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的国家统一

　　统一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基础。孙中山一生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因此，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国家统一而奋斗。

　　中国古代长期是大一统的国家，它是中华儿女孳生、繁衍的基地，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繁荣、生生不已的沃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东方新起的邻国日本相继侵略中国，争先恐后地划分势力范围，攫取权益，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瓜分豆剖”的危险局面，孙中山为了拯救祖国，拯救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毅然创立兴中会，号召国人奋起救国，振兴中华。他大声疾呼道：“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自此，中华儿女响应号召，奋起救亡，同心协力，与腐朽的清朝政府，也与绵延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搏战。1912年1月，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废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中国历史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出现新前景。孙中山于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热情地发表宣言，提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大目标。为了维护中华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他将此前的单纯“排满政策”改变为“五族共和”，企望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协力，共建民主乐园。为了早日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敝屣尊荣，毅然让位于袁世凯。他天真地设想，从此可以进入“民国统一，永无僭乱”的太平世界。因此，他非常兴奋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国家统一，伟业告成。”然而，现实很快碾碎了他的美好理想，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出现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孙中山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踏上为中国统一而奋战的征途。

　　“六王毕，四海一。”纵观悠久的中国历史，虽然有分有合，但分是暂时的，总趋势则是日渐走向统一，并使统一成为持久的恒长状态。孙中山说：“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势，然为时不久，合而为一。”孙中山看出了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和国家分合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统一使中国历史出现盛世，而分裂则必然造成社会动乱。因此，他把恢复国家统一视为“头等大事”和“根本要图”，是关系“中国存亡”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可以自由发舒。”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以中国的土地、人民、物产等条件，一旦统一，将会形成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他说：“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将来定可为世界一等强国。”

　　民国时期，有些人鼓吹在中国实行“联省”制或“联邦”制，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些分裂国家或有可能导致分裂的主张。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说：“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又在《孙逸仙宣言》中称：“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破坏这种意识。”他愤怒地斥责说：“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孙中山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现国家统一，既不能一切集权于中央，又不能完全分权于地方，必须斟酌于两者之间，采取适当的制度。他认为，有些权力，必须掌握在中央手里，例如外交；有些权力，则不妨分之于地方。1912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布宣言，批判“集权专制”为“满清以来之秕政”，认为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可以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其办法除各省可以“自选省长”外，还可以“自定省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允许各省可以自定“省宪法”，这就意味着各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更大、更多、更灵活的自主权。孙中山认为：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这样就可以使“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孙中山的思想，决定在中央与各省之间采取均权制，“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孙中山企图通过这种“均权”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

　　孙中山认识到，民国时期的分裂状态，其原因，一在于军阀，一在于列强。1924年9月18日，他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11月，他又明确指出，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反对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他说：“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一和平乃不可能。”随后，他在日本门司发表谈话，明确提出，要废除十三国对华不平等条约。

　　要实现国家统一，有和平和武力两种办法。在一部分时间内，孙中山主张用武力削平军阀割据。1922年、1924年，孙中山两次派兵北伐，都是为着这一目的，但是，孙中山认识到，武力的办法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孙中山又多次力主使用和平的办法。1923年1月，孙中山向全国发布《和平统一宣言》，中云：“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1924年11月，他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劈头第一句就是：“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

　　孙中山所考虑的“和平统一办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宣传，一是“文治感化”，一是谈判协商。孙中山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1922年8月，他在上海要求报界人士以舆论推动统一事业。他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诸君能提倡公理，分别是非，同赴一的，则统一必可成功。”所谓“文治感化”就是首先把自己管辖下的地方治好，在当时就是建设好广东省，以之作为榜样，号召和影响全国。1917年夏，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此，孙中山即积极努力，有意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1920年11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现在是要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地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个实际建设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中国的统一，只有靠这一个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和平潮流。自1919年２月起，南方军政府曾和北京政府举行多次和平谈判，均未成功。1920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建议继续召开和平会议。此后，他多次发表宣言及谈话，表示愿与北方停战言和，并愿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实力派代表人物“会商”。所谓“会商”，就是“谈判”“协商”的同义语，就意味着不同的派系、地域之间，要互相妥协，互相让步，求同存异。1922年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代表越飞函中又称：“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1923年9月，香港人何东倡议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立即复电表示赞同。

　　孙中山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民意志的政治家。他尊重并深刻了解人民渴望国家统一的愿望。1921年4月，他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因而，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他要求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都能尊重人民意志，实现和平统一。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首都革命”，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统治，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迈上统一之途的重大时机，孙中山立即扶病应邀北上，准备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谈。他并接受中共在1923年6月提出的建议，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讨论中国的统一与建设问题。《北上宣言》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因此，他呼吁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参加国民会议，万众一心，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不幸的是，由于北洋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孙中山设想的国民会议并没有开成，他自己也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而且留下了丰富的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一份遗产，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继承，努力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