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3月1日，黄埔军校由原来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与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仍然设在黄埔岛。当天上午，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了成立典礼，宣布由蒋介石任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在成立典礼上，汪精卫做了一篇颇具“深意”的训话，其内容涉及军校改组的原因、今后发展的设想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内容。

　　强调“统一”

　　在汪精卫的训话中，特别强调了各军校统一到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必要性。据汪精卫说，“为打破地方主义，为集中人才起见，不能不统一军事学校”。“本校的名称拟叫做‘统一军事政治学校’。后来因为国民党向来用中央二字的名义，才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后无论什么军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

　　自黄埔军校创立之后，在广州的各军也相继办了各自的军校。其中滇军设干部学校，湘军设讲武堂，粤军设讲习所，桂军设军官学校。这些学校“虽然名义上隶属革命政府，却完全因袭军阀部队的管理方法”。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后，将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各军中的军官学校依然存在。到了1926年，国民党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军政日臻统一，独立存在的各军军校被“统一”到中央也就成为必然趋势。而对于各军军校中那些立志革命、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来说，黄埔军校的新型政治军事教育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早在1924年11月底，程潜所办的湘军讲武堂的学员就纷纷要求立即将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遭到湘军教官的拒绝后，陈赓首先退出讲武堂，考入黄埔1期。在他的影响下，紧接着又有许多同学带上枪支弹药相继离校前往黄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军军校中要求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呼声也日见高涨。为了“组织和指导一种统一的政治工作，使各军军官消除省区观念的旧倾向”，“军官们得到最好而且一致的军事政治知识”，由汪精卫提议“合并军校暨各军所立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入伍生班，仍于埔校为校舍”，获得军事委员会通过。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典礼。

　　国民党“二大”后的1926年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等7人为改组筹备委员，11日，发出《令知派员考察各军军实教育情形文》，文中称“兹特派员调查各军，及各军校之军实教育，庶使一切设施、得以推行尽利，以收军政统一之效”。第二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为归并各军军官学校及讲武堂所有各校舍财务应点交军需局接管仰各遵办具报文》，要求各军校的财务、教育用具，全部交由军需局接收保管，统一转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对于如何废止各军军校，《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大纲》中做出规定：一、各军军官学校不准再招生；二、各校所到的新生，概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处理；三、入校不及两个月的新生，同样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对于在校两个月以上的学生，允许在各该校毕业，毕业后送各该校所属的军，充做排长；五、各军长须确实将现在该军将毕业的人数，和将来支配各毕业生于军队中的详细办法，报告参谋团，因这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数和分配毕业生于各军的计划，均须跟着各军所报告的数目；六、对于各军的旧校毕业生，另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其校内原有的官长和军事政治教授的处理和支配，全部由这个特别委员会处理。经过一系列繁忙而具体的准备工作，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最终于1926年3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

　　突出“政治”

　　汪精卫在训话中，强调今后在新组建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政治和军事“同时要注重”，“精神上技术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有研究指出，所谓“政治”指的是军校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对黄埔军校实施的军校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价值的充分肯定，并展示了国民政府准备进一步推广这两种制度的决心。

　　“中国军队中之有政治工作，自本校开始。”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及苏俄的帮助下，就建立起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军校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的国民党党代表，一切重要的校务和命令，均需有党代表签署。黄埔军校增设教导团时，又按照苏联红军编制，先后在教导第1、第2团的团、营、连三级设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并规定由校政治部主任秉承校党代表之命进行指导。此后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渐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和党军指挥的蒋介石也曾参与推行党代表制度，还公开说“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得”，并和党代表廖仲恺相处得很融洽（廖仲恺将党代表图章放在蒋介石处，不在时蒋介石就会帮着盖章）。

　　“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在黄埔军校，党代表负有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工作的任务，一般要通过政治部进行。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工作后，不断充实机构，制定《政治指导员条例》等各项条例，使军校政治部真正成为校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的职能机构，全面负责党务、组织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任务。

　　在周恩来、鲁易、熊雄、包惠僧等共产党人的主持下，政治部负责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军校的政治课授课者多数是共产党人。据4期生文强回忆，周恩来的“每次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成章，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且声情并茂”，“最能感动人”。为了听周恩来上课，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都“化敌为友”，共同“一听到底”，课后还互借笔记传抄。其他政治教官如恽代英“学养有素，器识凝重”，萧楚女讲课时听者“凡二三千人，大礼堂亦不能容，则在操场中授课”。除政治课外，军校还定期举行演讲会、报告会、政治讨论会和政治问答，许多着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邓中夏、彭湃等都到军校作过演讲。值得一提的是，“政治问答箱”每星期一开箱，对放置其中的学生提问，由教官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分别或书面或口头进行答复。后来政治部还汇集问答内容出版了《政治问答集》。

　　军校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对不同的革命思想理论兼收并蓄，“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表同情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军校出版的大量期刊，如《黄埔潮》《黄埔日刊》等，紧密结合形势，宣传革命思想，有的刊物发行量高达5万份之多。此外，军校还出版了不少讲义和书籍，进行革命宣传，既开拓了学员的知识面，又提高了政治素质。

　　为了将学生培养成“既是政治教育的接受者，又是政治理念的传播者”，政治部还组织学生支援工农运动，参与社会革命实践。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游行、群众集会，都有军校学员参加。政治部还组织学生成立宣传队，在群众大会和军民联欢会上演出，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政治宣传。后来，军校的政治宣传扩大到对敌策反工作。1925年6月初，在平定杨刘叛乱中，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就奉命在滇桂军中颁发《兵友必读》，并动员前滇桂军毕业生到叛军处做思想工作，取得相当成果，叛军“相率响义”，仅6月6日上午，就有100余人前来归顺。

　　在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政治”得到进一步加强。政治部的机构进一步扩大，人员增至70多人，下属机构增设了编译委员会，设立了总务、宣传、党务三个科，并相应增加了政治指导员和政治教官。同时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健全了《组织条例》《服务细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从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上进一步保证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原则，政治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时间学军事，十分之三时间学政治，政治科则相反。自第4期开始，制定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也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政治课程增加到26门。

　　暗示矛盾

　　在训话中，汪精卫虽然提出“仍请蒋介石当校长”，理由是“对于蒋校长的人格和他努力奋斗的精神，本党各同志都是极端的敬佩”。但又说，关于军校改组，是在“蒋校长在汕头担任东征总指挥”“不能回来”的时候决定的，蒋回来后“实行”就可以了。

　　黄埔军校创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汪精卫仅仅因到校讲课和蒋介石有所接触。到了军事委员会成立，汪任主席，蒋任委员，二人才正式在一起共事。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两人密切配合，形成汪主党政、蒋主军事的格局。国民党“二大”后，汪精卫集中常会、中政会、国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于一身，俨然成为党政领袖；蒋介石也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委会常委，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其作为军事领袖的形象也更加突出。

　　不过，此时的汪蒋关系却急速恶化，“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汪精卫上台后，便打着“以党治军”“联俄联共”的幌子，鼓吹自己的“左派”领袖地位，借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力量削弱蒋介石的影响，为插手被蒋介石视为禁脔的军队和军校不断造势。汪精卫主持把各军政治部主任一职改为“副党代表”，并大批选用共产党人担任，“代行”总党代表的职权；还让亲信陈公博主持编写《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有“审查军队行政之权”，“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在“发现指挥官分明变命或叛党时”有权予以制止，让蒋感到其军中权力和威信被制约，甚至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蒋介石起初也采取对抗措施，提拔一批亲信任党代表，但这些人和“同级军官一团和气，吃喝嫖赌，不发生任何作用”，连戴季陶都说“随便放了许多人去充数，其结果不但是不好，而且只有捣乱的”。

　　第二次东征期间，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的影响也日益发展壮大：特别党部5名执行委员中，除蒋介石外，其余4人都是共产党员；7名候补委员中，6人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秘书以及政治教官的大多数为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所办的刊物，基本上由共产党员负责，“发的书籍，比蒋介石的《曾胡治兵语录》不知多几倍”。而一些共产党员的言论，如广东国民政府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的条件已经成熟、蒋介石早已“存了继任领袖的野心”、“打倒这里的段祺瑞”等，让蒋介石及其左右感到“共产势张，四围都非同志”。而此时的汪精卫，不但在军校毕业证书上加署自己的名字，还常去黄埔军校演说，召开会议，到处宣扬“党”高于政府，高于军队，高于军校，甚至插手军校的经费分配，更公开宣称在军校“要选拔几个青年同志”，拉拢王懋功等“背叛官长”。

　　当时，苏联顾问的意见对广州国民政府有着很大影响。广东统一后，自诩为“军队中之重心”的蒋介石提出，为推进北伐，“革命应统一指挥”，积极谋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但苏联顾问中的一些人认为，“蒋的军权日大，威胁堪虞”，“不能让他拥有超过3个师的兵力”，还有的表示要“为党代表撑腰”。国民党“二大”后，军事委员会只授予蒋“国民革命军总监”职务，让蒋“总揽”军事“事务”，“督查各军的整改工作”，但不包括军需后勤问题和“一切政治问题”。这和他要求的“总司令”相距甚远。蒋以退为进，表示辞去总监、广州卫戍司令职务，“愿专任军官学校校务”，并多次找汪精卫谈话，建议“撤换苏俄人员”，但汪不给“明确的答复”。蒋本来就“脾气很大、气量很小”“是最多疑的”“怀疑到极点，以为共产党要赶他，或者精卫要赶他”。

　　当时军事委员会采取合议制，但组织法规定“凡军委会决议，须经出席委员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如多数委员不在军委会所在地时，主席与委员一人有决定处置之权”。按照包惠僧的说法，“书生气重”的汪随着其党政“领袖”地位日益巩固，越发显示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势态”，认为“不必要遇事都要由蒋介石来决定”。就像汪精卫在3月1日的训话中所说：“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就无所谓特别的党军。”这更让蒋介石判断在“本军里或本校里”“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的反蒋趋势已经成熟”，甚至“连汪兆铭已经和他们一鼻孔出气”，从而加快了采取对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