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立功的百岁黄埔老兵——访百岁抗战黄埔老兵张一鸣

　　2018年春天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我们匆匆坐上快客到海宁去探访一位百岁抗战老兵张一鸣。

　　刚下车，就见到张老的儿子张建迎了上来，上了他的车，直奔老人居住的康华医院。张建告诉我，父亲身体不错，多年来被评为“健康老人”。而今，老人生活安定幸福，由于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晚年过得舒心。张一鸣夫妇住在附近养老医院的单间病房，临窗可以鸟瞰县城远景，晚辈时常过来探望，逢年过节，还会有领导以及青少年前来嘘寒问暖，令二位老人神情愉快，亦有利于他们延年益寿。

　　

　　张一鸣百岁全家福。（摄于2018年）

　　以下就是张一鸣老人为我们讲述的他的人生经历。

　　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生于1919年12月24日，为海宁县路仲镇人。父亲叫张桂荣，在镇上开了一家小茶馆。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路仲毛家浜度过的，念过私塾，在路仲小学读过书。不过小学还没毕业，父亲就让我独自到上海谋生了。1934年，我在吴淞口杨行镇的志祥当铺做学徒。

　　1938年，我18岁，日本人打过来了，吴淞口处在风口浪尖，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老百姓纷纷逃难，学徒当不成了，只好回到老家路仲。此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沪杭沿铁路线的许多城镇。但是，中国政府仍控制着城镇周边的广大乡村地区，海宁成为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争夺的重点地带。

　　那时，海宁有几个进步人士办的一家报纸，叫做《啸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到这家报社当送报员。我每天徒步来回在各个乡村之间送报，向民众传达抗战消息，传播抗战大本营的信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

　　参加抗日救国团

　　不久，我参加了海宁县东南抗日铁血救国团，在2中队当通讯员。这是一支抗日游击队，出没在硖石、海宁、桐乡、嘉兴一带。

　　当时杭嘉湖的抗战形势相当危急，日本军队占领沿海大中城市以后，并不罢休，步步紧逼，经常下乡扫荡，企图清除抗日游击力量，占领杭嘉湖的广大乡村地区。

　　当年路仲镇的镇长叫冯永泉，他的夫人是我的小学老师，她劝我们到绍兴去参加浙江抗日救国自卫团（日军虽然占领了嘉兴、海宁、杭州等地，但浙东地区仍在中国政府掌控之下），她写了一封信，介绍我们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拿了老师的信，我们辗转来到绍兴。

　　第三战区浙江抗日自卫救国团总部设在绍兴县平水镇的一座名叫显圣寺的大寺院内，负责人是贺扬灵中将。训练营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救国的地方干部，学的是文化课、政战课和军事训练课，全团分为少年营、青年营、妇女营等。我被分配在青年营机枪组，学会了使用捷克式轻机枪。

　　自卫团还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下设6个中队，团部设在武义机场附近的白洋渡边。此训练营又叫“流动干部培训班”，团长是裘时杰，兼任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

　　在培训班学习了半年后，我被分配在浙江抗日救国自卫队5支队工兵连，成为中士班长。支队司令员是郑光器，驻地在奉化县。我们5支队就在奉化、镇海、宁波一线布防，防范日军的正面进攻。我所在工兵连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构筑工事。

　　在黄埔军校与抗战前线

　　未久，黄埔军校七分校到宁波（宁波尚未被日军占领）招生，我所在的部队推荐了两个人报考军校，不过只有我一个被录取。

　　黄埔军校七分校总部设在西安，各地的学员到金华集中，先坐火车到江西鹰潭，再转到宁都县的洛口，接下来，大家步行到西安的军校去。从洛口到西安的行程不容易，没有车，全靠脚力走路，爬山涉水，走三天、歇一天，然后继续行军。

　　大家带的衣服少，粮食不多，天冷路滑，不少人冻死、病死，走到荒无人烟之地，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大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到达目的地。

　　1943年，我从黄埔军校18期步兵科毕业。

　　我们10个浙江人又被派到军委会设在四川璧山县河边场的战时防御炮教导总队干部训练班军官队（总队长张权中将），又学习了将近一年。这是一支反装甲部队，由于我军缺少装甲战车，在战斗中吃了不少亏。由此，我们学的是如何防御敌军装甲战车的进攻以及炮兵的作战方法。

　　1944年，在干训班毕业后，我们立即被派到宜昌前线的30军（军长池峰城将军）战炮兵营，我做了少尉排长。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正驻扎在宜昌三斗坪的黄陵庙一带。

　　不久，又奉命移防四川奉节县，我在重炮2团3连（3连又称为通讯连队），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兵，为大反攻积蓄力量。

　　后来，部队又转移到了四川长寿县。到了1945年，我军由防御转为反攻，部队在陕西千阳县购买了300匹战马（主要是用来拉大炮的）。我在炮兵16团25营任排长，被上级派遣到千阳去将马匹运送回来，就在返回四川的途中，传来了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

　　听到这个消息，战友们欣喜若狂，我们没有鞭炮，只好对空鸣枪，庆祝战争结束！那天，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

　　日本人投降后，我在陆军炮兵16团任中尉排长，部队被调往苏州接受日军投降。在苏州驻扎了一个时期，内战爆发了。我又被派到沈阳去训练新兵。在沈阳待了一年，成为新1军2师团部上尉副官。

　　1948年，沈阳解放。给我们发了路条，遣散回乡。就在从沈阳到北平的车上，我遇见了曾琦，她是辽宁海城人，刚从北平的中学毕业，一路上，我们谈得很投缘，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们订了婚。后来，我到了上海，参加了75军，成为上尉参谋。1949年，国军从上海撤退，我成为留守人员。

　　解放后的经历

　　解放军进城后，我将我所管理的那部分械材全部交给了解放军。当时政府还大大地表扬了我，他们说，国军的留守人员如果都像我这样，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1949年11月，我成为解放军21军61师183团训练班的文化干部。接着，随大军到了宁波，准备渡海攻打舟山。

　　舟山解放后，我所在的部队调到江苏太仓整训。几个月集训下来，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朝鲜参战，并参与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后一场大战——金城反击战，我还立了“三等功”。

　　在朝鲜，我一待就是三年多，直到1955年奉调回国。

　　回到国内，我复员回乡，在家乡海宁县周王庙小学教书。那时的生活真好，我将妻子曾琦从东北接了回来，我被定为小学七级教师。在学校，我教体育、语文两门课，还担任班主任，一家人开心极了。经过多年的战乱动荡，终于，迎来了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到了1958年，在一次运动中，我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我的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婴儿回海城娘家去了。我一个人住在路仲毛家浜的茅草屋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寒暑。

　　几年后，我的妻子带着儿子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那个茅屋里，妻子与孩子为我受了许许多多委屈，但是，我的妻子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记得有一次年终，大队里开学习会，会议结束了，大队支部副书记突然叫住我，说道：“张一鸣，你留一下。”

　　只见他拿出二元钱，对我说：“快过年了，你拿去秤二斤肉。”

　　我知道，他清楚我的窘境，尤其是爱人带着小孩过来后，家里吃饭的人多，我干农活体力不行，生活更苦了，社员们看在眼里，都对我家怀有恻隐之心。

　　“文革”中，有造反派批斗我，他们将大队支书张财荣叫去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张财荣对大家说：“我要说一句公道话，张一鸣是个好同志，抗日战争时参加过打击日本鬼子，解放后，又上过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村里，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帮助社员做了许多好事！没有做错的地方。”他的这一番话，弄得造反派下不了台。

　　在老家，虽说我没有什么直系亲戚，但村里的老老少少待我们一家人非常好。我的毛笔字写得好，村里所有的扁担、农具、箩筐上写着的社员姓名，大多出自我的手笔。

张一鸣与家人合影。（摄于1998年）

　　在黄埔军校时，我学过测量、造桥、铺路这些知识，对于我在家乡的农业劳动不无帮助。在务农的日子里，凡路仲地方的筑桥铺路、建房修屋在技术上遇到问题时，村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大家并不把我这顶“历史反革命帽子”放在心上，一有难题就会找我，觉得我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不仅测量绘图，还为大队做了许多公益工作。

　　务农期间，种田，挑担，割稻，打场，样样农活我都干。但是，我从未泯灭过自己的梦想与追求，自从黄埔军校开始，我就喜欢数学，尤其是方与圆之间的规律，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谜。1962年时，我对一个数学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写了一篇论文，居然发表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数学通讯》上。

　　改革开放以后，我被落实政策，平反了20年的冤案。我的工资是从1978年开始补发的，领导说：“如果你有困难，我们可以发补助金给你。”

　　我想了想，说道：“今天国家为我落实了政策，还了我一个公道，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困难吗？”由此，谢绝了上级的好意。

　　1981年，我在路仲中学退休，接着，我又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了一段时间。我们路仲以出产湖羊闻名于世，由此，我办了一个校办羊毛衫厂，为当地解决羊毛的销路问题。

　　在1983年至1986年期间，我又办了一个家庭羊毛衫作坊，员工最多时有40多人。后来，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就停办了。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建，二儿子叫张伟。改革开放以后，大儿子考取浙江平湖师范学校，成为教师。二儿子1981年参军，在部队加入了共产党，考取了海军政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海军航空兵司令部。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人民教师，另一个成了海军军官，全都继承了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