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14日，黄埔军校呈请任命姚琮为军事教官

　　姚琮，字味辛（有文献记作味莘）， 1891年6月5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县马屿乡上京村，其父名雁秋，“平生热心公益”“名德着于乡里”。姚琮幼时就读于本乡养正学堂，师从近代第一批留日学生、爱国志士虞廷恺，并深受国学大师孙诒让晚年维新救国思想的熏陶，坚定了推翻清朝、投身民主革命的决心。190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1期，主修马科（即骑兵科，同期蒋介石主修炮科）。毕业后姚琮回到浙江，在浙江陆军混成协协统萧星垣手下担任见习官，后在第42协（相当于旅，协统为杨善德）82标统带官（相当于团长）周承菼部下当排长。姚琮在萧星垣手下当见习官时，曾被派去浙江军官教育团（前身为浙江武备学堂，萧星垣兼任团长）当教官。

　　武昌起义后，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其中有蒋介石）接踵来杭州活动，他们要求杭州首先发难。1911年11月3日夜上海光复，翌日消息传到杭州，全城人心激动，形势动荡。11月4日夜，81标代理标统朱瑞、82标标统周承菼召集新军宣布起义。这时已经身为司令部参谋的姚琮，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与82标1营队官傅孟、2营管带徐卓一起，担负起率部进攻抚台衙门的任务。

　　因有内应，整个抚署很快就被起义部队占领（有说法认为蒋介石也带人参加了攻打）。起义官兵逮捕了巡抚增韫，又缴获了印信。根据上级的意见，姚琮派卫队用轿子把增韫一家送去福建会馆看管起来。天亮后，姚琮又随82标的1、2营赶去增援攻打旗营的部队。下午，旗营统领投降。至此，光复杭州之役胜利结束。

　　杭州光复后，为了尽快光复南京，浙江义军组成浙江攻宁支队，驰援光复南京。姚琮此时已升任连长，即随队赴行。当时，新成立的联军兵力不足，浙军成为进攻南京的主力。姚琮等中下级军官积极主张乘胜前进，速战速决，经支队长朱瑞请示联军总指挥徐绍桢，浙军于10月12日清晨进入南京城，南京遂告光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姚琮任浙江陆军讲武堂教官、浙江督军公署参谋等职。1914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4期继续深造。1916年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袁世凯复辟称帝，姚琮返回浙江就任讨袁军参谋长，率兵北上参加护国战争。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后，姚琮回浙江任浙江陆军第1师第1旅第2团中校团附。1920年，任浙江第1师旅第2团上校团长（另有其他说法），后兼宁波海门要塞司令。护法运动开始后，1918年，孙中山命令陈炯明、许崇智等指挥粤军进攻北洋系的闽军。皖系头目段祺瑞命浙督杨善德派浙军1师前往厦门协同闽军作战，姚琮随军前往。后因浙1师1团团长陈肇英被粤军策反，第1师余部退守厦门同安一带。

　　当年，浙军1师师长童保暄在厦门病故，由潘鉴宗继任第1师师长。其时，任“援闽粤军”作战部主任的蒋介石受孙中山指派来进行策反活动，姚琮暗中给予蒋介石大量帮助，并受蒋介石委托劝说第1师师长潘鉴宗倒戈“援闽粤军”。虽然策反以失败告终，但蒋介石认为姚琮是可靠之人，蒋介石也由此成为姚琮进入国民党军政核心的引路人。

　　皖系军阀卢永祥继任浙督后，采取了与广东国民政府结盟对抗直系军阀的策略。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等向浙江进攻，江浙战争爆发。浙军第1师受卢永祥命驻守衢州。不久，第1师被孙传芳击败，潘鉴宗率败兵退到宁波后通电下野，姚琮也跟着离职，回到家乡暂时赋闲。

　　与此同时，广东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蒋介石于1924年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次年更作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东征任国民革命军总指挥直接指挥了第一次、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广东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由此进入领导核心。期间，为了增强黄埔军校教官力量，蒋介石写信给姚琮邀他前往广州。姚琮于1926年1月南下广东见蒋介石。几天后的1月14日，蒋介石即让黄埔军校呈请任命姚琮为黄埔军校第4期军事教官，并授予陆军上校军衔，得到批准；6月，又委任姚琮为校长办公厅主任。从此，姚琮成为蒋介石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和辅佐者，并深得蒋介石倚重。

　　蒋介石用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介石自己就是靠黄埔系起家的；第二是重用浙江的同乡；第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姚琮则非常符合这三条要求。1926年7月北伐誓师后，姚琮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部副官长、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随军参与北伐时期湘、浙、赣、苏等省的战事。攻陷南京后，一度兼任江宁要塞司令部司令。

　　1928年2月，蒋介石经过短暂下野后复出，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二次北伐开始后，姚琮为蒋介石积极活动，网罗人才，曾利用陆大同学的身份前往当时属于阎锡山部的徐永昌处，鼓动徐永昌到蒋介石的部队中“进一步发展”，但未获成功。

　　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认为，江山一旦打下，“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应成为“国家生死存亡之支柱”，因此准备花大力气培养一支追随自己的警察队伍。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以示对警察的重视。姚琮则成为蒋介石建设警察队伍的重要帮手。1928年8月，南京特别市公安局改名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安局，由蒋介石“推荐”姚琮出任局长。到19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安局更名为首都公安局，11月，首都公安局改组为首都警察厅，仍由姚琮任局长和厅长，并在短期内建成近4000人的警察部队，“在社会中无孔不入，深进每级组织”。1931年，为进一步强化警察机构的建设，姚琮还奉蒋介石之命去日本考察警政，回国后写成《日本警政考察记》一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大肆进攻上海。随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以统摄抗日军事，姚琮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处处长。此后他开始积极建言献策，参与蒋介石军政方针的制定。

　　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稳定与福建接壤的温州地方并收集福建方面的情报，蒋介石特派姚琮为温州警备司令，姚琮出色完成了任务。福建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升其为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厅长，并于两年后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抗战全面爆发后，姚琮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担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副部长、代部长，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作为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的姚琮曾向蒋介石提出在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1938年4月21日，他提出了决开黄河堤岸、水阻日军的建议，并提出决堤地点应选在刘庄、朱口。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决定于1938年6月9日在花园口决口。虽然花园口决口为国民政府争取了重新部署部队的时间，但造成长达400余公里的黄泛区，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到了1938年10月，武汉仍然失守。

　　姚琮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代表蒋介石出席诸如慰问、接待等各种重要社交活动。如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1937年8月9日由西安飞抵南京，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的姚琮代表蒋介石前往迎接，并安排食宿，还将中共代表团中的童小鹏、李涛、张文彬安置在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不远的自己公馆内居住。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姚琮回到南京接收此故宅，李宗仁一家来到南京后没有住房，而姚琮在高楼门等处还有房产，便将此公馆腾出来给李宗仁及其随员入住，此后这里便被称为李宗仁公馆。

　　姚琮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行事，蒋介石对姚琮信任有加，两人的信任关系相当默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出现了蒋介石行程被掌握、江阴封锁线被泄密等间谍案，而能知晓内情的人员除蒋介石等极少数军政要人外，还有姚琮和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高级机要秘书黄浚（濬）。蒋介石丝毫没有怀疑姚琮，只同意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秘密调查黄浚，最后查出是黄浚向日军泄密，将黄浚绳之以法。

　　姚琮虽身处戎马倥偬之间，却也表现出“儒将”风范。他爱好诗词、功书法，着有《飞云杂记》《味笋斋诗文钞》等书，并有大量书法作品流传至今。抗战时期，姚琮曾加入以章士钊为中心的“饮河诗社”，并留下了不少诗歌佳作。此外，姚琮在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曾于1934年开始研读《资治通鉴》，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出于“立德、立言、立功皆有所准绳”的目的，将这些笔记于1945年汇辑成册，命名为《史迻》，“钞呈委员长蒋公钧览，期补万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琮任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回乡参加竞选活动，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9月15日，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将委员”。1949年，姚琮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52年10月22日退役后，姚琮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并被举为台北市温州同乡会第一任理事长。1977年10月5日，姚琮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