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校家书
家书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家书是写给最亲近人的信,而信文又是写信人真情实感的流露,最不可能说假话,所以有人称它是“不会说谎的历史文件”,由此成为一些研究者最喜爱的参考资料。
有一名为鱼笺雁书的网店,店主钱先生是广西桂林人,开店十年,专营清代信札、民国家书。在其店民国军人家书中,有几页冠名“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用笺”的家书,为同一人所寄出,时间为1948年5月至9月间,可见当时家人接信阅后刻意保存了下来,一直盼望写信人归来,如今却不知何因流入店家出售。家书沧桑,信封已失,信瓤幸存,虽纸皱破损,鼠啮虫穿,但字迹可辨,内容大概。店主通晓尺牍,为招揽生意,还对家书进行梳理并按时间先后排列,使人一目了然。
从信件内容得知,写信人叫刘亚七,广西平乐人,1948年5月自广西平乐应征入伍到桂林师管区受训,6月又从桂林师管区出发到汉口,编入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勤务连。有关军校生活情况,他写道:“现在我们住的是高大洋房,这里生活虽然很高,但我们每天吃的仍是很好,每天吃两顿熟米饭,晚上睡觉有蚊帐、毯子、席子,衣服、鞋袜都很齐便,用的自来水、光电灯。现在还未正式训练,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比师管区好多了,同时,男的身体又加强壮了。”此家书涵盖了招兵入伍、行军路线、军校生活、人情世故等信息,尤其是信纸眉头冠名“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用笺”极为少见,笔者认为具有收藏价值,遂购之,以为黄埔史料研究所用。
飘摇的六训班
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简称六训班。缘起于1947年国民政府为解决军事、政治上的危机,下令动员戡乱,为适应军队大量初级干部之需求,以及让众多行伍军官取得陆军军官学校学籍,陆军军官学校遂奉命于北平、西安、沈阳、台湾、迪化、汉口、徐州7个地区,设立第一至第七军官训练班,视同分校隶属成都本校。
1947年秋,陆军总部(简称陆总)在武昌成立了第四督训处(简称四督处),督训武汉地区的军队。四督处主任顾锡九(江西涟水人,黄埔4期生,中将衔);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法、军医、政治等处。当时四督处向武汉地区部队发了大量“训令”“整训计划”等文件,要求部队抓紧整训并将训练成绩和存在问题,随时报告。至于部队呢?你发你的文件,我按我的意见办事。“训令”“计划”成为空文。陆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考虑可能是因为顾锡九初到这一地区,人地生疏;部队长有的学历比他深,有的资格比他老,有的威望比他高……他现在来指挥,不买他的账,不听他那一套。陆总于是换了个花样,将四督处改名为陆军总部第三训练处(简称三训处),由武昌迁汉口,主官由顾锡九换成黄维(原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陆总除对顾锡九另有任用外,还将四督处全体官员一起调给三训处,归黄维任用。
1948年初,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在汉口三元里成立,由陈素农任班主任,下设计划、人事、事务、军需、政治5个科;学员总队下有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此时国民政府在即将步入宪政时期前夕,鉴于国军素质亟需提升,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设立新制军官学校,仿美国西点军校四年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乃任命黄维为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三陆军训练处处长,校址选定在汉口三元里,后因时局变化,黄维奉令调任第12兵团司令官,其拟于翌(1949)年招考第1(即24期)期新制军校学生之计划遂告夭折,而所部五百余官兵亦于年底,全部裁撤拨编;所有在美采购之军事教育器材,悉交陆军军官学校在汉口之第六军官训练班接收,原拟继成都23期后,招考24期之举,遂胎死腹中。
第12兵团是1948年9月在汉口成立的,究竟由谁来担任司令官合适呢?当时,蒋介石叫林蔚(国防部次长)向在上海养病的陈诚征询第12兵团司令官人选的意见,陈诚力举黄维出任。黄维是陈诚系的骨干分子之一,自1932年至1943年一直任陈诚系统的旅长、师长(11师)和军长(18军和54军);黄在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及本校教育处处长时,其教育有方得到蒋介石的赞赏。虽然黄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12兵团司令官,但仍兼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其实,抗战胜利后,黄维热衷军事教育,从心里就不愿意打内战。有一次,黄对部下说:“我们纵非才德兼全的圣人,亦应勉为君子,毋作小人。今日社会之所以紊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由于才胜于德者太多,凡事损人利己,甚或损人而不利己,我们生在乱世,一定要勉为君子,挽狂澜于既倒。”据黄埔15期罗石圃(台湾)回忆:“当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前夕,我赴南京桂(永清)公馆,适逢黄维司令官在座。他与桂公是黄埔1期同学,也是江西贵溪小同乡,及中小学时代同学,所以黄氏对他所谈的都是肺腑之言,不过这位即将出征的司令官,言谈之间都是如何归隐田园,于解甲归田后,闲话桑麻之乐趣,一直谈到晚餐席上,把酒共话,仍然是沉醉于归田后憧憬的美好情形。到他离去后,桂公以怅惘心情对我指出,黄司令官此次率军参加会战,必将失败。我当即惊异地问他何以作此预断?桂公的答复是:士气是战争胜败的根源,主帅的战志昂扬,又为士气的来由,身为兵团司令官的黄氏,在出师前夕,所谈论的尽是憧憬于解甲归田后的乐趣,战志毫无,又怎能鼓舞士气?这便是作战的败征,继后徐蚌会战,黄兵团果然一败涂地,其本人亦成为战俘。”
昙花一现的海南分校
黄埔军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分校,叫海南分校,它在黄埔历程中仅存数月,可谓昙花一现,但又不可忽略,因为它是黄埔军校在大陆结束及在台湾复校的拐点。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徵,感于局势大为逆转,原拟将第六军官训练班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并同成都本校特科班队,在台湾凤山成立东南分校之计划,因人事安排遭到困难而搁浅,乃于7月独命由汉口迁至广州的第六军官训练班,再迁海南岛文昌县之清澜港营房,设立海南分校;并令陈素农中将为主任。于9月在广州、桂林、厦门三地招考学生1000人;广州区招生处由薛子富上校负责,报考者2000余人,第一批录取100余名,其中三分之一系冀、豫、鲁、皖、湘、鄂、赣等地学生,其他则系军中优秀青年之官士兵。因数量不够,又进行第二次招生,计共录取300人。10月初,在广州市长堤珠江大桥旁欣兴公司九楼,前来报到者约280余人,当月13日赴黄埔港乘“金刚”轮,于17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旋即徒步行军至文昌县清澜港。斯时,第六军官训练班17期学员6个队尚未毕业,乃临时编为第7、第8两个中队,每队3个区队9个班,每班16人,共288人。均借驻于校外三公里之民房庙宇中。11月初,曾一度奉令空运成都本校受训,但因缺乏运输工具而作罢;桂林招生区系由唐智麟上校主其事,报考者亦多达2000余人,仅录取300名,但时局逆转,到达海南清澜港学校报到者,仅有自行前往孙忠元等4人;厦门区招生因受战况之影响,全体音讯杳无。是以复在海口市再度招得100余名学生,连同广州、桂林招考者共450多人,于12月24日,在清澜港举行编队考试(有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政治6科)并编为两个大队4个中队,每班十二三人不等。正将展开训练之际,29日,总队长萧明謇突然宣布:本校奉令裁撤。官长调派32军及海南岛其他部队服务,在校服务军官大部分就地遣散,少数干部及图书、枪械、弹药、器材运往台湾,交拨圆山军官训练团接收。第24期学生拨交装甲兵司令部代训,分两批运送台湾;第一批由教育长潘明少将率领,于1950年1月7日在清澜港登船;第二批由总队长萧明謇带队,在海口候船,于2月24日乘益利号轮船去台。海口没有深水港口码头之设施,必须先乘机帆船航行至停泊海上的登陆艇,用绳梯攀登上船,过程十分危险,稍一不慎即有落海之虞,学生事后思之犹有余悸。船上装载单位众多,人员复杂又超载,饮水粮食均有限,饥饿、痛苦、肮脏、拥挤,实在苦不堪言。传说船主不愿航向台湾,要向大陆投诚,当局派飞机空中一路监视,不准偏离航向,否则将船炸沉,果真如此,学生岂不做了替死鬼;所以航行了14天之久,始抵达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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