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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兵 风范不减—— 访百岁抗战黄埔老兵林锷

日期:2017-09-20 09:13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龚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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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5日,我们在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城关镇的一条文脉幽深的小巷(小梅梨巷)里,访问了抗战老兵林锷先生。虽说林老年逾百岁,依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谈吐不俗,不失儒雅风范。以下就是林老为我们讲述的他的故事。

  青少年时代

  我1916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黄岩县城关镇,原名叫林伟锷。父亲林求仁(1892-1980)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也是浙江最早提倡美术教育的人之一。1922年,父亲在杭州创办了全省首家美术学校(私立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并任该校的校长。

  当年学校培育了许多着名画家,诸如余任天、张一山这些人都是父亲的得意门生。也许是受家庭的熏陶,我家兄弟姐妹五人耳濡目染,自幼就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抗日战争),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

  在家中,我排行老二,小学在城关镇的寺后巷小学读书。毕业后,我到黄岩中学读了二年。那时父亲调到临海,成为临海回浦中学的校董,由此,我在初三转到回浦中学继续读书。

  中学毕业那年(1937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走上社会,适值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到处轰炸,百姓家破人亡,四处逃难。当时的青年人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投笔从戎。我的胞弟正在江西吉安做事,来信要我到吉安去。未料,那次江西之行成了我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那些日子,无线电中反复播报日本大举侵略我国的消息。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日军疯狂进攻,国土沦丧,国家危在旦夕。每一个热血青年都喊出了这样的心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我不由萌生报考军校保家卫国的念头。不过,当时在吉安报考军校的人很多,竞争非常激烈。在报名的上千人中,只选了100个人,我幸运地名列其中。

  1937年末,我进入“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3团”(以下简称“干训团”),后来干训团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被编入在瑞金的第三分校政治科,政治科学员不仅要学习各种政工课程,还有军事技能训练。通常情况下,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制为三年,不过,当时情况不同,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国家用人之时,军队需要大量干部,学制缩短到一年半。

  1939年,我从黄埔军校(16期)政治科毕业,被派到浙江松阳县古市镇42补训团任见习官。3个月后,任补训团少尉排长。几年来,在补训团担任过指导员、上尉中队长、少校大队长等职务。

  在松阳做“补训”工作

  松阳县是一个浙西南的小山城,我的工作是在后方为前线部队做“补训”。所谓“补训团”也就是负责为各军师管区招募新兵,然后,进行训练,再输送补充到前线部队中去。当然,我们也对前线撤退下来或换防的军队进行休整,补足力量,为他们重上前线做准备。具体工作包括军队的整顿、补给、鼓舞士气这些事。

  许多基层军官、军士被抽调到补训团来集训,我们以国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来激励他们走上战场、奋勇杀敌。至于说前线下来的伤病员,补训处不仅为他们疗伤,还做鼓动工作。我非常关心前线战事,喜欢和官兵们聊天,为他们鼓劲的同时,了解前线的战情。

  闲谈中,我们为战士分析形势,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给他们讲保家卫国的故事,点燃他们的抗战热情。将士们在补训处休整,恢复健康以后,重上战场杀敌报国。

  随着战争的持久与深入,前线局势越来越紧张,源源不断的伤员从前线下来,看着大批伤病战友的到来,我们不仅感受到前线战事的紧张,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那些年,什么地方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好在我早年受家庭熏陶,有绘画功底,在军校学习时掌握了许多做政治工作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因此,除了做军人的思想工作以外,我们还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绘抗日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出黑板报,宣传前线战事;表演抗战剧目,鼓舞民众与士兵抗战到底的决心,号召大家万众一心,一致对外,保卫家园,抗击日本的侵略。

  后来,我又被派到三门县去训练县级行政官员。

  抗日战争那段日子,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岁月,也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因为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抱负,读书、绘画、写作、演讲、做思想工作,用我手中的那支笔抗敌救国,为国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退役了,办理了转业手续。当时我想,现在国家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我仍年轻,应当学一门有用的技术,才能更多地报效国家。

  由此,我到南京去投考上了铁路学校运输系,两年学习期结束后,被分派在上海铁路局北站工作,从事铁路部门的货运稽查。

  我的工作主要是办理巡查走私、违章和调解纠纷等事务。

  从铁路局到开画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上海铁路局安排我们到浙江干部学校二部(铁路系统)集中学习(当年校长是谭震林)。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洛阳西站,成为货运室的负责人。后来,由于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革命军军官的身份,离开了铁路部门。

  1953年,我到了上海,先在一家医院里当会计,但医院收入太低,那时我的几个儿女尚未成年,全家老小全靠我一个人支撑。从1955年开始,我到南京开了一个“艺林画室”,又成立“曙光美术广告画社”,以作画、卖画维持生计。在美术社里,一干就是十多年。

  那些年,我从事画店工作,什么油画、粉画、炭精画、国画,我全画过,不过炭精画是我的拿手好戏。客人需要什么,我就画什么,以画人物为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职业画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因此,画店生意一直不错,主要收入来自绘制人物肖像。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月能赚到一两百元,这样的收入当时算是相当阔绰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蛮滋润。

  开家画店成本不高,主要靠绘画的技巧,只要几张画纸,几支粗细不一的画笔,全神贯注地作画,一张张图画就从我的手里源源不断地出来了。我画过一二十米高的毛主席油画像,不过,画得最多的是一般的人物肖像画。大抵上来说,创作肖像画是一个细活,如果想拿出精品来,一天最多也只能画出两张。

  改革开放以后

  1983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段,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只是复职不久,退休年龄也到了。

  退休后,我仍回到老家黄岩,再次拾起了老本行,在城关镇的县前街开了一间画铺,称为“黄岩艺林画室”。在那家小店里,我既是老师(教当地青少年绘画),又卖自己的画作,作品仍然以肖像画为主。

  坦率地说,上世纪80年代时,我的退休工资只有几十元,而画店的收入居然高达数百元,一家人的生活过得不错。几年下来,在城关镇上也算小有名气。

  开画店的那些日子,我不仅出售画作,也带出了不少学生。当然,我开画店也不完全为了经济原因,更多的是为了爱好。我喜欢画画这个事业,也喜欢有三五好友,饭后茶余,聚在那间不算大的画室里,一边作画,一边聊天,一边喝茶,一边悠然自得地看着大街上的人来车往。

  时光流转,炭精画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视线。不过,在我的心中,一幅幅画作带着过往的岁月沉淀,依然留在记忆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加,挥笔创作的那些日子,越发显得难舍难忘!

  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

  早年黄岩县城文化馆有个京剧之友联谊会,我与一帮志趣相投的京剧爱好者聚在一起,我拉京胡,伙伴们演唱京剧。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志同道合者慢慢走散了,京剧之友联谊会也渐渐衰落了,我们常为之惋惜感叹。

  后来,我又在孔园中找到了知音。在园中,许多戏剧爱好者聚在一起,我们边拉琴,边唱和,自娱自乐,开心极了,也为黄岩县的业余文化生活添了一道特色景观。

  去年,在我百岁生日时,许多亲友,区黄埔同学会的同学、干部,还有志愿者来为我祝寿。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京剧,我依然为大家拉胡琴伴奏,并与大伙合唱了几段京剧。

  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区的黄埔同学还有78个人,大家聚在一起,相当热闹、相当开心。现在,区里的黄埔同学只有3个人了。在这3个人当中,我年纪最大,最小的一个也有96岁了。早先,我们这些黄埔同学相互约定,每月15号在直下街的同学会办公室聚一下,叙叙旧。不过,近年来有几个校友身体不太好,还有人躺在床上靠人照顾,只有我和另外两个校友还会到办公室碰面叙谈。

  我的长寿诀窍

  今年我已经101岁了,依然身体健康,生活自理,我这个人生性豁达,荣辱不惊,为人和善,心态平和。无论在军队还是在机关,或者是自己开画店,我都喜欢交朋友,老老少少的人都有。

  我有自己的爱好,早年在黄埔读书时,就学会了拉二胡,平时又喜欢作画。另外,每天听收音机,了解国内外的新闻,成为我的必备课。欣赏音乐、拉胡琴、唱京戏、写书法、作画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去年在百岁寿宴上,我还亲自上阵,演奏了几首小曲,为台上表演的人伴奏。有人说,当时我越拉越带劲,一点看不出疲惫的样子。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上世纪50年代,自行车还是一件奢侈品,我就买了一辆作为代步工具。到了80岁,我仍能骑着自行车与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景点旅游。我们常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路桥、椒江等地。自行车,不仅是我的代步工具,也是我的运动器具。

  如今,我儿女、孙辈们分别生活、工作、学习在上海、南京、香港、黄岩等地,每逢春节,他们都会回来看望我。我心情愉快,家庭和睦,儿女孝顺,这些都是我长寿的原因。

  近年来,腿脚有点酸痛,出去散步少了,但我仍然每天坚持在房间里锻炼。早上8点钟醒来,先在床上做一个小时的全身按摩运动,然后起床。晚上9点睡觉前,泡泡脚,做些按摩运动。如果不做这些运动,仿佛一天都会不舒服,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如今,我身体尚健,有国家发给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生活无忧,子孙满堂,其乐融融!

  回首往事,抗战岁月,艰苦卓绝。今天,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老百姓安居乐业,今后人民生活会更加安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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