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牛之子学无术 无愧洪流抗战时——百岁黄埔16期生方明《自难忘》

　　我叫方明，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祖籍安徽怀宁；黄埔16期工兵科毕业生，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1984年9月，逢执教35年之际，时年67岁从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退休，至今已33年了。退休时，受幼儿师范学校马老师“退休没事，写点东西”的启发，于2005年在女儿帮助下，完成《自难忘》初稿。往事久矣，一些人名、地点多有记不住也想不起。虽是碎片记忆，却是本人写真，绝无虚构；既无自贬也无自诩，经得起历史考证。我不擅于写作，又受古汉语影响，所以文句有些拗涩。如下都是我茶余饭后常念道，不想还想的事。

　　日寇之罪行

　　我世代都是九牛庄方圆程姓的佃户。我父亲是文盲，待人老实善良。我大哥是长孙，从小受到爷爷奶奶的宠爱，上过四年私塾，读过《三字经》《弟子规》及四书五经。大哥长我22岁，我记事时大哥就当家，他希望我念书成名，力争犁牛之家带有书香味以振家声，所以，我念书他舍得花钱，我要什么书都可以。大哥脾气不好，对父母有些违抗，但他又很孝顺。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陪我去表哥家，表哥拿出水果糖招待，他吃一块还装进口袋一块。回来路上我问他：“装一块糖进口袋不寒酸？”他说：“妈没有吃过，我带给妈吃。”我自愧不如。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我考进安徽名校省立第一高级中学，高一第二学期参加全省学生集中军训，因操练认真，常受到军事教官（黄埔毕业生）表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天，日军轰炸安庆，学校迁九华，我休课在家乡教小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端午节后，驻安庆日军沿着安（庆）潜（山）太（湖）公路下乡抢粮，逼得我乡人四处逃躲，我任教的小学也关闭。我带北辰（我三侄）跟随路高贵老师到他家（三桥乡路家巷）住下，此处距公路远，日军尚未来过，暂时平静。

　　阴历六月初四早晨，路老师对我说：“传闻今天日本兵要来，你和北辰快去东庄学堂（私塾），只要一见有人跑，你们就上山，那离山近。”我们到了学堂，路先生（塾师）说：“高贵（路老师名字）尽吓唬人，真有日本鬼子来吗？方老师你莫听！来了我也不跑，跑的都是孬种。”听他一说我也不准备跑了。那时人太困，隔壁房里有一张单人床，我就躺下了，朦胧间北辰从外面来到床边嗑铁蚕豆，我猛然想到：“日本兵要是真的来了抓走我，这孩子怎么办？抓走他我又怎么向兄嫂交代？”于是我拎起包袱喊：“路先生，我装孬种先走了。”我拉着北辰刚跑出后门，日本兵就从前门进来了，皮鞋声咯咯响，还有日本人说话声。我们跑上山坡，见到路先生的家人，大家躲在山腰上一个干沟里，能望见东庄学堂，望见路先生被日本兵抓走，带到三桥镇去了。他全家哭成一团，总盼望他活着回来，可是一直没有音信，路先生不知被害何处。

　　我们又回到路老师家过“六月六”，在农村小节要吃好的，所谓“六月六，甑蒸饭，钵装肉”。路师娘做的是葫芦烧肉，端到桌上准备开饭，路老师突然发现北辰赤膊没穿褂子，就申斥他：“你不穿褂子，一会儿要是再跑，你哪找衣服？”北辰刚穿上褂子还没等扣完扣子，就听外面叫：“快跑！快跑！日本兵从三桥镇又回来啦！”

　　这一次我们是往西庄跑，路上趟过水稻田时，北辰的鞋子被泥粘掉一只。我们跑到一个水沟里躲起来，水沟里约有一二十人。有一个日本兵牵着一匹马离水沟不到50米，他拉马要往水沟这边来饮马，马吃青苗要往那边去，兵顺马意，水沟里的人幸未遭难。

　　路家巷震动了，全要外逃。路老师要我带北辰和他7岁小女儿连夜到高路岭刘家祠堂。我背着小女孩拉着北辰走了一夜，路上无人家，只有树林和厝基。天亮到了刘家祠堂，我家的人也来了。刘家祠堂人挤得像泼水节一样，虽不泼水，但人的汗味十足，空气难闻极了。

　　高路岭也不安全，我们又转回家；家也不能住，有跟日本人后面捡脚子（收拾残局）的，还有土匪。我家又逃往潜山古典山。这年秋天，安庆外围有游击队锁住了日军不再出来抢粮，我们才回家。

　　我们九牛庄一片凄凉悲惨景象，房屋都被日本鬼子烧了，也不知打死多少人。最惨的是我蒙师江谋成老先生在家看守，被日本兵当活动靶打死了。还有小学女老师舒贻智（安庆人），因她无条件远逃，被日本兵捉到奸淫，就跳河自尽了，芳龄十八九。痛哉！惜哉！小日本鬼子你们等着！我要不参加抗日算白活！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我报国杀敌心切，瞒着父亲和家人投考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经严格考试被录取，编入16期16总队工兵科学习。

　　学长呵护我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天，我们黄埔16期毕业生40人分发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日本士官12期骑科毕业，归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由参谋处第一科（作战科）科长杨庆和（北京人，黄埔10期骑兵科毕业）接收分配；经他出作文题考试，选我与吴曙岳（安徽桐城人）在其手下当见习参谋，其余同学分配到部队当排长。杨学长知道小学弟刚出校门无积蓄，便拿自己的钱给我俩购置脸盆、毛巾、鞋袜等用品，生活上体贴入微，真不愧为发扬黄埔校训“亲爱精诚”之模范。

　　参谋处大小官员单身无眷的，同入一伙吃饭，三餐馒头和芫荽（香菜）汤。我与吴曙岳是南方人，三餐馒头不习惯，更不惯于芫荽汤，且每月伙食费至少要15元，要花去小参谋月薪的三分之一。为此，杨学长同全科参谋一起撤出大伙，另起小灶，由勤务兵兼管炊事，每月伙食费杨学长出30元，我俩小参谋各出6元，其他参谋在杨学长影响下也都按官阶出伙食费。像杨学长吃同样的饭却自己多出伙食费，让小参谋少出钱的很少见，像参一科的参谋们也少有（尚记得起的参谋有：吕铁屏、田稔年、常允中）。

　　一日午餐后，管炊事的勤务兵问：“杨科长晚餐吃什么？”杨学长说：“吃猫耳朵！”我是小参谋不敢随便答话，心想猫耳朵怎么吃？这七八个人吃猫耳朵那要多少只猫啊！这天一下午我都想着吃猫耳朵的事。可是晚餐在桌上只吃小汤饼，不见猫耳朵。我问：“猫耳朵呢？”全桌人一听哈哈大笑，说：“你不是吃完了吗？！”后来这事成了一则笑话，那几天大家一见面都说“吃猫耳朵”。

　　杨学长比我大5岁，29岁就任作战科中校科长，当然是有本事。他曾一夜在煤油灯下制订出10页作战计划，他不用毛笔爱用自来水笔，如用毛笔书写，得超过20页，可见他具备军文二才。军长和参谋长都器重他，参谋处长崔国润更是依靠他。一日清早，崔处长叫我到办公室标填军用地图，见到孟副官跪在处长室廊下，孟副官上尉军衔，年约40，不知犯了什么错。此刻我顿生恻隐之心。我向处长敬礼：“请饶了孟副官吧！”见处长未语，我又连说两声仍作举手敬礼姿态。这时，处长才向孟副官说：“看方参谋面子饶了你！”这哪是给我的面子，我一少尉小参谋有什么面子，明明是给杨学长（科长）的面子。因为处长知道杨学长爱护黄埔小同学，其实是他间接给杨学长面子。未料标地图我出了一个大错，用蓝墨水将图上标识“涡河”染成一条大黑龙，弄巧成拙，想起早上孟副官罚跪毛骨悚然，不知让处长见到这条黑龙会给予什么处分，最低也要挨一顿臭骂。可当处长见到黑龙时只问我的想法，为什么弄成这样。我立正回答：“我想和画画一样，先涂上蓝色颜料，然后用毛笔沾水稀释，使图上涡河显出浅蓝色，更加形象直观，没想到蓝墨水涂上去却稀释不了。”处长听后不但没训斥，反而一言不发地走了，让我无地自容。这张9平方米的军用地图挂在墙上太难看了，真是我的耻辱。那时军队有句流行语：“军需爱揩油，副官爱吹牛，参谋爱地图。”这次处长之所以能强忍怒火不发，也是看在杨科长的面子上，谁让我是作战科里的小参谋呢！

　　这年初冬，涡阳之敌蠢动，参谋处全赴涡阳策划指挥作战，因我和吴曙岳没有实战经验留守后方。一日接到崔处长电报：“方明弟，四号甲雷在校学习过没有？排除有无把握？即电告！”这电报的意思是鬼子埋设了地雷，我是学工兵的，自然要去扫雷排爆。我回电：“处长，关于四号甲雷在校学习过，也试验过，排除有无把握不敢决断。”并用电话报告杨科长：“我准备应合处长之意，即日赴战场参加扫雷。”整装待发之时，又接杨科长回电：“我与处长说了你不用来，来了就是送死，毫无意义。”

　　初次骑马苦

　　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天，骑2军参谋长湛本源（山东泰安人，保定军校4期骑兵科毕业）要去涡河验收工事。所谓工事是指战壕、掩体、碉堡之类的战备建筑物，属于工兵任务，所以参谋长这次出去要带一名工兵参谋。参谋一科（作战科）科长杨学长派我跟随参谋长和参谋二科苗参谋同行。出发前杨学长将自己的马、马夫、勤务兵及马褡褥子、套袖护腿等，凡是骑马所需要的东西都供我使用。

　　上马出发的那天，军部派一个骑兵连护卫，还有参谋长的副官和卫士，全体官兵夫役没有一个徒步的。苗参谋整队向参谋长报告人数马匹和武器弹药数目后，参谋长命令出发。头马踢踢踏踏碎步遛了一两分钟之后，马步越来越快，头马上的骑士将缰绳收紧，两腿一夹，马靴上的刺马钉一触马肚子，马立刻奔跑起来。我所乘马也跟着奔跑，双脚起双脚落，颠得我体内五脏挪位，脸上五官变形，就这样奔跑了一两个小时，才停下休息，饮马喂料。当我下得马来，就像杂技团里的大马猴学人走路，狼狈极了。马夫知道我初来骑兵部队不善骑马，他告诉我，屁股不能离开马鞍，如果离开肉皮就会被颠破，疼痛不说，一时亦难愈合；其实我已被颠破了。下午4点多到了目的地，休息吃饭不敢坐，睡觉只能趴着，这一天真是苦不堪言！

　　第二天到涡河沿岸验收工事，建筑单位是军部直属运输团。参谋长看到一项工事就问有多大抗力？能防御什么炮弹？我都一一答出。又问这个碉堡合不合格？我答很合格，建筑单位也很高兴。其实没有抗力表怎能测验抗力？

　　工事验收完毕，凡参谋长到部队视察都举行酒宴，此地（亳州）是中国名牌古井酒的产地，所以桌上饮的全是古井酒。参谋长善饮，也会猜拳；参谋长让我猜拳，我说：“不会喝酒。”参谋长说：“方参谋，我给你代酒。”我猜了三拳输了，参谋长真代我喝了一杯酒。其实我会喝酒也有酒量，自知是个小参谋，不可在参谋长面前无拘无束罢了。

　　苗参谋是中校军衔与科长同级，比我大三级，他说：“方参谋，你是几时修的德？参谋长还给你代酒。不过你很知趣，不逞能。”回军部前一天晚上，古井镇地方请酒并演京剧，参谋长参演《上天台》，扮老生刘秀，声韵俱佳，赢得全场喝彩不断，鼓掌声中我想的却是“怕明天骑马”。

　　镇长“大麻子”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天，我工兵连奉命到河南唐河破坏通往洛阳之公路，阻碍驻洛阳的日军东窜。我与副连长、排长们一起到了源潭镇公所，镇长姓郭，脸上有麻子，人称“大麻子”。我传达命令要他征集民夫，他却连理都不理，对我们颇为瞧不起。他这种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厌恶破路的事，二是认为军人多是没文化。时下骄阳似火，天气很热，我们背着遮阳笠，领口敞着，袖子卷起，简直就像草寇下山。“大麻子”不管我们怎么说就是不理，连水都不给喝。我们再三地说，他只回答两个字“难办”，想以此碰回，可我们不走，走了就完不成任务。

　　过了好一会儿，我发现所内墙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的十二个正楷字：“至亲好友，徇私兵役，免开尊口。”我说：“郭镇长，这宝楷写得不错啊！内有老颜（颜真卿）之硬骨，外有柳公权之秀丽。”“大麻子”一听，脸上的麻坑比原先小了点，他说：“你也会写字？”我答：“我不会写字，不过在学生时代临过颜真卿的字。”他拉开南面办公室的蓝布帘，做手势请我进去。室内书桌很大也讲究，上面摆着砚池，池内有墨，旁边有寸方格子纸，他还不说话，拿起一支墨尚未干的大楷笔递给我，指指格子纸，意思是让我写，三个排长都在旁边瞧着。我想他写的字与我写的字同体，笔锋一定顺手，随即提笔只写了一个“矣”字。“大麻子”对字端详一番说了一声“妙”，马上叫杂役打水洗脸、泡茶、买西瓜，还说：“破路一事包在兄弟我身上。”又叫管事的开箱取钱到饭馆定酒菜，留我们吃了一桌很像样的酒菜饭。从此，属“大麻子”管界破路任务就不用我操心了。唐代诗人李白《乐府·将进酒》中有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说：“有点本事总有用。”

　　未几，又奉军部命令：限三日内炸毁源潭镇东门外石桥。此镇烟酒业发达，盈利颇丰，酿酒、卷烟厂家20有余，专靠这座石桥运输货物。如果炸毁石桥犹如割断源潭镇的咽喉，断了商人的财路，所以各厂家通过镇长“大麻子”以50万法币贿我免炸或破坏性小一些。各厂家见我拒不受贿，接着又请“花酒”、抽“花烟”，我均拒之。最后实在纠缠不过，我要他们到军部请来“免炸令”我即不炸。果然军部送来“缓炸令”，我即收兵回营。我连连副和军需官都说我傻，我说：“傻命比钱大。”当时猪肉1元3斤，50万元真是一笔大款。

　　冒犯廖营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天某日，为牵制南犯之日寇，配合豫中会战参战部队，39军军部奉命移防。我工兵连出发前，营长廖代权派快马通知我：他的卫士向宗智因病不能步行，要我派担架到营部原住地接抬向宗智，我乃奉命而行。向宗智是四川人，与廖营长同乡，跟随廖营长已十多年，二人亲如兄弟。廖无眷属，向便成为廖的生活总管，廖一日不能无向，廖调到哪里向就跟到哪里。

　　正午时分，军部八处及直属团、营、连官兵都集结在茨河沙滩上，等待分批渡河。此刻担架空回没有接到向宗智。廖营长大发雷霆，如同疯牛一般问是谁负责接的？我说是班长周学礼。廖传周学礼，周说：“报告营长，向宗智不在营部，营部无人，没有接到。”廖以周办事不力，摸出手枪要毙周学礼，我命周回连队，廖仍不依不饶，非要毙周学礼不可。周颤抖不已，全连传出哭声，廖仍无恻隐之心，还要抓出周学礼。当时我也急了，说时迟，那时快，扒开自己上衣露出胸脯高声说：“你有种枪毙我！”

　　军部副官处处长李某（上校衔）报告军长刘尚志（中将衔）：“方连长与廖营长吵架，于行军不利。”军长愕然，军参谋长黄铎五（少将衔）说与军长：“方连长是廖营长台柱子，我们莫管。”就这一句话平息了此事。黄参谋长是安徽桐城人，年50余，系儒将，人性善。我当参谋时，他的独生子跟我学《代数》《几何》。

　　狭路相逢，难于回避。渡河时我与营长同船，彼此不语，只见他面部肌肉抽搐比平时加快了，我亦见悯。此次行军任务我连保卫军部，随军部行止，我营部宿营地离军部30华里。晚饭后，营部来电通知我速去营部。我连官兵说：“营长还在气头上，你不能去，去则不利。”我说：“官大一级重于泰山，不去行吗？”军令不可违，我立即带贴身勤务兵陈仁义、传达班长赵英才快马过深山。一路上山间闻狼嚎，地上有蛇爬，风吹树作响，令人不寒而栗。此夜，月光如水，惨目已极。

　　到了营部，就见营部官兵都回避，怕看下回分解。我进营长室向营长行一室内礼即坐下，彼此相对静默不语。往日我到营长室，营长亲自递烟斟茶，今日只将纸烟火柴放在我面前。尴尬了好几分钟后，还是我先说话了：“营长！我违令冒犯您，是因为我俩不单是上下级关系，而且还是多年知心朋友。我虽救了周学礼一命，但更是为了您，如果当时顺着您，那不是要出大事故吗？您想想！2连长、3连长他们敢像我这样吗？”营长则不言此而言彼：“你连保卫军部责任重大，要小心谨慎！特别要勤查岗哨！”还没等我回答，营长即打开窗户喊：“朱副官，给方连长备马！”在门外等候的赵英才回答：“谢谢营长！我们是骑马来的。”就这样，一场风波真的平息了。离开营部时，营部官兵都高兴地送我们出营门。

　　官兵兄弟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夏，39军工兵营移防，途经湖南澧县时，在此休整一天再前进。因当时军队兵源不是义务兵，也不是志愿兵，全都是抽壮丁、拉壮丁、卖壮丁来的，所以逃亡惊人；尤其是行军路上逃亡率更高，但是我连逃亡率最低。

　　我连兵丁过半数是湖南澧县“抽”、“拉”来的壮丁，这次行军途经澧县等于送他们回家，能不跑吗？所以2连、3连的官兵说我连这一次要垮台，这不是咒语，也不是幸灾乐祸，是现实情况如此。营长提醒我要严防逃亡，排长们也都问我如何对策。我分析，如果对澧县籍兵丁实行严加看管，不但管不了，还可能造成“兵哄”，甚至“哗变”；反之大撒巴掌不管，不施对策，也真能跑个精光。一定要管！离家思亲，人之常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我有一主意先未说出，怕说出让他们知道了，到时候语不惊人不动心。

　　连队到澧县正是中午时分，我连宿营地是临街一个茶馆，店堂三间门脸是敞开的，很宽敞。我令连值星官集合全连讲话：“弟兄们！今天下午休息，明天休整，后天早饭后出发。家在城里或城沿附近或一天能回来的弟兄们，散队后向班、排长请个假就可以回家；允许在家住宿，明天可以不回连，但后天天亮必须回连。回与不回全在你们的良心，平时你们的性命掌握在我手里，从今天起我的性命掌握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回来全跑了，我第一连垮了，我的性命还能保住吗？你们扪心自问，我带你们两年了，对兄弟们怎么样？是克扣你们饷了？还是虐待你们了？各人好好想想，现在即是背信弃义，也是知恩图报的时候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现在，我连存亡就依靠各位弟兄了！能回家的放好背包，赶快回家！散队！”连队里有的士兵感动哭了，各排长及连部官兵都愣傻了，以为我急疯了。

　　我命令特务长（即司务长）方汉民用三张方桌接摆成一张长桌，上面放三盆茶鸡蛋，要店方随时换热的（南方人不爱吃凉的），三个勤务兵（陈仁义、吴官银、项应祺）专管倒茶、剥蛋壳，招待澧县士兵家长或亲友来访。副营长陈戊孙说我：“你这样做，不是自取垮台吗？”我说：“船到险处遇恶浪抵不住，不如顺水推舟死中求生。”

　　第二天，喂马班杜班长从家回来了，我又命令放他再回家，他说：“我要铡草料，修驮子整理捆绳。”我说：“那干完了你再回去。”凡是第二天回连的士兵，我一律再放回家。第三天，天一亮杜班长就回来了，跟着一个青年兵也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双家造布鞋要送我一双，我不要，他说：“连长！那一次漯河行军路上，您见我赤脚走石子路，不是还给我买了一双鞋吗？这鞋是我妈做的，我穿上心情好，行军走路也快。”紧接着澧县籍的士兵陆续全都回来了，一个也不少。他们热情地围着我，有的送草鞋，有的给铁蚕豆……那场面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澧县籍士兵如数归来，全连官兵都高兴极了，好像得了胜利奖一般。早饭后，连值星官正集合队伍会集全营出发，3排长周仲楷前来报告他排湖北兵跑了一名，我一听火冒三丈，打了他一耳光。现在我向周仲楷道一声：“对不起！”

　　在这里我悼念一个澧县籍弟兄吴远湘，当时他20多岁，强健能干，在湖北巴东野三关炸砼国防工事时，导火索烧到炮眼火药未爆，他不等延迟时间，就跑到炮眼跟前去看，一到就起爆了，他牺牲了。可惨！可惜！弟兄吴远湘，我怀念你！

　　当时我正患淋巴腺化脓症，廖营长派营部医官坐连监督我打针吃药。施工现场指挥是连副张镜寰，他是工兵内行，事后我严历责备他：“为什么如此粗心大意？为什么不多等两分钟再去看炮眼？多好的一个弟兄没了。”

　　逃兵讲仁义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湖南某地整训。一天晚上，我和排长们玩麻将，我的贴身勤务兵陈仁义走到牌桌旁对我说：“连长，枪、子弹带交给吴官银（勤务兵）了，图囊交给项应祺（勤务兵）了，图囊里的钱没有动，有一张钱数条子在里面，衣服全在箱子里锁着，钥匙交给您，我出去玩一会儿就回来。”牌收场了，夜深了，陈仁义没有回来。连部官兵出去找也没找到，一定是跑了。他是湖北枣阳人，此地离枣阳不过300里，可能是他家人来接走的。吴官银说陈仁义走时告诉他，要把连长的东西收好，还叮嘱不要和项应祺吵架。陈仁义没有带走一针一线。第二天，我派赵英才去枣阳找陈仁义，赵在陈家见到他，他说自己也想回连。再去时，陈仁义被他舅舅藏了起来，让赵英才扑了空，其实是赵为陈使了个方便。回想那天晚上，陈仁义交代那么清楚不是明明暗示他要走吗？最后我又叫赵英才去找，他能回连吗？赵与陈同是一连弟兄，赵能抓他回连吗？这件事是我生平做得最糊涂的事，当事者迷嘛！

　　陈仁义19岁，是抽壮丁来的，念过私塾认识字，谁借了钱或在行军路上给谁买了一双鞋，他都有账。全连官兵都喜欢他，他不爱说话，会缝补衣服，不合身的军服自己改，也帮别人改；他爱清洁，衣被常洗常晒，枪常擦。行军时，他总是腰围子弹带，左挎手枪，右挎图囊跟随我，休息时他找茶寻水。图囊里装的是我的钱，他从不动用，但士兵们买鞋借钱他从图囊取钱照借，然后向我交账。连部官兵都说他是我侄子。在他以前，的确是我亲侄子方松苗当我贴身勤务兵，方松苗是大嫂的二儿子，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抓去当壮丁，大嫂伤心得眼睛几乎哭瞎了。我是早产儿，一直吃母乳到6岁半方罢。想起我4岁时，一天夜里母亲去吊二伯母丧没有回来，我因喝不上母奶大哭大闹，不得已只好吸吮大嫂的乳汁，所以我至今健康有大嫂的功劳。那年我回家向大嫂保证：“我一定要找回松苗。”后来我找到方松苗，先让他当我的贴身勤务兵，不久借故放他回家，由陈仁义补缺。

　　有人说，找枣阳县政府可以追陈回来。侄子当壮丁我可以放他回家，陈仁义也是壮丁……想到此也就不追究了。还有人说，我虽视陈如亲侄，他逃时没带走一分一文，也算讲仁义了！

　　政治犯越狱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9月，92军空运进驻北平，军长侯镜如兼北平警备司令。我任该军直属工兵营第1连连长，我连驻沙滩北大红楼，担任警备司令部及看守所警卫任务。次年2月上旬一个深夜，看守所单监6个戴有脚镣的政治重犯一起越狱了，我兼看守所所长当然罪责难逃。没几天，军长侯镜如辞去兼职警备司令，新任警备司令姓胡（中将衔），胡司令到职那天上午，我接到军部命令：率全连到黄寺大楼集中整训。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又接到第二道命令：工1连仍留在警备司令部，听胡司令指挥。我连善于工兵作业，不惯于警备任务，且厌倦于此。我遂置第二道命令于不顾，将全连带到黄寺大楼，这天是个星期日。

　　第二天星期一，军部全体官兵在黄寺大操场举行“纪念周”，侯军长在司令台上恭读“总理遗嘱”后，即宣布解除我的武装，派杜营长送我进设在工3连的禁闭室。次日，军部《扫荡简报》登出：“工兵1连连长方明贪污渎职，撤职查办……”纯粹是放屁！要说我不尽职责还可以，因我很少到看守所，这6个戴脚镣的政治犯都是40岁上下的文人，叫什么名字、几时抓来的，全然不知。不知为什么，放风时我看到戴脚镣的政治犯，心里就不舒服，他们虽然是共产党，但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战犯。我投黄埔是为了抗日，抗日一胜利我就不想当军人了，只想回家过平静的日子，在家乡我可以当老师教小学算术，我家有田地有饭吃。“撤职”更好，“查办”我等着。

　　禁闭室有荷枪实弹士兵看守，他们不禁止来看我的人，我连官兵三五成群带着香烟水果来看我，有的还伤心落泪。他们说现在的连长不是连副张镜寰升任，而是由2连连副全世卓升任，我听了忿忿不平。禁闭期间饭食和3连连部伙食一样，按时送到禁闭室。有时3连连长请我出去和他们一起吃。记得那时候，我妻（张美卿）和岳父曾去看我，买的铁雀（炸麻雀），就是和3连连长一起聚餐喝酒。那天早上，3连连长还笑着提醒我：“你家人要来，还不刮刮胡子。”

　　禁闭满月那天，军部副官处处长提问我：“请坐下！你身体怎样？明天你就可以出去。”这算是怎么一回事？是为换连长，还是跑了重犯惩罚我，还是把我当替罪羊？这是一个谜。

　　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在案发现场厕所勘查，犯人好像是从粪坑处挖墙掏洞跑的，那脚镣是谁给打开的？我认为是假现场；要是从大门或跳墙跑的，总得留下痕迹，一点儿也没有。为什么在侯军长辞警备司令前逃走？可能是地下党同军部高级军官策划，用军长小汽车开进看守所接走的。再说6个共产党是重犯，看守可谓戒备森严，我连里一定有地下党，那天晚上值班看守是2班班长刘兴全。据闻，刘兴全经改编参加了解放军，受某首长器重。

　　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第一批被枪毙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邢科长（情报科）和胡参谋，这与抓捕6名共产党员有关。1952年秋，我在北京幼师向组织交待了历史问题，晁校长转告：“认真教书，当好老师。共产党向前看不向后看，如果再犯错误，就老账新账一齐算。”学校和公安局对我未进行任何处分，恐怕也与那6名共产党员有关吧！

　　赵将军起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冬，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司令部新来一位副司令赵龙韬（少将衔，辽宁海城人，东北讲武堂9期，陆大11期），说是来专管汽车废料处理的。他下车伊始便成立一个“第五补给区汽车废料处理小组”并自兼组长。汽车废料原由运输处管，我是运输处少校科员，便调该组服务，听命赵副司令。汽车废料是重大项目：先农坛体育场散置废汽车1500辆，这些残缺不全废汽车是在内战中被解放军打坏的，由第十五汽车修理厂管理，废车零件多被该厂按需拆用，亦有被附近闲人盗窃，更有监守自盗。在此情形下，赵副司令命我速起指令稿：“一、登记造册，不许再拆；二、不许十五厂修理人员入内；三、不许易地存放，仍旧原地放置不动。”我原是处里管公文起稿的科员，非汽车专业人员，对汽车零件品牌都是外行；1500辆破车零件一一登记造册，并非易事，我真发怵。赵副司令亲自指导造册查对，常和我一起加班加点，常用他的专车送我回家（王府井八面槽五补给区宿舍）。次年中秋前日，他带我加班说：“晚上咱俩上饭馆吃饭。”等加完班饭馆都打烊了，饭也没吃上，他表示歉意。我说：“副司令，没关系！”我们小组6人同在一个大办公室，赵副司令也不住单间。他不抽烟，办公时却常对我们说：“你们累了就歇歇，到外面活动一下抽只烟。”

　　中秋过后，处长王禹廷催我交出汽车废料的登记册，准备招商标卖，可赵副司令不准标卖，我两面受夹日子不好过，一直拖到12月，我看实在拖不下去了，不得已告假回老家探亲。临行，赵副司令对我说：“方科员，你要走速去速回，等回来你就知道了。”当时我只知道暂时离开可推迟标卖，王处长他们绝不会直接催副司令，并未体会副司令话中有话。1950年我回北京才知道，北平和平解放时，解放军接管第五补给区就是赵副司令接管的，原来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专来第五补给区控制1500辆废汽车的，这些废汽车经拼装修配后，为解放军所使用。后来，赵副司令当了解放军军械学校校长。1987年6月，他因病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