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明月故乡情——访百岁抗战黄埔老兵应邦铭

　　2018年4月9日，我们在浙江诸暨市岭北镇探访了抗战老兵应邦铭，以下就是他一生的传奇经历。

　　我1919年7月23日生于岭北镇富家坞。在家族中，让我印象至深的人，莫过于小叔（父亲弟弟）应为坊。小时最疼爱我的就是小叔，每见客人，就夸我聪明能干，将来一定有出息。小叔好读书，出仕后，更名应机，从东阳中学毕业，投身黄埔，位至国军少将。小时，我读书的费用，多亏小叔资助，至今铭记不忘。

　　加入“浙江战地服务团”

　　1936年，我从东阳中学毕业，时值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犯，烧杀虏掠，无恶不作。青年人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1938年，沿海地区以及杭嘉湖的大中城市相继沦陷，浙江省政府的许多机关、工厂、学校陆续迁至浙南山区，省党部、省政府迁到了方岩，并在浙江西部的于潜设立浙西行署留守办公室。

　　各地沦陷区来浙的流亡青年不少，为了支援前线将士，发动民众，培养爱国青年，省政府成立了浙江省战地服务团。从东阳中学毕业不久，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战地服务团。

　　记得当年服务团有500多人，有男有女。自此开始，我穿上了军服，扎裹腿，穿草鞋。我们的生活与行动一律军事化，没有工资，只有伙食与津贴，工作是向群众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树立大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救国团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当主任。

　　我在救国团做了近一年，几乎走遍浙南、浙西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说，在天目山、四明山、方岩、天台山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们每天起早落夜，爬山过岭，开大会、张贴标语、画漫画，唤起民众，鼓动老百姓奋起抗击日寇。好在当时年纪轻，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辗转万里入军校

　　1939年，听说黄埔军校在东阳招生，于是，我与许多青年人一样，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16期）。当年考取的学员800余人在金华集中，由大队长黄铸吾上校领队，从金华出发，途经赣、湘、鄂、豫入陕，行程6000多华里，历时5个月才到达七分校所在地西安王曲。

　　

　　陆军军官学校王曲七分校。

　　那时，日寇铁蹄已经蹂躏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土地，我们从金华坐火车至东乡后，开始徒步行军。

　　战争时期，物资相当紧缺，我们这些新兵穿的是旧军装，肩负背包（内有军毯、干粮等），脚上穿的是草鞋。一路上，同学们目睹沦陷区逃出来成群结队的难民，扶老携幼，源源不绝。眼见山河破碎，田园荒芜，民生困苦，我们更加同仇敌忾，杀敌报国的决心更坚定了！

　　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与扫射，大家常常昼伏夜行，有时还要绕道行军。自江西东乡至湖南株州的1000多里地，足足走了两个月。我们精疲力竭，患病的学员很多，不少人得了一种叫赤痢的病。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到了湘潭才能停下来整休治病。

　　湘潭是湘江流域的重要埠头，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有“十里长街锦绣地”之称。那时国难当头，强敌进犯，民众对保家卫国的军人十分敬重，见到我们学生军列队过来，纷纷拿出米酒、点心、水果慰劳，表示对大家从军报国的嘉勉。在路上，我也患了痢疾，幸蒙湘潭天主教医院的免费诊治，才得以恢复，完成行军。每想到此事，至今仍感激不尽。

　　在湘潭休整以后，我们继续前进，此时岳阳已经沦陷，只好雇了一条小火轮，小心翼翼地绕过封锁线，到了津市，总算逃过一劫。

　　自津市北行，进入了鄂西山区，那里山高岭峻，沿山的羊肠小道，一边是悬崖峻岭，一边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粉身碎骨。

　　这是一场艰苦的旅程，到达鄂北的樊城时，学员们不得不又一次停下来休整。自樊城往北，进入河南省境内的豫西平原，才与高山峻岭告别，不再需要昼伏夜行，东藏西躲了。见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家不由松了一口气。

　　天气有了寒意，我们带的衣物不多，但想到军校已经在望，再行军若干天就可以胜利到达目的地了，不由欣喜若狂，疲惫顿消，也坚定了我们走完最后一程的决心。

　　10月底，我们经历风霜雨露，克服千难万险，冲破了敌人的重重防线，终于到达了七分校所在地王曲。

　　此时，北方已进入初冬季节，我们穿的只是一件薄棉背心，瘦弱饥寒。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学员都怀有一颗从军报国的热切的心！

　　到校后，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体格检查。我的视力不行（患近视），只好由原16总队工兵队改编到军需实习班（第2期）受训。

　　军需实习班设在南五台，学员500余人，分3个中队，我被编入第3中队，学习训练期为一年。汪维恒少将为班主任，同时他也担任着七分校的经理处长兼军政部西安第一军需局长。

　　万里回乡揽志士

　　我们于1941年毕业，同学大多数奉派到前线部队服役。我奉命到浙江省松阳县接收当地保安处代为招收的黄埔新生1500余人。接收团由沈策少将任团长，团内官佐百余人。1941年双十节，接收团从长安七分校王曲校本部启程，12月初抵达松阳。

　　回乡省亲，父母双亡

　　同年，我借黄埔七分校18期回浙江松阳招生的机会，特地回到老家富家坞探望父母（松阳离老家东阳不远）。

　　没想到的是，离家一走，竟然是与双亲的诀别！如今只能见到父母坟上的黄土一抔。我跪在坟前，不由失声痛哭，捶胸顿足，哭诉道：“爹娘呐！不孝儿子在民族存亡、国难当头之时，为国尽忠了、为民尽孝了！恕我不能为您二老尽忠尽孝，你们能原谅我吗？”言罢，泪流满面，痛彻肺俯。此乃我一生之最大憾事！

　　在我离乡后，一日，父亲正在田间耕作，忽闻天上机声隆隆，继而有炸弹的轰鸣之声，原来日机在离富家坞十余公里外的岭北乡政府投下炸弹，几分钟后，敌机又飞临富家坞上空，低空盘旋扫射，山上山下，树木乱摇，村民吓得惊慌失措，四散躲避。父亲正扶着一条耕牛犁田，一时无法逃脱，惊吓过度，回到家中，神志不清，不久染病身亡。未久，日军又在诸暨施放细菌弹，导致瘟疫流行，母亲也于同年随父而去。日寇的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加深了我的抗日报国之志！

　　在松阳招生

　　当时沿海各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青年纷纷跑到仍在中国政府掌控之下的浙南、浙西山区地带。由此，校方选择了仍在政府管理之下的浙南山城松阳作为新学员的集中地，我们把新入伍的学员分为3个营，进行为期3个月的集训。

　　未料，日军先后在宁波、温州等地登陆，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由此，青田、丽水等也相继失守，松阳县危在旦夕（日军已经兵临县城）。

　　1942年7月4日，接收团的全体师生只得向龙泉方向转移。那次的大撤退，也是我在1939年从军后的第二次征途。在松阳突围后，我们经龙泉进入闽北的浦城、永吉，行程600余里，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突袭，又一次昼伏夜行。每到一个村庄或城镇，疲惫不堪的军校师生只得露宿街头或村野。记得过永吉时，当地鼠疫横行，瘴气肆虐，居民为避战火、瘟疫，纷纷外出逃难，十室九空，举头望去，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山瘴水恶，壮志未酬

　　到了建阳，山瘴水恶，危及人命，学员中病患人数骤然增加。

　　8月中旬，正值酷暑，队伍抵达邵武时，出现恶性溃疡之疾。接下来，回归热、赤痢等疾病，接踵而至，药物医治无效，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学员中病倒者。为数不少，呻吟呼嚎，惨不忍睹。患病学员虽经驻地长官与慈善机构为时3个月的合力抢救，仍有27名学员不幸赍志而殁。

　　团长沈策悲痛欲绝，特于邵武墓地举行公祭，并亲题挽联，曰：“求仁得仁，以死殉君志，总是丹心照日月；育才失才，养生愧我心，徒照热泪断肝肠！”

　　此次大难，实为我团行军万里之初次惨痛泪迹！

　　湘风醇厚，铭心刻骨

　　离开邵武后，接收团辗转进入赣省。时值深秋，等到抵达樟树时，已经进入隆冬，师生薄衣单裤，冷冻难熬。此时，幸得江西省政府以及驻军资助粮饷，发给棉衣，同时也接收了部分在赣州招来的新生，继续向赣西进发。

　　翌年（1943年）1月，接收团抵达湖南湘潭，时届农历岁末。为等候衡阳、韶关两处新生，我们遂在此作短暂逗留。

　　自古以来，人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因此，我们在湘潭逗留期间，军民情感极为融洽。此时，学生军行军年余，风尘劳顿，能在此喘息休整，顿觉精神倍增。学生军内先后成立战声剧社，演出抗日剧目，组织了五四篮球队，与湘潭各界进行了友谊比赛。

　　同时，我们还做了两件善事。一件是陈良书同学率乡民抢救美军失事飞机驾驶员得庆再生；另一件是沈策团长调解浙江公会为公山纠纷解决息讼。可以说，接收团驻湘数月，为行军北上以来之黄金时段。

　　南走桂黔，湘西天险

　　留湘倏忽半载，时日寇发动鄂西战役，我们原拟穿越洞庭湖经鄂豫入陕的计划随之被打破，迫于形势，只好南走桂黔，改道四川入陕。由此，我们从湘潭出发，经衡阳、桂林、柳州至贵州省独山，全程2200华里。大家先乘火车抵金城江后，下车徒步，时值酷暑，一路行进，烈日当空，炎热难挡，学生兵荷枪负包，深入不毛之地，只见穷山恶水，山势险阻，大家忧心忡忡，生怕重蹈闽北之灾！

　　行抵独山时，欣闻我军鄂西大捷，举国欢腾，为此，我们再次调整行军路线，折回湘潭，仍按原计划，取道鄂西入陕。

　　7月3日，我们回到湘潭后，稍事休整，即雇舟横穿洞庭湖，其时，洞庭湖东部仍为敌占区，为保证安全，船队在湖西悄悄潜行，经沅江安乡到津市，下船稍事休息，即徒步行军走鄂西山区。

　　鄂西山地，峰高岭峻，羊肠小道，弯弯绕绕，行走异常艰难，尤其是过蚂蚁山时，悬崖壁立，道路尤如天梯，只容一人通过。学员中如有不慎失足，跌落悬崖者，则有可能粉身碎骨。大家抵达落步滩时，已经人仰马翻，力不可支了。此一程道路，实为接收团万里征程经历之最艰险的一段。

　　西陵遇险，大难余生

　　1943年8月，接收团穿越洞庭湖，到达津市，往北进入鄂西山区，崇山峻岭，道路险阻。沈策团长为便于大部队行进，决定将病弱学生编入病弱队，派我为领队（我是少校军衔），由袁庚祥医官协助，在大部队后面慢步行进。

　　病弱队一行计26人，在鄂西山区行进十余天，终于在9月21日到达三斗坪，长江已经在望。

　　三斗坪，濒临长江南岸，位于西陵峡之西，东距敌占区宜昌仅30余华里，群山环绕，峰高岭峻，地势险要，自古为通往鄂西北之要冲，江水奔腾咆啸，似雷鸣电吼，江中大小礁石浮没水面，滚滚长江，在此形成漩涡，自古行旅视为畏途。

　　所幸接收团的大部分人马已经于一周前顺利渡江北进。只有我带领二十几位患病队员与公文行李断后。

　　我们在9月22日下午2时，雇得一艘木船渡江，急于追赶大部队。是日，天气晴朗，公文行李先行上船，然后，学员依次登船。上船后，众人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只见学员诸敬徽独自坐在船头，手上拉着二胡，神采飞扬。约20分钟后，木船渐渐驶入江心。江心水流湍急，奔腾不息，船身开始剧烈颠簸，木船行至白庙子附近，但见江水中大小礁石林立，漩涡一个接着一个。见此情形，大家正襟危坐，屏息无语。几分钟后，小船驶入马尾水，只见两道激流直击过来，汇合处，形成一个巨大漩涡，直冲木船。

　　船夫二人拼命划桨，终不能脱离险境，瞬间，船舱进水，但闻“哗啦”一声，一个巨浪打翻小船。船客全部落水，眼前一片漫漫。我虽不谙水性，但入水之初，神志尚清，双手紧抓船舷，用力向上顶，但被船舷挡住，不得而上，不由倒吸一口水，自忖必死无疑。但是，葬身长江实在心存不甘，求生欲念告诉我，船虽翻覆，但仍浮在水面，我仍有获救希望。于是，我一手抓住船舷，一边将身体向外移动，另一只手再将身体向上牵引，见到青天白日了，又见到船背已经立着很多人。

　　船夫见有人浮出水面，急忙将我拉上船背。此时，水上混乱一片，有识水性者在波涛里搏斗，也有人抓住一根木头或者什物，在水中拼命挣扎、呼喊！

　　

　　第七分校19期留湘官生长江翻船脱险后留影。左起第11人为应邦铭。

　　约十余分钟后，对岸驶来一艘木船，将打翻的小船拖往对岸浅滩，木船恢复原状后，舱里居然还有3个活人，分别是学员李崇孝、诸敬徽、周襄。原来，船浮在水面，舱内仍有空气，还有存活的希望。他们说，困在船舱里只有十几分钟，犹如度过了一年，而我落水才一两分钟，生与死只在瞬间。获救的学员有陈治民、骆仲英、兰田玉、杨纯一等以及袁医官与我，计19人。

　　我们作了调查，此次船难的殉难者7人，分别是方刚、姜达林、斯仁、韩杰、杨梦卿、俞缄、应邦忠。我与获救的同学在对岸白庙寺休息了6天。后来打捞上来姜达林、应邦忠的遗体，大家将他们埋在白庙寺的后山坡。

　　后来，回首旧事，我写过二首七绝诗：

　　（一）

　　青年报国意昂扬，万里从军去长安；

　　祖国大地任驰聘，烽火声里渡长江。

　　（二）

　　急流险涡长江浪，吞噬多少英雄汉；

　　白庙寺前埋忠骨，男儿何处不青山。

　　翌日（27日），继续北进，临行时，老天忽然飘起细雨，仰若苍天有眼，神明垂泪，江水哽咽，众人怎忍心抛下遇难的同船同难的弟兄呢？在场人员，无一不失声痛哭。此实为接收团去年在闽北邵武遭劫后，又一次惨痛泪迹也。

　　我们又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在鄂西北重镇老河口，与大部队会合，自此，病弱队解散，学员归队，全团继续北进，进入豫西平原。

　　高歌黄埔，穿越古都

　　进入豫南平原时，正值深秋，一路上，天高云淡，满山红叶，景色至为澄清，目的地西安已经不太远了，士气大振。

　　在鄂豫平原上行军一个月后，顺利到达古都洛阳。当时，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正在洛阳。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将军闻讯，家乡有志青年不远万里从军至此，欣喜之余，犒赏有加，亲自到学生军驻地慰问嘉勉。

　　自洛阳开始，我们搭乘陇海铁路火车经灵宝、潼关、华阴至长安，行程900华里，抵达我们万里行军的最后一站——西安。

　　11月26日，官生一行1500余人整装下车，昂首阔步，神采飞扬，高唱军歌，穿越古都西安，出南门，步行50华里，到达军校七分校本部所在地王曲。

　　此次行军，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8期入伍生第4团历经浙、闽、赣、湘、桂、黔、豫、陕九省，行程达10451华里，为时1年4个月22天，沿途病患覆舟殉难者92人。

　　行万里，历雨雪，一年有余，艰难险阻，官生报国之志不减，行程之艰辛，堪称艰苦卓绝，在校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1945年，应邦铭（前排右三）与同学们在王曲母校合影。

　　抗战胜利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由西安回到老家东阳岭北镇的富家坞，结识了终身相伴的妻子寿珠。她是大家闺秀，师范专科毕业，在当时也属凤毛麟角。只是新婚不久，我就奉召到天津，二人劳燕分飞，聚少离多。

　　1946年，我在联勤总部天津被服厂任中校工务科长，刚刚接手日伪工厂不久，有8个工厂，4000多员工，工作异常艰巨。

　　1948年，我又调到联勤总部徐州补给区经理处任上校主任。12月，淮海战役进入决战阶段，遂乘司令部家属疏散撤退之机，携妻撤至南京，又辗转经南昌至桂林。

　　1949年，我们随部队到了桂林。我们唯一的女儿在那一年出生。那年，桂林解放，到了年底，我带着妻女再一次回到老家富家坞，以种田为生。多年以来，一直在外飘泊，厌倦了战争，在梦里都惦记着老家的青山秀水，渴望再次回到家乡定居，过平静的田园生活。

1948年，应邦铭任联勤总部徐州补给区经理处主任时，与妻子合影。

　　参加劳动改造

　　1951年，在杭州我考取了东北贸易部，被分派到该部在天津的办事处工作。时值开展“肃反镇反”运动，同年7月，我因“历史问题”，被判刑15年。

　　我先在天津新生营造厂劳改，当时的政策是根据犯人的体力、文化、特长和能力进行分派。在部队里，我当过军需会计，被派到厂部做记账抄写。白天在办公室做事，晚上回看守所。

　　2年后，我被派到新生棉纺厂劳改，进厂前，先要几天学习，接着，安排我在棒子车床做事。我视力差，车轮转动快，开始时很吃力，经过一段时期的锻炼，慢慢也能够熟练操作了。

　　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领导批准我休息治病，医生不仅给我打针吃药，还让我休息了几天，恢复健康后再上班。青霉素和链霉素这些药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需从国外进口，为了治好我的病，不惜动用了昂贵的针药，政府可说仁至义尽了。

　　60年代，我又被调到石家庄的省监狱劳改，安排在新产铸造厂做事。1967年7月，我服刑期满，“留场劳动”，月薪30元（当时小学教师月薪也只有三四十元）。我感到很满意，每月还能寄给妻子10元，她也高兴极了。

　　1969年12月，政府批准我回乡劳动。我在石家庄新生铸造厂已经劳动了2年，离开时，竟有依依不舍之感。但想到马上可以与妻女团聚，又有了归心似箭之感。

　　回乡时我已50岁了。女儿小珍年已20，从她懂事开始，就没见过父亲。家中只有妻女二人，生活十分困苦。在甲丘的姨丈挑来一担稻谷，可说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表弟虞克敬听说我已到家，捎信来宽慰，说道：“残破的家可以重建，人生的道路可以重走，一切都能重新再来，千万不可以自馁自卑……”有了他们的支持，我才逐步振作起来。

　　家国情怀，渴望和平

　　1979年，我被摘去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后来又参加了诸暨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后转入东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自此开始，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建设与祖国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改革开放40年，国家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新时代，也惠及了我们全家。各级政府和黄埔军校同学会十分关心黄埔老人的生活，还给我们发放生活补贴。如今我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且喜我能活过百岁，正享受着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我感到十分幸福。

　　1949年，国军撤退至台湾，两地音信不通，人为藩篱，隔绝38年之久。海峡两岸，一水之隔，却成天壤之遥。

　　1986年的一天，我收到在台的堂弟应邦镐托一位在美国的内弟罗文到广州讲学时传来的信件，信中说：“胞弟如晤，回国行期紧迫，不能亲到府上看望，至为抱歉！”这是两岸隔绝后，头一次听到消息，我们夫妻两人高兴得哭了！镐弟第二次回来是在1988年，台湾已开放大陆探亲。他回来为母亲建墓，此事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乡党委书记周田法亲来我村划拨墓地。镐弟含泪题字“慈恩深似海，欲报恨无期”刻于墓前石柱。

　　虞之萍同学（原名乾松），辎重学校毕业，去台后更名之萍，1987年回乡（开放后最早回东阳探亲的人）。他原在联勤总部辎重兵汽车团任连长。1949年去台，退役后转业，在王惕吾（黄埔8期学员，原名王瑞钟，东阳王村人）创办的《联合报》社任广告部主任。

　　1992年春，我黄埔19期的同学陈治民携夫人自台北来诸暨看我。那天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他们在水带车站下车，冒雨徒步5华里才到我家，肩背行囊，手持雨伞，行走山路，至家时，全身衣服湿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治民同学系1943年长江覆船获救的患难之交，老家江苏如皋。

应邦铭一家。（摄于2018年）

　　1949年渡海赴台，一别40余年。二人相见，恍如隔世，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治民兄赠我寿字金戒指一枚，吾以龙泉剑一柄回赠，寓意自强不息。

　　1993年，黄埔七分校19期同学骆仲英（原籍江西彭泽，亦系长江覆舟再生之同学），到富家坞来探望，那时家中尚无起色，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更无自来水或抽水马桶，好在大家都是抗战艰苦岁月中过来的人，不太计较生活琐事。我们同游溪口、杭州，在西湖话别，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