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皇山下一老兵—— 访黄埔教官李文烈

　　在杭州，离西湖不远的玉皇山下，一个粉墙黛瓦、外面围着木栅栏的小院里，住着一位抗战老兵李文烈先生。2017年2月26日，我们访问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长者，听他谈起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青少年时代

　　我1923年12月生在杭州玉皇山下，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家世世代代就住在玉皇山脚。在这块叫阔石板的土地上，我家祖辈以务农为生。

　　我的父亲叫李东园，母亲宓文珠，在城里的清河坊开了一家杂货店。我从小住在山下，早年跟着爷爷上山打柴、砍树、种地，儿时在山下玩耍，在溪里摸过螺蛳，在水塘里捉过鱼，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说再熟悉不过了。

　　我自幼对阔石板这块土地有着深厚感情。从小时开始，我就看着一群群、一队队上山烧香的善男信女，背着香袋，举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旗帜，浩浩荡荡开上山去，乞求玉皇大帝的保佑。

　　儿时，我在城里清坊街的高银巷小学读书，1937年，我14岁，日本人打过来了，附近的老百姓纷纷逃到玉皇山上的福星观去避难。

　　至今我仍记得，福星观主持叫李理山，一个和蔼可亲的道人，收了几个徒弟，对我们小孩子也很客气，非常和善。抗战时，他在山上的紫来洞里建了一个避难所。那个洞很深，里面有两层，许多难民就在这个洞里躲避日军的炮火。日本人占领杭州后，将难民们赶出了避难所。我亲眼见到日本鬼子在玉皇山上杀害老百姓，强奸中国姑娘，当时就有了抗日报国的念头。

　　清河坊小学毕业后，我在井亭桥附近的树范中学(今杭九中)读书。

　　逃离杭州

　　在中学读书时，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叫陈迈，是“艺专”毕业生，教我们图画。

　　其实，陈老师也只不过长了学生几岁而已，他把我们当兄弟姐妹来看待，尤其是几个在班里比较活跃的学生，更是另眼相看。陈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策划下，同学们偷偷到街上去张贴抗日救国标语。

　　有一天，陈老师突然将我们几个贴标语的同学叫在一起，说道，听学校里教日语的一位日籍老师说，警察局已经开始注意这所学校的学生了。我们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读书了，否则，有可能被日本兵抓去。

　　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瞒着家人，匆匆忙忙到了湖滨八弄（今六公园后面）一所大房子里集合。在那座房子里，我见到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

　　那天晚上，陈老师与另外几个大人将我们送到湖墅一个地方的一条船上（当年湖墅还是城外一个冷僻的地方）。

　　次日早晨，小船载着我们离开了杭州。船过祥符桥时，桥上有几个日本兵守卫着。虽说日本人占领杭州城区，但是城外仍是游击区。

　　日本兵大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好在学校里学过日语，我大声用日语回答：“我们是学生，到城外去看亲戚。”日本人见到船上只是些小孩子，也就放行了。

　　我们坐的船先到余杭，那里有人接应，游击队员将我们送到了临安天目山上的禅源寺。

　　抗战时，禅源寺是浙西天目山的抗战大本营。此时，正好黄埔军校在招生，我与几位同学听说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游击队员熟悉山区地形，将我们沿着天目山丛林中的崎岖小路，七转八拐，一直送到金华（当时金华仍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下）。

　　由金华到陕西的长途跋涉

　　1939年9月，16岁的我和同学们先乘火车到上饶（这段铁路尚未被日军破坏），下了车，大家开始步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由上饶先走到湖北宜昌，再到湖南的醴陵，然后，到桂林，最后经过贵阳到达抗战大本营重庆。

　　在重庆，我们休整了7天，继续沿嘉陵江边的小路，经过南充、阆中、广元、留坝，走古栈道，翻秦岭，出终南山，到了关中平原。在宝鸡，我们坐火车到达陕西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王曲七分校。

　　那次行军花了4个多月时间，途径7省，行程逾万里。到了军校，带队的教官向校方汇报了我们的情况。胡宗南主任听了，说道，大家先休整一个月，保养好身体，等身心健康恢复以后，再入伍训练。

　　在黄埔军校七分校

　　一个月休整后，进行入学分科考试，军校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通信等科，我分在12队的步科。大家住在一个庙宇里，剃光了头，睡的是一排排的通铺。每天早上吹号起床，我们将棉被叠得方方正正，由分队长带领在公路上跑步。回来后，洗漱，吃早点。每天上午在操场上学习徒手格斗，或持枪操演的基本训练，诸如立正、稍息、变换队形、劈刺、铁杠、木马、跳远、穿越障碍物等。下午，学习军事知识与政治。夜间则不时有紧急集合。

　　还有军官教育，原本为3年，因为正值抗战非常时期，缩减为2年，内容有操场训练，例如班、排、连的队形变换，战斗指挥以及野外战术训练，诸如攻击、防御、实弹射击。学习的科目有，兵器学、地形学、法律学、交通学、军制学、绘图、测量、射击教法、阵地要务等。每个同学都要轮流充当值星官。毕业时，校长蒋介石到校检阅各科兵种的演习，并向学员训话。

　　毕业后，我被留校当教官，从少尉做起，一直到上尉区队副、区队长。我是黄埔18期学员，由此，我成为第19、20、21期的教官。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与一位在西安军校当教官的绍兴籍同学屠由信一起到了南京，国军正在组建海军陆战队，屠由信留下来，参加了海军陆战队。我到了上海，此时，85军23师师长李弥将军正在招兵。有人介绍我去应征，我成为少校副营长。

　　未久，解放军挥师渡过了长江，我们的部队撤退到义乌时，我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离开了军队，回到了杭州，住进了玉皇山下阔石板的老屋。

　　我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我想，从此以后，不再打仗了，就在这里耕田种地，当个农民，打发以后的日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回来的第二天，杭州解放了。到了次年（1950年），派出所找上门来，所长对我说，你先去集中学习，以后会安排工作的。之后，我一直在南湖农场改造。

　　1962年，我从农场回家，但已经不能再回到玉皇山下阔石板的老家了。别人告诉我，我的家人在1958年的“城迁”运动中，被迁送到上泗的周浦人民公社去了。

　　我到了周浦与家人团聚，三个妹妹都不认识我。因为我走时，她们只是几个小孩子。母亲宓文珠，笃信佛教，念佛吃素。我们一家人先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后来，在农民的屋子旁边搭了间屋子，一个茅草棚，全家人靠务农为生。周浦乡亲对我们一家人非常友善，帮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关。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有了新政策，允许当年的“城迁”人员返回原居地落户。由此，我们全家在1982年又搬回到原来玉皇山下的老屋，户口也迁回了南山大队。

　　回到玉皇山

　　回到老家玉皇村以后，我就在玉皇生产队所属的南山大队办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做事。我的毛笔字写得好，汽车上的字，大部分都是我写的。我还外出接洽业务，厂里算算写写的事也多由我来承担。那时我的工资也有三四百元钱一个月，生活有了转机，心情也渐渐舒畅起来。

　　我结识了一个到修理厂打工的台州妹子，比我小12岁，我们结婚了。那年我快60岁了，开始了新生活。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她先我一步走了。

　　1993年2月，我的老同学、老同事，台湾陆军退役中将屠由信夫妇到杭州旅游，早年他到过我家，仍记得我住的地方，凭着记忆找到玉皇山下，终于见到了我。数十年后，海峡两岸的老同事、老战友，再次相逢，我们开心极了！

　　90年代，那家汽车修配厂停掉了，我能拿“老年补助金”（今有1000多元）。后来，玉皇村“撤村建居”，我成为净寺社区的居民。我现在已经94岁了，今天仍住在玉皇山脚下。

　　几十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出门走走，锻炼身体，习惯成自然，多数时间是攀登玉皇山。今天，玉皇山上已经铺了石级，早年我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打来回（上下玉皇山），并无粗喘气。今天我仍能沿着石级登山，走到玉皇山的半山腰，然后，慢慢下山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