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精神与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黄埔军校作为现代中国着名军校，以其称誉世界长存中国之军事魅力，在现代中国军事史上留有凝重辉煌的一页。人民军队的创建与早期发展离不开黄埔军校的军事实践，更离不开黄埔军校孕育生发之“黄埔精神”与“革命”相互交融的渊源。如今“黄埔精神”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纽带与连接点，更成为团结海内外黄埔亲属后代之强大凝聚力，一直受到学界的研究与关注。本文以过往史料提及的“黄埔精神”为据，概述勾勒“黄埔精神”连接“革命”之原动力，在“黄埔精神”与“革命”之相互作用演进历程方面，作些探求与考释。

　　师“苏俄”之路，开“革命”先风

　　“革命”的概念，在《汉语大词典》里解释为：本义指变革天命，后词义扩大，泛指重大革新，不限于政治。因古代认为天子受天命，故更替朝代，谓之革命。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然“革命”原本用于君主制朝代之变革，日本人将之略微扩大语义，亦用于共和制变革君主制，如率先称呼孙中山等人为“革命党”。清末，“革命”词义更加扩大，泛指重大革新。政治、社会学家等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社会意义的革命和政治意义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一是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把罗马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一种道德行为，认为这是有道德的人战胜了塔奎尼乌斯王的统治。在英国革命过程中，爱德华·海德认为，革命是获取理想政治秩序的途径。这种把革命看作是实现正义，实际上是用道德的标准而不是用政治的标准解释革命，把革命看作是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观点,实际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二是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美国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认为，革命就是“不同集团，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中央权力”。（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外政治格言集萃：政治的智慧》第122页记载。）换言之，革命就是争夺权力的公开较量，就是某些阶级或集团将国家或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本阶级或本集团手中。这种观点指出了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权力斗争、权力转移，但是没有把政治革命的权力转移与一般情况下的政府的权力转移区别开来。三是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分析产生革命的原因时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政治学》第236页记载。）于是，低贱的人为了追求平等而进行革命，同样的人为了取得更优势的地位而进行革命。马基雅维里指出：“人们因为希望改变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的统治者。”（[意]马基雅维里，商务印书馆《君主论》第6页记载。）这些观点主要强调了进行革命的心理原因，但忽视了进行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四是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指出，革命就是消灭和改变僭主统治的过程，就是恢复正义和正当秩序的过程。而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往往把革命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夺取政权的事件，而是一个变革社会的过程。这种从动态的角度解释革命，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从本质上阐释革命，只从动态的角度解释革命是不全面的。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革命的含义，对我们理解社会意义上的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有不少启发和借鉴。要全面地科学地理解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三个基本观点。一是革命为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当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大大激化时，就会发展为政治革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二是革命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三是革命为政治的最高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记载。）而这种社会革命或称这种政治行动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由于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恩格斯又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现代以来，“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还有一种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20世纪90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以政治含意解释：“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现在“革命”一词的歧义，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连这一点上。革命是与暴力直接相连的，但是革命比改革好很多，原因在于虽然牺牲大但是能够有力地推翻统治阶级。毛泽东曾说过，只有革命才能最快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历史的进步。综上所述，“革命”无论从行为或意涵，显然早于“黄埔精神”之发源与形成。

　　从历史源头追溯，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是催生“党办军校”之动力肇始。1918年6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廖仲恺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廖仲恺集》增订本第156页记载。）其间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1919年至1920年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命赴福建漳州，帮助组建援闽粤军和协助解决财政难题，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1920年4月，廖仲恺致电孙中山曰：“以粤军独立作战，非先筹备枪炮子弹不可……粤军出发后，必尽力援助。而竞存之意，则必须先得子弹，然后出发，盖事实上必如此，然后有成算而壮士气也。强粤军无助而先动，盖全军士气所关。”（原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据《廖仲恺集》增订本第89页记载。）1920年夏，廖仲恺奉孙中山命，在上海与漳州两度会见共产国际使华人员波达波夫（来华时化名路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6、89页记载。）在漳州会见时，陈炯明、陈友仁等在场参与。后在上海会见时，是与孙中山一同会谈，波达波夫“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情况，劝孙中山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进行中国革命”。还赠送了英译本《苏俄宪法》，（段云章、沈晓敏编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260页记载。）1922年1月，廖仲恺陪同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双方讨论了中俄两国革命结盟，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及苏联帮助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等问题。（林家有、周兴梁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第47页记载。）马林不久到广州会见后称：“我在广州每天都同国民党的领袖联系，他们对俄国革命与苏军组织表示极大兴趣。”（李玉贞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马林与中国革命》第70、71、73页记载。）这里自然包括有廖仲恺等。正是基于会见廖仲恺过程中留下了良好印象，马林十分肯定地认为廖仲恺“是国民党的最重要的人物，应利用其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4、26页记载。）廖仲恺与越飞的会谈则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与干扰，他以探病名义到越飞房间，“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每次谈话回来，都是满面笑容表现出得意的样子”。（廖梦醒着，1957年第十六期《中国工人》刊《回忆我的父亲——廖仲恺》记载。）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的实质内容，是苏联政府对孙中山政权提供经费、物资与人员等援助问题，也是孙中山“联俄”的主要目的。越飞在会谈中曾对廖仲恺说：“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自身的军队。”（张磊等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6页记载。）廖仲恺亦对此深以为然，越飞还同意了廖仲恺讨论的建军计划，“答应给予孙中山（国民党）充分的援助，并推荐鲍罗廷到广州担任顾问，以便于实施廖项计划”。（陈福霖、余炎光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廖仲恺年谱》第220页记载。）此外，越飞还称：“他与廖仲恺已经依据托洛茨基所创立的制度，拟写了一项创设军官学校的计划。”（李云汉着，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丛书之十五，台北东丰书店1987年8月影印第二版《从容共到清党》第149页记载。）这应当是孙中山、廖仲恺等创立“国民党党义”军官学校最初的构想规划。

　　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电话征询各委员同意方式，通过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与加拉罕一起赴任”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265页、第271页记载。）并同时决定由鲍、加两人分别接替越飞和马林在华已开展的工作。应当可以确定，1923年俄共（布）及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式建立与不断增强，并最后落实财政援助和创建军官学校，显然是与当年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积极努力密不可分的。其间，广东的形势也变得有利于革命政府，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部粤军，组成东、西两路讨贼军，分进合击，于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被迫通电宣布下野，而后退居香港。1923年10月15日，廖仲恺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第九号决议案：“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载于1923年10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接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将新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由廖仲恺等负责筹建。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在广州创办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决议，会议决定：军校名称为国民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指定廖仲恺主持军校筹建事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94页记载。）1923年12月28日，廖仲恺与鲍罗廷商议，选定戴季陶等首批军校教职官佐。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责成廖仲恺在1月30日的会议发言时强调黄埔军校招生要注意政治觉悟素养：“声明：请各代表对于介绍（推荐）青年军官学生（指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海外代表亦可介绍，惟须与此同一注意。”（原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现据《廖仲恺集》增订本第152页记载。）此重申说明，回应了此前孙中山先生请求各代表担负起陆军军官学校学员介绍、推荐时须注重政治素质，是为“革命”之先决条件。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之所以这样苦心孤诣地创办黄埔军校，就是深知军阀终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进步的、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并最后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这就是为什么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同时也是为什么孙先生和廖仲恺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坚持一定要把黄埔军校办下去的原因。（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印行《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57页何香凝撰文《黄埔军校之创办》记载。）

　　创办黄埔军校，缔结“黄埔精神”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的创建，预示了现代中国政党组织及其成员进入军校、军队乃至军事领域。所有这一切的政治变革，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模式，参与甚或主导国家军政事务之理念的开端。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或政治势力集团，首次以社会“进步力量”的姿态，开始影响、作用和主导国家政体的走向与趋势。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从黄埔军校开启了军事与政治的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同时崛起，成为影响并左右现代中国政治方向的两支最重要的现代政党。也正是由于黄埔军校，现代中国政党才与军事甚或军队发生了关联。对于中国国民党更是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亦概莫能外。其实，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时在黄埔军校，认识到政党掌握军事、军队之重要性。所不同的是，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主持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部分成员是作为当时进步政党的代表人物参与其中，但是在军事理论与实践方面，国共两党都从黄埔军校经受了军事与政治的磨练。黄埔军校在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的兴起与发展，堪称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开端及里程碑。黄埔军校的产生与发展，为长期封闭的现代中国军事教育领域，注入了先进的、革命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军事技术知识。黄埔军校早期教职学员当中许多在国共两党的军队中担当重任，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帅英才，不少还在军政机构参与战略与策划，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军队建设乃至战争进程，在国家军事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处于国民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推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教育方针，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得到继承和发扬，成为发展和壮大的有力法宝。正如专家所示：“把作战与教学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结合、军事与政治相结合，注重实用，着眼于提高学员的作战指挥能力，这些就是黄埔军校办学的基本特点。黄埔军校的这些办学特点，开创了我国军校教育的一个新时代。”（糜振玉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1月《中国军事学术史》第182页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卷上册第120页）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推荐保送下，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其中，对于黄埔军校乃至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军事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些学生出身的进步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后，在军校的军事与政治训练活动中，经受了十分重要的军事实践和政治锻造，是一种军事资源与革命力量的结合与扩张，是新生的进步政党(一方或区域)与军事力量实体——军校的首次结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最初认识军事、军校以及军事教育的先河。黄埔军校成功教育之范例，以及中华民族现代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之经验，对于中共建立初期的军事活动，同样具有至关重要并且不可或缺之实践与指导。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对于军事、军队、军校教育的认识与掌握，是难于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的，也许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因此可以说，黄埔军校亦是中共最初认识军事与日后掌握军队之摇篮与发祥地。

　　由是观之，“黄埔精神”是伴随着黄埔军校的国共两党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合作而逐步形成的。早期的“黄埔精神”解释为敢于牺牲，团结奋斗。后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黄埔精神”诠释各有不同。譬如：“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是军校奉行“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必须成功”的坚毅精神；是“不妥协，不调和，不成功便成仁”的牺牲精神；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是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还有黄埔学生耳熟能详的“两不”“两爱”，即“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后来引伸为孙中山先生所言“革命事业就是要爱国，就是要救国救民，我要求诸君，从今天起，共同来承担这种责任”之爱国和革命精神。孙中山逝世后，受蒋介石武断形成了“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之惟蒋“黄埔精神”。然而，以历久留传的中华传统武德与三民主义革命精神相结合，则为“团结，奋斗，负责，牺牲”精神；延伸意涵“黄埔精神”以“爱国革命”为核心内容，“亲爱精诚”为关键要点，“团结合作”为显着特点，“奋斗牺牲”为相互诠释。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3月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119页记载。）有关“黄埔精神”与“革命”之相辅相成作用力，是源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华民族现代军事史发展过程之中，立足于现代中国传统军事学术理论，是蕴涵厚重的中华民族军事文化遗产。及至国民革命运动、北伐战争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中的黄埔军校师生群体，始终把握着人民军队的现代政治主导方向，十分重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了以往“黄埔精神”对军队的政治导向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掌握并控制武装力量，以及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成功经验。因此可以说，具有“黄埔精神”文化话语氛围的人群形成了经久不衰的“黄埔军校热”是毫不夸张的。此外，伴随“黄埔精神”而发展壮大的“革命”意涵之延伸与拓宽，缔结形成了新时期连接海峡两岸同胞之“黄埔精神”，使“黄埔军校”成为现代中国军事学术史及军事教育史的一门“显学”，在现代军事学术研究方面，随着时光的推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史料与民间记述着许许多多关于“黄埔军校历史与人物”的传说与故事，可见“黄埔军校”有其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厚的军事文化底蕴。

　　“黄埔精神”提振民族“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6月1日于陕北瓦窑堡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开学典礼时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群众》影印本，1987年印行，第四卷第十四期。）毛泽东于1937年10月25日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与1924年到1927年国民党军队的精神‘大体上相同’。”由此，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以及政治机关制度，“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二卷，第380页。）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黄埔精神”形成并上升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此时的“黄埔精神”，仍以黄埔军校师生在黄埔建校、建军和投身革命战争过程中，弘扬“爱国爱民、团结合作、勇敢无畏”为主要特征。“黄埔精神”不仅为黄埔军人所认同，还成为革命军人克敌致胜的精神力量，黄埔军校因“黄埔精神”发扬光大而闻名天下、传播四海。“黄埔精神”对于深刻领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的革命战争征程，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以现代军事角度观察，由黄埔师生升华形成的“黄埔精神”，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军事（军校）历史文化瑰宝，是国共两党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时期政治、军事发展的结果。

　　弘扬“黄埔精神”，实现统一大业

　　综观20世纪前半段之军事历史人物群体,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军队建设乃至战争进程,在国家军事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现代中国军事将领历经辛亥革命、北伐风云、抗战烽火、国共合作,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交织一体的历史时期,使他们成为引领军事历史潮头的“精英群体”。一部分着名军事统帅及高级将领在国家军政领域担当重任,成为叱咤风云、名震中外的一代军政领袖和杰出将才,成就了一部浓缩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及军事演进史。军事与将领是紧密连接的对子,“黄埔精神”与“革命”，亦是中华民族以及国共两党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相辅相成对子，黄埔军校军事与政治教育的范例、政党政治与军事(军校)教育的结合,锻造了国共两党风格迥异的军事将领及军队指挥阶层。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国共两党“军事精英”及武装力量，是中国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的命运共同体，源自黄埔军校之军事、政治、人文文化，是连接海峡两岸之纽带与桥梁。黄埔军校是现代中华军事人才发源地和摇篮，享誉国际，是彰显中国军事之魅力的独特历史名片。“黄埔精神”之当代铨释，则是“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这也是当今海峡两岸黄埔后人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今天倡导的“黄埔精神”，主要是指它的爱国革命精神、团结合作精神、奋斗牺牲精神。“黄埔精神”与当今“革命”与“奋发”精神相结合，则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历史学术之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追溯与复归原始，要告诫后人知史懂史，要让后人知道黄埔师生曾是中华民族的军事栋梁，他们是中国军事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他们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功绩与风采将永留史册。黄埔师生的身影已渐渐远去，但黄埔师生开创之黄埔精神，以及黄埔精神中“革命”之意义，将继续感召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景。

　　结语

　　孙中山的毕生事业是实现以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合作、妥协、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有着重要启示。孙中山是两岸之间的重要桥梁，两岸对孙中山都十分认同和推崇。目前，两岸应多谈一点共识，少谈一点歧见，孙中山思想刚好就是共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孙中山主张国家统一，他很早就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孙中山关于中国统一的政治主张，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一样的血缘、共同的文化，这是两岸合作交流的原动力，促进两岸交流、实现祖国统一是时代赋予“黄埔精神”之当今“民族精神”。只要能够求同存异，继续遵循孙中山思想，两岸会越走越近。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记住历史是为了放眼未来，把握明天!”使中国人脱离被列强欺辱的噩梦，开始自己当家作主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国梦”。习主席提出2020年要达到小康社会，这是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中国梦”和“强国梦”。孙中山先生的“中国梦”与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梦”的论述是完全相通的，只要中华全民族共筑“中国梦”，这个梦想就会早日实现。我们今天弘扬“黄埔精神”中的“革命”精神，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发挥好黄埔精神联结两岸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践行“天下黄埔是一家”，融合两岸亲情，凝聚民族情感，团结两岸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