。黄埔军校师生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两个月之间，取得第一次东征胜利。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77次会议，通过廖仲恺提出建立党军案，以黄埔军的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6月，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占领广州。东征军迅速回师平乱，留校的黄埔入伍生也配合作战，一周之内，平定了杨刘叛乱，光复了广州。1925年6月，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反帝大罢工，黄埔军校师生积极支持工人的行动，投入反帝斗争。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师生参加第二次东征，对统一广东、巩固广东民主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诚如中共党员恽代英所说：“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黄埔’，青年几乎没有人不希冀能预做一个‘黄埔 ’的学生。‘黄埔’是新中国的建造者，‘黄埔’的学生人人都预备牺牲他们的精力生命，为被压迫的中国四万万人杀开一条血路。”所以，他们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战士，他们的胜利“是中国全民族的胜利”。苏俄指派来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组织军校的顾问鲍罗廷也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为工农群众，加以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及革命军之协力合作，在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下，并与世界革命运动密切联合之革命，方能成功。”他说：“黄埔学校为孙中山先生遗迹之精粹，黄埔学生必须保卫此遗产而专贡献于革命。”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黄埔军校的生活十分困难。“我于（1924年）4月21日到广州，26日入校视事，积极筹划，到5月5日，第1总队学生进校，时间非常仓卒，又投考学生在广州者1200多，在上海者500名，因此为爱才起见，及增学额550名，较原预算几多一倍；至今日第2总队学生又进校，合计学生1200名，连教职员多至1560名，较原预算多至4倍以上；校舍不敷，欲扩充，又为地域所限，乃分住省城讲武与海军校旧址，以致管教都不方便，生活一切，十分困难，实属无法可想。务以耐冻、耐饿、耐热、耐痛，振起强毅精神，便什么都不怕矣。11日，总理令新军改称党军，并任公为军事秘书。13日，总理为召开国民会议，启程北上，午过黄埔，入军校周视一过，检阅学生演习战术实施，阅毕，谓公曰：‘嗟乎！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言已，不胜凄叹！公闻之，骇痛无已！”

　　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创建时，正如校长蒋介石所记述，不仅校舍不足，连学生的吃穿都很成问题，但由于军校的成立凝聚着国共两党、中苏两国、共产国际代表的心力，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把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革命军人。尽管后来军校的“领导人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却在同一个院墙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学生之所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自觉立志担负起救国救民与建设新国家的重任，为国家建功立业，并凝聚有理想、有信仰、有奋斗和牺牲精神的革命青年一起奋斗，这与孙中山的教导和确立的办校方针有密切的关系。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的师生也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孙中山办校的宗旨，努力实现孙中山为黄埔军校建构的爱国、革命、救国救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这就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军人要有救国救民的精神

　　据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马林说，共产国际为了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1921年12月，他亲自带着张太雷由上海经湖南，沿内地到孙中山设于桂林的大本营去，并同国民党在广州的领袖建立进一步的联系。马林说，从长沙没有火车或船只到桂林，他与张太雷穿过中国无数的乡村和小镇，走了13天，12月23日才到孙中山的驻地。在桂林，马林作为孙中山的客人停留了两星期（也有说在桂林停留9天），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交谈，主要是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国际形势以及中苏美关系等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组成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党。（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建立一所军官学校。孙中山从马林那里得知苏俄的政情，“心焉向往，联俄之义以起”，黄埔建军校也成为他的既定方针。

　　关于建军的思想，孙中山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只利用会党（也称为洪门）的力量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他主要是利用清朝的新军和地方民军。孙中山有改造新军和民军为革命建国服务的思想。可是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他三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利用西南军阀的军队，希望这些军阀势力能为他统一中国和保卫主权效劳，但都不成功。马林访问桂林之前，他对集中桂林准备北伐的粤、滇、赣军发表演说，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地方实力派、军阀操控的武装势力改造为跟他一起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救国救民的革命军队。所以，他对集中桂林准备北伐的粤、滇、赣军将士强调“精神教育”。

　　何谓精神？孙中山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他说：“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也不是完全独立之人。然而，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轻视精神，这是错误的看法。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中国“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须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而现在军人的智、仁、勇三者，则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这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

　　“智”，就是要有知识、聪明有智慧，学会“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

　　“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之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仁之种类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共和国之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

　　“勇”，即“一往无前”“临事不避”。孙中山说，最流通之用语就是“不怕”二字。孔子有云“勇者不惧”，“即为勇之特征”。“勇”有大勇、小勇。“而军人之勇，是在乎成仁取义”，“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才是“真正军人之勇”。所以，军人之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长技能”就是学会新的战术，能耐劳、吃苦。“明生死”，就是“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死重如泰山。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在乎自择！”“明生死就能鼓其勇气，从事革命事业”，“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

　　然后，孙中山就强调，每个军人都要有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他说：“军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国家之责任，改造国家者，质言之，即造成新世界，于破坏之后，加以建设之谓。”负此责任，全在我们的决心，决心于何见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在桂林军政学界76团体欢迎会上孙中山又发表演说指出：“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是做成“新世界的工具”，希望“各界提起精神来，一齐同心协力建设这个新世界的新中国”。

　　早在1899年12月，梁启超就写过一篇“中国魂安在乎”的文章，“魂”即精神，“民族魂”“国魂”指的即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梁启超说，日本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之于四万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吾中国向来薄视军士，其兵卒不啻奴隶，则谓从军苦也固宜”，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尚武之风。“尚武之风，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可是“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钤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亦如草芥。……无魂之兵者，犹无兵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梁启超是文化人，但他很重视树立军人的爱国和自爱精神，并指出：“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这是他对清政府的军人缺乏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精神，造成国家有兵等于无兵，被列强侵略、欺凌、掠夺和奴役而发出的感慨。

　　着名历史学家雷海宗着有《中国的兵》一书，他在《无兵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因为中国缺乏兵的文化，所以近代以来吃了亏。他说：“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因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后，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变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简单说来可称它为“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说：“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专政，最高的军权操于一手……皇帝是大军阀，实力雄厚，各地的小军阀不敢不从命。”“而乱世中央的大武力消灭，离心力必然产生许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军队衰弱，甚至消灭；有力的都是各地军阀的私军。”“最近一百年来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向中国进攻。”所以，我们能救中国的还是中国的文化，“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但救中国的首先是中国人要有自治力，其次就是提高国民的觉醒，发展军事和文化，用文武两种力量兼用，不仅可以抵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也具有复兴的新养料。雷海宗的文章说明中国皇帝以及各时期统治者与军阀势力的关系，也陈述近代以来西方用武力和文化势力，兼施侵略中国的情况，中国没有被列强国家消灭是因为中国虽没有兵的文化，但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觉醒，所以，他强调只要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失掉，西方势力妄图同化中国也很难，文化不至消灭，“民族必不至全亡”。

　　在清末民初，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志士那么重视对军人和精神的研究？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吃了亏，受人侵略和欺压是因为缺乏一支有理想有精神的军队。有军没有精神等于无军，有军无思想无文化也等于无军，学者呼吁为国立军，并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的军队，这些观点对孙中山思想的转变也有启迪。所以，孙中山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革命是求进步的事，“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我们要人类和国家的进步，便不能不革命，但革命不能专恃物质，“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生也”。孙中山为了建设一支忠于他的三民主义、救国救民的军校和军队，特别重视对于革命军人精神的构建，这是他在总结革命过程中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进步。

　　1924年1月27日，还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就开始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他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一大”会议闭幕。2月4日，孙中山便发布命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筹备主任。6日，又决定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处，并指派蒋介石、廖仲恺主持筹备处工作。从2月8日至5月8日，黄埔军校筹备处共开会32次，说明他们很忙，很重视军校的创建。2月12日，孙中山在南北统一纪念日庆祝会上讲话又强调：辛亥革命之初，“其时诸君个个心理上均非常之热，责任也非常之重，均愿牺牲性命，陶铸共和，抛掷头颅，推翻帝制。结果卒至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继而武汉起义，不旬日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当时成功，又如何是之易。乃南北已经统一，中国因争权利者几年，互争党见者几年，互争地盘者又几年，至于今日时局四分五裂，谈起革命事业为后世诟病。抑何前后大相径庭，至于此极？推原其故，在于当时人人只知革命应尽义务，勇往直前奋斗，故小小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今日人人心理皆有发财升官思想，故极十余万之大兵不能收复惠州。前后得失，了如烛照。此后诸君因革命奋斗，当牺牲权利，革去私心，时存国家观念，改良政治，则民国前途之幸。”

　　由此可见，孙中山总结以前革命经验教训，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势力等野心家为争权夺利的私欲、私心使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终于形成建立一支为救国、救民、救世的革命军队所应具有的精神和担负的历史使命，便为黄埔军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确立了目标，这是孙中山的重大贡献，也为黄埔军校的成功和名传海内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4年6月16日，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为黄埔军官学校题写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校长蒋介石题写校训“亲爱精诚”；廖仲恺题写“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周恩来题写“革命”。

　　就这样，在共产国际、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政治学校创立，它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以及统一中国，建立了辉煌的战功，留下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革命的军队

　　必须具有真正人民的性质

　　孙中山把黄埔军校开学的日子定在6月16日，这一天是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落难广州两周年的日子。孙中山选定这一天作为黄埔军校开学日，李玉贞女士说，孙中山有报“一箭之仇”的意蕴。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孙中山向中国和世界宣示，从此，像陈炯明那样的野心家掌控的军队为私人权力滥用军力的情况再不复返。中国国民革命有了自己的革命学校，有了自己建造的为三民主义而战的革命军，便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所以，他非常重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他不仅亲自主持军校的开学典礼，还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军校各部负责人隆重与会。鲍罗廷和一些苏联顾问也来参加。孙中山曾说过：“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这支军队一定要“遵循红军战术思想”，“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质”。

　　随后，孙中山又任命苏联的切列潘诺夫、杰列沙托夫和波利亚克为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按照军校筹委会的决定，全校员生都应当加入中国国民党，所以，黄埔军校建立的军队是“当之无愧”的党军。

　　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作了重要的演说。首先，他指出为什么要开办这所学校。他说：“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可是，俄国还能够在6年之内，革命取得彻底成功，我们革命的时间比俄国要长一半，但俄国革命取得成功，我们不能成功，当中的原因是俄国革命成功后，便马上组织革命军，而“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然后，孙中山便强调什么叫革命军，革命军首先要明白革命的主义“要从自己的方寸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还要树立革命的志气，“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他说，做革命军除了革命的意志，不怕牺牲，努力奋斗外，还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可见，孙中山创建军校的目的是为了组建一支革命军队，肩负救国救民的责任，要求军人要用先烈做标准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要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维护共和、消灭贪暴无道的军阀。孙中山说，只要我们“有这种理想上的革命者，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功告成，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后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11月2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革命政府的留守，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他决定北上。11月3日，孙中山到黄埔军校辞别，并作演说论述北上的目的。他强调，无论是文学生或武学生都要懂政治，“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众人之事也。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换而言之，管理人的事，就是管理国家的事。“中国革命，十三年都是不成功，你们黄埔的武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万里或者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对于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负；广大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十里到黄埔来听革命的演说，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的前途，也当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综上述可见，孙中山对于黄埔军校学生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待通过黄埔军校培养的学生懂政治，听从党指挥，能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作为理想目标，肩负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为达到国民革命成功的目的，他为黄埔军校建构了培养目标，要使学生具有爱国、革命、全心为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救国救民的思想，成为懂政治、有高深学问的人才，确立实现党指挥枪，完成国民革命，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这就从根本上把革命军与旧军阀作了区分。革命的军队要听从党的指挥，要全心全意为救国救民效命，要改变为野心家、为私人谋权益的恶习。可见，孙中山为黄埔军校建构的爱国、革命、不怕牺牲、一心为公、救国救民的“黄埔精神”，不仅在指导国民革命、维护国家主权、保卫人民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为结束近代中国的军阀割据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