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五）

　　国民党精神错乱

　　台湾自“解严”以来，各级选举快速开放，从“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省长”“直辖市长”到“总统”直接民选，一下子搞成几乎年年都在选，一场选举是另一场选举的“前哨战”，每一场选举都能上升到蓝绿板块挪移的观察点，统统都在左右台湾发展的方向。如此20年过去，台湾社会已形成各种千奇百怪的选举文化，“奥步”（闽南语：烂招）横行，口水乱喷，却不见民主素养真正有多大提升，有识者感叹：民粹日盛，台湾被选举“选”坏了！

　　当时我的联络簿日记见证的这场选举，是阿扁执政后第一场全台湾的大型选举，选的包括台北、高雄两“直辖市”外的所有县市长，及新一届的“立法委员”。那次选举，亲民党靠着人们对宋楚瑜落选“总统”的亏欠，一举拿下40多席，取代了原先新党代表的“深蓝”地位，包括我的家庭也是支持亲民党的。谁又会想到，后来的亲民党，却又会因为与马英九的恩怨，连国家认同、两岸路线的重大问题，也迎合“台独”模糊以对，甚至屈从“太阳花”的假民主，不敢予以严正批评。

　　对台湾而言，经济、社福、能源、兵制等重大争议，说到底还是归结到两岸路线的选择，这也即是台湾发展之重大所在。因此，统“独”问题听起来虽然极具意识形态，但却是台湾前途不可回避的问题，早点凝聚共识，才能齐聚台湾所有有识、有能之士，共同追求一致目标，免于恶斗内耗。

　　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的两岸路线，在“解严”以前，就是由中国国民党强人领导，更白地说就是两蒋的个人意志。蒋介石高举的两岸路线，对台湾内部是“坚守民主阵容，复兴中华文化”，对大陆则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到了蒋经国，则是在台湾“革新保台”，对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从李登辉以来，中国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却涣散了，两岸路线失去了方向。

　　本来，自从李登辉1991年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后，就不再视中国共产党为叛乱集团，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对岸领导的政府，对于台湾来说应是怎样的定位？更有意思的是，“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后，过去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入境的海外“台独黑名单”，统统可以返回台湾，但被视为“叛逃”“附匪”的亲共台湾人，如投奔大陆的林毅夫，仍然不被准许回台。

　　国民党本应在结束“动员戡乱”后，就主动对两岸关系表达新的定位、新的论述，但国民党却不去面对新的现实，反而能闪则闪，一直避谈这个问题，不愿有所突破。曾经，李登辉企图将两岸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当时的国民党要角连战、苏起、胡志强，也都给执政的李登辉帮腔，但大陆方面明确定义“两国论”就是“台独”，任何形式的“分裂”都是“台独”。

　　事实上，台湾方面虽然宣布结束“动员戡乱”，但这只是台湾片面的宣布，并未经由两岸正式协议，共同确认彼此的敌对状态结束。因此，洪秀柱在2015年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时，乃提出必须通过两岸和平协议来讲清两岸的定位，达成两岸“一中同表”。然而，洪秀柱此番真话，还没遭受民进党的攻击，就先被同党的各派人马围攻、打压。朱立伦甚至指责洪秀柱的意见“违背党的长期主张及主流民意”，以此作为撤换洪秀柱的理由，但国民党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国民党自己也不能解释明白，当然在两岸关系的议题上愈来愈处于被动。

　　其实在蒋经国执政末期，便传有大陆派密使向蒋经国表达善意，但蒋经国似是害怕，故不敢对大陆有太多突破性回应。到了李登辉时期，在大陆开放台商投资之初，缺乏对“台湾经验”如何移植大陆的整体规划，错失了引导台湾人集中力量“策马中原”的机遇。等到大陆经济开始稳定成长，李登辉却做出了“戒急用忍”的错误决策，扼杀了台湾经济的生机，祸延至今。

　　民主选举，看似是人民做主，一旦选错了带来伤害，后果也只能全民承担。然而实际上，今天台湾面临的方向抉择，有着太多内外条件的制约，又岂是一般升斗小民能够理解？因此多数人民，也只有依赖政党提出方向，“拿香跟拜”。

　　陈文茜在2004年曾说，台湾的路线之争，与其用抽象的蓝绿表达，不如具体说就是“李登辉路线”与“非李登辉路线”之别。“李登辉路线”坚信，“中国大陆只是纸老虎”，眼前的崛起势头只是表象，台湾的经济可以不依赖中国大陆，政治上亦能巧妙运用国际局势，完成“法理台独”。至于“非李登辉路线”，就是所有反对李登辉路线的集合体。

　　11年后的今天，“李登辉路线”已经基本成为“台独”阵营的指导方针，民进党的所谓“维持现状”，也还是继承“李登辉路线”的思路，妄想“台独”成为“天然成分”，台湾可以“和平独立”。这一派在“台湾”，核心信仰者最多三成，但他们却掌握台湾的学术机关及媒体，挟带清晰的思想，有组织、有计划地往年轻人中间扎根。相反，“非李登辉路线”人数虽多，但却没有自己一套主张，无法形成一面旗帜，唯一看上去存在的领导力量，只剩下“不统不独”、精神错乱的国民党。

　　认贼作父的“台独”

　　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问题，说到底是近代中国不幸历史的一个缩影。造成台湾人国家认同错乱的主因，主要就是“日本殖民”及“国共内战”两大历史事件造成，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台湾人对中国人的认同产生排斥或疏离。

　　事实上，传统中国本来并无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向来认为自己就是“天下”。在实际操作上，统治实力所及之地，即设郡县；如无法直接管辖，但当地首领愿意进贡称臣，那也就是较为松散的藩属；至于更多在中国眼里“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便是不予干涉的“化外之地”。

　　历史上，台湾自郑成功奉明正朔到台南建都以来，开始引进中华文化典章制度，而后清朝统治时期，是闽粤二省汉人入台的高峰期，构成台湾社会的主体，绵延至今。这一社会的主体文化，无疑就是中华文化，并直接反映在台湾本土的岁时节庆、宫庙文化之中。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主权国家”体系，并由于不谙主权观念，吃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亏。因为此一耻辱记忆，也使得后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对维护主权格外重视。

　　如果纯用西方国际法的主权观念，“中国”(China)自清末以来加入国际体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经普世认可皆无疑义；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政府”，则经历清廷、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蒋介石北伐统一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是各国曾经承认为代表中国的政权。用国际法的专业用语说，就是各国对中国的“国家”承认一直存在，但对代表中国的“政府”承认则有分歧。

　　历史的吊诡，就在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各个声称代表中国的政府，国号皆用“中华民国”，唯独1949年中共建政，另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号，因此在中文的语境中，就产生两岸已是两个“国”的错觉。但在法理上，两岸仅是出现两个“政权”各拥“治区”，并未分裂成两个“主权”，这是国际目前一致的认识，也是“中华民国宪法”迄今不变的国家定位。

　　以上听来像极了文字游戏的论述，平日没人理会，但遇上国际活动便会凸显，加上台湾选举需要更被渲染。台湾知识圈最早热议“国家认同”问题，始自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移转，到了1978年美国正式改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遂有“美丽岛事件”及“台独”意识的高涨，认为“中华民国”已无希望，台湾只有“独立建国”，并相信这样能置外于“中国人”的国共内战，因此力劝美国放弃蒋家领导的国民党，台湾便可“和平中立”。

　　必须说，这样的“台独”理念，确实也在替台湾前途找一条出路，至于是否对台湾最好，大家可以辩论。但悲哀的是，“台独”后来走上了分裂族群、煽惑仇恨的路，如此自是有利于选战动员，却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台独”同时也走入了死胡同，费尽心思要“去中国化”，从历史到文化来论证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遂有“同心圆史观”“外来政权”“多元文化”论纷纷出笼，硬要膨胀台湾社会的“多国族”性，又为了贬抑“中国”，刻意褒扬日本的殖民统治，扭曲历史的真相。

　　我在初中时的日记中已说，我本来并非一味反对“台独”，但实现“台独”是要靠实力，而非刻意否认自身中国人的文化及血统。等到我对“台独”的认识更成熟后，才发现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决定了台湾如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将成为霸权主义制衡中国的棋子。

　　认清了此一现实，便会发现“台独”的本质，正是认同美日为首的霸权主义，用一句最传神的话来说，就是“宁认美日作干爸，不与大陆做兄弟”。但是，霸权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台湾如果认同这套秩序，注定只能做强权的附庸。

　　台湾如果选择倚靠美日对抗大陆，那就像被老鸨剥削的娼妓，老鸨固然保证娼妓衣食无虞，甚至将娼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娼妓永远是娼妓，不能有真正自己的尊严。但是，如果台湾和大陆和平统一，享受高度自治，那就是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兄弟创业，台湾甚至可以出相当少的本钱，和大陆持有同样的股份，因为台湾是曾经被家里抛弃的兄弟，大哥愿意多照顾一点。

　　有眼界的台湾人，应该看出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必经的险阻，因为这些险阻，也才能激起历史美丽的浪花。我们这代台湾人，无疑需要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因此更要用智慧化历史的矛盾为助力，创造两岸中华儿女共同的新时代。

　　尚待光复的台湾

　　记忆深处，第一次听到“南京大屠杀”应是在小学时代，但真正目睹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照片，则是初中时期，在图书馆偶然翻到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编写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九三七南京浩劫》一书。当学校教育及媒体都已被李登辉、陈水扁主导的“去中国化”思想荼毒，所幸我还能借由这些书籍及史料，了解近代中国遭逢的曲折历史，并对这段中国人的山河岁月产生强烈认同。

　　本来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但日本却未像孙中山先生期许的那样，成为东方王道思想的干城，反而效法列强对外扩张，怀抱“脱亚入欧”的想法，沦为西方霸权主义的鹰犬。

　　日本对华侵略，是极具战略的一套计划，发生在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正是日本侵华的起点。1895年，日本通过侵略战争占领台湾，经过51年殖民统治，留下的皇民化遗毒迄今无法根除。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虽然光复，但因为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两岸分治，美日势力再度渗入台湾，缺乏宏大历史观的国民党，无能导正台湾人错乱的国族认同，所谓的“大中国”教育，也只是反共怀乡的思想，并未将“去殖民化”贯彻完成。

　　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其实并未结束，台湾正是持续至今的战场。台湾虽仍有“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存在，但“中华民国”已经被国民党、民进党联手“去中国化”，所以曾经在南京发生的大屠杀，台湾人竟然普遍无感。甚至，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谎称“南京大屠杀是假的”，并在台湾出版漫画《台湾论》宣传这种言论，台湾人也毫不在意。

　　记得我初中时，在班上有个好哥们儿，出生在大陆，外公是日据时代被日军送到海南岛的台湾人，小学随家人侨居日本。有次他和我聊天，竟说到民族主义未必是好，我们不能以民族主义都认为日本侵华不对，日本侵华也是出自他们生存发展的需要。我一听，不得了，典型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了，便强迫不让他回家，在教室里给他做思想教育后才放他走。如今想来，我的作为固然激进了点，但这种“毒草”如不立即铲除，肯定就要蔓延了。

　　有人说，不要有仇日情结，又或者扭曲说，只有“中国人”有仇日情结，“台湾人”都喜欢日本。其实，这和仇日与否无关，而是全人类都应有的是非。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人“和而不同”的天下观，而非崇拜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让中华文化重新站立，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

　　“台独”独到最后，搞到去和日本军国主义为伍，不仅合理化南京大屠杀，甚至糟蹋台湾慰安妇阿嬷，那不仅是民族罪人，更是人类罪人了！

　　媒体带动民粹霸凌

　　当年，前台北市议员璩美凤，和有妇之夫曾仲铭被偷拍的性爱光碟，被周刊《独家报道》随刊贩卖，一时之间成为台湾社会最热的话题。璩美凤和陈文茜，在20世纪90年代分属新党和民进党，两人皆常在媒体荧光幕前为党发言，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政坛两大“话题”女王。

　　记者出身的璩美凤，在加入新党从政后，经常以一袭白衣、白裙的打扮亮相，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清纯素雅。因此，当1998年她和民进党籍的新竹市长蔡仁坚传出绯闻时，一下就震惊了社会大众。由于当时新党才和民进党在“立法院”喝过“大和解咖啡”，许多人便戏称璩美凤和蔡仁坚的绯闻，根本就是新党、民进党“大和解咖啡”的续集，喝咖啡喝到“床上”去了。

　　但直到2002年，璩美凤与曾仲铭的性爱全程被偷拍，再经由《独家报道》随刊贩卖，这才完全粉碎了璩美凤给人“纯洁玉女”的形象。当时璩美凤的性爱光碟，可说是台湾家家户户抢着看，当时15岁的我，也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阖家一同观赏，记得妈妈还急着赶快播放，说是要“看看璩美凤的身材到底有多好”。

　　奇怪的是，不管璩美凤本人性生活有多乱，她在此案当中其实是被害人，唯一有权对她指责的应该是曾仲铭的妻子而已，但当时的媒体却联合起来围剿璩美凤，把她说成是万劫不复的罪人，逼使璩美凤无处可去，最后求助陈文茜，将她藏在一处山中的房子里。还在读初中的我，看了璩美凤的遭遇，心里愈想愈不对，所以在联络簿里写下周记，批判台湾媒体这种近乎“杀人”的民粹霸凌。

　　很不幸地，此后媒体非但没改善，而且愈加堕落，并且流行起一种“肉搜”批斗的歪风。最先针对的是演艺人员，动不动就将许多艺人的私人事务上纲到“社会观感”。犹记2005年5月，老牌艺人倪敏然自杀事件，最后竟演变成整个台湾公审来自大陆的夏祎，只因夏祎被传和婚姻生活不幸福的倪敏然相恋。夏祎的每一言、每一语，乃至她的态度，统统都要被迫道歉。台湾社会就像疯了一样，沉浸在猎巫的集体抓狂中。

　　近几年，这种媒体带动的民粹霸凌，开始转移到政治的意识形态。从郭冠英事件开始，台湾形成了一种“台独”的“政治正确”，任何公然反抗此种“政治正确”的人及言论，立即成为媒体攻击的箭靶，所有言论自由都要服从于此种“正确”。反中、反财团的情绪，让此种霸凌更加合理化，受霸凌者往往不是掌握多大权力的人，却要受到整个社会的公审乃至辱骂，媒体还视作理所当然。连向来形象正面的慈济，都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妖魔，其将南亚海啸的捐款结余转捐中国大陆的四川震灾，即是罪状之一。

　　2015年4月，台湾一位年轻女艺人杨又颖，由于在网络上被恶意言论攻击，不堪网络霸凌，一个年轻生命走向绝路，社会终于开始重视言语暴力问题。但是，媒体讨论了半天，却不检讨民粹霸凌的源头，正是媒体自己。有媒体人辩称，是因为民众爱看，媒体基于收视率考虑，只好炒作民粹话题。这其实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正因为媒体不自律，观众的胃口才不断被养大。

　　网络时代，号称打破传统媒体的限制，人人都是自媒体，结果民粹霸凌更加无孔不入，无法可管。“太阳花”风波以来，网军对我的各种恶搞、污蔑不断，甚至用恶意检举的方式让我脸书被封，企图封锁我的声音。此外，还有不肖分子冒我名义成立脸书，用我的肖像编造、发布下流龌龊的图文。对此，我很早就诉诸法律，但检察官却回函称，脸书是美国公司，台湾和美国就网络案件签的合作协定，只包含杀人、掳人勒赎、毒品、妨害电脑使用、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等行为，像我面临的这种网络霸凌，脸书公司视为言论自由，不愿提供使用者资讯，台湾检警也无从调查。

　　杨又颖的兄长发起反匿名霸凌，各界一度也有不少声援，但最后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以想见，民粹霸凌的风气如继续蔓延，台湾便不可能有真民主，“打着民主反民主”的独裁暴政，将如幽灵一般，紧紧缠绕住整个台湾社会。

　　整肃异己的“本土化”

　　在我小学时候，“本土化”这词还没这么流行，那时讲得更多的是“乡土”，指的是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要有认识，知道她的过去，从而产生对她现下的关怀，以及未来的憧憬。我生长的艋舺（台北万华）地区，过去就是台北城最先发展的地方，我在老松小学上“乡土课”时，老师就介绍了不少艋舺的历史人文。父亲则成长于台南佳里，十足的“草地”乡下，尤其他又是民间信仰工作者，因此我也熟知民俗典故，蕴含浓浓的“乡土味”。

　　但自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开始盛行另一个名为“本土化”的概念，并且不断地被政客及媒体引用，出现什么“本土政权”“本土势力”“本土派”……一堆名词，却都缺乏明确的定义。2001年李登辉催生的“台湾团结联盟”成立，便号称要团结原本非民进党的“本土”力量；2004年陈水扁寻求连任，也说是要延续“本土”政党执政；2010年，高雄市长陈菊争取连任，同样上电视节目喊这是“本土政权保卫战”。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他们就代表“本土”，他们是“本土”的代言人。

　　但到底“本土”是什么？细究下来，它最初的意涵就是极狭隘的族群观念。因为闽南人来得久，闽南人占的比例高，所以闽南人才是台湾人，才能算是“本土”。直到2004年“总统”选举，陈水扁为求胜选，将这种族群意识操弄到极致，遂出现“本土”意涵的2.0版，即“认同台湾”，或称作“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意识”。他们为之扯了很多论述，就是企图要摆脱粗浅的族群划分，创造出更具现代政治意义的概念，什么“以台湾为主体”“认同台湾国家”……云云，说到底，其实就是“台独”，非得将“台湾”与“中国”切割（同时却允许对日本存在百般依恋），才是“认同台湾”。

　　偏偏很多存有原罪感的外省人，竟妄想从这套“本土化”的2.0版取得救赎，“认同台湾”就成了他们“赎罪”的方式。我有一个外省第三代同学，在2004年绿营大搞“二二八手牵手反中国爱台湾”大游行时，就认为这比以前进步，因为“外省”血缘无法改变，但他可以借由“认同台湾”变成台湾人。后来我把这位同学的反应告诉作家朱天心，她马上点出问题的关键：认不认同台湾，不是你说了算，必须通过“他们”的核可。也就是说，诠释权在“他们”手上，如果不合乎“他们”要求的意识，比如像我，就算是本省闽南人，一样要被打成“非台派”，只因为我这个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从我初中注意到这问题，至今匆匆又十余年了，“独”派许多人都承认，2004年那场“大选”，正是他们成功将“台独”观念灌入社会大众的转折点。他们用看似理所当然的“爱台湾”包装，却是不断将自己的“台独”意识形态推向全民的“政治正确”，就连许多自认“泛蓝”的民众，内心都已臣服于这套观念。2012年马英九连任后，更有最新的“本土化”3.0版快速蔓延，那就是结合西方民主牌、人权牌的新一代“台独”，亦即所谓的“太阳花世代”。其实终归到底，所谓的“本土化”就是“去中国化”，背后根本的结构，仍是有心人利用历史造成的矛盾，利用台湾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罢了。

　　犹记2000年国民党选举失败后，党内有许多自称“本土派”者，跑去和李登辉一起筹组“台湾团结联盟”。2016年国民党大选惨败，国民党内又有人提出要“本土化”，声称自己是“本土派”。事实上，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就以“本土派”之姿，要求国民党撤换原本已提名的洪秀柱，理由看似是“本土”“非本土”的路线之争，其实无非就是洪秀柱这种强调理念、不靠“绑桩”（靠现实利益的交换获取地方派系的支持，成为选举动员的桩脚）的选法，将使他们无利可图，更可能被洪秀柱太过鲜明的色彩拖累，无法淡化在当前台湾社会不讨好的“国民党”标签。

　　这些所谓的国民党“本土派”，口口声声说要避免国民党“新党化”，但又提不出国民党的路线、主张到底是什么，光会在大选期间天天吵要“换柱”，等到大选结束后，朱立伦辞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进行主席补选，他们又跳出来说要“防洪”，绝不能让洪秀柱当党主席。如果真是要谈路线之争，他们反对“新党化”，国民党是什么又不知道，难道是要“台联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