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在我国革命史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梳理思考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性贡献,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民族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黄埔军校为形成民族抗战精神发挥了凝聚作用
抗日战争是火与血的洗礼。非有民族抗战精神的凝聚,决不可能驱除日寇,还我河山。黄埔军校自建校起,始终以民族精神、革命精神为指引,为全民族进入抗敌御侮的精神动员状态做出重要贡献。
首先,培育锻造了尽忠报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价值理念引领行为、认定事物、辩明是非。当一个民族抵抗另一个民族入侵和奴役时,必以尽忠报国理念为指导,才能激励军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形成稳定、持久的精神力量。黄埔军校始终唾弃“升官发财、贪生畏死”的价值观,以革命精神为认同,以奉献精神为价值,遂以产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为国尽忠的顽强意志。这是一种特有的黄埔价值观,它引领动员了国家精英和全民族的家国认同和忘我情怀,激励鞭策了黄埔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英雄本色。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引下,黄埔健儿前仆后继,在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场和全面抗战的各个领域屡建功勋。
第二,孕育展现了亲爱精诚的精神力量。建校初期,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军校题写校训,不断激励莘莘学子。亲爱精诚的校训,源于信仰,望军校师生成为顶天立地、继往开来的堂堂正正革命军人。家国之深情,同志之厚爱,孕育民族血脉之魂、战友相亲相爱之谊;诚心同德,精诚团结,孕育国家、人民和军队凝聚力和提振抗日将士的勇气。面对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生存挑战,黄埔军人以民族抗战为己任,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战场上和艰苦环境中前仆后继、奋勇杀敌、浴血疆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实践着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以视死如归军人魂激励民族抗战。在抗日战争历次重大战役、会战中,黄埔师生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就达200多人。黄埔1期的蔡炳炎、左权、郑作民将军,3期的戴安澜、王润波、胡义宾、张本禹将军,4期的谢晋元、官惠民、彭士量、罗芳珪将军,5期的赵尚志总指挥,6期的赵一曼政委、孙明瑾将军等黄埔英烈都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他们是抗战的中坚力量和民族魂。抗战中黄埔师生流血牺牲,血荐轩辕,对敌人以死相拼,激发了全民抗战的昂扬斗志。黄埔精神与抗战精神同根同源,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民族精神的传承。
黄埔军校为形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发挥了核心作用
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为国共两党两军联合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国共在黄埔军校建设过程中的合作,就会缺失抗日战争中国共政治、军事合作的基础。
第一,黄埔军校以全民族武力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为政治背景,为抗战中两党两军合作提供了历史前提。黄埔军校的建立,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变革的迫切需求。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国共两党选择合作以推进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两党政治路线的军事体现,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成功的产物。
第二,两党通力共同筹办、共建军校的政治军事实践,为抗日战争中两党两军合作提供了基本模式。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潮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定下了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基础的决策。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为军校建设出策出力。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筹备工作,共同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共同形成黄埔军校人员的基础。两党协商确定了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的教育方针,共同确认“亲爱精诚”的校训。两党共同组建教学骨干队伍,由国民党精英形成军事教学骨干,由共产党精英构成政治教育骨干,体现了黄埔军校的革命本色和政治建军本质,展现出两党联合共建的先进军事教育模式。国共两党在“三大政策”背景下,共建、共管、共事、共教、共学,互为师生,在创建和运行黄埔军校中获得了经验、友谊和互信。黄埔军校建立时两党的共同努力在抗日战争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第三,国共黄埔师生密切协作,英勇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历次重大会战中,都有国共两党所属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互为师长,互为同学。1938年,叶剑英就曾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为军队骨干讲授游击战略。他们在作战中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协同配合,成为抗日战争中政治和军事指挥的领导骨干。他们参与和指挥了绝大多数会战和战役,在长城会战、平津血战、淞沪抗战、忻口会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早期作战中奋勇御敌,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平型关、昆仑关、台儿庄、百团大战、长沙会战、远征印缅等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中痛歼日寇。李默庵将军说:“我一生历战无数,唯有忻口一战,不同以往,感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是中国人,只有一个敌人。”国共两党虽分分合合,但大敌当前却能合为一体,形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实为两党和黄埔前辈之大义和智慧。
黄埔军校为培养抗战指挥人才发挥了骨干作用
黄埔军校创建之后,持续培养了大量军事政治人才,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准备。在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的十余年间,为中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形成了战前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领导指挥群体,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领导指挥的保证,一些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成长为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基本力量。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黄埔军校在艰苦的条件下,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陆续培养了约20万毕业生,源源不断奔赴抗战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主力军。抗日战争中,在国共两军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团以上军事指挥官约有3000多人,担任师长以上职务的有300多名,其中10多个军的军长、30多个师的师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中,产生了卫立煌、郑洞国、杜聿明、关麟征、李默庵、宋希濂、戴安澜,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左权、徐向前、陈赓、周士第、林彪、李运昌、程子华、陈伯钧等一大批声蜚内外的黄埔抗日名将。在抗日战争中,敌对双方战场博弈的重要资源是“将熟有能”。经过系统培训的黄埔师生,其领导指挥能力受到了实战检验,也受到作战对手的敬畏。
黄埔军校为形成现代军校体系发挥了奠基作用
第一,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军校体系。黄埔军校建校时军校专业相对简单,主要以步科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以抗日战争需求为牵引,逐步派生和形成了综合配套的现代化军校体系。从国民党方面看,随着对近代战争和军事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1932年前后,在黄埔军校建校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以黄埔军校办校经验和领导管理体系为基础,根据战争需要,陆续创办了陆军步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工兵学校、陆军辎重兵学校、陆军通信兵学校、防空学校、兵工学校、陆军机械学校等,在空、海军教育训练和外派留学体系建设上也有突破。这些军校在教育体制、教育方法方面继承效法了黄埔一脉,而且军校的领导和教学骨干也大都来自黄埔军校师生。从共产党方面看,秋收起义后创办了教导队、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创办了步兵学校、通讯学校、供给学校。1936年6月,中共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同样,黄埔办学模式也成为共产党军队军事教育体系的重要参考模式,黄埔军校师生也在中共军事院校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陈伯钧、陈奇涵、杨至诚、叶剑英、郭化若、张宗逊、陈赓、王诤、周昆、袁国平、冯达飞、林彪、罗瑞卿、许光达、倪志亮、谭希林、周士第、陈毅等黄埔师生都先后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任领导职务。
第二,形成和完善了独特的教育和组织管理模式。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如陆军行营武备学堂、云南讲武堂等旧式军校主要侧重于军事教育不同,在教育方针上实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兼容。要求在军事教育基础上,强调按照教育目标要求,培养学生的革命意识和反帝反封建斗志,要求学生爱国、爱民、不要钱,不要命。在教学管理上,与旧式军校显着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为实现军事、政治教育相结合,在管理层增设了军校政治部。在分工上,党代表指导学校党务,监察行政事务,并负责政治教育和教学。政治部制度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全新的,它首次在军校建立了负责党务和政治教育的组织机关。黄埔军校的领导和管理模式,贯彻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对提高抗日战争指挥人才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共两党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抗日战争中的黄埔军校各分校、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包括在当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军校体系结构中,都能找到当年黄埔军校模式的系统传承。
第三,根据战争需求不断完善课程体系。黄埔军校初期课程主要设军事课和政治课,而后逐步增加了文化、外语和自然科学课程。军事课注重急需和基础课程。学科以战术、兵器、交通、筑城为主,配套《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教材。还包括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等课程。术科突出一线战术必备,以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为主要内容。此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政治课从办校初期的8门课程增加至成都时期的40余种,包括历史、革命史、各国政史和政治学、经济学等课程。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是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的根本区别。清末因洋务运动,西式军事训练方式逐步引入中国,但始终没有建成现代军校体系。以黄埔军校建立为标志,经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需求牵引,逐步形成中国现代军事教育体系的基础。黄埔军校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基本完善,日臻成熟,基本适应抗敌作战需求。成为国家防卫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埔军校文化是民族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黄埔文化源于民族文化。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品。毫无疑问,黄埔军校的运行过程既是政治军事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源头上看,黄埔文化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优秀特征。黄埔文化反映了爱国家、爱百姓,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己任,努力建设中华的家国情怀;黄埔文化反映了奋斗牺牲,卧薪尝胆,死而后已的英雄情怀;黄埔文化反映了不爱钱、不计成败的奉献情怀;黄埔文化反映了亲爱精诚、同学同道的包容情怀;黄埔文化反映了“不说谎、不欺骗和尊师重道、人类平等的人文情怀”。
第二,黄埔文化是抗战文化的精华。没有比用鲜血和生命抗日救国更能体现抗战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精髓了。黄埔军人几乎每役必有壮烈牺牲,他们以自己的生命筑造民族之魂,体现出抗战文化的精华。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就不可能做到为国尽忠捐躯。在淞沪战场牺牲的黄埔生朱耀章营长写道:“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宁碎头颅,还我河山!”左权将军在抗战5年中从未下过战场,1942年5月被日军弹片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戴安澜将军在同古保卫战中立下遗书,誓与阵地共进退,后遭日军伏击,激战中中弹牺牲。
第三,黄埔文化与抗战文化相得益彰。总体抗战并非只在军事领域,也在精神文化领域。黄埔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壮举和英雄事迹,激励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和战斗意志,为抗战文化传播和抗战精神文化动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赵尚志、赵一曼等黄埔英雄为代表的东北义勇军为背景的《义勇军进行曲》,以谢晋元将军等黄埔军人为原型的《八百壮士》等文艺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在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官郭沫若、阳翰生领导下,与黄埔军校教育副官陈诚相配合,共同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并以国共合作方式,建立第三厅“名流内阁”,积极合作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为抗战建设“有灵魂的军队”。在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中,政治部三厅成为领导全国文化抗战和组织抗日文化工作者共赴国难的组织平台。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回顾和探索黄埔军校为全民族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取得民族抗战胜利密切相关,黄埔精神、抗战精神和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同宗同族、共同继承黄埔历史和精神文化的中华儿女血脉相通、传承永续。对黄埔价值观、黄埔精神和文化的认同,是任何分裂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者所破坏不了的。在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要发扬黄埔精神,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锐气,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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