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火炬手徐祗则

　　2008年5月27日，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在美丽的六朝古都南京熊熊燃烧，火炬传递仪式在这个饱经沧桑的江南古城如期举行。与火炬同时燃烧着的，还有所有江苏黄埔人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黄埔军校13期学员、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离休干部徐祗则老先生将参加这一神圣的仪式。年逾92高龄的他，将手持奥运火炬，在圣火接力传递中跑上一程。“我是‘90后’火炬手。”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幽默地说，“‘90后’就是90岁以后的意思。”这短短的几十米路程，徐老向全世界展现了他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英姿飒爽的军人风骨和自强不息的黄埔精神，也唤起了海峡两岸校友的袍泽之情。台北市中央军事学院校友会荣誉理事长、南京市旅台乡亲联谊会会长庞雄（黄埔17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知黄埔92高龄徐祗则学长荣幸成为火炬手，我和内人特地代表台北市校友会、台湾南京乡亲会前来为他加油，祝奥运会成功！为中国人加油！”

　　6年后，一个洒满阳光的清晨，我在海军指挥学院徐老的家中见到了他，依然精神矍铄，开朗健谈。徐老向我谈起了他从军的经历，他面带微笑，娓娓道来，言语间不失幽默风趣，清晰的思路和生动的细节让我产生了深深的代入感，犹如亲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

　　军校生涯

　　徐祗则，1917年春天出生于山东郯城，父亲是一位账房先生，有文化又热心肠，邻里族人大事小事都愿意请他帮忙，母亲则总是将家中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父母将徐祗则送到学校读书，希望他能学得一技之长。郯城县隶属山东省临沂市，位于苏鲁两省的交界处，地处沂蒙山区，位置偏僻，地势崎岖，当时有许多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在学校任教。从小学起，聪慧好学的徐祗则便在老师、同学身上得到了最初的进步思想熏陶，深受其惠。他说：“小学时，我的体育老师沈建国，毕业于东亚体育学院，在上海读书时接触了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1941年鲁南事变的领导者。中学时，新中国高教部、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当年都曾做过我的语文老师。高中同学刘海生是地下党员，曾经在南京读中学，因为闹学潮遭到当局的追捕，躲在我的家乡，解放后担任甘肃省第一任教育厅厅长。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中，进步思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给少年徐祗则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埋藏已久的“强军救国”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烈。1936年，19岁的他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南京，投考黄埔军校，决心用枪杆子来保卫祖国。

　　考试是严格的，入学不仅要考数理化，还要考察身体素质。1936年9月，徐祗则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3期学员。黄埔军校南京时期，相对于为满足国民革命需要而采取速成教育方式的1至5期而言，学生接受的军事教育更为全面，第13期学员则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批在南京招收并进行入伍生教育的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犯南京，军校便由南京西迁，经江西、湖南、湖北进入四川。

　　徐祗则胸怀满腔救国救民的志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黄埔军校课程体系全面严谨，军事理论、自然科学、政治形势、外语文学都受重视，时间安排紧凑，即便在西迁途中，也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教学训练。入校第一年，除了军事课程，还要学习高中数理化和外语。黄埔军校对外语的要求比较高，学生可以选读英语或俄语，毕业时都要上台用外语演讲。十月革命胜利后，俄语代表着先进文化与时代精神，徐祗则放弃了学习多年轻车熟路的英语，毅然选择了全然陌生充满挑战的俄语。每周日上午举行“总理纪念周”，学生们打着背包站在礼堂，等待训话。当时校长蒋介石经常不在南京，“纪念周”一般由教育长张治中主持，时常邀请国民党元老如戴博贤、居正、汪兆铭来校做精神讲话。西安事变后，张治中也讲过关于联俄容共抗日问题。

　　1937年西迁，第一站是江西九江，徐祗则打着背包跟着队伍，边走边操练，休息时上课，12期学员途中毕业后直接奔赴抗日战场。离开庐山后，学生们乘船赴武汉，汉口有几间日本人占领的工厂，日本人败退后，他们就用来作教室，在里面上课，学习一段时间后继续赶路……正说着，徐老问我知不知道“诈营”，他说：“我们13期西迁行军，快到四川铜梁时，有过几次‘诈营’。”我问怎么回事，他接着说：“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响起冲锋号，我和全班战友都被惊醒了，迅速起床着装，去纪念室取了枪就跑去集合，到了室外，只见几个队长、区队长又是吹哨又是摆手，原来是军校的司号员天天行军训练上课，身体消耗大，极度疲劳，加上战时氛围紧张，晚上梦到战斗，就吹起了枕边的军号。”徐老说：“还有一次，隔壁班的学员太疲劳，大声说梦话，又引起一场‘诈营’，我们当时睡的是三层铺，睡在第三层的同学，有的甚至直接跳到地面，跳下来原地蹦了好几下……”十八九岁的学生兵，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突然接受大强度的行军加训练，身体和精神的疲惫和紧张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但是他们在黄埔精神的感召下，仍然训练投入，反应灵敏，保持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艰辛的成长历程培养了黄埔学生百折不挠的韧性。徐祗则和学员们后经川湘公路到达四川，1938年9月毕业于四川铜梁。在送别赴前线作战的同学时，他紧紧握着同学的手说：“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是最光荣的事情，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到前线去血战沙场。”

　　毕业后，徐祗则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在西安七分校长洲中队做区队长，负责学员日常管理与基本教程授课，教的学生以第15、16、17期最多。当时课程分为“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四大教程和“操典、野外条例、内务条例、射击教范”四小教程。徐祗则负责教授小教程，通过上课出操，对学员进行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的训练。中小学时的教育经历让徐祗则对党派思想持开放态度，在他看来，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延安八路军，都是保家卫国，都是为民族而战。当时，班里有几名思想进步的学生，想去延安，私下里找到徐祗则，他不仅没有阻拦，还暗地里为他们提供方便。“我当时想，去延安也是打日本，在队里也是打日本，反正都是打日本，就支持他们去延安，后来被军校发现，我受到了处分，被关了十几天禁闭。”徐老不无骄傲地回忆道。

　　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平绥铁路，10月17日占领包头，德王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38年春，日军加紧策划向我大西北的屏障和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伊克昭盟进攻。3月，日寇在包头设立了所谓的“伊克昭盟公署”，通过德王拉拢蒙古族青年，对蒙古族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为了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阴谋，挽救不明真相的蒙古族青年，1941年，胡宗南派出少将冀赓亮（黄埔3期）任主任，带领徐祗则所在的七分校部分成员赴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巴音陶乐海喇嘛庙开办为期两年的西北民族青年抗日训练班。徐祗则任训练班的区队长，接到通知，他立即随部队前往。训练班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防止蒙古族青年受德王蛊惑而投靠日本人；二是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提高蒙古族青年的自身素质，为抗战培养人才。当地青年都要入班参训，在授课的过程中，徐祗则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蒙古族青年不通汉语，无法直接沟通，理论课程的开展可以依靠翻译，但是，操练中的“立正”“稍息”等命令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不适合翻译。于是，他便着手学习蒙语，可是，一点基础也没有，怎么学呢？徐祗则留意到当地有许多做生意的榆林人，通晓蒙汉双语，便去请教，把想说的话写在本子上，请他们在上面标注蒙语的读音。他又找到庙里的老喇嘛，读着本子上的标音，向他学习标准的读法。这样，徐祗则逐渐掌握了蒙语的用法，后来，少将每次出行都将他带在身边，当做翻译。伊克昭盟隶属于傅作义部队，1942年训练结束，徐祗则随领导面见傅作义汇报训练情况，傅作义对训练班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他们通过训练，使日伪拉拢伊克昭盟各旗青年的罪恶企图破产，让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有生力量蓬勃生长。徐老说：“这两年训练的蒙族青年，有的后来加入了傅作义正面战场的部队，有的过黄河去了延安，有的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保卫自己的家乡。”

　　西北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祗则从黄埔军校七分校调入新疆部队，任整编178旅532团副团长。1949年春，时值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赴北京担任国共和谈代表，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将河西驻军91军、120军等调到临洮、天水一代，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此时，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将军，早已与在北京的张治中将军秘密联系，酝酿起义，并在河西驻军调动的时候，从新疆派532团进驻酒泉，重点防护当时我国唯一的油矿——玉门油矿。８月底兰州解放，河西震惊，解放军大兵压境，除马步芳嫡系残部退往青海外，国民党其他残余部队退至张掖、酒泉，并在高台附近构筑工事，蒋介石准备在河西失守时下令炸毁玉门油矿。此时，在北京和谈的张治中将军多次电告陶峙岳将军，酝酿起义一定要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陶峙岳将军多次直接给532团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忠于职守，稳定军心，做好玉门油矿的安全警备。

　　徐祗则作为532团副团长，带领一个营驻扎玉门油矿。形势危急，不容疏忽，进驻后，他便与玉门油矿负责人邹明经理达成共识：不论战局发展如何，油矿是国家财产，一定要确保不受破坏。为此，他命驻守玉门油矿的部队进一步加强警戒，日夜巡逻，加强重点部位的警卫，防止任何人用任何方式破坏油矿。

　　9月21日，徐祗则接到河西警备司令部的通知，参加在河西驻军负责人会议，酝酿起义。会议接连开了几天，最终决定河西早新疆一天，于24号以陶峙岳将军领衔、国民党河西驻军将领依次签名，发出率部起义的通电。在第一天会议结束，起义决议未决之时，汤祖坛参谋长找到徐祗则，告知解放军1兵团的联络员要在22日去玉门油矿联络和商谈接防事宜，事关重大，要他陪同解放军联络员去玉门做好—切接防准备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并征求他的意见是否需要再向玉门油矿增派兵力。徐祗则深知此行的重要性，首先要保证解放军代表的人身安全，532团驻扎在玉门油矿的1营官兵，在没有宣布起义前思想是有差异的，另外，矿上还有国民党河西党部派的特务和矿警大队的顽固分子，一旦他们得知共产党代表进入油矿，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到这里，他向汤参谋长提出再从驻酒泉的532团抽调一个连随他入矿，便于机动行事，应对突发事件。

　　9月22日，徐祗则陪同解放军代表黄诚和一个连队乘坐两辆军用大卡车驶向玉门油矿，为确保安全，那几天他与黄诚几乎形影不离。部署好带去的一个连，又反复交待连长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连长是他军校的学生，对于部队起义已有思想准备。他陪同黄诚去和油矿经理邹明见面，到油矿的各重要岗位巡查，慰问油矿护矿的队员和驻军。护矿大队的主要成员都是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于油矿各重要部位、设备的隐藏保护都很有经验。在油矿的招待所里，他又与黄诚商谈了迎接解放军接防的具体事宜。谈毕已是深夜，徐祗则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忧虑的是，在解放军接防之前的这几天，千万不能出问题。最后，叫勤务兵找邹明经理要了几颗安眠药吃下，才睡了两三个小时。一清早，他便爬起来，到驻军营房和官兵谈形势，因部队起义通电还没有正式公布，不能明说已起义，但又要让官兵们感觉到自己是赞成起义的。当时，一个营长对起义有抵触情绪，徐祗则—方面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向酒泉的汤参谋长报告情况，他对这个营长说：“如果你不想管部队，你可以不管，我直接管，反正我是要起义了，部队要跟我走。”由于他平时和这个营长私交不错，尽管营长对起义有情绪，但在那几天里还是听从指挥未敢轻举妄动。

　　9月24号一大早，按原先计划，徐祗则拿出几天前就已放在身上的陶峙岳将军签署的起义命令，向部队正式做了宣布，同时也表扬了1营官兵这几个月来保护玉门油矿做出的努力，并要求大家忠于职守、再接再厉，做好迎接解放军接防的准备工作。接到25日解放军1野2兵团3军的装甲部队将在黄新廷军长亲自带领下来玉门油矿正式接防的通知后，他心情非常激动，玉门油矿上上下下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25日一大早，他和黄诚主任、邹明经理等油矿有关负责人在通向油矿的大路旁，接到了黄军长率领的解放军装甲部队，他首先向黄新廷军长敬礼，简要报告了驻军警卫玉门油矿基本情况，黄新廷军长还礼后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好，非常好，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随后，他陪同黄军长同乘一辆吉普车开进油矿厂区，沿途油矿工人们欢呼雀跃，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

　　到了油矿招待所，他便与黄新廷军长和3军的作战处长，共同研究部队换防具体事宜，徐祗则考虑到驻军才起义一天，从安全的角度，建议由玉门油矿矿警大队先在各个油矿岗位执勤。532团驻军起义官兵和解放军进驻油矿的装甲部队，同时坐车相对而驶、错车而过，相互挥手致意，一个开入矿区进入执勤岗位，一个开出矿区到酒泉接受和平整编，就这样，玉门油矿部队安全顺利地完成了换防仪式。他又在第一时间给酒泉的汤祖坛参谋长和熊略团长打出电话报告：解放军1野3军在黄军长的带领下正式接防玉门油矿，我部已圆满完成任务。此时正在酒泉的解放军1野2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得知这个消息，迅速向1野彭德怀司令员和党中央做了报告。1949年9月25日，玉门油矿——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油矿，终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并且一刻也没有停止生产，马上就为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能源支持。

　　1949年9月25至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和平起义，部队整编，徐祗则率部编入第1野战军1兵团第6军16师47团，任副团长。9月28日，16师会师酒泉，随王震进军新疆。1950年3月，原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策动新疆少数民族反动头目乌斯满等人，打着“保族、保教”旗号，在哈密等地袭击部队，残杀群众，破坏交通，裹挟哈萨克族群众，妄图切断我军与内地的联系，向西夺取新疆省会迪化，掀起了新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叛乱。为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16师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开始了剿匪之战。

　　16师副师长罗少伟，英俊伟岸，骁勇善战，徐祗则非常敬佩他。徐祗则回忆进驻新疆哈密不久，他碰到罗副师长乘车出发，约他一块去。徐祗则告诉副师长他明天带部队还有任务。几天后就传来了噩耗：罗副师长一行，从了墩赶往七角井，车行至车轱辘泉附近时，遭到叛匪袭击，壮烈牺牲。

　　乌斯满匪徒素有“马上如狼”之称，狡诈凶残，擅长奔袭，武装分散，战斗力强，部队剿匪异常艰难。16师进军红柳峡，由花庄子向紫泥泉进发，4月1日行至尖子山附近与部分匪徒正面相遇，经过两小时激战，毙敌40名，俘敌30名，使匪徒遭到重创。10日，进剿小红柳峡叛匪主力。11日，于小红柳峡围剿乌斯满。12日天气骤变，部队遇到暴风雪，民族军骑兵战士送来大衣给官兵御寒。次日凌晨，小红柳峡上空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解放军战士如神兵天降，从山上冲下来，正聚集在这里开会的几百名匪徒顿时惊慌失措，溃不成军……47团与师部同驻哈密，既要剿匪，又要承担保卫师部安全的重任，不能全团出动。哈密的叛匪多为散兵游勇，47团发现股匪，就派出营、连的兵力，予以剿灭。经过两个月的激战，16师共毙伤敌448人，俘虏匪首贾尼木汗及匪徒1730人，缴获机枪12挺，各种手枪24支。1951年7月，16师剿匪战斗胜利结束。

　　1952年，16师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屯垦戊边”，征尘未洗，铸剑为犁，军区下达了“部队要全面开展生产建设”的命令，生产建设成了司令部的重点工作。徐祗则被任命为6军16师司令部的首任生产科长。

　　哈密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水源奇缺。自古以来，哈密人民仅靠几百条坎儿井和几条明渠引天山雪水，种上星星片片的田地，打下的粮食自给不足，军队给养需从内地调运。想在此处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首先就要解决水源问题。经过周密考察，师党委决定，从天山脚下的石城子开凿一条横穿戈壁砂碛地区，灌溉二道湖荒原的大水渠，并以这支部队在战争年代的代号“红星部”命名为“红星渠”。1951年2月，16师47、48团和师直及46团部分官兵共2000多人，顶着呼啸的寒风，在茫茫戈壁安营扎寨，挖开砂石坑，上面垒石头，建起了“红星一庄”“红星二庄”……战士们风趣地描述这种房子：

　　石头地板，石头墙，

　　草棚顶，露天窗，

　　月亮出来电灯亮，

　　太阳出来晒热炕；

　　石子上铺上些干柴火，

　　吱吱呀呀赛过钢丝床。

　　时任47团副团长的徐祗则，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与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70华里长的渠，铁钎打，双手挖，战士们的手都磨出了鲜红的血泡。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中，一切都要依靠人的智慧和力量，没有火，战士们就回到燧人氏的时代，打石头取火，没有水泥，战士们就烧好砖，用碾子碾碎，筛成粉，跟石灰掺起来，发明“代水泥”……在艰苦的修渠劳动中，广大指战员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达25项，改良工具100余件。6月，6军罗元发军长来到哈密工地看望部队，盛夏的戈壁大漠骄阳似火，他看到战士一个个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黝黑的皮肤，闪着亮光，含着泪花说：“同志们辛苦了！”16师广大官兵艰苦奋斗，历时481天，红星一渠于1952年7月15日全部竣工。紧接着，47团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于1953年4月5日，修成了从五道沟通往火石泉37.4公里长的红星二渠。

　　传道授业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与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相适应的中、高级指挥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研究创办军队院校问题，决定首先成立一所全军综合性陆军大学。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筹办院校，尤其缺少军事教员，刘伯承便从原国民党起义部队挑选将军为正军职干部讲授兵团作战指挥，挑选团级以上有文化的年轻黄埔学生作小教员，分配到基本系，为团、营、师级干部授课。1953年5月，徐祗则调入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训练部合同战术教研室军事教员。基本系教案由教员们集体编写，刘伯承、苏联顾问、经过苏联顾问训练的教研室主任分别讲话，指导教员们把共产党延安的抗战经验、原黄埔军校课程和苏联的军事理论三者融合为一体，作为授课教程。当时，张帆任教研室主任，教案写好要经过他的批准才能投入使用，可见军事学院将教案编写当做一项重点工程严肃对待。基本系的授课既有理论课程，也有实战演习。演习的时候，徐祗则便走下讲台，给学员提出各种各样的实战难题，让学员们当指挥，给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学员们经过演习，有了处理具体问题的经验，回去再听讲解，就更加生动形象，枯燥的理论变得容易消化吸收了。学员中有许多老红军，文化基础较差，但是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态度很认真，经常学习到深夜，既让徐祗则感动，也让他感到责任重大。专业的训练，使军事学院毕业学员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造就了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科学精神的优秀军事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毕业分到部队后多是师、军级指挥员，80年代的军区领导很多都是当年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员，包括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毛泽东主席在陈毅元帅的陪同下来院视察，朱德总司令来院参加基本系学员的监考和毕业典礼，体现了党和国家军委对国防现代化正规化的重视，也坚定了徐祗则忠诚于党的国防军事教学事业的信心。

　　1957年10月，海军系扩建为海军军事学院，独立后，几易其名，1986年6月，改称海军指挥学院至今，是中国海军最高学府，担负着培养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海军军以上机关参谋及军事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任。1957年学院独立之初，急需一批年富力强、教学科研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员，徐祗则被调入海军学院，担任训练部合同战术教研室军事教员。“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对徐祗则而言，这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是一个新的挑战，很多知识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海军上级机关和海军学院重视对教员的培养，经常组织教员参观各类驱逐舰、潜水艇、护卫舰等，重大演习组织教师现场观摩，增加教员的感观阅历与实战经验，提高授课、科研质量。徐祗则的身体很好，从不晕船，加之黄埔军校时打下的扎实的地形学基础，需要出海的大小演习多能看见他的身影，他有时也带着学员去紫金山、汤山、西村等地翻山越岭，沙盘作业。渐渐地，他的授课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实用、靠近实战，他本人也因此屡获嘉奖。

　　1958年炮击金门时，国共双方隔海炮击。正值我军实行部队军官下连当兵锻炼的时期，徐祗则来到了福建海防前线，带上列兵的标志，跟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他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在福建前线海岸炮连参加炮击金门战斗，闲暇时，他也给战士们讲授基础的军事理论知识。几个月下来，徐祗则与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金门方向炮击的时候，战士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往我的身上扑，危险到来的时候，为了怕我受伤，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非常感动。”徐老激动地说。当年下连当兵，徐祗则被评为六好战士。80年代，徐祗则去美国看望小儿子徐钊时，见到了1958年台湾金门炮兵的指挥官、与自己小学、中学、黄埔军校均系同门的炮科的老同学刘干庭。

　　“我每天朝你那打炮。”

　　“我每天朝你那打炮。”

　　“没把你打死啊？”

　　“没把你打死啊？”

　　……

　　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曾经兵戎相见的手足兄弟，相逢一笑泯恩仇。

　　1976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回到了正轨，军事建设的发展需要高等院校站在更高的层次看海军，徐祗则也从合同战术教研室来到了军事学术研究部，专门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研究，主要领域为海军史，比如诺曼底登陆、珍珠港等各种海战。他努力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军队、地方的学术研讨会，把研究的成果，编为海军学院的授课教材。

　　1978年，徐祗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53年调入军事学院，直至1984年离休，30载春秋，他在部队军事教育的岗位上，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老有所乐

　　1984年，徐祗则在海军学院学术研究部从正师职研究员岗位上离休，开始了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少年夫妻老来伴，执手相看两不厌”，夫人金湟子是徐祗则的精神支柱，二人鸾凤和鸣，伉俪情深。金湟子，兰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比徐祗则小5岁，哥哥与徐祗则同是黄埔13期学员，交情笃深。在黄埔七分校兰州总队作区队长时，徐祗则常去金家吃饭聊天，偶然见到金湟子，被她清丽的气质和优雅的谈吐深深折服，在哥哥的撮合下，他们相恋了。当时，金湟子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只有寒暑假才回兰州。1948年，金湟子大学毕业，毅然只身远赴新疆，与徐祗则结婚。1949年，金湟子投笔从戎，在部队宣传科做文化宣传干事，既给师、团干部上课，也给战士扫盲，工作成效显着，多次立功受奖。1956年，她转业到南京二十一中学，担任教研组长教高中语文，她踏实肯干，不争名利，总是把分房、调级的好机会让给别人。金湟子自幼酷爱中国水墨山水画，退休以后进入老年大学，参加“金陵十姐妹”，以画会友，携手共进。晚年，徐祗则只要疗养或旅行便与夫人同行，他拎着写生画板，陪伴她画遍大江南北。2008年，子女为他们举办隆重仪式，纪念父母钻石婚。如今，金湟子身患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十余年卧病在床，徐老一直坚持跟她说话，每天嘘寒问暖，他对子女说：“妈妈有知觉，对她一定要尊重，有妈妈在，这就是一个家，妈妈不在，我也活不长了。”儿女们无不为二老的深情所感动。

　　徐祗则膝下子女5人，四世同堂。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徐祗则一直非常严格，要求孩子们勤俭、自立、守规矩。从小学一二年级起，他们就自己打饭、洗碗、洗衣服，养成了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在他们的印象中，父亲是慈爱的，更是严肃的，从小就教导他们，要节俭，衣服坏了补补再穿，要上进，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徐祗则的三儿子徐铮回忆道：“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正在大西北坦克部队服役，平时家里都是妈妈写信给我，有一天，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爸爸的来信，信中让我主动报名去参加反击战，说为祖国而战是军人的光荣职责，我很受鼓舞，当即报了名。”在父母的悉心教育下，五个子女都成为了各自单位业务骨干，五子徐钊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工作取得美国籍外，另外4个子女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祗则热爱运动，一直保持着乐观阳光的精神状态和健康协调的身体素质，并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七十岁游泳，筋骨强健；八十岁打网球，获得南京军区老战士网球队双打冠军；九十岁长跑，参加马拉松比赛；现在眼睛黄斑变性，视物模糊，活动量减少了很多，但还是坚持每天在院里散步。2008年1月，徐祗则参加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手握拐杖跑了5公里。主办方担心途中发生危险，专门派了一辆车跟在他身后，保护他的安全，他却要求将车辆撤走，他说：“我是军人，要倒也是往前倒。”这位须发斑白的老人，用他的自信打动了在场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一路上大家在给我鼓劲加油，还有人送给我一支象征活力与激情的三角梅。其实，对我来说，名次并不重要，到达终点就算成功。顾拜旦不是说过吗，参与就是胜利，这就是体育精神。年轻人，别小看我，去年3月的厦门马拉松比赛，我可是跑完10公里的。”

　　离休后，徐祗则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008年，得知北京奥运会选拔火炬手的消息，他便让孙女帮他报名。火炬手选拔需要经过几轮考试，每一轮他都认真对待。有一轮需要演讲，他就自己写了一篇讲稿，一遍遍地背诵、练习，召集全家人坐在沙发上当观众，每讲一遍，就让家人提意见。他一身正气，从不求人，选拔期间，他却逢人都说上一句“投我一票”。5月，他终于过关斩将，得偿夙愿，高举奥运圣火，出现在跑道上，成为江苏年龄最大的火炬手。“前几天我还专门排练了一次，200米跑完花了2分钟。我给自己定的节奏是慢跑，不能太快就把火炬交走了。”徐祗则说，“是时代好，让我们有了好的机遇，作为老黄埔、老军人、老干部的代表，我会用饱满的精神劲让大家看看我们老年人迎接奥运的热情。”

　　徐祗则关心社会发展和时政动态，每天坚持收看新闻联播，视物模糊了，就改为收听新闻。去美国看徐钊时，顺路看望一些老同学和华侨，便对他们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位黄埔同学深受感染，之后便鼓励他的儿子回祖国投资办厂。海院干休所党组织的活动，他几乎从不缺席，每逢抗洪、地震、抢险救灾，干休所组织捐款，他都踊跃响应，汶川地震捐了几千元，收到中组部颁发的捐款纪念证书。

　　徐祗则一直保持着强健的体魄，这一方面得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心态。徐老告诉我他的三字箴言“度、量、衡”：“度，就是生活习惯要有度，我60岁戒烟，平时基本不饮酒，起居规律，一日三餐，不吃零食；待人接物有度，不虚张声势，画蛇添足。量，就是要宽宏大量，有包容心，能够换位思考。衡，就是要心理平衡，不盲目攀比，比过去好，就知足；身体平衡，注意协调保证全身均衡锻炼，比如，习惯于一只手做事，就适当换换另外一只；还有，也要持之以恒，好的生活习惯和循序渐进的身体锻炼应该坚持不懈。”

　　1988年，徐祗则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解放荣誉勋章；1990年又获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发的“从事国防教育事业30年”纪念奖章；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荣誉奖章。这三枚珍贵的奖章，是祖国和人民赋予徐祗则的荣誉，更是他人生经历的珍贵纪念和总结：曾经完整地经历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曾经完整地经历了共和国解放保卫玉门油田和新疆剿匪历程，曾经在部队国防教育的讲台上走过30载春秋。

　　如今，徐祗则已是一名百岁老人。作为一名黄埔人，在这段从血雨腥风到日新月异的历史中，他是亲历者、见证人，更是实践者。在爱国救亡、卫国戊边、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他秉持着内心“亲爱精诚，和平正义，敬业奉献”的圣火一路奔跑，他传递的是国家的宝贵矿藏，是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是现代军事理念与技能，更是爱国、奋斗、矢志不渝的黄埔精神。他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扎实脚印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怎样面对历史，面对生活，面对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一种精神可以怎样支撑着一个人、一支队伍、一个民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