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与黄埔军校

　　廖仲恺是受到孙中山委托参与黄埔军校筹备与创建第一人，从参与筹措到与共产国际代表谈判，协商确定在广州创办党义军官学校并主持建校，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任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以及所有驻广东各军总党代表，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扞卫者，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向前，是那个时代着名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国民党左派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笔者拟据海峡两岸档案史料书籍报刊信息，将廖仲恺与军事、粤军、黄埔军校和党政事务相关史实，作些史料事迹归纳整理与考释述略。

　　

　　廖仲恺

　　襄助中山先生，促进国民革命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祖籍广东归善，祖居广东梅县。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1893年，父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897年由其叔父安排，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何香凝（1878－1972）相识并在广州结婚，时居广州城内同福西路龙溪新街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二层小楼，即“双清楼”所在地。后与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1898年，廖仲恺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有赴日本留学的愿望，为了支持丈夫，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1903年4月，何香凝再将自己物品变卖后抵达东京，开始了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继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1903年9月，廖仲恺、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孙中山，被他的伟大气魄和坚定信念深深感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从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组建同盟会。8月廖仲恺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外务部主事。何香凝则是同盟会首位女会员，担负联络与内勤。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点与聚会场所。在忙碌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相继诞生。廖仲恺于1906年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其间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廖仲恺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此时，廖仲恺多次潜回国内进行秘密活动，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主持家务，兼顾参与一些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国，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相得益彰，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被誉为“革命伉俪”。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俩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1914年6月23日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廖仲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致力于反袁斗争。1916年10月13日，廖仲恺接替张人杰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长。1917年9月，孙中山开府广州，廖仲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1918年6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撰稿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13日，廖仲恺任中国国民党本部财政部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其间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1919年至1920年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命赴福建漳州，帮助组建援闽粤军和协助解决财政难题，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1920年4月，廖仲恺致电孙中山曰：“以粤军独立作战，非先筹备枪炮子弹不可……粤军出发后，必尽力援助。而竞存之意，则必须先得子弹，然后出发，盖事实上必如此，然后有成算而壮士气也。强粤军无助而先动，盖全军士气所关。”1920年夏间，廖仲恺奉孙中山命，在上海与漳州两度会见过共产国际使华人员波达波夫（来华时化名路博），在漳州会见时，陈炯明、陈友仁等在场参与。后在上海会见时，是与孙中山一同会谈，波达波夫“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情况，劝孙中山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进行中国革命”，还赠送了英译本《苏俄宪法》。援闽粤军返回广州后，廖仲恺协助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任财政部次长，后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努力开创广东革命局面。

　　参与苏俄谈判，创办黄埔军校

　　1922年1月间，廖仲恺陪同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双方讨论了中俄两国革命结盟，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及苏联帮助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等问题。马林不久到广州后称：“我在广州每天都同国民党的领袖联系，他们对俄国革命与苏军组织表示极大兴趣。”这里自然包括廖仲恺等，正是基于会见廖仲恺过程中留下了良好印象，马林十分肯定地认为，廖仲恺“是国民党的最重要的人物，应利用其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粤军将廖仲恺囚禁于石井兵工厂，何香凝三次去探监不得开释。1922年8月16日，何香凝得知陈炯明在某地召开军事会议，前往会场直接质问陈炯明：“仲恺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你要把他关起来？今天我来就没打算走，把我剁成肉酱也不怕。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对仲恺是杀？还是放？”陈炯明佯称关押廖仲恺是手下干的，他并不知情，然后写了字条交给何香凝，同意放廖仲恺。何香凝立即赶赴石井兵工厂，接走廖仲恺并连夜乘船赴香港，终于及时脱离险情。

　　1922年9月，廖仲恺伉俪奉孙中山命，以访问兄长廖恩焘为名赴日本东京，实际上他们是要代表孙中山与苏联全权代表越飞或其随员谈判中俄携手合作问题，后因越飞未能前往，等候月余未果，另约上海会谈。1923年1月17日，越飞赴上海与孙中山会商，正式签署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席间廖仲恺与会磋商，并在会后陪同越飞前往日本，进一步落实宣言提及的援助问题。廖仲恺在日本热海期间，实际上多是在伊豆山相模屋旅馆与越飞的助手谢瓦尔沙龙、列温两人会谈。廖仲恺与越飞的会谈则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与干扰，他以探病名义到越飞房间，“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每次谈话回来，都是满面笑容表现出得意的样子”。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的实质内容，是苏联政府对孙中山政权提供经费、物资与人员等援助问题，也是孙中山“联俄”的主要目的。越飞在会谈中曾对廖仲恺说：“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自身的军队。”廖仲恺亦对此深以为然，越飞还同意了廖仲恺提出的建军计划，“答应给予孙中山（国民党）充分的援助，并推荐鲍罗廷到广州担任顾问，以便于实施廖项计划”。此外，越飞称：“他与廖仲恺已经依据托洛茨基所创立的制度，拟写了一项创设军官学校的计划。”这应当是孙中山、廖仲恺等创立“国民党党义”军官学校最初的构想规划。

　　1923年1月23日，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参议。1923年3月底，廖仲恺离开日本返回上海。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电话征询各委员同意方式，通过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与加拉罕一起赴任”的决议，并同时决定由鲍、加两人分别接替越飞和马林在华已开展的工作。应当可以确定，1923年，俄共（布）及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式建立与不断增强，并最后落实财政援助和创建军官学校，显然是与当年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积极努力密不可分的。期间在广东，形势也变得有利于革命政府。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部粤军，组成东、西两路讨贼军，分进合击，于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被迫通电宣布下野，而后退居香港。

　　1923年3月，廖仲恺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1923年4月1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委任特派廖仲恺为劳军使。1923年5月7日，孙中山颁大元帅令特任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1923年10月15日，廖仲恺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第九号决议案，“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载于1923年10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接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将新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由廖仲恺等负责筹建。

　　1923年10月19日，廖仲恺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五名改组委员之首。1923年10月27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委派廖仲恺兼任大本营筹饷局总办。1923年10月28日，再指定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在广州创办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决议，会议决定：军校名称为国民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指定廖仲恺主持军校筹建事宜。1923年12月28日，被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定为三人财政委员之首，同日，廖仲恺与鲍罗廷商议选定戴季陶等首批军校教职官佐。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至30日在广州召开，廖仲恺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他几乎参与会议全过程，并分别作过5次大会发言。他在30日的会议发言中强调黄埔军校招生要注意政治觉悟素养，“声明：请各代表对于介绍（推荐）青年军官学生（指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海外代表亦可介绍，惟须与此同一注意。”此声明回应了此前孙中山先生请求各代表担负起陆军军官学校学员介绍、推荐时须注重政治素质。

　　1924年1月2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特任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排名第四）。1924年1月31日，廖仲恺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受孙中山委托，廖仲恺开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刚设置筹备处于广州南堤，蒋介石却因校长职位不明确，于2月21日自行宣布筹备处解散不辞而别。几天后，廖仲恺返回广州视事，孙中山于1924年2月23日令廖仲恺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继续军校各项筹备工作。其间，廖仲恺会同戴季陶等和参与黄埔军校筹备的张申府（时为中共党员）协商，征询张申府推荐尚在国外学习的优秀青年人才回来效力，张申府拟出15人名单，周恩来排名首位。廖还指示给周恩来寄赠回国旅费。1924年2月25日，廖仲恺亲自致电已到上海的蒋介石：“转介石兄鉴：党事讵可因兄而败，已代告假半月。来沪之军官学生，即请就近考验，事竣即归。择生（邓演达）来。恺，径。”此电报第一句即批评蒋介石不顾党国要务撤离职守。第二封电报称：“先生（即孙中山）切盼展（即展堂：胡汉民）及兄归……又学校（指黄埔军校）建筑及筹备各事，因兄不在，弊端滋生。军官教授，待兄而决。考取后，急须迁入学校。望兄偕展速行。”此信中责备有所缓和，表达了孙中山与廖仲恺殷切期待蒋介石回来承办军校诸事。廖致蒋第三封电文曰：“已往之政事、党事，弟任其咎，盼兄即归图更始。”意涵欲委蒋全权负责军校事务。廖仲恺在第四封电文指出：“叠电计达，兄不速归，事大不了。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屐尊荣，不能敝屐道义也。盼复。”廖继在第五封电报末尾词语殷切：“……惟数百青年（指黄埔军校学员）慕兄来学，为兄信用计，继不能使来自远方者，望崖而反。故仍积极筹备，以付兄托。校中财政已妥，兄归便可发表。其他改革，亦俟兄来共同策进，不成则同去未晚也。专此，敬颂。恺启，民国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于3月28日复电廖仲恺称：“必来粤。”但没确定归日。于是，廖致蒋第八封电文重申招生复试要把关从严：“沪执行部并转介石兄：粤考军官学生千二百余人，除粤籍外，湘、桂、赣、闽、滇等省数百人。中有三分之一青年，曾经毕业中学及专门，故试题于国文、算术外，加三角、几何、代数三种，以便较别。27、28日验体格，29日考试，各题全作者，为数不多。定额太隘，去取甚难。闻沪取学生百三十人，尚续取七十名。果尔，则将来到粤复试，不及格者必多，资遣往返，亦嫌糜费，请妥为斟酌。并复。（戴）季陶兄居室已纳空租一月，速来为佳。介石兄亦请即行。恺，三月三十日。”廖仲恺与李济深联名复蒋第九封电文意涵殷尊，原文照登：“蒋介石先生：俭电敬悉，此间考试事，正在进行中，一般成绩尚优。惟开学期近，各级官长暨诸同事，均待驾临决定。请速来，俾得举办也。仲恺、济深叩。四月一日。”以信内容判断，此时校长职待蒋上任已落实。至此，廖仲恺连续就赴沪军官学校考生复试诸事，发给蒋介石10封电报，督促蒋介石在上海履行黄埔军校招生事宜。第十封电报催促回粤，电文称：“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先生（孙中山）近多感触，亲信者不宜离去也。恺，四月三日。”

　　从当年廖仲恺在一个多月中给在上海的蒋介石发出10封电文的内容分析，蒋介石在上海期间参与了各地赴上海的黄埔军校应考学生复试，这是过去诸多回忆史料未曾披露的事情，值得在此复述。当年学生集中复试地点是上海迥龙里44号，当时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置于此。1924年4月14日，蒋介石与许崇智一同回到广州，廖仲恺始将黄埔军校筹备诸事移交蒋介石承办。

　　1924年4月21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委派廖仲恺为法制委员会四名委员之首。1924年5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5月11日，首次以党代表名义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救国的三要件》演讲，他指出：“俄国自革命以来，国势蒸蒸日上，是否人才比别的国家多呢？或是工商业比别的国家发达呢？其实都不是，我们知道苏俄自有组织、有计划的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国家改造的一切事业，都能够表现出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精神来，所以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生命……想救中国，只有三件事：就是要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精神。这三件事须从国民党做起，尤其须从本校做起，如果这三件事做不成功，就是本校失败。本校失败，就是国民党失败。”廖仲恺对于军校寄望殷切。5月15日，他在黄埔军校做题为《作事必须有恒心》的演讲。1924年6月12日，孙中山再以大元帅令特任廖仲恺为广东省长，此前免省长职一段时间。1924年6月16日晨，廖仲恺至广州南堤天字码头乘船，陪同孙中山等党政军要员赴黄埔岛，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6月24日，应邀在黄埔军校作《革命党应有的精神》演讲。1924年6月28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委派廖仲恺为财政委员会三名委员之首。同日赴黄埔军校，对全校师生作《军事训练之可贵在团体的精神在生活之养成》演讲。6月29日，廖仲恺陪同孙中山，到北校场出席检阅驻防广州的各支武装部队，检阅毕，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发表题为《检阅驻广州武装部队后演说》致词。

孙中山、廖仲恺（左一）、蒋介石、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

　　1924年7月11日，廖仲恺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1924年9月1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特任廖仲恺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免去广东省长职务，同时颁令兼任大本营军需总监及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职。9月23日，又颁令免除廖的此三项兼职，派古应芬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及省政府财政厅长。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北上前，任命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部长及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1925年3月底，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祭祀东征阵亡将士。根据廖仲恺提议，通过组建“党军”决议案，黄埔军校教导团于1925年4月6日改称中国国民党“党军”，廖仲恺兼任“党军”党代表。1925年5月间，廖仲恺赴汕头与蒋介石、许崇智秘密商议，率部返回省城讨伐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

　　1925年7月14日，黄埔军校开设政治训练班，意在培训养成党代表及政治宣传员。廖仲恺在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期间，还承担了《帝国主义侵略史》课程授课，他为将此课讲得全面深入，将该课程分为四讲，他深入浅出地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史实阐述清楚，深受军校师生欢迎。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创建而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竭尽全力，被军校师生誉为“黄埔慈母”，代代相传颂扬至今。廖夫人何香凝当年也是力倡创办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她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黄埔军校创立，仲恺任党代表。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也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孙先生和仲恺之所以这样苦心孤诣地创办黄埔军校，就是深知军阀终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进步的、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并最后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这就是为什么军阀杨希闵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同时也是为什么孙先生和仲恺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坚持一定要把黄埔军校办下去的原因。”

　　践行三民主义，力促国共合作

　　廖仲恺是推行与实践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最得力者，在此过程中还力促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廖仲恺坚定支持标志国共合作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方瑞麟（国民党一大代表）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发言申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并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廖仲恺支持李大钊的意见，最后大会通过了廖仲恺等所起草的《章程》，同意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据史料记载，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同时是在廖仲恺支持下组建的。1924年12月16日，廖仲恺对成立不久的铁甲车队草拟命令：“铁甲车队廖党代表乾五、彭特派员湃均鉴：前派大本营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续经第三师派兵一营，前往当地协同动作，谅匪徒不难平定。惟此次调兵，全为保护农民，清除土恶，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凡属良民，毋许侵扰丝毫，用符政府扞卫人民之本意。兹为顾全地方秩序起见，特委蔡县长鹤朋，彭特派员湃，廖代表乾五为委员，组织委员会，办理该地方绥缉善后事宜，并将情形随时具报。事完之后，各队伍即当调原防，毋得违误。”据1924年9月17日廖仲恺致孙中山电文：“案奉钧座令，委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暨广东财政厅长等因。奉此，窃维仲恺自民元以还，数管度支，剜肉补疮，无裨府库……惟默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辗转思维，实有不忍言，且不能不言之痛……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仲恺虽愚，亦知补苴无术。二十年来，以身许党，生死毁誉，在所不计，岂复珍惜羽毛，畏难思难。惟明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尚乞俯鉴微忱，收回成命，另简贤能。”以电文所述，廖仲恺生平为广东革命政府可谓呕心沥血、费尽辛劳。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北上之前，特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总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1924年12月，廖仲恺以各军总党代表身份到粤军讲武堂向该堂成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典礼时致词，他对粤军指出：“吾辈有负担中国革命之重任，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又可以解除中国人民之痛苦。而主义之能否实行，则在乎党人之信仰坚与不坚，党人对于党之主义明与不明。故吾辈务要努力，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行，然后目的方能达到。有连排组织之兵，富于战术上之经验，然后才能应战。否则兵不晓得放枪，即晓放枪，亦不能命中。所以成立区党部，要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挥，而对于党之主义，党之政策，自易明白……军队中必须具有不能消灭之精神，然后能长久存在。而精神乃从信仰主义产出，无主义则无精神。故各国练兵，必有各国之固有主义，以养成坚决之精神。今日许（崇智）总司令粤军讲武堂特别党部，造就军事革命人材，定能发扬中国光辉，实行三民主义。”在此演讲中，廖仲恺还阐发了“党指挥枪”之最初意涵，发人深省，脍炙人口。从史载资料看，粤军亦是最早组建中国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的武装力量。

　　1925年1月10日，廖仲恺在黄埔军校作《政治演讲》时特别指出：“关于三民主义之研究与国民党之政纲及历史研究，不特黄埔军官学校为然，即桂军军官学校与滇军干部学校等，亦热心研究党之主义。因各陆军学校、非单系讲求军事教育，同时需要研究党之主义及党之纲领也。各位现在系军人，又系党员，而党员对于党之主义，必须明白然后可能为党奋斗。”从此篇演讲意涵透露，廖仲恺或许是当年较早将革命军人与政党成员身份相结合作出阐述者之一。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1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两次东征等战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1925年4月14日，廖仲恺任黄埔军校党军党代表。1925年3月16日，他前往东征前线河婆，对黄埔军校教导团全体官兵演讲，他对党军第1团官兵指出：“各同志平日受党中主义感化的精神，为人民奋斗的结果。故自出征以来，打很多胜仗，而且以昨日棉湖一战以十倍于我的敌人，我们只有一团人在前敌抵抗，使敌人十几次冲锋，不能破损一点，到最后还要被我们打退，这样子的勇敢，真算是空前之举。我们革命军不过受了四个月的训练，而能得此成绩，可与黄花岗的烈士比美，这样的精神现在革命军中独一无二的了！革命的前途，全靠我们这支教导团的力量，我们本军所到的地方，都能表现出革命的精神来……仲恺代表总理很诚恳致敬诸君，并祝诸君努力。”廖仲恺返回黄埔军校后，于3月29日对军校第3期入伍生队训话，特别指出：“我们这个军官学校，关于训练方面与他们（俄国）的军官学校是相同的，完全以主义为主干组织军队的，以主义为主干组织成立的军队叫做革命军……以教导一团，能够抵抗林逆虎数师之众，我希望各位同志继承总理未竟之志，奋斗下去，以慰总理在天之灵。”4月22日，廖仲恺应邀为《孙中山先生文集》作序。

　　1925年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恺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他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1925年5月，他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讲话，就是有的放矢地针对国民党右派阻挠国共合作而作出的正面回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现在，反革命派已经互相勾结，我们若果真正想民族革命成功，我们革命派要赶紧团结起来了。”7月26日，他在军事委员会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演讲。

　　1925年8月19日，他为黄埔军校筹集经费忙至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20日上午，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廖仲恺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原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遇害。“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廖仲恺的遇害，幕后策划者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黄埔军校全体师生参加，暂厝于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侧。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

　　参考书目

　　1.刘维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丛刊，中华书局2014年6月《中国国民党职员录1894－1994》。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廖仲恺集》增订本。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4.段云章、沈晓敏编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

　　5.林家有、周兴梁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6.李玉贞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马林与中国革命》。

　　7.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8.李湄着：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9月《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

　　9.廖梦醒着：1957年第16期《中国工人》刊《回忆我的父亲廖仲恺》。

　　10.张磊等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1.陈福霖、余炎光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廖仲恺年谱》。

　　12.李云汉着：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丛书之十五，台北东丰书店1987年8月影印第二版《从容共到清党》。

　　13.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中山全集》第12卷人事任免上、下册。

　　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廖仲恺集》增订本。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华东工学院编辑出版部影印，档案出版社1989年7月《黄埔军校史稿》。

　　17.张申府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所忆——张申府回忆录》。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蒋介石年谱1887－1926》。

　　19.何香凝编：1926年春印行《廖党代表仲恺先生演讲集》。

　　20.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印行《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

　　21．1926年8月出版第十二期《犁头》。

　　22.刘斌、孙宏云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