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产生和演变

　　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以下简称“毕业生调查处”）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已有诸多作者从不同角度做过回顾和论述，如关巩（《会务报告》，《黄埔潮》创刊号，1926年7月），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文史资料选辑》11辑，1960年11月），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辑，1961年7月），陈宁生和张光宇（《蒋介石和黄埔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李西岳和苏学文（《陈氏家族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陈宇（《黄埔军校大事记》，《黄埔》2014年增刊），陈予欢（《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单补生（《黄埔》2013年1期，2016年6期）等。其中黄雍的记述成文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于1960年，是关于黄埔学生政治组织最早的较全面的记述，为后来者广为引用，也为周恩来总理所肯定。鉴于这一问题对黄埔军校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将以所掌握的资料为基础，并综合上述文献做进一步的分析。

　　黄埔同学会产生的背景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帮助下，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新型军事学校。它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为国共两党培养出大批杰出军政人才，在反帝反封建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把黄埔军校和它的历届毕业生作为他实现治国治军和个人愿望的依托和基础，时刻关注黄埔毕业生的各种动向，亲自参与策划黄埔军校相关的各项举措。

　　黄埔军校建校早期，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积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也介绍马列主义。黄埔师生虽然皆为国民党党员，亦有大批跨党的共产党员，学生思想活跃。1924年底到1925年初，军校内相继酝酿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其中主要有火星社、 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等。火星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陈公培）、肖人鹄、吴振民、陈恭、谢宣渠等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由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李之龙等领导，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时，会员约两千人；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的右翼组织，由贺衷寒、曾扩情、潘佑强、伍翔、杨引之等负责，1925年4月正式成立。

　　1925年1月14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选，火星社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展开竞选活动，当选第二届党部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吴明、陈作为、罗振声、周逸群、王伯苍、成恭寅、黄锦辉等）。蒋介石仅得60票落选，后经廖仲恺推荐才名列执行委员，分配负责纠察工作。这极大地震动了校长蒋介石。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一年后，其组织影响不仅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的第一军，而且遍布到第二至第六各军，会员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其出版的《青年军人》月刊不仅在广东军队中广为传播，而且寄送全国，影响很大。许多青年军人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他们革命精神的寄托。

　　黄埔军校左派学生组织的蓬勃发展，使驻粤各军的风气为之一变，也使孙文主义学会感到紧张，之间摩擦纠纷不断。1926年1月，青年军人联合会外围组织西南革命同志会，在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时，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混入会场闹事，在混乱中其成员王惠生（黄埔1期）向大会主持人周逸群（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开枪，幸组织者早有防御，将其制服，这就是“大佛寺枪击事件”。为此，2月2日，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汪精卫召开了有李之龙、周逸群、王备、潘佑强、葛武棨、周惠元等十位代表参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做出四项处理争执的决议。另一方面，黄埔军校左派学生组织的蓬勃发展，使蒋介石深深忧虑自己失去对黄埔学生的控制。因此在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以学生组织之间的争斗有违“亲爱精诚”校训为由，4月7日颁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迫令解散所有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别于4月10日和21日宣布自动解散。但5月7日在广州各界国耻纪念大会上，原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多人，在会场外发生冲突，潘佑强、杨引之等受重伤住院。此时，蒋介石积极筹划建立一个统一的学生组织，以增强黄埔军人的团结，便于其指挥和掌控。

　　黄埔同学会的诞生

　　1926年5月24日，蒋介石“为忠实于中国国民党并求其精神与意志统一，以促进国民革命之完成和三民主义之实现”，授命组织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会。他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以校长名义签署的成立黄埔同学会第一号公告，任命蒋先云（校长办公室秘书）、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群等9人为筹备委员，后又增加葛武棨、李超、胡静盦、关巩等人为委员。筹委会先后以本校驻省办事处三楼和南堤钦廉会馆为办公室，起草章程，着手筹备事宜。

　　6月27日，黄埔军校师生恳亲大会暨黄埔同学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大学礼堂召开，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及同学千余人与会。校长蒋介石、顾问鲍罗廷、教官加伦、中央执委何香凝、邓演达等都发表了演讲，或着文于大会特刊。此时黄埔同学已有8000余人，选出同学代表23人：1期蒋先云、曾扩情、贾伯涛、余程万、杨其纲、刘仇西、武翔；2期余洒度、葛武棨、杨引之、陈超、蒋友谅、关巩；3期黄仲翔、黄格君、曾晴初、金亦吾、张炎；4期杨新民、张兆尼、魏亮生、史保亨、李联珍、王庭汉。

　　6月29日晚在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三楼，召开了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和代表联席会，确定黄埔同学会的机构和成员。蒋介石亲任会长，下设秘书（曾扩情），总务科（科长李正韬，科员游步灜、李超、金亦吾），组织科（科长杨引之，科员刘仇西、陈超、黄仲翔、张炎、杨新民、张兆尼、林桓），宣传科（科长余洒度，科员葛武棨、关巩、郑峻生、周复），干部委员会（委员曾扩情、贾伯涛、潘佑强、鄷悌、伍翔、蒋先云、贺衷寒等），监察委员会（委员刘汉珍、伍翔、蒋友谅、杨其纲、蒋先云、贾伯涛、余程万、胡静安、曹勖、魏亮生、李联珍、黄格君）。

　　黄埔同学会简章指出：“本会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络感情，互相砥砺，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遵守总理遗嘱，努力国民革命为宗旨”，“本会采集中制，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之指挥”，“一切会务均听命于会长”，“校长为本会会长”。黄埔军校学生均为会员，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毕业同学的任免、升迁、调补，均依据同学会考核记录决定。

　　国共两党在早期黄埔同学会中的斗争

　　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初，国共两党学生都参加会务工作，例如共产党员蒋先云是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参与黄埔同学会的创建工作。后来，他以欲赴前方为理由，声明不受选同学代表职务，但仍被推选为监察委员和干部委员会委员，是早期会务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9日出发江西，指挥北伐战事，秘书曾扩情在广州负责黄埔同学会事务。在读的第4期同学以共产党员为主体，指出官长贪污、虐待同学、欺压中山县农工等弊端，对黄埔同学会无作为提出批评，甚至散发传单、粘贴标语，给曾扩情造成很大压力。曾扩情即密报蒋介石，蒋震怒称：“反对曾扩情就是反对我。”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对军校学生讲话时，更要求不得反对黄埔同学会，反对同学会的办事人员就是反对校长。

　　1926年12月1日，黄埔同学会成立仅5个月，就奉命随北伐迁往南昌，黄埔同学会广东分会改为驻粤办事处。这表明黄埔同学会在广东的机构，不是一个一般的下属分会，而是总会驻广东的直属办事机构，地位仅次于总会。因为黄埔军校在广州，大批毕业生也集聚于此，广州可谓黄埔学生和黄埔系的发祥地和根据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时为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工人纠察队军务处长的共产党员黄雍（黄埔1期），兼任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主任。黄雍当时还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卫商检查总队少将总队长（下设5个分队）和检查总所所长（下设5个分所），在黄埔同学中有颇高的影响力。黄雍借此延揽了一批共产党员参与会务，针对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和打击共产党革命活动的“整理党务案”，进行迂回的抗争。使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成为共产党主导的机构，引起当局的关注和右派黄埔学生的不满。

　　“四一二”后的第二天，4月14日，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即被取缔，4月15日，李济深、钱大钧等人在广州开始“清党”屠杀。共产党组织紧急安排黄雍离穗赴港，此期间他还在船上召开了紧急秘密会议，部署所辖机构人员的隐蔽和撤退。4月16日，国民党右派重新组建了黄埔同学会驻粤特别委员会，贾伯涛、黄珍吾、李安定、林桓、周复任常务委员，4月17日到会接收办公，4月19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前因反动分子把持会务，经于4月14日在我政府将反动分子一概肃清。”字里行间充满杀气，证明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初的10个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之间斗争的激烈。黄埔同学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和斗争的一个重要平台。

　　该启事还明确告知：“兹奉本会会长委贾伯涛、余程万、李安定、黄珍吾、黎崇汉、周复、邓文仪、林桓、黄奋锐、郭鼎铭、赖刚等十一人为驻粤黄埔同学特别委员，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置一切事务。”驻粤黄埔同学特别委员是由蒋介石亲自委任的。4月18日，以贾伯涛牵头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在粤黄埔同学一致誓死拥护蒋介石。这证明了国共两党争夺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斗争的激烈程度，至使蒋介石亲自部署取缔和接收驻粤办事处事宜，可见黄埔同学会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同一天同一份报纸上，还专门刊登了一篇题目赫然的长文——《在粤黄埔军校同学为拥护蒋校长告同学书》，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以抵御共产党对黄埔毕业生的影响，并借此消除共产党控制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留下的隐患。继之，又于12月4日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对广州黄埔同学会进行改组，此前所属各支分部及小组一概无效，所有同学要到南堤黄埔同学会旧址重新登记。这表明，他们要对在粤黄埔学生进行再一次的筛查和甄别。

　　此外，就在“四一二”前两天，黄埔同学会福建支会亦电告蒋介石，他们感受到“共党压迫”，要“与会存亡”。这说明共产党在黄埔同学会内的斗争，绝不限于广州的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

　　1927年“四一二”之后，黄埔同学会就为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所把持，成为蒋介石控制黄埔学生的重要机构。

　　黄埔同学会的解散

　　不论在嫡系还是非嫡系军队中，只要有黄埔毕业生，黄埔同学会就会渗入，都有组织在活动。蒋介石还在中央党部设立“军人部”，自任部长，并以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兼军人部秘书，其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均由黄埔同学充任，军人部几乎成为黄埔同学会在中央党部的翻版。象涉及到非黄埔系大佬刘文岛、吕超、熊式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8、9、14军党代表这样重要职务的任命事项，都要军人部提出呈请才能任命，这等于让黄埔学生（也就是黄埔同学会）来驾驭这些非黄埔系的大佬，让他们情何以堪。

　　这一系列举动，引起旧军人的愤慨和不平，1927年初就酝酿加强北洋时期的四校同学会的活动，以与黄埔同学会抗衡。蒋介石为缓和与四校同学会的紧张关系，1927年初，同意黄埔同学会与四校同学会开会联欢，但根本矛盾并不能解决。四校同学会在当年5月1日，于广州大石街积厚坊举行四校同学会年会，发放会徽，“用志久远”，明显地表现出与黄埔同学会对峙的姿态。随着黄埔同学会向非黄埔系军队渗透的加剧，1928年，旧军人首脑吕超等人大张旗鼓地号召加强四校同学会活动，响应者众，如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生智、江西的张岂庸等，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势。

　　“四校”即清末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民国初由陆军中学改设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四校同学会是上述四校毕业生在孙中山号召下，于1916至1917年间为国民革命共同目标所组成的革命军事联谊团体，会员有1万余人。据此，孙中山有效地将清末民初陆军学校聚集和培养的一大批军事人才纳入革命阵营。抗战期间，四校同学奋战在各自所在部队，全国12个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阎锡山、顾祝同、张发奎、李宗仁、陈诚、余汉谋、朱绍良、薛岳、李品仙、孙连仲、傅作义中，除程潜、阎锡山、孙连仲3人外，其余9人均为四校同学会成员，可见其实力之雄厚，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当然这其中也有人后来成为黄埔教官，形成复杂关系。

　　这个组织对孙中山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此时强调它的活动，显然是针对蒋介石和黄埔同学会的。蒋介石认为，如任其发展必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早在1927年3月7日，蒋介石重新发布通令，一律取消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内的所有学生小团体（包括同乡会），认为它们不合革命要求。后来更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禁止军中有不利团结的组织，下令禁止军中所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1930年11月，他先令黄埔同学会解散，迫使地方军阀加强四校同学会的企图胎死腹中。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处）的产生

　　黄埔同学会解散后，两万余毕业生失去联络平台。曾扩情、鄷悌、黄珍吾、田载龙等虑及同学力量分散，呈请蒋介石准许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组织毕业生调查科，以联络、监督、指导及考核毕业生。黄埔同学会解散一个月后，1930年12月12日，蒋介石指派田载龙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主任，直隶校本部，重要事件秉承校长命令。调查科下设文书（总务）、考核、统计三股。担任调查科主任的先后有田载龙、萧赞育（1932年3月起）、严泽元（1932年10月起）、张辅邦、刘咏尧。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蒋介石以这一名称实际上恢复了“黄埔同学会”。截至1934年4月，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已登记的黄埔毕业生为15，282人。

　　南京政权初定后，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统一军事教育，大量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1935年，统计全国性训练单位就有百余个。为指挥方便，所有各校校长均由蒋介石自兼，另置可信者充任教育长或主任，主持校务。由此，各类军事学校毕业生人数骤增，毕业生调查科难以应付。这时，有的军事学校自行组织同学会，如杭州空军学校政治部主任蒋坚忍，就倡导成立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传其到南京痛加申斥。此事更加促成蒋介石扩大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决心。

　　1935年9月，蒋介石将原有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隶属军事委员会。以刘咏尧为处长,黄雍为副处长,主持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联络考核等事宜，在校外设有办公处。1937年2月1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申请审核和备案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功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毕业生调查处的名义进一步增强了。毕业生调查处在自己的文件中也直言不讳地宣示，“本处胚胎于黄埔同学会”，“其间虽数易名称隶属，然团结同学共同奋斗之精神，前后一贯，始终不渝”。

　　1937年9月和1938年3月，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分别改隶训练总监部和军政部，受隶属机构监督指导，重要事项直接秉承委员长命令，用该处关防对外行文。1945年7月，又改隶铨叙厅。历任处长先后有刘咏尧、贾伯涛、谢远灏、杨良等。到1947年6月底止，412，609人在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其中陆军军官学校本校生264，852人。毕业生调查处1949年从成都迁台。

　　黄埔革命同学会

　　有读者常把黄埔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混淆。黄埔军校同学会是1984年6月16日在北京成立的爱国群众团体，它继承了1941年10月4日在延安成立的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的精神，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办有《黄埔》双月刊，历任会长为徐向前、侯镜如、李默庵、李运昌，现任会长林上元。有人以为黄埔同学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是一回事。其实它们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组织。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邓演达组织国民党左派成立了反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在此期间，被蒋介石从军队中清除的和因大革命低潮而流落的共产党员黄埔毕业生，大批集聚上海，如董朗、许继慎、黄雍、陈烈、余洒度、俞墉、曹霄青等。他们有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思想活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为打倒军阀、振兴中华而奋斗，这种思想基础使他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面前，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宋庆龄、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号召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切磋，初步形成了一个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黄埔学生组织，并于1929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把这批黄埔毕业生组织到一起共同反蒋。它是第三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争夺黄埔学生，开展对国民革命军和其他武装的军运工作，以期达到邓演达提出的“造就一批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平民革命军”。黄埔革命同学会的负责人是余洒度（临时召集人）、陈烈、黄雍（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曹霄青、俞墉（负责宣传工作）、徐会之（就地负责天津方面工作）（黄雍《黄埔革命同学会回忆》，《文史资料选辑》19辑，1961年）。

　　大约半年多时间，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及受其影响的黄埔学生达5000余人，几近黄埔毕业生的一半，握有兵权的将领已有60余人，黄埔1期就有几十人，包括陈诚、胡宗南、杨虎城、邓宝珊、高桂滋、周至柔、罗卓英、李延年、杜聿明、宋希濂、肖干等。陈诚和杨虎城等均请邓演达派黄埔同学参加其部队工作，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按邓演达指示，选派了一批具有军事和政治双重才干的黄埔毕业生到各部队去，其中包括陈烈等到陈诚的18军，周士第等去杨虎城部，以期条件成熟时，组成一支平民革命军，颠覆蒋介石的统治。陈烈（黄埔1期）是东征和北伐的杰出指挥员，参加广州起义，与黄雍共同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后来成为着名的“抗日虎将”；周士第（黄埔1期）是大革命时的“陆海军铁甲车队”队长，叶挺独立团代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为功勋卓着的开国上将。其他派出者也都有不凡的表现。

　　黄埔革命同学会的迅速发展，动摇了黄埔学生对蒋介石的信仰，大大削弱了他对黄埔学生的控制，使其极度不安。1931年7月，蒋介石悬赏20万缉捕邓演达。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当晚，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余洒度、陈烈、徐会之、俞墉、韩浚等20余人亦在上海遭逮捕。在湖北与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蔡升禧（黄埔1期）协同，从事军运工作的黄雍和刘明夏（均黄埔1期）亦在武汉被捕。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全部负责人在蒋介石的刻意追讨下，无一逃脱，几个月后全部解到南京。此时宋庆龄警告蒋介石绝不能杀害邓演达；在前方的陈诚得知消息，即电蒋介石要求“从宽拟处”；胡宗南与20余名黄埔毕业生联名写信，力保邓演达。所有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邓演达在黄埔学生和舆论中的巨大影响，对他是一个严重威胁。11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秘密杀害了邓演达，黄埔革命同学会也随之解体。

　　黄埔革命同学会是黄埔军校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的特殊篇章。它的出现充分体现了黄埔学生独立思考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也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面理解。黄埔军校史和众多黄埔毕业生所演绎出来的生动历程，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个精彩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