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黄埔老人的世纪回眸

　　我生于1917年11月18日，百岁老人了。世纪人生，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也算有一番经历，其中得与失、顺与逆、错与对都有过，这也是一个平凡革命者在所难免。但无悔一生，我应是做到了。如今，体力不行，头脑尚可，回想往昔亲历，清晰如初，当年患难战友，大多仙逝，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仍在我心中，磨灭不了。希望我的世纪回顾和反思，能给儿孙们留下有益的人生借鉴。

　　身在黄埔 心向延安

　　我出生在广东梅县雁洋镇桥溪村。桥溪村坐落在五指峰背的山坳尽头，风景秀丽，但山多田少，土地贫瘠。我家只有薄田二三分，为生计，我父亲、大伯、三叔都到梅县城当店员,母亲和婶子则以针线活帮补家用。我四叔季炜，读书勒奋，考取了官费留学，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与不少梅县人一样，我父兄弟三人后来也远渡南洋谋生。不幸的是，三人竟然在五年内先后去世。那时我才小学二年级。顿失依靠，我家只好搬回偏僻贫困的桥溪村。我母亲是典型的客家妇女，胼手砥足，上侍家婆，下育幼子，家境十分艰难。我在勉强读到高一就辍学了。当时，母亲想让我到县城当店员。我在丙村中学时喜爱读书，受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文学影响，希望继续求学，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更有文化的人，便离开了家乡，寻觅人生出路，辗转汕头、广州，考入了公费的燕塘军校。

　　1935年，我冒充高中毕业生，考入了陈济棠在广州开办的公费学校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为陈济棠所创，他自任校长。军校招收高中毕业生。陈济棠委派当盐运官的兄长陈维周选拔学生。考生要面试和笔试，面试考察体格，笔试考核政治。陈济棠又让陈维周亲自面试。当时的面试情形，我仍记忆犹新，《三国演义》中魏延有个“反骨”。陈济棠很迷信，面试时，要他哥哥亲自摸一下考生的脑后勺，看有没有“反骨”。我算走运，没被摸出有“反骨”，被录取。

　　1936年“两广事件”后，陈济棠下野，燕塘军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蒋介石自任校长。我成为了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就读经理科，经理科是培养军需后勤官的专业。

　　在军校的生活训练十分严格，与军校的其他学生一样，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要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我还记得学校当年请了着名进步人士漆琪生教授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进步思想，令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校内，秉持不同思想的同学之间斗争很激烈，当时在学校里，宣传所谓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将专制与独裁显露无遗，与青年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格格不入。正是现实的黑暗腐败让那一代青年苦闷彷徨，延安是我们这些追求民主进步的年轻人心中的革命圣地。一封号召去延安的信，让我下了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投入共产党的行列中去。

　　在广州分校读书期间，我的一位梅县同乡邓坛祥是步科学生，因为在晚自修时偷看共产党书籍被发现退学了。投奔延安的邓坛祥，给我写来一封信，邀我到延安去。不料这封信被学校截下。校方先后两次派人检查我的行李和信件。后来，一位开明的指导员把这件事透露给我。当时国共关系并不紧张，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毕业留校，分配到一个中队任经理员，中队长要我为他弄钱，被我严词拒绝，此后对我诸多刁难。本来我就对军校派系林立、官员贪污的状况不满，早已萌生去意。这个中队长的所为，火上浇油，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国民党。我向学校请长假，想借机前往延安。不料当时主管校务的副校长陈芝馨不同意，我不得不继续留在学校。

　　没过多久，陈芝馨意外在广东三水沉船而亡，韩汉英接替了陈芝馨的职务，之后学校很快就同意了我的长假请求。

　　1938年8月，我离开军校来到广州，找不到途径去延安，找工作也毫无头绪，经中学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同年10月，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后，广州面临沦陷。经“抗先”的介绍，我参加了广东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

　　“抗先”的同志安排我以高中毕业考大学的身份，进入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当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谁去查核呢？在连县训练3个月后，“抗先”组织我们去韶关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5大队，我先是队员，后任区队副。大队后来因队内共产党员暴露，1940年4月奉命结束。“抗先”结束后，我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在莫雄的部队开始了长达5年的地下工作。

　　投身抗战 潜伏五年

　　抗战时期，党派我到莫雄部队工作。莫雄的部队“北江挺进纵队”（简称“挺二”）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地方杂牌军，拥有5个大队，1个中队，军官士兵的素质很低，用莫雄的话来说，那是“乌七八糟的杂烩”。莫雄，英德县人，家境贫寒，行伍出身，在广东北江一带享有名望，号称“莫大哥”。他16岁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但不为蒋介石器重，他对蒋介石的削弱地方势力、排斥异己政策不满，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表现消极。1935年，他任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参加了庐山“剿共”会议，会后他冒着极大风险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交给潜伏在司令部的中共特科党员项与年，由项与年送党中央。

　　当时，中共北江特委（简称“北特”）书记黄松坚是莫雄部队统战工作的直接领导人。黄松坚，广西壮族人，是大革命时期广西红7军的师长，有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在广东北江地下党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党内尊称他为“家长”。黄松坚给我们“挺二”地下党下达了三项任务：第一、莫雄部队的改造，把这支低素质的国民党地方杂牌军，改造成为有爱国意识的抗日军队，同时抓住机会组建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第二、开展情报工作，使莫雄部队中的地下党成为北江特委的“了望哨”；第三、为北江特委筹措经费。黄松坚指出，要做好“挺二”的工作，关键是要对莫雄有个正确的认识，做好莫雄的工作。他认为，莫雄爱国反蒋，是我党的朋友，这是大节。在黄松坚的领导下，我们在“挺二”坚持工作长达5年之久，不但与莫雄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也顺利完成了我党北江特委下达的任务。

　　在“挺二”的5年，让我最难忘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黄桐华。黄桐华，梅县人，原是农工党（外界称第三党）的成员，在莫雄部队担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1年，由我和林名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一位很有能力的革命家。黄桐华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保障工作顺利安全推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获得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并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公开身份有力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莫雄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派一批共产党员帮助建设部队的要求。“北特”在这5年中先后派出了一批党员到“挺二”工作，地下党支部也在“挺二”发展了一批党员，支部成员先后共有80人左右。我当时是党支部书记。地下党的成员多数出任“挺二”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也有从事其他政治工作的。他们积极工作，充分发挥了我党政治工作的优势，提高了官兵的素质，一扫旧军队乌七八糟的习气，部队的面貌得到一定程度改善。部队改造的成效，让莫雄十分满意。

　　1942年，经黄桐华向莫雄提议，我担任莫雄的情报参谋，掌握电报密码。在明知道我是地下党员的情况下，莫雄仍将标明“莫雄亲译”的电报交由我翻译，可以看出，莫雄对于共产党是十分信任的。我们也为北江特委源源不断地提供重要情报，有效地发挥了“了望哨”的作用。

　　1943年，我和一些地下党员一起到清远搜集铁路沿线的日伪情报。当时，清远石角区有个“维持会”伪军联防大队长钟罗，抗战初期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被捕入狱。钟罗被莫雄保释出狱后就与党组织断绝了关系。1944年春，清远石角区沦陷后，钟罗当了汉奸。“北特”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后认为，钟罗虽然是汉奸，但长期未发现他有出卖同志的罪行，有争取利用的可能。在黄桐华征得了莫雄的同意后，由我率领一个精悍的小组，持莫雄亲笔手书前往敌占区石角，秘密见了钟罗，主要的交谈是有关敌伪目前的动态，最后要他及时提供敌伪的情报。此后，他多次给我们提供过敌伪的情报。

　　党支部还创办一份叫做《精进》的报纸，作为我地下党宣传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阵地。报纸也经常发表有关莫雄的讲话稿。莫雄在“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每篇必登。他的讲话很有特色，所涉题材广泛丰富，有政治、经济、军事，也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讲话最大特点是实话实说，敢于抨击时政，也不避对中共和苏联的称赞。《精进》报发表莫将军的讲话，实际上也为他在军内外树立了一位爱国民主开明将军的形象。莫雄对此引以为荣。

　　为了宣传莫雄及部队，我们组织了一个命名为“昂”队的篮球队（莫雄的别字中有个昂字），这个篮球队由黄桐华为队长，莫雄的公子为副队长，我以秘书和候补队员的身份参加。球队到防区内的驻军、机关、中学等比赛，逢战必胜，不仅技术高超、球风也非常好。人们绝没有想到一个地方杂牌球队竟然能有这样的水平，大家认为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培养不出这样优秀的球队。莫雄得了面子，异常高兴，设宴慰劳载誉归来的全体人员。

　　1944年，我们争取了莫将军，同意给我们三支部队的番号第4大队、第9中队和特务第2中队（这些部队后来都编入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但不给编制，这些部队是靠英德、清远的地下党组织起来的。驻清远县城的第5中队是莫雄的骨干队伍。中队长调出后，征得莫将军同意，我们调作战参谋杜国栋（共产党员）去任中队长，我以参谋身份去抓党的工作。还派去一批中小队军政干部，清洗了一批兵痞，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

　　1945年4月间，国民党粤桂边区总指挥古鼎华从翁源给莫雄发来电报，要求派人护送他回阳山驻地。莫雄对这位既是顶头上司又是朋友的要求，很感为难。他知道从粤汉线东面到西边，先要经东江纵队和北江支队的活动地区，还要通过日寇封锁线，此行风险大，但不答应也不好。莫雄找黄桐华商量，黄桐华满口答应，说可以考虑一个妥善的办法，让古安全回来。桐华便和我一起去找黄松坚。我们一致认为，古鼎华不属顽固派，为了抗日，也为了帮助莫雄，可以由我们派人前去接应，要驻英东的“挺二”第4大队长陈仁畿护送他过日寇封锁线。并决定派我以参谋的身份前去联系并护送。事后，古鼎华在莫雄为他设的宴席上，对莫雄帮了大忙一再表示谢意。莫雄得了面子，很是高兴。

　　1945年4月间，第5中队和第9中队夜袭驻清远县城的日伪军，摧毁了日军两个碉堡，击毙日伪军10多人（内有军曹一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不幸的是第9中队长老红军赖德林英勇牺牲。这次战斗胜利影响很大，第5中队和第9中队是莫雄部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受到莫雄嘉奖的两个中队。

　　1945年夏，国民党战区余汉谋向莫雄发电报，命令“挺二”去攻打在英德活动的共产党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莫雄很感为难，不执行，是违抗军令；执行，既影响与中共的朋友关系，也会使部队损兵折将，于是便把该任务交给黄桐华办。这份电报便经由我手，随后告知黄松坚，由黄松坚亲自策划，黄桐华率队演了一场假打西北支队的戏，放冷枪，搞军事巡逻。不仅完成了余汉谋给莫雄下达的任务，而且双方没有损耗一兵一卒。

　　我们5中队和9中队夜袭清远日伪军的战斗，国民党报章也作了报道，但驻清远的国民党别动军凭着反共专业户的嗅觉，认为这两个中队可能是“白皮红心”的，由于一般人都认为主动打日本的多属中共的部队，于是制造多次摩擦，第9中队对别动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别动军作恶多端，搞曲线救国，在沦陷区穿伪军衣服，在蒋管区穿国民党军服。经“北特”批准，第9中队严惩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别动军部队。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盛传第9中队和第5中队是“八字脚”（指中共的共字）。“北特”研究决定，为了避免影响莫雄，第5、第9中队不适宜再挂“挺二”番号，于是将这两中队合并为我党的“广东西北区抗日同盟军大队”，何俊才为大队长，我为政委。

　　献身革命 忠孝难全

　　由于1946年6月底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后，无法给家里捎带音讯，对于母亲，我至今仍感愧疚。1949年初，我奉命从山东乘船南下香港，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和大哥。母子相逢，悲喜交集，我深情地问了一声：“妈，您好吧？”母亲说：“如果靠你啊,我早饿死了。”当时我很明白，母亲不是责怪自己不顾家，只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慈母之心的流露。我不应该串通大哥欺骗母亲，说要去外省做生意。但在当时，共产党员都一样，忠孝不能两全，只好舍小家，保大家。

　　解放后，我对母亲说：“父亲去世时，你才30出头，为什么你没有再婚？”她以沉重的语气说：“要不是有你两兄弟，我早出家做尼姑去了！”我震动了，深切地感到母亲为我们兄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领悟到伟大的母爱。

　　我在港期间,见到原北江特委书记，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黄松坚。他要求我大哥朱德明(朱新发，时任广东省银行广州市河南办事处主任)在广州解放时配合接收工作，保护国家财产，安定员工情绪。我大哥朱德明在这之前，已奉广东省银行总行之命，准备撤往香港，并在香港租了房子，部分行李也运到了香港。他出于对我这个弟弟的感情和信任，以及对我党多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就接受了任务。从那以后，地下党派人与他联系，开展工作。我党北江游击队到广州转运物资的同志也曾在我大哥家中落脚。我的堂妹朱云自小由我母亲抚养，我们视如亲妹，在家乡受到共产党影响，曾想当游击队员，后来，随我母亲移居广州大哥家中。我介绍她到北江第一支队参加革命，在部队任卫生员。由于她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工作出色，入伍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

　　我大哥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一事，解放后，原地下党没有把情况向他的单位反映，我大哥为人老实本分，也从未与单位领导和任何人提及此事。所以，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旧人员对待。改革开放后，我与老战友到广西南宁看望老上级黄松坚时，谈及我大哥的事情，他笑说，你当年的工作做到家人头上了，又问解放后对我大哥有没有安排。我说了情况后，他说，人家当年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我党工作的，可不能忘记人家为我党做过的好事。然后，他出具了证明，我大哥才得以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生死考验 磨炼意志

　　凡投身于革命事业的人，都要面对一个随时为事业而献身的问题，要置生死于度外。当然，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也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1945年7月底，我刚刚脱离莫雄部队不久，任广东西北区同盟军大队政委，随同东江纵队西北支队，从清（远）英（德）边境北上，迎接两王（王震、王首道）部队，准备建立岭南根据地（由于日本投降，两王部队在南下途中奉党中央命令北返）。

　　当部队到达英德北部时，由于前方情况不明，支队领导人决定派人到前方了解情况。我提出，前方约20公里处，有一位曾在“挺二”工作过的党员，我可以去找他。于是，我从大队长何俊才那里拿了一个“挺二”谍报员的胸章，带了一个通讯员一起前往。途经英德的太和墟遇到国民党独9旅的便衣队和乡公所来检查，问我们来的路上见到共军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别人都说有，你说没有。于是，就把我们带回乡公所审问。好在审问很简单，如果很详细，两个人，分开来问，就对不上口了。

　　他们查问我要到哪里去，办什么事。我说到前面赖屋找赖梅修，谈做生意的事。他们不信，要我写信给赖，我便写了一封信交乡公所的人去送。这时便衣队离开了乡公所。大家在乡公所的气氛较好，谈天说地，因天色已晚,乡公所还招待我们食宿。

　　事情出乎意料，乡公所送信人带回赖梅修父亲（士绅、地主）写的信，信中说梅修出远门去了，朱某某是莫雄的参谋，与梅修相熟。我写信给赖梅修是用真实姓名，与胸章上的名字对不上号。他们问为什么名字对不上呢？我跟他半开玩笑，又半带认真地说：“如果你懂得做情报工作，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他无言以对。赖父的来信很要害的是有这么一句话：“释放与否，悉听尊便。”表明对我的身份和行为有所怀疑。

　　第二天一大早，我向乡公所的人告别，他们不放行，说是便衣队和乡公所共同带你进来，现在放你走也要便衣队同意。我心想便衣队的人很鬼，看到赖父的来信，极可能会把我们留下继续查问，其结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坚持要走，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派人跟我一齐去赖家。最后，乡公所只得同意放我走。我们从乡公所出来回归部队并不顺利，事后知道，部队因敌情关系，原定在北江以西北上改为渡过北江北上，东扑西寻，犹如捉迷藏。幸好有地下党的帮助，最后落脚仁化县长江镇的交通站，由交通站送我到南雄县境内的东江纵队税收站。由于我没有部队的任何证件，费了不少口舌，税站的同志都不答允带我回部队。我最后问税站的同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税站同志茫然，我继续说：“如果我是好人，你们应该带我回去；如果我是坏人，你们更应该抓我回去，你们说是不是？”他们只得同意带我回到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虎口脱险，转危为安。

　　经历生死考验，让我对生死看得豁达。我在80岁生日那天写下遗嘱，遗嘱引用了瞿秋白同志一段话：“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与世长辞为真快乐。”征得家人同意，我身后将遗体捐赠给中山医科大学。

　　桑榆非晚 奋迅示骏

　　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在广东、海南和北京等地任职。1957年11月，我从北京交通部调回广东，任省委宣传部教育处处长。1983年，我66岁，超龄6年在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我奉行的是“离而不休”，为此获得省委组织部颁发的“老有所为”奖。离休后担任较重要的职务有：1984年，担任广东省整党办公室广州巡视组组长，广东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先后进驻汕头、梅州、韶关市（地）委以及省测绘局；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创办了《源流》杂志，担任杂志社社长。

　　198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1985年，广州市也成立了地区性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左洪涛动员我加入。左洪涛在解放战争时期，任粤赣湘边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是纵队独立团的政治处主任，我们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当时说，“同期同队的同学在广州的可能不多，入了会作用不大，有负学长的期望。”左老认为，起不起作用，不在于本期本科的同学多少，只要能发扬黄埔精神，就能起作用。就这样，我成为了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

　　人生百岁，回忆起往事，真是说不完，数不清，但有一点，当年我这个山村少年，在寻觅人生道路时，投身于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平凡的革命工作中，尽心工作，无愧于岁月，无愧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