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中的周恩来

　　北伐战争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发起。周恩来在北伐战争中积极动员和有力组织，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北伐战争，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培养大量军事人才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北伐的胜利准备了人才基础。据聂荣臻元帅回忆:“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全党来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但早在北伐战争之初，党内就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开始从事军事运动，其中，周恩来就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不久，就受党的委派和孙中山的任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年仅26岁，由于他出众的爱国精神和忘我的工作作风，立即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到军校以后，同受党委派到军校担任各项工作的恽代英、聂荣臻、熊雄、包惠僧、肖楚女等同志一起，作了大量带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军校建立和领导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在军校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师生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当时教员中的金佛庄、郭俊、唐同德，学生中的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都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到了1925年8月，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到2000余人。周恩来按照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在军校为学生设置和讲授《帝国主义之解剖》《社会发展史》等多门政治课。周恩来还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以及关于革命军队性质和任务的教育，引导学生支持工农运动，积极参加当时正在各地兴起的革命斗争。当时，党从各地选派了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他们大多成为军校学生的骨干。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周恩来说：“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但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只有39人），他们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及学生，来之前都曾担任过团以下党代表、政工人员及带兵军官，既有很高的党性觉悟，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而周恩来本人也被免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被迫撤离国民革命军第1军。黄埔军校的200多名军队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在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在广州大佛寺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组织学习。周恩来担任这个训练班的主任，他向学员作了《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演讲。他在这篇演讲中系统地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他具体论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和方法，并指出“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这样才能鼓起作战的勇气，得到人民的支持，巩固革命的基础。当北伐军准备出发的时候，周恩来所作的演讲，对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弄清楚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是有帮助的。

　　周恩来还请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苏兆征、陈延年等中共领导人到训练班讲课。周恩来还到汕头，办理东江行政委员和第1军政治部的交接事宜，在汕头停留约一星期后回广州政治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工作，充实了北伐军的力量。

　　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

　　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1军后，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干部很少，只有聂荣臻和黄锦辉。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左边有两张桌子，是聂、黄两人办公用的。西边的屋子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东边的是聂、黄两人的住处。军委机关机密性比较大，只有比较高级的干部才到那里同他们直接联系，一般人都到文明路的广东区委联系工作。

　　那时两广已经统一，已处在大举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前夜。放在广东区委军委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便是为北伐战争做好准备。

　　在北伐的准备工作中，广东区委军委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对北伐战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内部最初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并不赞成，认为国民革命军力量不足，暂时只宜处于防御的地位；又担心革命分子的大批北上会使广东的革命根据地难以巩固，因而对北伐的准备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广东区委和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对北伐战争却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准备。第二，中共中央在早期并没有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活动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不久，军事部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中共中央军事部最初由张国焘负责同各地联络。但张国焘当时担任的职务很多，又经常往来沪粤之间，对军事工作并没有怎么过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琐碎工作”。而广东却是当时大革命的根据地，集结在广东准备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中的党的工作历来是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周恩来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军委肩上。

　　当时，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的有七个单位的党的工作：国民革命军第1、2、3、4、6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周恩来每星期都要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部署各项工作。聂荣臻、黄锦辉同这些单位经常联系，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北伐战争做准备。同时，积极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支持和参加北伐。周恩来认为单靠北伐军“力量太少，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以负重大责任”，何况革命的工农大众“需要国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急切”。因此，他十分重视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来支持北伐战争。当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后，周恩来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北伐，警惕北伐中国民党右派压迫工农和破坏革命的活动。他和陈延年领导的中共两广区委积极组织省港罢工工人、粤北各地农民和广州、汕头、新会等地青年支援北伐。同年年底，广东境内的各种反动势力串通一气，企图扰乱北伐的大本营，阻碍北伐的顺利进行。鉴于国民革命军主力远在前线的形势，为继续巩固北伐的大后方，周恩来鲜明地强调“革命民众的武装力量是用以拥护革命政府向半封建势力斗争的”，因此，“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他同中共两广区委的其他委员共同研究，从黄埔第4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到广东各县担任领导武装农民的工作。对广东的工人运动，他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怀。周恩来等人在广东所作的种种努力，为巩固北伐的根据地、保证北伐的胜利进军，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早创建一支武装力量

　　周恩来最早创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周恩来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领导工作的同时，为了加强国民革命军的建设，1924年11月，在取得孙中山先生同意后，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部队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部队，队长是共产党员徐成章，副队长是共产党员周士第，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廖乾吾。铁甲车队除了担任警卫任务外，还多次参加革命的军事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5年10月，铁甲车队奉命结束，全体人员编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成为叶挺独立团的基层骨干。

　　1925年11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两广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在广东肇庆创建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独立团虽属国民革命军第4军，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的。团长和营长都是共产党员，连一级干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或者是青年团员，并且在全团范围内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据周士第回忆，当时“从黄埔军校调来的杨林，又名毕士梯，共产党员，朝鲜人，任独立团第3营营长；董仲明，即董朗，共产党员，四川人，黄埔军校1期毕业，任参谋；吴兆生，又名吴道南，共产党员，湖北人，黄埔军校2期毕业，任第2连连长；卢德铭，共产党员，四川人，黄埔军校2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组织干事，来独立团后任第4连连长；袁炎烈，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军中心政治部宣传干事，任第6连连长；练国梁，共产党员，贵州人，黄埔军校1期毕业，任机关枪连连长；蔡晴川，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军校2期毕业，任监视队队长，这个队均为十几岁的青年组成，有称青年队；张堂坤，共产党员，浙江人，黄埔军校2期毕业，任担架队队长……后来，又调来曹渊，共产党员，安徽人，黄埔军校1期毕业，任第1营营长；许继慎，共产党员，安徽人，黄埔军校1期毕业，任第2营营长；胡焕文，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军校1期毕业，任第9连连长”。独立团建立共产党支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建立党小组，这是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军队，直接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周恩来这时在党内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又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一身兼数职，每天从广州文德路往返于黄埔岛，晚上还要参加各种会议，过党的组织生活。1971年邓颖超同志在广州时，曾到她当年和周恩来战斗过的中共两广区委旧址参观。她深情地回忆说：“我和恩来同志每周都有几个晚上来这里开会，那时毛泽东同志也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研究问题，有时一直开到十一二点。”

　　独立团建立伊始，周恩来就指示要把部队“迅速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独立团官兵在叶挺团长的率领下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周恩来还强调“对独立团政治建军”。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独立团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整个部队出现了与旧军队不同的新面貌。

　　1926年夏，北伐军正式出征之前，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部队率先出师，为整个北伐军打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独立团出发前，周恩来专程亲临独立团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战前动员，讲解北伐的意义，提出了几点要求：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地与友军团结；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现在有些军不愿派部队先去，只要你们得了胜利，他们就会跟上来的。”周恩来最后激动地说:“饮马长江，武汉见面。”

/ 1926年，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分赴北伐前线。

　　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周恩来这些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把它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南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后的时间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对全团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叶挺独立团出师后，在进军过程中，广大党团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打了许多胜仗，对整个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独立团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屡挫强敌，威震敌胆，在两湖接连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两次大捷，消灭了不可一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然后又挥戈北上，合围武昌。经过激烈的交战，独立团率先突入城内，占领军事重镇武汉，实现了“饮马长江”的战略设想，为北伐的顺利进军扫清了障碍。第4军因而博得“铁军”的声誉。有关“铁军”的故事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广为人知。这同周恩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到后来创建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反映了共产党内一批革命家在早期就开始懂得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周恩来所开拓的建立革命武装队伍经验以及所培养的一大批军事干部，为北伐战争作了军事战斗力上的准备。

　　朱德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的座谈会上说:“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1925年革命政府进行改组，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同志成立独立团，附属在第4军张发奎的第12师内训练。北伐时，该团约有2000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第、陈毅、聂鹤亭、肖克等同志，都是独立团来的。南昌起义时，该团已发展成6个团。”接着，朱德还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湖南起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时曾经说过:“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到1924年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以至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积极配合北伐战争

　　周恩来拥护孙中山北伐的战略计划，并且用实际行动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25年10月，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明确地阐明了孙中山的统一思想，他说:“孙总理之志愿，第一统一广东，第二统一中国，第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可说刚起首，才达到总理遗志的一点。”他号召大家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努力奋斗，目前统一广东，进一步统一中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开始前，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企图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周恩来和毛泽东、陈延年等主张给蒋介石以回击，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周恩来被迫离开国民革命军第1军后，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他帮助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定了北伐的军事计划。积极推荐优秀的共产党员去军队工作。同时，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广东区委军委干部聂荣臻、黄锦辉等，“仍然通过各种办法,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开展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做准备。”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委军委决定以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或将问题反映给军委，并沟通军队同各地党组织的关系。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就接到广州来的指示：“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能很快，你们的战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争取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从广州派来许继慎（黄埔1期毕业生，共产党员）等30多个营、连、排干部到独立团工作。”叶挺立刻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很快招足了新兵，配备了干部，把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建立起来。张发奎后来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的。”9月间，北伐军在围攻武汉的同时分兵向江西进发，讨伐控制东南五省的另一个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广东区委军委又决定在开往江西的军队中成立军事的党团，制订组织大纲，并规定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受当地党委的指导。大量这类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广东区委军委领导下进行的。

　　周恩来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响应与配合北伐。为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够出现里应外合、速战速决的好形势，周恩来在北伐前夕就派遣了许多黄埔学生和革命干部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即北伐军所要经过的省份），争取地方武装力量响应北伐。湖南、湖北、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省均派有负责人执行这一任务。例如，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黄铁民奉周恩来之命潜回安徽，促使当地军阀马济的部下陈雷团长率部起义。此外，周恩来还亲自领导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的顺利进军。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发动后，他亲临前线指挥，经过浴血奋战，击溃了北洋军阀的军队，占领了上海。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这时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制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革命的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周恩来清醒地看到这一切。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表示准备任他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征求他的同意，被周恩来拒绝。1926年底，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反驳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所谓目前民众运动“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指出：“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现时方是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遥远。所以这时候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

　　他又驳斥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谬论，指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他以明白的语言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写道：“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因此，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最后，他响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变，周恩来决定用自己手中的武装与反动派周旋，为革命打开一条血路。他委派刚从四川回来的陈毅到军校任中共党委书记，协助恽代英进行各种应变准备；批评了北伐军暂编第15军副军长黄慕颜在这关键时刻提出的西退四川、依赖四川旧军人徐作良图的倒退想法。虽然周恩来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由于曾以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集团顽固反共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周恩来等人争取北伐彻底胜利的愿望落空了，北伐战争以夭折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领导了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新时期，继续为完成北伐战争未能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