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21日军校呈请任命包惠僧为教导师党代表

　　1926年1月21日，黄埔军校呈请任命包惠僧为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大革命时期，他积极投身国共合作，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武汉黄埔军校筹备处主任和党军师、团党代表的岗位上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决定调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到广东工作。包惠僧于1924年5月到达广州，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初被戴季陶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党员干部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后周恩来、陈延年（陈独秀之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改派他到苏俄代表团资料室工作。9月，包惠僧兼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后更兼任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军东征后，由卜士奇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卜士奇当时兼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俄文翻译以及加仑、鲍罗廷的中文翻译，很少到政治部，军校内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所松懈。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日趋严重。为缓和冲突，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提出，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政治部主任经常住在黄埔。据包惠僧回忆，廖仲恺曾致电蒋介石要周恩来到黄埔，但蒋介石复电说前方工作要紧，周恩来不能回来，廖仲恺于是找陈延年，请他担任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而陈延年没有时间，便向廖仲恺推荐了包惠僧。廖仲恺要包惠僧先到黄埔军校接任工作，以后再补办任命手续。包惠僧在1925年2月初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其委任令签署于1925年5月4日）。

　　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黄埔军校政治部便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说。包惠僧到任后，继承并发展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创的政治工作制度。他遵照廖仲恺和陈延年的指示，和聂荣臻、李汉藩、杨其纲、李默庵等政治部工作人员一起，将工作重点放在缓和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矛盾。他们制订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用历史的事实与革命的需要促进与提高学生对于现实政治的认识——主要是将政治课程加多，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同时加作业量，使学生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阅读书籍、整理笔记，减少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包惠僧还在每天夜晚接见双方面的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问题就替他们解决问题。他还极力与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互相间交换了工作上的意见”，希望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在军校内闹事。包惠僧的方法很快见到成效，“搞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学生的情绪安定下来”，学校里没有出现大的骚乱。

　　在军校工作期间，包惠僧和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包惠僧回忆：“我同他的公交私谊也非常密切。”廖仲恺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共合作政策，曾对包惠僧说:“你是共产党员，做的是国共合作的工作，也应该多同国民党的同志联系。”并多次鼓励包惠僧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来军校讲课。虽然如此，包惠僧的观点和立场还是明显倾向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方的。包惠僧到任两个月后，青年军人联合会召开5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包惠僧在会上做了报告《“五四”与“五七”之史事与青年军人之使命》，号召广大青年认清形势，为完成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他还组织军校的共产党员，“采取秘密小组的方式活动”，到他的宿舍“开些小会”，积极在军校开展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工作。军官学校在9点钟吹熄灯号，包惠僧就于晚10点钟后举行秘密会议。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包惠僧还在青年军人联合会编辑的杂志《中国军人》上发表文章，号召革命军人“把那些屈服在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的成千成万的军人唤醒着救出来，共同走上自由平等的道途”。

　　1925年6月平定杨、刘叛乱时，黄埔军校多数学员奉调参加平叛，校内只留下包惠僧等总共不到100人，负责保卫黄埔军校，并办理调配船只，输送给养等任务。包惠僧领导政治部挑选了四五十名精干学生（多为共产党员）组成一个武装宣传队，进入广州市区进行宣传，并防范匪盗，救济难民，维持秩序。值得一提的是，包惠僧接到前方命令，在黄埔军校设立第三俘虏收容所。军校还未来得及准备，5000余人的俘虏已送到。包惠僧立即部署，一面领导安抚俘虏，一面组织90多名学生轮流转换着巡查、站岗，直至军校出征的学生总队归来也没发生任何问题。

　　在党军中主抓政治工作

　　在正式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近两个月后，1925年8月初，包惠僧应党军第3团团长钱大钧要求，在得到周恩来同意后，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出任党军第1师第3团党代表。

　　包惠僧到任后发现，“这个团是新成立的，士兵全是新招募的”。“包惠僧上任伊始，就强化政治军事战术训练事宜。”经过包惠僧的训练和整顿，第3团的作风和战斗力有了显着提高。不久，第3团就参加了解散粤军许崇智部的军事行动及二次东征战役。

　　在准备第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本想调包惠僧到党军第3师任党代表，其原因是这一师是粤军许济部改编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广东人，地方色彩很浓厚，政治工作毫无基础，因此派包惠僧前往整顿。但包惠僧认为党军第3团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接受他的领导。其中3个营中第1、第2营营长都是共产党员，第3营营长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但人很平庸，好控制。同时，包惠僧还认为自己战斗经验不足，无力指挥刚刚组建的第3师参加东征。基于上述原因，他提出留在第3团，待东征结束后再去第3师，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

　　东征开始后，包惠僧和钱大钧指挥党军第3团进入海丰城，当晚就受到陈炯明大将洪兆麟、谢文炳部七八千人的围攻，正面有被突破的危险。此时，包惠僧、钱大钧将预备队全部调上前线，仅剩8个卫士及不到10名的传令兵留在身边。关键时刻，包惠僧起到党代表应有的作用，他鼓励大家“死中求生”，带领手下的20几人冲出重围，向城外的第3营靠拢，并率领第3营和城外其他部队前后夹击，不仅打退了陈炯明叛军的进攻，还将敌人拦腰切断，俘虏了千余名敌人。海丰之战后，包惠僧、钱大钧又率第3团经陆丰、普宁、揭阳搜索前进，最后胜利到达潮州，结束了第二次东征的战事。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包惠僧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未及就职又升任第1军教导师（后改为20师）党代表，和师长王柏龄在东莞驻防。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包惠僧作为16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

　　据包惠僧回忆，王柏龄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常常在军中散布苏联和共产党反蒋等消息，制造混乱，离间汪精卫、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关系。包惠僧同王柏龄接触频繁，但“怕和王柏龄翻脸，将来不好共事”，于是到广州将王柏龄的言论一方面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一方面向陈延年、周恩来报告。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所在的第1军遭到清洗，包惠僧的20师党代表的职务被解除。和其他中共党员一起被迫退出第1军。不久，周恩来在广州大佛寺设立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包惠僧出任主任政治教官，专门训练从国民革命军第1军撤出的共产党人。这个训练班结束后，包惠僧又在国民政府训练部主办的一个战时政治训练班担任班主任，为北伐培养干部。7月底，由于国民革命军第2军在后方招募新兵并准备成立政治部，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又要随军北伐，要包惠僧回广州担任这个后方政治部的主任。但此事由于蒋介石没有批准而搁浅。期间，钱大钧曾劝包惠僧退出共产党，回20师任党代表，包惠僧没有答应。不久，包惠僧得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委任状，陪同西北军代表刘骥等人到北伐前方工作。

　　协助邓演达创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武汉三镇被北伐军攻克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开办黄埔军校的分校，称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当时，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惠僧到武汉后，被邓演达任命为军校筹备处主任。包惠僧将校址选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舍，把这里的全部房屋接收过来，花了一个多月扩建、整修。校舍刚刚建成，黄埔军校第5期一个总队就开到这里。包惠僧还吸收进步人士的意见，起草一个教育纲领，并参与了招生工作，录取男生986名，女生195名。新生入伍不久，邓演达回广州，把校务交给了包惠僧代理。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的一些人看到共产党员包惠僧代理了校务，便给蒋介石写信说，共产党员包惠僧任用私人、把持校务，邓演达包庇共产党，包庇包惠僧。蒋介石立即警告邓演达说：“用这个人要慎重，他是不容易驾驭的。”包惠僧得知后遂辞去筹备处主任职务。

　　1927年1月，包惠僧受邓演达指派，出任独立14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包惠僧完全按黄埔军校的办法训练部队：在师、团、营、连各级成立国民党组织；改善行政管理，废除对士兵的体罚；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同时，还设法将全师的给养由原来每月的12万元增加到15万元，保证给士兵按月发饷，还发放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为之一振，面貌大变。总司令部点验委员会蒋鼎文称赞包惠僧说：“我们抬头看就知道政治工作的作用，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你带到独立14师来了。”不久，包惠僧因受到张国焘的压制，主动向总政治部提出辞呈。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让包惠僧去说服夏斗寅继续效忠武汉国民党中央。但夏斗寅此时已准备追随蒋介石。就在包惠僧来找他的路上，夏斗寅准备杀害包惠僧，只因几个过去跟包惠僧关系不错的团长反对才改变了主意。

　　1927年7月下旬，包惠僧奉周恩来的命令到南昌。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广东方向挺进。但包惠僧就在这个时候病了，加上对共产党的前途缺乏信心，他便暂留南昌，后脱离共产党，辗转于武汉、上海、南京等地。

　　1930年，包惠僧跟随邓演达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不久又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等职。期间，他还一度担任过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每星期去讲6个小时的政治。1936年，包惠僧转任文官，从此退出军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