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23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济深为参谋总长

　　1926年2月23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济深为参谋总长。李济深先生是着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学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教练部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关于李济深和黄埔军校的研究，本刊已有文章发表，不再赘述，这里仅将抗战期间作为国民党内爱国力量代表的李济深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工作、坚持抗战的几个精彩片段加以归纳整理，呈现给读者。

　　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国民党当局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以便协调前线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及解决战区出现的问题。因为李济深与中共的关系较好，蒋介石遂决定由李济深出面主持这个机构。

　　李济深起初不准备接受，但考虑到可以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抗战民主斗争的阵地”，从而推动团结抗战，于是在冯玉祥、王葆真等人的劝说下，以抗日大局为重，摒弃前嫌，答应了蒋介石的建议。

　　1939年3月9日，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李济深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虽然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职责仅限于对战区中的国民党和政府进行指导、检查与督促，提出建议，不直接领导战区政府的工作，但李济深仍然克服困难，坚持把委员会办成推动各方力量团结抗日和坚持民主斗争的阵地。

　　在用人方面，李济深打破党派界限，主张“凡是主张抗日的都要用，凡是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人都不能用”，迫使蒋介石答应“一切由李先生负责，决不干预，如有困难，仍当协助”。为了有利于团结抗战，李济深建议聘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人士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并接受张友渔、梅龚彬、胡兰畦、陶行知、黄炎培、季方、刘一峰等进步人士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的委员（后因中共中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的实际工作，周恩来没有就任）。李济深派往各地的指导员和视察员，不少是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如共产党员黄逸峰、陈希周和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等。李济深还主持创办了《战地通讯》杂志，作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支持和资助钱俊瑞(中共党员)创办《战地评论》，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还发动在重庆的进步人士组织“战地座谈会”、星期五聚餐会，邀请中共党员牛逸夫、张友渔、韩幽桐，救国会人士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及进步人士林伦彦等人到会作报告或座谈，这些举措对宣传团结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中共方面以叶剑英为代表，国民党方面以何应钦为代表，进行谈判。李济深则担当“中介人”的角色。谈判前，叶剑英常常与李济深先行接触，交换意见；在会谈中，李济深多半倾向或支持中共代表提出的政治主张。李济深还借推荐王葆真出任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的契机，要求王葆真去洛阳劝说卫立煌以抗战大局为重，停止对共产党八路军发动“反共高潮”，并提议王葆真亲自前往，促成卫立煌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直接会晤。后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保持了晋东南团结抗日的局面。

　　李济深“倾向中共”的态度及做法引起了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的不满，1940年春夏，蒋介石下令免去李济深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尽其所能帮助叶挺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李济深则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掩护和营教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李济深和叶挺渊源颇深，两人曾是保定军校同学。1921年，两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第1师任职。国民革命军改组后，李济深出任第4军军长，支持叶挺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并任团长兼第4军参谋处长，在北伐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第4军赢得了“铁军”称号。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李济深在桂林得到消息，大为愤慨。他当即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报，要求妥善安排好叶挺生活，又联络各界，共同呼吁尽早恢复其自由。李济深还派叶挺的副官梅文鼎等人到上饶看望叶挺，并转告叶挺好好养伤，自己和社会各方正努力争取他早日释放，并和在澳门的叶挺夫人李秀文取得联系，向她及时说明情况。

　　1941年7月，叶挺被国民党当局从江西上饶转押到重庆，途经桂林。李济深当即动身到叶挺囚所探望。不久，蒋介石命令将叶押往重庆。李济深得知此事后，考虑到特务可能在途中加害叶挺，于是密令办公厅二处处长舒宗鎏以“为了防止途中逃跑”为由，改用民航飞机，护送叶挺安全到达重庆，并给何应钦写信，请他设法保护叶挺安全。在李济深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叶夫人李秀文探监。

　　1942年年底，蒋介又把叶挺押解到湖北恩施，交给陈诚看管。李济深联系陈诚，让他设法保证叶挺安全。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有何打算。叶说:“我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逃跑，第二是自杀，第三是到桂林和任公(李济深)一起住。”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他去桂林。李济深得知叶挺要来桂林的消息，立即让梅文鼎来桂林，给他一笔钱，让他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供叶挺居住，还为叶挺争取了一份“第四战区高参”的待遇，月薪3000元法币和两石米。但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叶挺一家人经济上仍然十分困苦，为了帮助叶挺，李济深又让他全家搬到桂林远郊的观音山下居住。这里前有草地，后有荒山，可以种植农作物和放养家畜，贴补家用。叶挺在桂林虽然可以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但周围总有特务监视。但由于李济深在桂林是最高长官，所以尽管受到监视，叶挺仍可自由进出李济深的办公室。

　　李济深在桂林的民主抗日活动，令蒋介石感到不安，遂在1943年11月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一个月后改派李济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蒋介石害怕叶挺逃脱，命令将叶挺再次押至湖北恩施囚禁。在李济深的默许下，时任李济深高级参谋、中共桂林党组织负责人的胡希明在李济深办公室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对叶挺的问候和指示。叶挺走后，李济深继续照顾留在桂林的李秀文及其家人。日军进攻桂林前夕，李济深安排一条船送她们离开桂林，因船被特务扣留，李秀文带着全家流亡到罗定，住在友人谭冬菁家中。几经周折，才和李济深取得了联系，在李的帮助下，全家搬到了广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获释，李济深当时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人终于再次见面。

　　领导“献金劳军大游行”

　　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悍然发动了“豫湘桂战役”。5月27日，华中方面的日军主力向粤汉铁路上的长（沙）衡（阳）地区发起猛攻，长沙告急，战云笼罩广西，桂林震动。在此紧急关头，中共桂林地方组织提出开展保卫大西南的宣传活动。

　　广西省国民政府也强调坚持“焦土抗战”总方针，动员全民抗战到底。为支援前线和动员广西人民，国民党元老、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主任的李济深出面，会同李任仁、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在桂林发起“保卫大西南运动”。

　　李济深接受田汉的建议，出面组织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举办声势浩大的宣传周。1944年6月，李济深又联合郭德洁、龙积之、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李济深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立即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号召八桂子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月18日、19日，他参与“献金劳军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龙积之等人组成的“长老团”领头，从广西省立艺术馆前广场集合出发，由50名文化界人士和学生抬着一面特制的国旗随后，沿途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等口号。李济深为了说服众人，以身作则，和柳亚子等率先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沿途用高音喇叭演讲，动员民众出钱出力。傍晚时分，突然天上乌云滚滚，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李济深等长老团成员却个个神情自若，继续镇定宣传。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李济深带头高呼“同胞们动员起来，保卫大西南!”“誓死保卫桂林!”“与敌人血战到底!”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战歌，慷慨激昂、声音宏亮，态度诚恳，市民为之感动，各界人士踊跃捐款。不少人力车夫和卖报、擦皮鞋的儿童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献出。时驻榕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队员深为李济深等人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纷纷捐款。随后，李济深等还访问银行、商户，一一登门劝捐。他还派田汉率领慰问团去衡阳前线慰劳军队，将所得钱物，一部分送到湘桂前线慰劳国民党军队将士，一部分送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4年6月，桂林文化进步人士在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结束后，又成立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李济深为会长，李任仁、陈劭先等9人为常务委员，田汉、欧阳予倩、陈此生等27人为工作委员，继续领导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回到家乡，坚持与中共合作抗战

　　1944年，随着抗战的进行，李济深对蒋介石失去信心，拒绝了蒋介石三次电催他去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更加旗帜鲜明地与中共合作。当年夏天，桂林告急，周恩来通过秘密联系，建议李济深返回家乡苍梧大坡组建敌后抗日武装。李济深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带领一批进步文化人(胡希明、舒宗鎏、陈残云、曾昭森、李铁夫、黄庆云、黄婴宁等)，回到苍梧大坡料神村。他派人编出油印小报《南报》等，及时进行抗战宣传、报道抗日前线消息，同时致电蒋介石，指出只有实行民主和发动民众，抗日才能胜利。

　　9月，梧州沦陷，日军进至距离李济深家乡只有数十里的地区。李济深马上行动起来，授意地方民主力量，发动家乡各界人士，在大坡成立了苍梧县南区行署和南区抗日自卫委员会，派胡希明、林炳南前往指导、扩大群众自发武装“东安人民自卫军”，聘任共产党人陈残云等在警卫队负责政治工作；还派人到广西怀集、玉林一带和广东的高州、罗定联系，通过蔡廷锴(李在桂时与蔡已相约回乡开展敌后抗日活动)推动谭启秀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三罗(罗定、郁南、云浮)民兵武力指挥部”，与敌周旋。

　　为发动抗日，1944年底，李济深等一行20余人，作了一次“南巡”。取道容苍公路经岑溪、容县、北流抵玉林，而后过广东经罗定抵郁南。李济深一路上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行为，号召群众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并提出“自治、自卫、保卫家乡”的主张，得到各界人士拥护。中共三罗地区党组织在郁南县特为李济深召开了千人欢迎大会，以表明三罗人民对他在敌后进行抗日斗争的支持。

　　李济深的抗日活动，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十分关心李济深在敌后的抗日活动，多次指示东江纵队领导和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与李济深联系。中共党员狄超白、李嘉人、连贯、杨基等先后前往李济深处，向李济深及时传达了中共“七大”精神和《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内容并协助工作，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李济深。1945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给广东省临时省委电报指示，决定由李济深出头组建华南民主联军，以中共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作为主力队伍。中共中央更派王震率领359旅部分力量组成南下支队前来汇合支援。李嘉人曾派陈残云、李伯球去见李济深，将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拟在南方成立由李济深任司令的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及珠江纵队为联军主力的电报内容告知他，还商谈了帮助李济深扩大抗日武装的具体办法，并给他带去黄金1斤、人参1斤及周的电台密码1本。7月，东纵“派李嘉人为我驻李济深之代表，并带译电员及电台报务员各一人(电台机器由任公供给)，给任公款一百万元国币”。李济深对此十分感动，称赞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此项计划由于日本不久便宣告投降，形势剧变而未及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