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战老兵的黄埔情怀—— 访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陈菊南

　　2017年5月6日，我们到访杭州转塘街道郎君庭园君澜阁陈菊南寓所，访问了这位抗战老人。以下就是他向我们讲述的一生的经历：

　　青少年时代

　　1924年农历三月九日，我出生在浙江嵊县甘霖镇汉溪乡大邱岩村，我的父亲陈盛超早年在乡里务农，后来到杭州宏记营造厂打工，开始时在钱塘江边修筑塘堤，有时也做些小买卖。

　　20世纪30年代，钱塘江开始建造大桥，父亲当了个小包工，参与钱江大桥公路的修筑工程。可以说，父亲收入还可以，能寄钱回来供养我们几个小孩读书。

　　我家兄弟三人、两个妹妹，大哥身体不好，自小就在家里养病；二哥陈桂南聪明能干，小学毕业后，到杭州清波中学就读，初中毕业后考取了福建马尾的海军军官学校（那所学校不收学费）。随着抗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海军学校西迁内地。由此，哥哥转到桂林的陆军军官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黄埔15期），分派在19集团军70军107师任少尉、中尉排长。1941年，在上高战役中不幸牺牲。

　　消息传来，全家人嚎啕大哭，母亲数度昏厥，忧疾交累，身体就此每况愈下。

　　此时，我已在甘霖小学毕业，家里希望我小学毕业后，能到城里去当学徒，赚钱养家糊口。当时，嵊县已被日军占领，百姓四处逃难，人心惶恐不安，我目睹日寇铁蹄对家园的蹂躏，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此时，听说村里有个族人，叫陈孔达（保定军校毕业），在福建担任70军军长。于是，我与村里几个伙伴合计了一下，决定一起到福建去找他，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我们从嵊县出发，徒步来到福建。

　　此时，我们几个人算是从沦陷区出来的流亡青年了。

　　参加抗战

　　我们找到了陈军长，战争时期，军队正需要补充兵员，我们的到来恰逢时机。我读过书，在部队里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了70军上士译电员，后又升任准尉、少尉译电员，办公桌就在军部旁边。

　　1944年初，日军在福建登陆，占领了福州。70军被迫转移到了连江县驻防，部队在福州、连江一带活动，成立了闽东前线指挥部。部队与日军有过多次正面接触。我以译电员的身份，参与了福建前线的抗战。

　　1944年4月，我被司令部保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陆军官校在江西瑞金有一个分校，我奉命到瑞金分校报到。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赣州已经失守，日寇步步紧逼，瑞金随时可能受到敌军攻击。因是非常时期，学校缩短了受训时间。我们只在军校学习了一年多。1945年5月，大家提前离校上前线了。我是保送生，军校毕业后又回到了70军。此时，我已升任中尉排长，不再做译电员了。

　　又过了几个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抗战胜利后，国军闽东前线指挥部撤消，70军奉命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部队立即开拔，我们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船，在高雄登陆。

　　刚到台湾时，满目疮痍，到处是战火留下的痕迹。当时，陈仪成为台湾省主席。接收完成后，70军进行了整编。我所在的师番号为74师，陈孔达军长已调任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全师开始在台整训，部队由台北调到台中，又从台中调到高雄凤山训练营。在凤山，我们训练从台湾本土补充的新兵。

　　1946年12月，我所在的74师奉调回大陆，驻防山东（当时师长是陈颐鼎）。次年，我忽然接到家里接二连三发来的加急电报，只有几个字：“母病危，速回。”战争时期，部队很难请假，不过，长官还是特例批准我回家探亲。我拿着电报，连夜匆忙赶回嵊县。

　　到了老家，进门后才知道，母亲虽说生病，但还不至到“病危”的程度。那时父母正在为我担忧，二哥已经为国捐躯，大哥患病致残，他们不想让我再冒生命危险继续参加内战了。

　　回到江南，耳闻目睹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与前线的你死我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也不想再回去。于是我到了杭州，在西冷冰厂（今“五丰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家厂专门制作冷藏冰块、冰棍之类冰冻品，在杭州算是一个比较新式的厂家。我成为这家厂的业务员，一直干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

　　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

　　解放后，我听说杭州干部训练班（下称“干训班”）正在招生，招生办事处设在南山路（今中国美术院那个位置）。我赶紧跑去报名。录取后，成为干训班第3期学员，我们先在云栖上课。

　　后来，我调到浙江省干部学校继续学习，校本部设在灵隐，学员在上天竺开课。我们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土改专训班。

　　训练结束后，学员们下乡搞土改工作。1950年9月，我被分配在义乌县委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义乌县委宣传部的洪土部长。12月，在全县土改工作总结大会上，由于我表现出色，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三等功”。

　　1950年末我返回杭州，再次回西冷冰厂工作。那家厂不大，夏季忙时有60多个工人，冬季只有20来个员工。此时，又有一个机会降临到我身上，上级要求工厂组建工会，我参加过市里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又从事过“土改”工作，写写说说，这些事都行，受到大伙的拥护，自然而然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接下来，抗美援朝开始了，杭州西冷冰厂工会做了许多动员工作，诸如，贴宣传标语、写黑板报、绘招贴画等等，多由我带头，常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1952年5月3日，我与孙根凤结婚，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陈可人，一个女儿陈小桃。一家人过得平静安逸。

　　1954年，西冷冰厂提前“公私合营”（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是1956年开始的）。到了1958年，我的工会工作也不再做了。不过，我仍然在厂里做业务工作。

　　到了1960年，全国开始“大办农业”，杭州的一部分机关干部与职工要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西冷冰厂（属于财贸系统）也要下放农场。由此，我到了老余杭的大溪河农场。好在虽然下放参加农业劳动，但户口不迁，粮油关系仍在杭州，工资也由原单位照常发。

　　许多城里人对农田劳动力不从心，不过，我倒是干得得心应手，我本来就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小时在乡下放过牛、牧过羊、打过柴，样样农活拿得上手，很快就被提拔为小队长、中队长。我还办了一家小厂。在大溪河农场，我见到场员碾米后将剩下的碎米与糠，全拿来喂猪，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帮农场办了一个饴糖厂，即先将稻谷轧成大米，用剩下的糠与碎米做饴糖，再用制作饴糖剩余的米渣及糠，当作喂猪饲料。

　　从我1960年下放农村到1962年调回杭州为止，那段时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回到杭州，我仍回到西冷冰厂工作。此时，西冷冰厂已更名为杭州冷气制品厂了。在1963年下半年，厂里搞了一个“三清运动”（干部下放车间劳动）。当然，我这个业务员也坐不成办公室了，只能到车间去与工人师傅一起干体力活。我想，以前在办公室里当干部，对工人情况了解有限，现在给了一个机会，可以真实感受一下工人兄弟的劳动与生活了，在技术上也可以有所长进。

　　1968年，我被调到车间当小工。好在我在冰厂工作多年，厂里的各个工种我都拿得上手。到了70年代，杭州冷气制品厂开始生产速冻食品了，这是全市首家制作速冻食品的企业。

　　改革开放后，我成为杭州冷气制品厂基建办公室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起早摸黑地干，得到了工友们的夸奖。其实，我只是对这份工作比较专业，因为早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学过建筑绘图、筑路测量等，可说轻车熟路。那些日子，厂里造车间、盖职工宿舍、筑冰库，一天到晚忙不过来，一直干到1984年退休为止。

　　退休前，厂里特别安排我到杭州云栖疗养院休息了几天，是对我多年来为冷气制品厂做贡献的一点慰劳。

　　服务社会

　　记得1978年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冷气制品厂上班，我在《团结报》上见到一条消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称民革）恢复了，工作范围是团结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我见了，拿着报纸跑到市民革去问了一下：“像我这样的国民党‘下层人士’算不算？”

　　说实话，我这个“国民党员”还是在做译电员时集体加入的，当时只发了个党证，从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任何活动。不久，连那个党证也在抗战中弄丢了。在解放初的干部训练班里，又集体退出国民党，还能加入民革吗？自己也没个谱。

　　自从加入民革后，因我住在朝晖新村，成了民革朝晖支部创始人，也是主委。民革朝晖街道支部是杭州民革的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组织。当年家在朝晖街道的民革成员有不少，有些人当过国军将领或国府专员什么的，大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因为我相对年轻，当这个主委其实只是一个服务员而已。

　　1985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又加入了同学会，并在民革下属的一个中山科技公司上班。从1985年开始，我当选为第九、十届区人大代表，接下来，下城区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我成为第一、二届区政协委员。

　　无论是当人民代表，还是做政协委员，我都尽责尽力做事。例如，有一次我听说在菜市桥附近光裕里有个同学叫蔡国栋，一个人在老披屋栖身，弄点稻草垫在床上睡觉，房里几乎一无所有，吃喝拉撒全在那个漏雨的披屋里。居民区给他安排了灵隐寺一个守夜的差事维持生计。20世纪90年代，蔡同学已经年老体衰，无力再继续工作了，孤身一人住在那个棚子里，贫病交加，无依无靠。我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政协，将他列入了补助名单（当时相关政策尚未出台）。这位同学过世后，我们民革出面与居民区联系，帮着处理了后事。

　　还有一个同学叫邓健行，住在耶稣堂路，1958年被遣返广西老家。可他早年离开故乡，村里根本没有直系亲人，又被当地政府送了回来。这位同学极有才华，能写会画，写得一手好书法。当我去看他时，只见他一人趴在床上，认真地作画，屋里连张桌子都没有，生活全靠老婆一人在街道厂打工维持。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协做了反映，不久，他的生活状况就得到了改善。邓同学生前多次上门来对我表示感激之情。每当我想到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多年以来，我参加了各种业余学习班，并且经常为报刊写稿子。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再次服务于社会，参政、议政，获得过不少聘书及嘉奖。这些年来，有在台的亲朋老友到杭州寻根问祖，他们常会过来与我叙旧。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所取得的建设成就。1991年初，台湾某报总编陈绍冲到访杭州，由我牵线促成了杭州新闻工作者第一次访台。

　　现在，我有4000多元退休工资，生活无忧、儿女孝顺、老伴健康、行动方便。每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下城区政府、朝晖街道以及一些中小学都要组织人员对黄埔老人进行慰问，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国家给予黄埔老兵很高的荣誉，让我非常感动。我感谢党和政府对老兵的关怀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