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度“白金婚”的幸福老人—— 访抗战黄埔老兵卢良鉴

　　2017年3月4日，我们到浙江台州市黄岩区访问了抗战老兵卢良鉴先生。卢老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在小学与“省立六中”师范班学习

　　我1919年农历九月十八日生于黄岩县西部山区的乌岩乡。父亲卢秀金在我8岁时就不幸去世了，留下了兄弟4人，我是最小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将我们拉扯成人。儿时，我在乡里的乌岩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步步紧逼，侵略我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校时，教师经常向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老师要大家记住，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家园。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设在临海（今椒江）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今台州中学）师范部(当年学校分中学部、师范部两部分)。上学时，母亲再三叮咛：“你的三个兄长都去当兵了，只有你一个儿子留在我身边，别走了，读好师范，将来在乡里当个教书先生。”

　　父亲去世得早，家里经济困难，读师范可免交学费，这也是母亲让我报考师范学校的初衷之一。师范部是四年学制，不过，到了毕业那年（1938年），学校已更名为“浙江省立台州中学”了。

　　当时，日军侵华的战火燃及大片中国土地，和平宁静的生活遭到破坏,尤其是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机疯狂地向周边地区狂轰滥炸，台州也难于幸免。同年8月，5架日机轰炸黄岩城。日舰出现在椒江海面上，炮轰海门。日机对黄岩城区民房大肆轰炸，百姓纷纷外出逃难，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师生耳闻目睹，个个义愤填膺。

　　学校的老师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其中有一位老师叫项风(又名项道鹏)说道，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国之不存，民将焉附？每个爱国青年都要奋勇当先，保家卫国，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

　　当时局势紧张，大街小巷，各行各业的人都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战火渐渐逼近台州之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为前线将士服务。项风老师成为战地救国服务团的团长。在会上，他鼓励大家踊跃报名，上前线杀敌报国。

　　那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四出逃难。我们问项老师：“今后该怎么办？究竟怎样才能报效国家呢？”

　　项老师说：“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就应当到后方去，学会杀敌报国本领。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到后方去。”

　　投考黄埔军校

　　同学们热血沸腾，许多人决定跟项老师一起走，同行的还有女生。经过十几天的跋山涉水，终于到了湖南。在长沙，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大家只好分头寻找门路，各奔东西了。一位同学叫韩发逵，去了延安（解放后成为嘉兴地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学叫郑曼(原名郑香云)，路桥人，投考了战时干部4团（后成为诗人臧克家的夫人）。我与表兄卢巽良、许承志（临海人，后来去了台湾）以及其他5个青年，听说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生，于是大家去报了名。

　　录取后，在教官带领下，我们从长沙出发，步行20多天才到达湖南武冈县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所在地，校舍设在武冈县萧家祠堂。班里有个同学叫孔令晟，与我很熟悉，他是常州人，听说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后成为台湾海军陆战队中将司令）。

　　在军校，我们既要学习排兵布阵、战略战术，又要训练体能，学习生活十分紧张。由于日军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陷，形势越来越严峻，原来陆军军官学校为3年学习期限，改成一年半，没有见习期（后来又回校补训一年毕业）。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了抗击日寇的基本本领后，就走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上前线抗击日寇

　　1939年底，我被分派到第90军61师战车炮连任少尉排长。军长李文，师长钟松（浙江松阳人，黄埔2期学生），还有屠岳嵩等人也在同一个师团。刚刚报到，部队就开拔了，我随部队直接上了前线，61师驻防在陕西省韩城县杨村。1942年10月，我又调到82团（团长石涤非）的8连任排长。

　　我所在的90军与日寇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战。日军在进攻我河南、山西防线失利后，派出装备更加精良的板垣师团，准备抢渡黄河，打开我方前线缺口，然后，进攻大西南。一旦黄河防线失守，就会直接威胁西南地区的大片土地，陪都重庆亦会受到严重影响，后果不堪设想。

　　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企图从禹门口（即龙门，大禹治水的地方）渡河，继而进攻西安。可是守卫黄河前沿的预1师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布防在禹门口。师长担心力量不足，向驻扎在附近的61师的石涤非团长请求支援。

　　此时，我已担任61师的上尉连长，我们这个连队是全师的前卫部队，也是精锐力量。石团长下令，由我带领全连弟兄迅速赶赴前线增援，必须在拂晓前抵达禹门口。于是，全连战士整装出发，星夜赶往战地。黑夜行军，不能亮灯，否则会暴露目标，被日机轰炸。经过近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禹门口，驻守阵地预1师的那位连长见到增援部队赶来兴奋极了，全体官兵士气大振。

　　我与连长寒暄了几句后，马上带领几个排长到前沿熟悉阵地。我军布防的黄河沿岸，与敌军只是隔岸相对，用望远镜观察，可见到对岸敌人布防的阵地。只见他们正在登上从老百姓那里夺来的木船，也有橡皮艇，准备抢渡黄河，日机还不时在低空盘旋侦察，一场硬仗一触即发。

　　我们伏在壕沟里等待上级的信号。开始时，日寇用大炮向我方阵地猛烈开火，我军未予回击。接着，又用小炮、机关枪向我方阵地大肆扫射。我知道，这是日军惯用的伎俩，他们想借炮火试探我军阵地虚实。

　　双方军队隔着黄河，遥遥相对。当日军木船与橡皮艇渐渐驶近黄河中线时，我军开火的信号弹发射了。顿时，我军枪炮齐射，扫向日军船只。

　　在我军猛烈火力下，敌船被打得晕头转向，在水中回旋，橡皮艇被打碎，不少船只被击沉，日本兵纷纷掉进水里，不久，就被滔滔江水所吞没。可是，日军不甘心失败，多次重整残兵向我方扑来。我军多次阻击，越战越勇，决不让日寇越过黄河。

　　天亮后，日军见我方炮火猛烈，久攻不下，以为我军增援部队到了，就停止进攻。其实，我方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大约200多人在禹门口驻守。我想，如果对方继续硬攻，我军有可能很难坚守下去。那次阻击日军强渡黄河战斗的胜利，使得我军士气大振，我们也获得了军部通报嘉奖。

　　开辟滇缅公路、接收日军物资

　　1943年初，钟松师长调到第2军当副军长（时王凌云为军长），军部设在云南曲靖。钟松师长把我也调到第2军任上尉参谋。

　　由此，我离开了西北战场，随军到了云南。

　　其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主要的运输干线，外部支援我国的物资很难从海路运到抗战前线。由此，中美双方正在抢修滇缅公路。第2军授命与第1军（远征军）汇合，准备一起打通滇缅公路。

　　正当我所在部队赶到腾冲准备出境时，接到中印公路收复的捷报。滇缅公路通车后，大批国际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公路送到西南各地。

　　几个月后，我接到黄埔军校成都本校来电，我们那一期（尚未完成学业）的人要回校补训。由此，我被上级派到贵州普安县补训。只是几年下来，南征北战，风霜雨露，枪林弹雨，过于疲劳辛苦，加上补训期间，强度过大，我得了肺病。

　　1944年初补训结束后，经上级批准，我到贵阳大哥家养病一年。那时我家四个兄弟都在贵阳。大哥卢良船在防空学校当军需官，二哥卢良舟是防空学校经理科中校科长，三哥卢良骏是防空学校照测总队上尉军医。

　　我们兄弟四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贵阳重逢，开心极了。

　　1945年上半年，钟松再次被调到西北地区，担任新编36军军长，驻地在陕西渭南，我也被派到36军任职。同年7月，我正准备由贵阳出发到渭南时，接到钟松军长手谕，派我直接到河南洛阳的新编36军28师师部报到，任少校参谋。当时28师的师长是王应尊，驻扎在河南新乡。部队正在休整，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一天晚上，大家忽然被一阵阵的鞭炮声惊醒，街道上热闹非凡，我们打开窗户，只见大批市民欢天喜地跑到街上，高声欢呼：日本人投降了！听到这个喜讯，我们全都激动得流泪了，开心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终于盼来了久违的和平。

　　抗战胜利后，我所在的部队任务是接收洛阳，主要是接收日军的辎重、马匹、车辆、弹药、粮食等，并做清点记录工作。此时，日本人垂头丧气，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渴望已久的和平终于降临了。

　　1946底，我返回老家黄岩的乌岩乡，看望久别的母亲与乡亲。乡亲们听说前线战士凯旋归来，个个欢天喜地迎接我们。

　　那年我刚好28岁，巧遇到乌岩做客的陶芝韵。相识不久，我们就在乌岩结婚了。婚后，部队又来了急电，催我马上归队。军令如山倒，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妻子一起回到部队所在地西安。此时，我已成为军部参谋处中校科长，妻子作为家属随军。

　　内战炮火接近西安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已经出生，妻子抱着儿子由西安乘机到上海，然后，返回故乡黄岩。

　　此时，我担任第5兵团中校参谋，跟着部队撤退到四川成都。原计划要继续撤退到西藏，只是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切断了我们的退路。当时，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宣传，只要弃暗投明，宣布起义，既往不咎。

　　1949年，我所在的部队在成都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

　　解放后，我被送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离开学习班后，我参加了成渝铁路的建设。尔后，我们准备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正在大家整装待发之时，朝鲜停战了。

　　1953年，我转业返回了故乡。回到黄岩后，组织根据我的档案，知道我是台州中学师范部的毕业生，由此，县教育局派我到直坑小学教书。

　　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极了，心想，现在好了，几个兄长都在外地打拼，我是小儿子，果真实现了母亲多年来的愿望，在结束战火纷飞的离乱生活之后，在家乡当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书先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家侍奉老母颐养天年了。

　　1958年，我回到老家乌岩参加农业劳动。

　　到乌岩不久，正好赶上当地要兴建水库，乌岩村民被移民到双浦，我们全家只好搬到双浦去住。刚到双浦时，我们借住在一个庙宇里，那个庙原来有乞丐住着，他们将乞丐赶走，我们这些移民住了进去。

　　在当农民的那些日子，我还年轻，当过兵，身强力壮，各种农活，一学就会，什么耕田、种地、挑担、打柴，样样活计我都干过。双浦生产队的社员对我们全家不错。我与其他社员一样劳动，靠生产队的分红，以自己的劳力与双手养活全家人。

　　在农村劳动20年后，到了1978年，我恢复了教职、公职，也恢复了教龄，重新成为一名教师。我在上辇中学教书，再次踏上久违的讲台。只是我已快满60岁，到了退休年龄。

　　20世纪80年代后，黄岩县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参与筹组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并当选为黄岩县的政协委员。

　　自此以后，我与大家一起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帮助寻访黄埔同学，在政协参政议政，出席政协的各种会议。

　　时至今日，市委、区委统战部的领导与干部还经常来探望我，每到节假日，街道、社区、志愿者也会带着慰问品来看望我们。

　　这些年来，我在家中将练习书法、作画作为消遣。一直到今天，我仍每周到黄埔军校同学会办公室上班。他们担心我年龄大，怕我在路上有个闪失，劝我在家中办公。不过，我仍坚持每星期至少要到同学会去两三次。

　　1994年，我带着老伴到台湾探亲访友，在台湾住了两个多月。我们寻访了昔日的亲朋故旧，见到了许多在抗战中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长官。

　　解放前后，我家四个兄弟各奔东西，一个去了台湾，一个在河南，一个到了成都，只有我一个人回到黄岩。我的岳父在抗战胜利后，去台湾接收日资银行。自此定居台湾。那次到台北，我也去探望了他们二老。

　　201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中共黄岩区委组织了“寻访老兵”活动，许多中小学生与志愿者到我家来慰问。

　　我还参加了边防总队台州边检站和江口中学联合举办的“听老兵讲抗战故事”活动。在学校与军营中，我向同学与战士们讲述了当年的抗战往事、我一生的经历、晚年的幸福生活，我想让人们铭记战争的苦难与胜利的光荣。

　　2016年2月8日，刚好是我与老伴陶芝韵结婚70周年纪念，许多志愿者不知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赶来为我们祝贺。

　　现在，我们夫妻的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有1万元左右，生活无虑，儿女孝顺，身体健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深深地感激党和国家以及黄岩各级领导干部、群众与志愿者对我们黄埔老兵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