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国比家大——我的父亲林正亨

　　1950年1月30日清晨，天下着小雨。台湾台北市泉州街的行人，驻足观看一队执行死刑的囚车。吉普车上，五花大绑着一个气宇轩昂的死囚。当车路过泉州街四巷时，他突然昂起头高喊：“保珠，保珠，快出来呀！”宪兵没等他再喊，就用枪托打得他满头是血。路边一位中年男子听到喊声，认出这是自己的朋友林正亨。赶忙跑到正亨家里报信：“正亨不好了，保珠快去看看他！”正在厨房给丈夫做牢饭的保珠，顾不上穿鞋，光脚跑到街上，拦下一辆三轮车，直奔马场町刑场。

　　马场町刑场位于台北市郊新店溪的荒滩上，日据时期曾作为练马场，台湾光复后改为刑场。保珠赶来时，正亨已被枪决，胸部中了两枪，面朝地倒在血泊中。保珠以瘦小的身躯，抱起丈夫高大的躯体。她不相信正亨会这样死去，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一

　　我的父亲林正亨，字克忍，1915年8月出生于被史学家称为台湾第一家族的台中雾峰林家。这个家族在台湾近代史上，涌现过许多抗击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英雄。

　　

　　林正亨黄埔军校毕业后赴昆仑关作战前留影。

　　父亲林正亨的祖父林朝栋，1885年率自己组织的栋军，协助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基隆狮球岭与侵台法军作战。林朝栋在雨中苦战月余，弹尽粮绝，他派家丁去雾峰林家求援。夫人杨水萍依照“国比家大”的家训，变卖全部家产，组织一支6000人的军队前去增援，里应外合打败了法军。刘铭传称杨水萍为巾帼英雄，她还被清廷授予“一品夫人”称号。

　　我的祖父林祖密，在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将庞大家产变卖，回大陆支持孙中山革命。1915年，他在鼓浪屿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1918年，他花50万银元组建了闽南革命军，打下福建7个县市，大振革命军威。1925年，林祖密在闽南被反动军阀捕杀，成为辛亥革命烈士。由于生前将大部分财产捐给国民革命运动，他牺牲后，全家陷入生活绝境，不得不从福建迁回台湾雾峰林家。

　　

　　林正亨父亲林祖密和家人在厦门合影。

　　父亲193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广西昆仑关大战。1944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父亲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被派往台湾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50年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我们家族是台湾200年来最着名的五大家族之一，同时也是台湾唯一拒绝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家族。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林家十分重视家风和家教。“亡台遗恨”这四个字，深深扎根于家族成员心中。日据时代，台湾学校都不教中文只教日语。雾峰林家为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决定在家里组织中文私塾教育，所有林家子弟都学中文，不学日语。那时，林家的大门都面向祖国大陆的方向，期盼祖国能早日收回台湾。

　　二

　　1935年冬天，刚满20岁的父亲和朋友在酒楼吃饭。因时间较晚，遭到日本宪兵痛打。这种屈辱，使他决心离开台湾回祖国大陆谋生。为了去南京报考中国第一流的美术学府——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最疼爱他的母亲，通过“摇会”（民间的一种信用互助方式），为他筹备了一笔学费。

　　父亲来到南京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每个热血青年都想投身抗日。父亲决定丢掉画笔，报考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时，他的志愿有两个，一个是空军航空兵，另一个是陆军防化兵。但航空兵的学员已经招满了，他只好报考防化兵。

　　

　　1936年，林正亨在南京留影。

　　

　　1936年，林正亨母亲郭玲瑜与六子女在雾峰林家合影。

　　1939年，父亲军校毕业后，正赶上广西昆仑关会战。我的姑姑林冈（双盼）有一张父亲赠给她的照片。照片是父亲戴着钢盔的军官照，上面用钢笔写着：“戎装难掩书生面，铁石岂如壮士心，从此北骋南弛戴日月，衣霜雪。笑砍倭奴头当球，饥餐倭奴肉与血，国土未复时，困杀身心不歇！”姑姑说：“那时，你父亲在96师参谋处，被日军重重包围。他带领情报排30多名士兵，从日军围困中突围。他们边打边撤，子弹像炒豆般响个不停。突然，一发炮弹在正亨身边炸开，弹片击中他的钢盔。钢盔左侧被击穿，留下一寸多长的洞口。幸好他头部没有受伤，而身边几个战士已经牺牲了。他们整整打了四天四夜，才突出重围，这时全排30多人只剩十几个人了。”

　　

　　林正亨赴昆仑关作战前寄给妹妹林双盼的照片。

　　听说父亲还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妈妈对我说：“1944年初，我那时刚怀上第二个孩子，日军占领了湖南长沙，不久衡阳陷落。日军逼近陪都重庆，全国人民掀起抗日热潮。大本营决定组建第二支中国赴缅远征军，重庆报纸头条登出大字标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你父亲热血沸腾，想参加远征军。我对他说：‘老大不满两岁，我又要生老二了，家里没有钱，你走了我们怎么生活啊！’你爸说：‘没有国，哪来的家？我去缅甸抗日，你们投亲靠友吧！’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1943年初，林正亨和妻子沈毅及长子林义旻在重庆合影。

　　父亲担任远征军学兵总队炮兵团指挥连连长。他率领部下跟随炮兵团深入敌后，找到敌人的驻处和炮兵阵地，用无线电把坐标通报给炮兵团，让火力覆盖敌阵地，消灭敌人。他们先后攻占了日军盘据的孟关、加迈、孟拱等地，日军兵败如山倒，8万日军有6万人死在阵地上。在缅中的最后战役，父亲的指挥连在敌后被日军发现。日军轮番发起冲锋，都被打退，又派来空降兵把他们包围。子弹打光了，战士们用枪托、刺刀和敌人肉搏。父亲操起步枪和8个包围他的日本伞兵拼刺刀。他左挡右刺挑死了几个日本兵，可他的脸颊被马刀砍伤，左右手也挨了刀，雪白的骨茬露了出来，他依然奋力拼杀。最后，敌人刺刀又戳进他后背，身负16处伤的林正亨成了血人，倒在血泊中。这时，远征军的后续部队冲杀过来，把日军全部歼灭。

　　

　　1944年，林正亨（右一）赴缅抗日前在昆明与战友留影。

　　打扫战场时，父亲军校的同学不相信一向身强体壮的他会轻易死去。在死尸堆里翻找，终于摸到了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父亲，把他背到战地医院。医生立即给他打止血针、输血、做手术。操手术刀的是医术高明的美国医生。在印度医院治疗4个月后，父亲才痊愈回国，但因伤了筋，手再也握不了拳。

　　1945年10月30日，父亲在昆明云南驿养伤。他给祖母写了一封长信，报告自己8年来抗战的经历。他在信中写道：“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请母亲不要为我的残废而悲伤，应该为家庭的光荣而欢笑。你没有为林家白白教养了我，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父亲“家国同构，国比家大”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记得那是1960年，我刚读完高中二年级，正在放暑假。学校党支部书记对我说：“《北京日报》社选中你，要培养你当记者，你现在就去报到。”我脑子顿时懵了，回家后写信告诉正在外地工作的母亲。她回信说：“你正在上高中，学习成绩很好。我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生活再难也要让你上大学，等大学毕业后再工作吧！”这时，我想到让我去《北京日报》社工作，是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决定，是党对我的召唤，我是共青团员，应该服从党的决定。于是我给母亲写了一封数千言的回信，信中提到父亲决定参加远征军出国作战时对母亲说的话：“我们林家把‘国比家大’当作家训。”

　　我这封信深深感动了母亲，她流着泪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支持了我的想法。不满18岁的我就进了《北京日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在报社获得三次先进工作者称号，2008年还荣获“《北京晚报》杰出贡献奖”。

　　三

　　抗日战争胜利了，残疾的父亲被授予少校军衔，却成了国家编外人员，被遣散回家。他思念久别的妻子儿女，于是搭便车到重庆去找他们。因战争和受伤住院，父亲一年多没和家里联系，不知妻儿已随姐夫一家去了广州。他回重庆竟找不到自己的家。听朋友说，妹妹双盼是苏联塔斯社驻渝记者，便去找她。几十年后的今天，双盼回忆起这段兄妹重逢的情景，还止不住热泪盈眶：

　　1945年年底，我在塔斯社工作。一天上午，突然听说有人找我。出门一看，吓了我一跳。一个头发胡子都很长很乱的人，穿一件破烂长衫站在我面前，他腊黄的脸上有一道伤疤。我愣了一会儿，不知他是谁。他嗫嚅地说：“我是正亨啊！”我仔细辨认才发现，他就是我哥林正亨。我不敢相信，一年多前那潇洒英俊的小伙子，怎么会变成如此苍老落魄的样子！我问他，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木然回答：“你去看看吧。”我打电话给男朋友——新华社记者鲁明，让他陪我们一起去。来到重庆七星岗一个简陋的小旅馆。正亨住在阁楼上一个很小的房间。那里只有一张床，草垫上铺着一领破席。看到这情景，我难过地掉了泪。一个舍生忘死的抗日英雄，回国后却落到这个地步。我那时住在塔斯社宿舍里，哥哥住不进去。鲁明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找朱老（中共外围组织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他在重庆做工会工作，可以帮正亨安排工作和住处。”就这样，朱老把哥哥安排在劳动协会去做码头工人工作。哥哥晚上做我的保镖，陪我到各处采访。那时，国共谈判刚破裂，两党斗争十分激烈。记得有一次，郭沫若、王若飞在重庆校场口给群众做报告，国民党特务前来捣乱，向会场扔石头，用棍子打听众，把会场搅得一塌糊涂。哥哥在前面帮我挡驾开道，我才完成了采访任务，把这一事件报道出去。

　　父亲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是认可的，可回重庆后，却发现前方将士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战时，国民党权贵们却在后方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后来，他在朝天门码头看到地痞流氓欺压百姓，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的情景，思想深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认识到，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腐朽没落的国民党政府，而应该属于一心为民的中国共产党。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组织上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他军校毕业，懂得军事技术，可以参加新四军；另一个是他的故乡在台湾，可以回台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父亲考虑到自己的条件，决定回台湾从事革命工作。1946年，他在广州和久别的妻儿团聚，正巧，他的岳母也从印尼来广州探亲。她对父亲说：“你上半生已对国家做了大贡献，如今成了残废人，下半生该为自己和家庭想想了。你带全家去印尼，沈家可以出一笔钱，让你做生意，过安稳日子。”父亲说，雾峰林家的家训是“国比家大”，台湾人民还在受苦，作为林家后代，自己有责任为台胞的解放而奋斗。岳母看他态度坚决，就给他20根金条，作为回台湾安家经商的本钱。

　　

　　1946年，林正亨与妻子儿女在广州合影。

　　四

　　1946年6月，我不满4岁便随父亲回了台湾。那时，他担任台北警备司令部劳动训导营警官，负责管教所谓的“无业游民”。父亲经常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解决生活困难，鼓励他们自立自强，深受大家信任和拥护。1947年2月底，台湾爆发了席卷全岛的“二？二八”事件，父亲组织工人们成立纠察队，维护市场秩序。国民党当局看镇压不了人民，便换了求和面孔，答应满足市民条件，先由各界成员组成“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和政府谈判。父亲看出这是政府的缓兵之计，他请处委会委员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并告诉他们：政府会很快派兵镇压。但这些警告没有引起重视，还引起了处委会对他的反感。父亲不得不回家乡台中市参加武装斗争。

　　“二？二八”事件中，台中人民斗争最坚决，最勇敢。他们成立了从事武装斗争的“二？七”部队，在共产党员谢雪红领导下，攻占敌人的军火库，用抢来的武器装备自卫。父亲回来已晚，没有赶上武装斗争。近几年雾峰林家在修缮故居时，从灰墙夹缝里，找到当年父亲藏在墙里的炸药包和发报机。

　　“二？二八”事件被镇压后，谢雪红等人并没有气馁。他们于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在香港创建了爱国团体——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响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同时制定了“反台独，反托管”的政治纲领。父亲受党的委派，去香港参加台盟成立大会，并领受了回台湾发展台盟组织的任务。由于这次赴港开会历时3个月，台湾警务部门以他逾假不归为由，免去了他警务专员之职。后来，父亲用岳母给的20根金条在台北长安西路开办了建成皮鞋店，作为中共台北市委秘密联络站。

　　记得那时，我们家在台北市泉州街四巷四号一座日式宅院里。我们几个小朋友在家里捉迷藏，我钻进壁柜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大地图，上面许多城市插着红旗。我问父亲，插红旗干什么？他神秘地说：“将来你会知道的。”现在看来，父亲是在地图上标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城市，好通过进步刊物报告台胞。每当夜深人静时，父母在昏暗的灯下，抄录收音机里传来的新华社广播。然后刻写在蜡纸上，用油印机印成刊物。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是在编辑出版进步刊物《综合文摘》和《和平文献》。这两份刊物在台湾广泛发行，成为进步人士的必读之物。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祖国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为了撤退台湾，把军统、中统等大批特务派到岛内来“清理基地”。大肆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枪杀了4000多人，酿成最黑暗、最血腥的白色恐怖。我父亲于1949年8月18日被捕，1950年1月30日距离春节只有17天时被杀。记得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父亲得到警察局要抓他的消息，出外躲了几天。17日下午，他悄悄回家，想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再离家出逃。见到爸爸，我特别高兴，吃完晚饭，他和家人叙旧，还讲起鬼故事，吓得我钻在桌子底下不敢出来。夜里，父亲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过一会儿就走，可没想到在沙发上睡着了。凌晨3点，台北刑警总队包围了我们家，父母都被捕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家里乱得一团糟。榻榻米草垫被掀起来，天花板也捅了窟窿，我问三姑（双祝），这些翻箱倒柜的警察是什么人？她告诉我，这是你爸爸的“朋友”。

　　五

　　1993年，台湾左派作家蓝博洲在新党《新国会》杂志创刊号上，详细披露了父亲遭国民党捕杀的经过。白色恐怖中，蒋介石宣布“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手令。父亲在台北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支部，同时以参加读书会名义，发动青年们阅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1949年8月16日，读书会成员傅世明因发展警员崔文正入会，被告发。他受刑后供出了父亲林正亨、施显华、吴万福等7个成员。他们被立即抓捕。9月23日，父亲在武警总司令部看守所，受尽了酷刑：鞭抽、火烙、刺甲、压杠子、灌汽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为保护读书会青年，他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鉴于台湾第一家族雾峰林家的巨大影响，和林家关系密切的丘念台、杜聪明等12位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蒋介石，请他释放林正亨。国民党当局经历过“二？二八”事件，深知台湾人民不好惹，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不杀台籍政治犯。蒋介石还曾经是我祖父的朋友，民国初期曾住在我家一个多月，他让陈诚去狱中提审父亲，只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就可以免死。然而父亲大义凛然地说：“我无过可悔！”此时，他已下定决心献身革命。

　　我父母被捕使全家遭到厄运。家里只有患忧郁症的三姑和奶妈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缺衣少食，生活无法维持。三姑带孩子们去亲戚家要饭。亲戚们怕受牵累，连门都不开，从门缝里塞出一两角钱。姑姑只好带我们去市场买被污染过的面粉，回家熬面糊喝。我那时刚满7岁，要做很多家务事。一次砍柴时，不小心把左手拇指指甲砍掉了，血流不止。妈妈在狱中得知后，十分着急。她让三姑发电报给住在香港的大姑双吉，请他们来台湾把孩子们接去香港，同时来解救父亲。

　　大姑夫妇很快来到台湾，大姑父林天祥在国民党任职，有很多朋友在政府当官。他找台北宪兵司令问父亲的案情，司令说，他组织读书会，属一般犯罪，不会判死刑，过些日子就会放了。大姑夫妇放下心来，想把我和大妹妹接走。离台前，我和妹妹去监狱告别父母。在二楼狱室里，父亲头系雪白的毛巾，把我抱在膝盖上，给我糖果吃，同时告诉我：“你们去北平找市长叶剑英，他是你爷爷的朋友，一定会照顾你们！”看过父亲，我们又到一楼探望母亲。当时正开午饭，母亲一见我们就哭起来。她一哭，整个牢房的女犯人都大哭起来，会面也不得不结束了。

　　

　　林正亨在狱中为其长子林义旻剪的纸花。

　　1949年12月27日，台保安司令部下达了宣判父亲死刑的判决书。那时距离成立新中国的10月1日刚过两个多月，在临刑前最后一个多月里，正亨用彩纸给儿女们剪了十几页纸花，寄托自己的深情。还给祖母写下充满感情的诀别书：“妈妈，您一生好强，希望孩子们都能做有用的人。我们了解您的苦心，因为这一点，我们都奋勉着。尤其是我，想到父亲的过去，我须提起双重的责任，所以我踏上父亲的道路——苦难与牺牲，这是崇高的品性和无比的光荣。妈妈您用不着悲伤，也不用为我担忧。生，要为责任艰苦牺牲奋斗；死，是我们完成了责任。”牺牲前，父亲还在监狱地板上写下一首题为《明志》的诗：“乘桴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奔逐半生劳心力，千里河山不尽看，吾志未酬身被困，满腹余恨夜阑珊。”

　　

　　1950年林正亨牺牲前在监狱地板上刻的《明志诗》（沈毅抄录）

　　1950年1月30日清晨，父亲含笑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时年34岁。那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青年，被判刑10年、12年，继续在绿岛监狱里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如今他们已无人在世，但是每年春天和秋天，人们都要到父亲牺牲的马场町刑场举行祭拜大会，祭奠这个为台湾人民献身的革命英雄。

　　六

　　父亲牺牲后，我母亲去监狱认领他的遗物，正巧遇到关在牢里的中共台北市委负责人。他对母亲说：“正亨在狱中表现很好，你要节哀顺便，把孩子拉扯成人，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母亲出狱后，家里住进两个保安司令部的特务，除了看守母亲外，他们还想抓捕其他地下工作者。一天清早，地下党交通员阿雪匆匆来到我家，正巧在大门外遇到去买菜的妈妈。她流着泪对妈妈说：“林太太，实在对不起，8月17日那天下午，上级让我通知正亨别回家，我因有急事耽搁了，正亨被捕牺牲我有责任……”她话还没说完，母亲就推她走：“我家里有‘狗’，你快走，快走！”

　　阿雪没落到特务手里，可母亲却在特务掌控之中。他们在她家里吃饭、睡觉、打牌、聊天。母亲每天要给他们买菜、做饭，还要提防有同志来找父亲，她苦闷得想自杀。过去从不抽烟的她，这时每天抽50支香烟，她想用这法子去死，可这也不是办法。后来她找到保安司令部，对他们说：“我丈夫已经被你们杀了，凭什么还在我家住俩人？我没工作，养不起他们，你们干脆打死我算了！”保安司令部只好撤走了特务，但规定母亲每星期必须到派出所汇报一周情况，不得擅自离家出走。

　　

　　1950年，林义旻兄妹与奶奶及双盼姑合影。

　　母亲想到两个儿女去了香港，自己带着小女儿林青在台湾也无法生活，决心化名、化妆去大陆。她悄悄把所有家产都变卖了，换成两根金条。她对奶妈说：“这金条你拿着，再有一年台湾就解放了。你带小青再忍一年，我就回来接她。”奶妈是穷苦人，她的两个孩子都是父亲在世时，帮她送到育婴堂救活的。她对母亲说：“你就把女儿送我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母亲说：“小青是林家骨血，她父亲让我把孩子们拉扯成人，我没权力送给你！”那一夜，母亲把小青的衣服放进皮箱里，又拿出来，犹豫了几次。她想，万一自己在途中被捕，小青没奶是活不了的，不如等一年再来接她。凌晨时分，母亲终于提着箱子离开泉州街，去了基隆码头。

　　母亲是化名王露霞离开台湾的。在嘈杂的旅客中，国民党巡警和特务在人群中仔细搜察，母亲低头躲开他们的视线。9点整，轮船启航了，可刚走了10分钟又停下来。一艘警备船靠近轮船，上来一队宪兵，挨着房间搜查。母亲十分紧张，以为是来抓她的。可宪兵抓的是年轻力壮的男人，原来他们是为武力保台来抓壮丁的。船到香港后，母亲才后悔起来——要是带上小青，也能逃出台湾。

　　1950年1月，父亲的妹妹双盼已进了北京，在铁道部外事局当干部，她更名林冈，已与鲁明结婚。一天上午，鲁明告诉林冈，当天《参考消息》上刊登了林正亨被捕牺牲的消息。她忍不住大哭起来，拿着《参考消息》去找铁道部领导，提出，烈士子女现在还在香港，怎么办？领导说：“烈士子女我们来管，给你三天假，你去香港接孩子。”林冈二话没说，立即赶赴香港。见到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已成孤儿，不禁泪流满面。前两天，香港报纸刊登了父亲遇害的消息，亲人们怕祖母经受不起这个噩耗，没敢把消息告诉她，还把报纸藏了起来。祖母看双盼对孩子流泪，也十分不解。双盼只好解释，她刚刚怀孕，情绪容易激动，所以爱哭。林冈本来已经买了母亲和两个孩子的火车票，准备带他们回北京，这时已移居印尼的林天祥不同意岳母赴京。他说美国人可能会向北京扔原子弹，另外他养了6个孩子，需要岳母来印尼帮助照顾，林冈只好带两个孩子回京了。

　　母亲从台湾偷渡到香港后，祖母一见她很生气，对她说：“正亨还在监狱服刑，你怎么就跑出来了？如果你守不住，我回台湾去照顾正亨！”母亲看瞒不住了，只好告诉老太太，正亨已于1月30日被国民党枪杀了。老人像疯了一样，一边大哭，一边说：“蒋介石和正亨的父亲还是好朋友，怎么这样不讲良心，我要回台湾和他拼命！”

　　七

　　我和妹妹来到北京后，姑父鲁明给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我们的情况。谢在信中批示：要照顾好他们。我们被安排到有革命传统的北京洛杉矶托儿所学习。这年3月，母亲从香港来北京后见到了我们，她被安排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工作，更名为沈毅。

　　妈妈离开台湾后，小女儿林青在奶妈家里过着穷困愁苦的生活。6岁那年，奶妈带她在台北圆环市场卖水果。砍甘蔗时，砍刀不慎刺伤了她的左眼，因没钱治伤，左眼很快失明了。在印尼生活的奶奶，听到这一情况后，写信给在台湾的三姑，让她一定要把小青接回来。三姑给了奶妈300美元接回了小青。从8岁起，小青就给三姑带孩子。13岁开始，成了三姑的管家。三姑身患忧郁症，无法带孩子，她生的6个孩子，几乎都是小青带大的。全家9口人，仅靠姑父当小学老师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极其困难。小青没有上学，带着几个大点的孩子卖报纸、捡破烂、做佣工，支撑着穷苦的生活。一次，三姑神志不清走失了，姑父到处寻找她。邻居见三姑家好几天烟筒不冒烟了，进门一看，只见小青和几个孩子躺在床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赶紧拿些米粥来救济他们。

　　1970年，奶奶从印尼去日本看望儿子，路过台湾时，特地去探望小青一家，看到他们过着凄苦的生活，对小青说：“你想妈妈吗？我带你去北京找他们。”小青回答：“我恨妈妈。她把我哥哥、姐姐都带走了，只把我一人扔在台湾。她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还生我呢？生了我，又不养我，这辈子我都不想见到他们！”1975年，奶奶从日本来北京探亲，把小青这番话告诉了母亲。母亲流泪说：“小青啊，我哪里是不喜欢你呀，当时条件不允许你出来，如果不把这原因告诉你，我死不瞑目啊！”

　　1980年夏天，母亲和小青通了电话，打算当年在香港和她会面。我们在香港住在姨妈家里。等了4个多月，不见小青踪影。原来小青已接姑父的班，在小学校里当员工，属于公教人员。当时国民党政府不许公教人员去香港，因此小青无法来探亲。为了减轻姨妈负担，我不得不去香港电子厂打工。香港闷热潮湿，居住环境很差。姨妈让表妹阿云打地铺睡觉，把床让给母亲。那时她家里没有空调，极端湿热的气候让母亲犯了哮喘病。她晚上不能躺着睡觉，只能坐等天明。母亲对我说：“咱们回北京吧，我在香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说：“咱们都等了4个月，说不定再等一个月就能见面了，您能忍耐一下吗？”母亲说，再等我可能就死在香港了！于是，我们就回了北京。

　　可没想到我们刚回京一个星期，小青就来香港了。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快来香港啊，我只能在这里住两个星期。”我去北京市公安局找局长，请他再批准我们赴港探亲。他为难地说：“上次批了你们6个月探亲，你们4个月就回来了，再等一等不就见面了？现在北京有上万人申请赴港探亲，有人已等了3年。你们再排队等等吧！”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她说：“去不成香港，能不能在深圳铁丝网前和小青见面呢？”我对她说：“深圳和香港海关相隔很远，根本见不到面。”为了了解小青30年来在台湾生活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对小青说：“你把台湾的生活情况，录一盘磁带给我，我们也录个磁带寄给你！”不久，小青的磁带寄来了，虽然只录了半小时，可她边哭边录，整整折腾了八个钟头。听了磁带，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没想到小青会生活得这么苦，这么难！母亲不吃饭也不睡觉，躺在床上流泪，眼看一天天瘦下去，活不了多久了。我劝她道：“您一定要起来吃饭、锻炼身体。这次没见面不要紧，下次我们一定能见到面！”从那天起，我每天早晨带着妈妈练跑步，沿着故宫筒子河一圈圈地跑。很快，母亲的身体有了好转，也有了再去香港探亲的信心。

　　1982年夏天，我和母亲来到香港，在启德机场等待小青。小青几乎是最后几个走出机舱的乘客。小青和母亲都张开双臂奔跑着抱在一起，两人放声大哭，那极具震撼力的哭声，响彻接机大厅。人们都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母女俩30年没见的思念之情，像奔涌而出的洪流，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随后，我们搬进父亲的表妹吴纯纯家里，畅叙离别几十年的经历。我从父亲的历史，谈到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从父亲是怎么被枪杀的，谈到母亲是怎么逃回大陆、小青是怎么被留在台湾的，几乎讲了两天两夜。小青讶异地说：“蒋介石我们都很尊敬他。他去世时，我们还跪在马路边为他送行，他怎么会杀我父亲呢？”我们谈了很久，小青也解开了母亲没带她离开台湾的心结。母亲对她说：“你上半辈子缺失的母爱，下半辈子我一定要补偿你！和我们一起回北京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这时，小青几乎天天接到台湾表弟、表妹们的电话和电报：“姐姐呀，你从小把我们带大，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我们都大学毕业了，你的下半辈子交给我们吧，不会再让你受苦了！你快回来吧，我们想你……”小青为难地对妈妈说：“我和您只有一个月的感情，可我和表弟妹们有30多年的情感，我舍不得他们。您就把我当成嫁到台湾的女儿吧，我每年都去北京看望您，就让我回台湾吧！”

　　小青回台湾后，1984年又到香港和母亲、姐姐见面。1989年夏天，她带着三姑和姑父从台湾赶到北京，和已瘫痪在床的母亲见面。三姑一到妈妈床前，就跪下来对妈妈说：“保珠，我对不起你和正亨，没照顾好小青。她没上学也没结婚，一直在我们家受苦。”妈妈说：“我要感谢你们，把她养育成人。虽然吃了些苦，可还是在自己家里嘛！”

　　1989年12月5日凌晨，母亲患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我打电话给小青，她急忙飞抵北京。在协和医院母亲的灵台前，小青跪着哭了一个小时，她悲切地说：“妈妈呀，我找了半辈子才找到您，刚见面，您就不在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您呀！”那悲痛欲绝的哭声，让许多人动容。

　　这生离死别的场面，也让人们感慨父亲一家那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悲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