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隐秘战场——参与策动湖南起义和资助左翼湘桂剧人演出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是黄埔同学会的转化和延续，是蒋介石用以管理控制军校毕业生的专门机构，但在国共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共产党也利用这两个机构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国共两党在黄埔同学会内的斗争我们在前文已有记述（《黄埔》，2017年5期），这里就我们所知，再就毕业生调查处也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隐秘战场这一点，做一些补充。

　　支持左翼湘桂剧人演出

　　抗日战争期间形成国共统一战线，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为第六处处长，掌管艺术宣传工作。1940年初光未然到重庆，加入第三厅（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其实早在第三厅1938年在武昌成立时，光未然就是三厅中共特别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经田汉等人的运筹，一批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湘桂剧人向后方撤退，不日即将到达重庆，但生计无着，急需有人出资为他们筹划拍戏演出，但一时想不出办法。这时，光未然突然想到与黄埔1期黄雍将军结婚的老友郑挹梅，从而演绎出一场借助国民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资金，来资助左翼湘桂剧人演出的秘闻。

　　早在1934—1936年间于汉口，光未然就与郑挹梅和郑挹英姊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过一段患难之交。当时，光未然（张文光）和郑挹梅、程南秋、刘巍4个年轻人曾共同创立了“秋声剧社”和后来的“拓荒剧团”。光未然创作的着名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就是他那时创作的独幕剧《阿银姑娘》的序曲（阎述诗谱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这首歌充满了忧患与悲愤的情怀，和浓郁深沉的抒情气息，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广为传唱。这和他后来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谱曲）一起，在祖国各地广泛流传，雄健磅礴，深沉浑厚，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英雄诗篇。光未然就是以他那种诗人的热忱和激情，聚拢了包括郑挹梅和郑挹英姊妹在内的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

　　在剧团成立初期，郑挹梅比其他三位男青年有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高，所以，她经常请他们来家吃饭，边吃边讨论演出问题，她发工资时，还会不时给他们一些接济。她犹如一位大姐呵护着这三个男青年，既共同奋斗，又给他们家庭般的温暖。因为郑挹梅的父亲郑毅权与当时的汉口市长、爱国外交家刘文岛同为湖北广济的名人，刘文岛正在实行新政，广纳人才，他又关心弱势群体，不时给郑挹梅一些帮助；又兼郑挹梅从北师大附中回来，在北平参加当时的小剧团运动，不时在刚落成的协和医院礼堂演出田汉等名家的剧目，所以有较广阔的视野和闯荡的精神，能为剧团多方奔波。张文光是个有激情的诗人；程南秋多才多艺，不仅文章写得好，也很会演戏。所以，他们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做了分工：张文光和程南秋写剧本，刘巍忙舞台设计和剧务，郑挹梅和程南秋主演。郑挹梅还负责对外宣传和应对政府和媒体，不时还得为剧团的收支做筹划。因为郑挹梅认识市长刘文岛，又先后在市政府和民政厅工作，有一定的人脉，所以可以动员各方面人士来关心他们的演出；她还要为审查剧本、联系演出场地到处活动，十分忙碌。他们租了地处英租界的维多利亚礼堂做为演出场地，除了演自己创作的剧本外，也演出了田汉的《获虎之夜》和熊佛西的《牛》等作品。记得组团初，第一次演出的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大型独幕话剧《王四》，内容是反映地主以高租剥削农民的残酷现实。程南秋演王四，郑挹梅演王妻。全剧约一个半小时，但卖票的晚场是两个小时，所以得加半小时反映城市生活，且饶有风趣的短剧，以增加演出的色彩和趣味。当时只有郑挹梅一个女演员，而且是演城乡差距很大的两个角色，剧间换服装、改妆、复习台词，忙得她场上场下跑个不停。演出后他们都很兴奋，为能公演自己的作品，唤起民众而自豪。在维多利亚礼堂演出后，社会反响很好，包括《武汉日报》副刊在内的汉口各大报纸都有剧评。随着演出的继续，报章的报道和评论日增，使得他们的剧团名声大振。光未然在他的回忆录《光未然脱险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中回忆说，郑挹梅“是剧团的台柱子……她社会关系多，又极具才干，不仅出钱资助演出，还负责票务推销”。

　　关于郑挹梅的妹妹郑挹英，光未然回忆在重庆的工作时强调：“我们朗诵队还有个台柱子，是电影界女演员郑挹英，30年代中期我在武汉组织秋声剧社活动时，她才16岁，也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我受她姐姐委托帮她补习英语。听说她后来命途多舛。在重庆相见时，我邀她参加朗诵队，并有《锁着的箱子》一诗相赠……我准备逃离重庆时（因已上暗杀黑名单，党组织令他即刻离渝去缅甸工作。——本文作者注），去向郑家姊妹辞别。郑挹梅极力挽留我，十分急切并以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这，谁也不敢到这儿来抓你！’我谢绝了她的好意。”在如此紧急的逃离关头，他还不忘去向郑家姊妹辞别，而郑家姊妹又敢于冒险，坚决收留他，可见当年他们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光未然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他一生组织过的各种类型的剧团、演出队、朗诵队等艺术团体，对许多参与者给予了由衷的褒奖，但指为“台柱子”的似乎只有两人，这就是郑挹梅和郑挹英两姊妹，这也说明这两姊妹在光未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在本文即将发表时，我们在《张光年文集》卷一的序言《说明书》中，找到了光未然自己的确认：“《锁着的箱子》是写给一位年轻的女演员的。30年代中期，我在武汉从事戏剧活动。我年轻，她更年轻，默默相爱，从未互相表白。这以后我东奔西跑，她的生活道路和艺术生涯遭受严重波折。1940年初在重庆相遇，她大哭不已而不愿深谈。我写此诗劝勉之。她曾应邀参加我和徐迟组织的文协诗歌朗诵队，稍稍施展她的艺术才能。但她那锁着的箱子始终未曾打开。多年后听说，解放前她病逝于昆明。我的企图开锁的诗竟成为悼词！”多么凄婉啊！这位年轻的女演员无疑就是郑挹英。20世纪80年代初，光未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见到郑挹梅发表的《雷雨》南京首演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她还在世，而且就在北京，埋怨她为什么不去找他，并马上请刘巍（即马大儒，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家、“秋声剧社”创始人之一）专程去东南三环劲松拜访她，转达他的问候和对武汉及重庆那些年共同奋斗的留恋和怀念。

　　1937年元旦，《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首演，曹禺与郑挹梅同台演出，分别扮演大资本家周朴园和太太蘩漪，这是曹禺唯一一次出演自己的作品。演出极为成功，引起轰动(郑挹梅《人民戏剧》1981年第4期；《中国戏剧年鉴》1982年；曹树钧《上海戏剧》2008年第5期)。正值郑挹梅声名大噪，成为耀眼明星时，她与黄埔军人黄雍结婚而退出了演艺界。解放后，曹禺与黄雍出去视察时相遇，问郑挹梅是否还想出来演戏，黄雍答不太合适了，曹禺马上建议她作剧本或文艺评论工作，说她是个艺术天才，很有悟性，不要荒废了，并让郑挹梅去找他。

　　光未然深知郑挹梅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也有能力帮助湘桂剧人。他和郭沫若、田汉商量认为可行。田汉的女儿田玛莉（田野）在郑挹梅先生黄雍兼校长的中正学校读书，对他有所了解；田汉对郑挹梅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学习和《雷雨》演出的表现，也印象深刻。于是，为资助左翼湘桂剧人演出，光未然和刘巍专程去拜访郑挹梅，送给她一本由美国着名影片《飘》改编的话剧剧本，是她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1期的同学王光鼐改写的，想让她来主演，其他角色可以安排左翼湘桂剧人出演。他们想，如果郑挹梅肯参加演出，钱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那时她的丈夫黄雍将军正身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处副处长高位；而且黄雍不久前曾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通过黄埔军人弄一些钱比较容易。郑挹梅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出来演戏。于是光未然又建议：“那么你能不能当演出人，做老板呢？在这些湘桂剧人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一下，给他们找个饭碗，渡过难关。”光未然知道,多年前郑挹梅就秘密资助过阿甲（《红灯记》的原创者，中国京剧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夫人方华去延安。郑挹梅听了光未然他们的介绍，一种爱国救亡的热情勃然而发，虽然做演出老板要很多钱，但她愿意为此一搏。

　　那时正传说贾伯涛（黄埔1期）可能接手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职位。贾伯涛与黄雍和郑挹梅关系甚密，郑挹梅就动员他为救亡尽力。贾伯涛也是热血男儿，他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答应由他从黄埔同学或毕业生调查处找一笔钱来做这件事。于是郑挹梅就在重庆到处物色导演，最后决定聘请焦菊隐先生出任。焦菊隐是蜚声全国的大戏剧家，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兼主任，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在国内第一次把莎士比亚名着《哈姆雷特》搬上舞台。解放后出任曹禺为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

　　演出是成功的，很多报纸作了报道和肯定的评论，也引起陪都重庆文艺界的关注。后来听人传，白杨说有的演员不理想，为什么不找她们来演。她是觉得这么好的剧本和导演，不该让个别不够水准的人出演，她是从对艺术的珍爱和执着出发，并不是争角色。但她不知道演出是地下党为接济左翼湘桂剧人的内情，虽有个别演员不太理想，但不影响演出的总体效果。焦菊隐先生本人也有些疑虑，接济湘桂剧人固然应该尽力，但为什么是黄埔军人出钱呢？所以解放后在他自己的年谱上都没有开列这次演出，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光未然在军政部三处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商量后决定的。而郑挹梅只是借助了毕业生调查处的资金运作了这次演出。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和诡异，没有经历过的人，会以为黑白总是泾渭分明的，岂知黑白中多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解放初期，郑挹梅在为策动湖南起义做出贡献后，回到她童年生活的北京，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这时田汉、光未然、曹禺、阿甲都已身居文艺界的高位。郑挹梅手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络部”要求“优先录取”的介绍信，但她没有去找这些身居高位的故友，没有再回文艺界，只到科学出版社作了编辑助理。当郑挹梅97岁高龄时，后辈问她，解放初回北京，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有能力帮她的故友？她坦言：“地位不同了。作朋友大家平等，后来他们身居高位，我不能仰视着去见这些故友，特别是去求职。”这充分反映了郑挹梅自持不阿的性格。

　　参与策动湖南起义

　　从1948年冬至湖南解放期间，国民政府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省通讯处是一个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机构，为湖南起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作为早年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的黄雍（黄雍同志在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词，1927年11月21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广东各地工农武装起义一览表，1927年8月-11月，广州起义纪念馆），为避免参与内战，1946年即以中将军衔首批退役。在毛泽东“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感召下，1948年中，黄雍与少年时代的朋友、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即情报部）副部长的吴克坚取得联系，决定回湖南策动程潜、陈明仁、李默庵等人起义。

　　黄雍是1924年4月孙中山批建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后并入黄埔军校，1期6队），程潜为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兼校长，所以两人有师生之谊。陈明仁、李默庵则是黄雍的黄埔1期同学。此外，黄雍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和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工作，对他的起义策动工作非常有利。于是黄雍辞去在宁沪杭渝的各种职务，利用自己在黄埔系内的人脉，取得毕业生调查处湖南通讯处主任这个有利于工作的职位，并把自己原来的助手周茂僧（共产党员、黄埔5期）安插在处内作副手，使毕业生调查处湖南通讯处成为共产党实际控制的机构。

　　黄雍利用毕业生调查处主任的便利，组建了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一千多名在乡军官加入，拥有可观的武器，藉以协同起义策动工作（姚渐逵《湖南文史资料选编》第13辑，1980年11月）。黄雍利用毕业生调查处主任的身份和在黄埔系内的影响力，穿梭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婉劝陈明仁顺应民情，拥戴程潜走和平道路。黄雍还策动了湖南绥靖副总司令王劲修（黄埔1期）、湖南保安副司令彭杰如（黄埔1期）、第63师师长汤季楠（黄埔1期）等高级将领率部跟随程潜和陈明仁起义。

　　特别是中央特派负责人周竹安（吴克坚助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抵达长沙后，在他直接领导下，黄雍夫人郑挹梅不顾病体，说服主治医师李心天（一大代表李达之子），毅然从湘雅医院出院，以她的特殊身份，亲自掩护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郑挹梅：回忆湖南起义时的秘密电台，《湖南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1984年10月）。以毕业生调查处黄雍处长助手身份出面的共产党员周茂僧，不但组织保护秘密电台的400多人的武装，而且也实际上成为党的领导人周竹安的得力助手。

　　1949年6月底，程潜在蒋介石和白崇禧压力下思想焦虑，大家担心他顶不住，离湘赴港。在此关键时刻，周竹安和黄雍研究决定，由黄雍与程潜开诚布公地说明一切。黄雍在雨夜10点多，从省府后门潜入程潜家中，见程潜在室内徘徊，忧心忡忡。见黄雍到来，听到外面噼噼啪啪的雨声，叹息道：“真是亡国之天！我这样苦，何人知道啊。”黄雍趁机回答：“其实你的处境中共中央一清二楚。”接着黄雍告诉他，现在长沙有直通中共中央的秘密电台，他有何想法和顾虑可以说出来，黄雍可转告中央派来的领导人，立即如实报告中央。程潜说来接洽的人很多，但无凭无据，不知真假；黄雍他们有直接上达毛主席的秘密电台，他非常高兴。他当即就把亲拟的电报交给黄雍，因为黄雍是他的学生，他信得过。他还表示，他附和白崇禧的“湘桂合作”，非其本意，希望中共谅解；再者，他与林彪前线部队毫无联系，怕长沙解放时受辱。黄雍连夜向周竹安作了汇报，次日，周竹安即将其顾虑发报给中央。7月2日即接到周恩来亲拟的中央回电：“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在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如万不可能，则程及其部队退往邵阳，亦是保全一法，以待解放后改造。”接着，秘密电台又收到毛泽东主席直接给程潜的电报，程潜在回忆录中说：“7月4日，黄雍将周竹安收到毛主席来电告我，‘颂公（即程潜——本文作者注）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益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程潜《湖南解放纪实》（上），田伏隆主编，岳麓书社，1999年8月。）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与程潜建立了直接联系，稳定了他的情绪和起义的决心。程潜在回忆录中也说：“我通过黄雍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建立的电台取得联系。周一方面将湖南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方面又将毛主席的指示电文告我，使我心中有数。”“7月18日，黄雍又将周竹安收到的中共中央指示告我：我与陈明仁宣布起义后，起义部队可暂用‘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番号，解放军将从正面占领岳阳、湘阴，侧面进驻平江、浏阳、醴陵，暂不占长沙，以利和平谈判。”

　　最后，程潜下决心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8月5日，黄雍不仅名列湖南各界104名知名人士响应起义的通电，他还领衔140名在乡军官通电拥护起义，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在地下党组织下，8月3日至4日，成立了“湖南省和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黄雍与知名人士30多人为顾问委员。

　　毛泽东、朱德获悉长沙和平起义后，立即致电程潜、陈明仁：“接诵8月5日通电，义正辞严，极为佩慰……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照着，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毛泽东在其修改定稿的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中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和平解放，创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长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一场战争浩劫，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对于大西南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南起义后，程潜和陈明仁都通过信件等方式对黄雍的贡献表示肯定。程潜在1949年12月27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称：“黄雍同志自今年春季以来，秘密赞助湖南起义部署，其联络各方面和说服军校同学，出力甚多，贡献亦大。”陈明仁在当年10月23日给黄雍的信中也说：“兹此长沙和平解放，有赖吾兄共同努力，得以圆满完成，造福家乡，实为不浅。”吴克坚作为中共中央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人，在1949年9月17日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给黄雍写信：“昨晤竹安兄，盛称吾兄几月以来，奔走和平，甚具劳绩；贤夫人城乡照顾，力疾从公，钦佩莫名。颂公来平，已得晤面，并亦谈及吾兄。此次湖南解放，颂公固早有动机，但稳定其意志，促成其实现，我处在湘工作同人，实各费心力。读吾兄报告（黄雍根据周竹安的建议，就他所参与的湖南起义策动工作，给中央写的一份报告。——本文作者注），得知其祥，此间亦为嘉许。”中央派往长沙的此项工作负责人周竹安，1949年9月10日也从北京写信给黄雍：“现寓李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本文作者注）处。李因政协开会事甚忙，尚未详谈，在初步谈话中，对我们工作颇有好感。”

　　1954年冬，黄雍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特地找到黄雍，一见面就热情地说：“黄雍，你头发都白了，我好像比你大两岁。”“你这次在湖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嘛！”（李佑军《南望湘云——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记实》，164-17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黄雍和周总理早在黄埔军校就相识，东征之后的1925年6月6日周总理派黄雍等6位黄埔毕业生前往东莞、保安对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南昌起义军到达潮汕后，周总理派人与时任东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黄雍联系，要求紧急现款支援，黄雍即将海陆丰根据地的积蓄30担银元，派农军保护，由挑夫跟联系人送出。现在与周总理分别20余年，又受到他的表扬，黄雍深受感动。

　　在这次策动湖南和平解放过程中，黄雍协助周竹安通过秘密电台顺利与党中央沟通，穿梭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婉劝陈明仁、程潜走和平道路；策动王劲修、彭杰如、汤季楠等高级将领率部跟随程潜和陈明仁起义等等。这些贡献都是在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通讯处主任身份掩护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