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的目标是打倒国内封建军阀、打倒国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以实现国家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管理,国民所创造的财富为人民所享用的社会。而北伐战争的胜利,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也是孙中山思想在实践中的胜利。
一、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是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的继续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是孙中山领导的历次北伐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孙中山一生领导了四次北伐,即1912年、1918年、1922年、1924年。其目的就是打倒封建军阀统治,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建立真正的共和国;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但因诸多原因,孙中山的这一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特别是1924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其目标是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真正民权的、为民众谋幸福的新中国。对此,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指出: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
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曰:吾人颠覆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爆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盖必先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然后下列之具体目的方有实现之可能也。
(一)中国蹈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
(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
(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
(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彼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学问题、失业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实行于一切租界,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藉。
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故国民处此战争之时,尤宜急起而反抗军阀,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纲实现,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
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这次北伐战争刚刚开始不久,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建国大计。孙中山按照既定的对内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用以消除军阀割据,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达到国内和平统一的目的,应邀北上晤商建国大计,于是停止北伐,决定集中兵力东征讨伐陈炯明。
由上可知,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因为两次北伐战争的目标一致:就是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一正义事业之外,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是其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北伐战争是一场符合中国当时发展趋势的战争。正如1916年9月孙中山在钱塘江观潮时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北伐战争正是顺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爱国、革命、进步,伴随着孙中山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晚年时实现了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其思想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926年的北伐战争之目的就是打倒国内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北伐战争也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继续和发展,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先遣队进军湖南。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敌人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直系吴佩孚的军队,约20万人,占据河南、湖北、湖南和直隶南部;孙传芳军队,20万人,占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约35万人,占据东北3省、热河、山东、察哈尔、直隶北部等地。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分3路进军,其中西路湖南、湖北是主战场,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攻克了长沙、武汉;中路作战重点在江西,攻克了南昌、九江;东路福建战场,打垮了孙传芳的主力,夺取了浙江、安徽和江苏。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其他革命分子在北伐战场上起了重要作用。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而北伐战争又促进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和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国民革命北伐军是一支有理想的新型的革命军队。国共合作,为建立革命武装创造了良好条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开始,到国共合作之前30年的斗争中始终未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意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迫切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5月5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因其坐落在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上,故又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6月16日,孙中山在正式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指出:
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诸君要革命,便先要树立革命的志气。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诸君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又聆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地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做成革命军。
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同时,孙中山还为黄埔军官学校题写了校训: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如中共党员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挑起了政治工作、教育工作和军事工作的重担,对提高军校的政治、教育、军事的素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军校就培养了近5000名军政干部。从而推动了革命武装的建立,为日后的北伐军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对此,聂荣臻元帅在《聂荣臻回忆录》中曾说: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1925年9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
我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到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
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很高。
我们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我在的时候,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数要上一百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像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我也讲过几次政治课。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自己讲。除了共产党员讲课以外,也经常请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我到黄埔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已经到军校教导团任团长,随军出发东征去了。他原是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记得的有军事政治月刊,我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其他的刊物还有《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
聂荣臻回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所做的工作,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革命军,在政治、教育、军事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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