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书香第 抗战好儿郎—— 记抗战黄埔老兵陈慎

　　2017年2月23日，我们在杭州古荡访问了抗战老兵陈慎先生。陈老是浙江诸暨枫桥镇人，自幼家学渊薮，祖上世代读书，曾祖父陈伟是前清举人，人称“浙江经学第一人”。祖父陈守真早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对《易经》颇有研究。父亲陈权（1890-1950），原名崇谦，字伯恭，曾任西北五省（陕甘青疆宁）测量局长。1949年在兰州随陶峙岳部起义，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参谋，浙江省工矿厅高级工程师，1950年在杭州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校长任上过世。

　　以下就是陈慎先生一生的故事：

　　青少年时代

　　1923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枫桥镇先后陈村（今先进村），在镇上骆氏小学读完高小，在绍兴承天中学和战时中学读的初中，后来又到金华读高中。记得1939年11月的一个下午，日寇6架轰炸机飞临枫桥，轮番轰炸，村里几百间民房被日军炸毁，和平宁静的村落，顿时血肉横飞，只剩下一片残砖断瓦，满地狼藉，惨不忍睹。枫桥集英小学十多个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躲避不及，死于炮火。我的母亲见状，不顾安危，跑出去抢救邻里孩子，也不幸中弹身亡。

　　那年我只有16岁，见到被毁的家园、惨死的母亲以及众多乡亲流离失所，国恨家仇，牢牢地铭刻在心上。

　　临近高中毕业时，日军炮火步步紧逼，杭州、萧山相继失守，诸暨、金华一线也已经危在旦夕。我本想报考浙江大学，但是浙大已经西迁内地了，只好改考湖南大学，被湖南大学土木系录取了。

　　当时，同学们想到日军的大举进攻，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纷纷投笔从戎。1941年春，高中毕业后的我放弃了就读湖南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投考了正在金华地区招生的军校。录取后，我们随教官来到江西铅山县陈坊军训部报到。我被编在入伍生1团7连，接受为时7个月的训练。受训结束后，学员们要经过第一轮的考试（主要是数学与体检）。考试及格后，我被录取在中央军官学校18期工科（即黄埔18期）学生队，我们由铅山县出发，步行到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学习。军校的科目有桥梁、筑城、道路、测量、建筑、坑道、爆破、步兵攻战、孙子兵法、劈刺等内容。在校期间，我们享受的是中士待遇。

　　1943年8月5日，我从军校毕业。可以说，我在军校学会的这些本领，多年以来，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后来的和平时期里均使我受益匪浅。

　　在抗战前线

　　离开军校后，我们立即被指派到河南登封县抗战前线驻防。

　　我在13军任军部参谋处少尉见习参谋，与我一起到登封的几位同期战友钟仲绥、禇信、庐大成则被分配到军务处；黄余生、周柏寿在军部工兵营任少尉排长；钟仲桓任第4师工兵连排长；符气宏担任89师的少尉排长。

　　1944年，日军第110师团大举进犯豫西的伏牛山我方阵地，作战科长王统佐命令我到前线了解战备情况，回来汇报。当我到达4师12团阵地时，刚好敌军来犯。此时，我想到日军的残暴行径，大片国土沦丧敌手，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母亲以及众多善良的乡亲们惨遭日军杀害，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再也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我请示了12团的一位连长，拿到了步枪、子弹与手榴弹，与战士们一起进入阵地，见到迎面进攻的日军，我们猛烈开火，我亲手打死了两个冲在前面的日本鬼子。

　　我军处于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日军利用炮火优势，向我军阵地猛烈开炮，炮弹落在我的附近，炮弹开花爆炸，岩石被打得四处飞溅，有几块石头正好击中我的前胸，鲜血直流，直到今天我的胸前仍留着当年负伤的疤痕。

　　我们在阵地坚守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后援部队跟上来了，我军士气大振，敌军败退了下去。战后，我得到军部的传令嘉奖。在豫西会战中，升任中尉排长。

　　后来，在战事的换防中，我因工作需要调到4师工兵连，移防到湖北的当阳县。我们工兵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造桥铺路，为大军的行进打前哨。当时我们造的桥梁大多是木制的简易桥，经常征用民船。我们将民船排列在河面，用铁索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这样，一条临时的浮桥就搭成了，军队、武器均能顺利通过。

　　未久，部队又要换防了，我随部队到贵阳青岩休整。休整后，我又奉调到军部工兵营。此时，部队南下至广西柳州。

　　我们工兵营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架设桥梁。那次我们是建造供大部队行进较为牢固的木桥，虽说也是临时性的桥梁，但比原先用木船连接起来的浮桥要好多了，桥梁牢固，可以较永久地使用，准备反攻时供大军通过（当时军队已经配备了美式载重武器）。正在建桥时，忽然传来特大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全体官兵闻讯，欣喜若狂，那天晚上，大家欢天喜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庆功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终于要过上渴望已久的和平生活了！每一个官兵都在心底里盘算着，胜利了，可以解甲归田，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了！

　　抗战胜利以后

　　抗战胜利，我所在的部队奉上级调派，到广州去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中秋节，我们13军被调派到九龙，大家坐上开往东北的运输舰，三天四夜到达秦皇岛，然后，奉调到山海关、绥中、兴城、凌源一线驻防。最后，我们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国民党部队整体军事失利，13军守地逐步萎缩。我军从平泉围场到承德，又奉傅作义将军的命令，集结到北平。当时我是军部工兵营3连上尉连长。

　　在我们驻军北平时，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当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才当兵的，内战期间，从心眼里厌恶自己人相互残杀。于是，我离开了军队，带着妻儿回老家诸暨。

　　到了上海，正好遇见老上司戚扬（原工兵营的营长），他劝我一起去台湾。我说，我不想去台，只想回老家谋生。自此以后，我彻底离开了国民党部队。

　　到了家乡，人有一种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参加了新四军的金萧支队。二哥找到了我，要我利用黄埔军校的旧脉络，通过路东县县长周岐山、江东区长李寿鹏的关系，策反国民党的诸暨县长张清尘，不料，事情败露。我又通过我的关系，黄埔同学张石如（当时他是县府警卫中队长）营救了金萧支队的赵阿章、陈汉新等出狱，虽然冒了极大的危险，但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获得新生

　　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枫桥区人民政府介绍，在浙江省公安干校学习5个月后，我被分配到临安专署省人民法院临安分院（即专署法院）工作。在法院工作的那些日子，我做事积极努力，很快被提拔为法院的助理秘书，负责司法行政工作，同时掌管法院印章。后来我又被调去审理案子。那些日子，我每天埋头苦干，一直做到深夜，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严守纪律，忠于职守。

　　在钱江建筑公司

　　1951年冬天，开展了一次“政治自觉运动”，我被编入公安处的学习小组。后来我被送到华东革命大学一部七班学习。

　　之后，我被送到乔司农场劳改。由于我有一定的技术，就被调到钱江建筑总队。后来，钱江建筑总队更名为钱江建筑公司。由于我不断向上级部门申诉，终于在1955年获得了释放。但是，他们仍动员我留场就业，实际上，当时我是一个并不具有完全自由的农场职工。

　　我被释放时，农场当众宣布，我成为钱江建筑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发给我一张黄底黑字的工作证，每个月我能拿到29.5元工资。

　　到了1956年，公司进行了一次工资改革，我被评为二级勘测技术员，工资也相应提高到52.5元一个月。不久，钱江农场成立了工会组织，我不仅是第一批工会成员，还被选为钱江公司设计队的劳保委员。

　　在公司里，我做事勤勤恳恳，为了工作东奔西走，跑了许多县市的企业、公司联系业务。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在开化大路边做煤矿测量，甲方自己也有四个人的测量组，由于当时开掘相向二边的同一个坑道（挖掘一个坑道，两边的人员由相对方向开掘），不知什么原因，双方能听见对方开掘的声音，却总是贯通不了。我采用了经纬仪测量了方位与水准，第二天就打通了，完成了任务。甲方非常高兴，特地请我们吃饭，我也高兴极了，一连吃了五个大面包和一碗红烧肉，回来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真是好开心啊！其实，这些技术早在黄埔军校时，教官就教过了，不费什么劲。

　　1966年，公司总部从杭州迁到郊区的闲林埠，我从钱江设计队被调进钱江机械厂铸工车间打泥芯。后来，又调去做成品检验员。

　　由于我有技术，各种活都拿得上手，公司领导对我还算关照，从未受到批判，在经济上定了厂里的最高一档，每个月22元工资。有好几次，领导见我家里实在困难，还给我特批了二三十元的生活困难补助金，还准许我回杭州探望家人。

　　改革开放以后

　　1978年秋，我离开公司回家，开始了“临时工”的生涯。当时，各家企业都缺少技术人员。我先接到户口所在地清泰街道的通知，派我到街道建筑队当施工员，不过，这家企业给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没谈成。

　　后来，我到河南杨村煤矿，做测量、预算与房屋设计工作，大约做了5个多月，又经人介绍回到杭州，在望江机械厂铸造车间当师傅一年多。后来，我在许多地方打过工，在缙云新碧综合厂、诸暨萃溪公社探矿，还在江东机械厂、诸暨县草塔供销社以及一些建筑队当过技术顾问。有的企业我只干了几个月，有的做了一年左右，最长的一次是连续做三年多。

　　在萃溪公社探矿时（那里发现了铅锌矿），我一个人跑到图书馆、冶金厅等单位查阅资料，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铅锌矿的开采与粗加工的方法等方面，写出了几万字的开发报告。

　　80年代以后，政策逐渐放宽了。1982年，钱江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付全信，到处打听我的下落，总算找到了我，对我说，现在要大搞建设了，各行各业都需要技术人员。大学多年不招生了，尤其是建筑业，青黄不接，多数企业在闹“人才荒”。他建议我去教书，培养年轻的建筑人员。于是，我到了省供销社绍兴分校办的建筑专业班教书，开始时只是当教师，教学员们如何识图、施工、管理、测量等，后来，做班主任、教研组长，工资也由原来的96元逐步加到300元。

　　申诉、平反、落实政策

　　多年以来，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理念：相信党、相信政府，将来终有一天会给我一个公正、公平的结论，还我一生的清白！

　　改革开放以后，我常常听到许多人被平反，落实政策的消息。

　　我想，我只是一个“无业游民”，一个临时工，20世纪50年代以来，组织上也没有给我定性，没有戴什么“反革命分子”，或者“右派分子”的帽子，我也能获得“平反”吗？

　　回想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早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真刀真枪，奋勇杀敌，参加过豫西战役、湘桂战役、粤西战役，抗击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厌战回家；解放前，做过对国民党官员的“策反工作”；50年代，投考省公安干校，做事兢兢业业，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在临安专署法院时，工作积极，由文书到秘书，再到审判员；多年的改造中，恪守法纪，积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供销技校教书时，多次获得优秀教师称号；由我主持设计的诸暨草塔供销社建设大楼工程，获得优良工程业绩等等。

　　我与二哥（浙江省农工民主党秘书长陈浪）与供销学校的谢校长谈起这些事。在他们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到省信访办、到省法院申诉。让我深感慰藉的是，这些单位非常客气地听取了我的申诉、阅读了我的申诉书。特别是时任浙江省高级法院的邬家箴常务副院长，我在临安法院工作时，就是我的领导，对我的情况十分清楚。原钱江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付全信，为我在钱江公司的表现、我的技术能力以及在省供销学校教书的业绩做了证明。

　　在我奔走半年多以后，终于有了结论，我终于平了反、落实了政策。我恢复了名誉，以及相应的退休工资待遇。

　　幸福晚年

　　1989年，我参加民革后，四次获得“省民革优秀党员”称号。

　　现在，我享受退休国家干部待遇，有5000多元一个月的退休金，夫妇二人住房有80多平米，生活平静、康泰、快乐，晚辈时常过来探望我们。逢年过节，街道、社区以及许多志愿者会来慰问我们。

　　我住在古荡，这个地方离玉泉、植物园与西湖不远，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夫妻俩人常常携手同行，到这些公园去散散步，在湖畔的茶室坐坐，与老伙伴们聊聊天，喝喝茶，日子过得平静而愉快。

　　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铭记·关怀”华侨与抗战电视文艺晚会上，我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发言，并受赠“抗战胜利纪念章”。

　　回忆一生的经历，颇多感触，昔日已逝，来日可追，抚今追昔，我家兄弟姐妹5人，除大哥早年为抗战捐躯以外，其余几位均在86岁上下时驾鹤西去，唯有我一个，今年已经94岁了，依然身体硬朗，舒畅乐观，也应当知足常乐、安于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