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旅欧支部到黄埔军校（上）——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的共同经历和杰出贡献

　　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中共旅欧支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业绩可圈可点，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大批干部，其中，张申府（1893—1986）、周恩来（1898—1976）、熊雄（1892—1927）、聂荣臻（1899—1992）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以后都曾在黄埔军校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做出了杰出贡献。

　　

　　旅法期间的周恩来。

　　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的经历、交往及工作情况，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欧洲的发展以及党开创军队政治工作的历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底，先后有1800多名中国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起初集中在法国，后来很多人转到德国和比利时。

　　聂荣臻为第11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19年12月9日启程，1920年1月14日到达）。熊雄为第12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19年12月25日启程，1920年1月28日到达）。周恩来为第18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20年11月7日启程，1920年12月13日到达）。张申府因赴中法大学任教，同第19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20年11月24日启程，1920年12月27日到达）一起来到法国巴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有志改造中国的青年提供了探寻真理、解放思想的途径；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造就了一批日后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很大影响的骨干，他们好比火种，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这场运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以及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输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党小组。吴稚晖、李石曾等在法国巴黎筹办中法大学，聘请张申府去教逻辑。11月，张申府来到上海。在游学法国之前，他和陈独秀见了一面，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在欧洲招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1921年1月，在巴黎，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并结为伴侣。2月，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张申府回忆说：“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先和周恩来谈话，然后写信向陈独秀报告。”刘清扬、周恩来都是天津觉悟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参加会议时就结识了张申府。赵世炎、吴明（陈公培）在国内已是党员。在法国的5位党员成立了中共巴黎小组（旅法支部）。张申府曾说，早期的中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组合。

　　

　　熊雄

　　1922年初，熊雄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1922年3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德国居住（周恩来去德国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在战败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由张申府介绍，熊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中共旅德支部（名为“代表团”）成立，成员有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谢寿康、熊雄，共6人。周恩来、刘清扬、熊雄、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康德大街张申府寓所聚会，商讨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住在柏林郊区的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4月下旬，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熊雄（具名披素）7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敦促他于5月1日前完成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4月30日，赵世炎致吴明（陈公培）的信中谈到：“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幛、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

　　在这之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如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在蒙达尼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赵世炎、李立三、熊雄等在克鲁邹建立的“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袁子贞、马致远等在巴黎领导的“华工总会”等组织。另外在旅德、旅比的华人中也有一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为了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周恩来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做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邀请部分团体代表，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

　　1922年6月22日（另有3日、18日之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旅欧少共成立。参加会议的共18人：赵世炎、周恩来（旅德支部）、刘伯坚（比利时支部）、尹宽、王若飞、李慰农、李维汉、郑超麟（法国蒙达尔支部）、袁庆云、任卓宣（叶青）、陈延年、王凌汉、熊锐、萧朴生、萧子幛、佘立亚、汪泽楷、傅钟，代表着38个成员。会议由赵世炎主持，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大会决定将组织起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陈延年、李维汉。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教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周恩来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赵世炎、周恩来是灵魂人物，张申府经常出点主意。郑超麟是少共成员，他回忆，“有些学生觉得张躲在幕后做指挥，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每个人都取了代号：周恩来名“伍豪”，张申府名“R”，熊雄名“其光”。张申府后来解释用“R”做代号的原因：“我用这个笔名标志我当时的所有热情：罗素（Russell）、红色(Red)和革命(Revolution)。”少共党员在1922年夏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共195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

　　1922年8月，旅欧共产党人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赵世炎任书记。在柏林的熊雄、熊锐、张申府、刘清扬、廖焕星等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的成立大会。

　　张申府在《少年》第2期发表文章说：“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周恩来在《少年》第5期发表文章说：“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

　　1922年11月，周恩来与张申府一道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入党。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等倡议，需要赶紧派人回国，与国内的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其领导。大家当时凑了一笔款，由李维汉带信回国，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

　　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世炎、周恩来、尹宽、王若飞、陈延年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赵世炎主持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大会通过了旅欧总支部的团章，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为委员。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共有成员72人，其中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在旅欧总支部之下分设旅法、旅德和旅比三个支部。临时代表大会经过4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

　　旅欧共青团在内部着力进行了旨在提高政治理论素质的训练工作，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团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均有提高，这对他们即将奔赴国民革命的第一线充任领导者和指挥者直接起到了较好的培训作用。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熊雄、熊锐、李慰农等，在稍后的国共合作时期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也比较充分地显示出这种内部训练的效果。”

　　1923年3月13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他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阅读马列主义着作，在《少年》上发表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

　　

　　1923年在柏林合影。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1924年2月改组为《赤光》。该刊物仍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

　　从时间顺序来看，1921年最先成立中共旅法支部（5人）。1922年3月成立中共旅德支部（6人）。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8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党团组织建立时，党团员只有30多人，到1924年间，发展到200多人，成为旅欧华人社团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战斗组织。

　　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联络员，实际上是总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是最早的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并负责党团组织工作。张申府、周恩来、熊雄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周恩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并参与筹组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担任总务主任，聂荣臻担任巴黎通讯处处长。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支部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旅欧华人团体活动时，都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党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活动。直到1925年4月1日，报刊上才第一次出现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义，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见《赤光》第28期，1925年4月1日）。聂荣臻在回忆中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

　　旅欧时期共同生活和奋斗结下友谊

　　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在欧洲生活了3年半，这段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其间，周恩来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如张申府、赵世炎、蔡和森、熊雄、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王若飞、向警予、李维汉，等等。这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组织基础，或者说做了干部队伍的准备。

　　周恩来旅欧期间主要经历概括为：考察西方社会，为报刊写通讯报道；发起组建旅欧共产党和少年共产党；参与组建国民党旅法支部；读书学习，吸收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广交朋友，组织留学生开展政治斗争。这些工作均与当时的中外政局和政治思想有关，对其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1年9月，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事件。10月14日，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李维汉、陈公培等在内的104人被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他满怀激情地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期间周恩来正在欧洲勤工俭学，他不仅参与创建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还帮助筹建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担任总务主任），成为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范例和先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特殊贡献。周恩来以筹备员身份在欧洲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分部。1月17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报告了巴黎党务发展情况。会议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前排左一为聂荣臻。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参加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应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张申府之邀回国。9月1日，周恩来抵达香港，结束了旅欧生涯。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对周恩来的评语是：“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着。”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旧社会知识分子“根”时说：“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本名张崧年，后改名申府。河北献县人，生于1893年6月15日。

　　1919年7月，张申府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他曾用“赤”“赤子”“赫”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后，他又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8月16日，在北京陶然亭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张申府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周恩来等进步青年。

　　1920年，上海在陈独秀领导下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党小组，之后相继发展了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入党。

　　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名义办理出国手续，与蔡元培、陈大齐、汤尔和、郑毓秀、刘清扬等同船，11月24日，乘“高尔地埃号”（Cordillere）船，12月27日到法国马赛港。张申府经过里昂，再到巴黎。因里昂大学中国学院还未开学，张申府就在巴黎自修，偶尔去李石曾办的华法教育会帮忙。

　　1922年2月初，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火车经过比利时，前往柏林。

　　1923年2月，张申府受到攻击。在陈延年、尹宽主导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投票，驱逐张出党。不久，共产国际为张平反，恢复了张申府中共旅欧通讯员的地位。

　　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会议有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因为反对国共合作，中途离场，选择退党。周恩来劝他不可因一时冲动退党。张申府日后回忆说：“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并且强调“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他还说过：“我后来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我就这样脱党了。”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周恩来在张申府的生命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先是朋友，然后是支持者，最后是保护者。”

　　熊雄，原名祖福，字披素、罴士，于1892年4月8日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塘（今芳溪镇）下屋村。1913年，熊雄在日本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受到赏识，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春，熊雄从日本回国，在李烈钧的护国军滇军中工作。1919年10月，熊雄到广州，得到好友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资助，还支取了湘军几个月的薪水，11月取道香港，年底到达法国巴黎。熊雄和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颂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肖金芳等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交流书报，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

　　1920年底，赵世炎、陈公培、熊自难、熊雄、盛成、李立三、张伯简、刘伯坚、刘伯庄、罗汉、鲁易、周钦岳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提出“要革命，第一步要把华工组织起来，必须组织工人进行革命”。以此为核心，结成勤工俭学同盟，后发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

　　1921年10月14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李维汉、陈公培等104人被押送回国。当时在赖古龙农学院学习的熊雄和李合林（鹤龄）义愤填膺。熊雄和李合林找陈延年，陈延年介绍罗喜闻，罗喜闻给李合林提供了100法郎。1922年3月中旬，熊雄陪同李合林到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的农业学校，向张桓涛取回了李合林借给他的手枪。3月17日，熊雄来到巴黎。3月20日晚，李合林在郑毓秀家门外枪击陈箓不中，被捕入狱。李合林的口供并未牵连熊雄。第二天，熊雄离开巴黎，前往德国柏林。

　　周恩来、赵世炎等多次与第三国际联系，准备选送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初，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来信，决定派遣赵世炎、熊雄、王圭、袁庆云、高风、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王凌汉、陈九鼎、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熊雄和王圭已在柏林。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3月底，这12人由柏林前往莫斯科。

　　4月上旬，赵世炎、熊雄等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4月28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新同学中有6名共产党员（赵世炎、熊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王圭）。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转到比利时，1924年7月到苏联学习。

　　1921年9月23日，聂荣臻从克鲁邹赶到里昂。赵世炎、蔡和森率领的“先发队”已被法国军警囚禁到附近山上的一座兵营里。罗喜闻、聂荣臻通过中国驻法公使副领事李骏，开了一张进出兵营的通行证，救出了赵世炎等几位学生。之后，聂荣臻到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刘伯坚等。刘伯坚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周恩来“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周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据聂荣臻回忆：“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讯，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聂荣臻先后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执行委员和训练部副主任。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主任。

　　1924年6月，周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几个战友在聂荣臻的住处为他送行。聂荣臻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大家都喝得有些醉意。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准备。这些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包括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