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台湾同胞书》铺设亲人回家路——写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

　　今年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举国上下热议这个历史性文告。一首《乡愁》借着自媒体的快速传播，迅速在网络再次流传。“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诗作，是那个年代台湾同胞思乡之情的真实写照。

　　对于经历过与台湾亲人隔海相望的我们，尤其是已经82岁的母亲来说，在两岸隔绝的年代，她心中的乡愁是这样的：“悠悠白云映宝岛，深深海水环台湾，日月潭、阿里山，连着国土大陆架，三十四载长相思，不识亲人今何颜。”

　　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隆重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勾起了母亲久远的回忆。40年前我们与台湾亲人相会前后的往事一一浮现。

　　《告台湾同胞书》开启家的大门

　　《告台湾同胞书》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告，它是国家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背景下，两岸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是基于中华民族感情出发，对台湾的真切呼唤。

　　一、时针回拨到1978年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年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告台湾同胞书》就诞生在这个时代。

　　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有序恢复，步入正轨。中国人为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默默作着准备。国内方面，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改革开放作为长期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国际关系方面，1972年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正朝着建交目标大踏步前进。1978到1979年，国家一连串的利好政策使得举国上下呈现出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积极奋发的精神风貌。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个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惜时如金，以百倍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投身在自己的工作上。

　　母亲是湖南娄底人，在家兄妹9人中排行最小，1960年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教书。1979年，母亲已在武汉工作15年。小时候，我听母亲说家族中海外的亲人很多，舅舅、姨妈在台湾。那时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亲戚音信杳无，唯有舅外公李振翩教授于1973年7月至1978年6月间多次回国。

　　记得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出，母亲对我们说：“我们家的长辈李振翩教授是毛主席年轻时候的患难挚友，美籍华人，医学巨匠，是中美建交的秘密使者，为中美建交做出了卓越贡献。中美快要建交了，今后海外亲人应该可以一个个找到的。”我虽不能完全明白母亲所说的海外亲戚是什么样的，也不能完全理解母亲话语的含义，但从母亲的语气和眼神中，看到了她的期盼。

　　1949年到1978年，海峡两岸经济隔绝、交通中断、亲人离散、音讯不通。1950年之后，台湾就开始了持续30多年的戒严，台湾同胞回家的门早已关闭。“多少父兄不能相见，夫妻不能聚首，家庭不能团圆”是当时两岸隔绝带给民间悲情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母亲和国内的兄姐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台湾亲人的下落。

　　二、《告台湾同胞书》横空出世，震惊海内外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那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儿时以来，记忆中的元旦、春节，常常是以父母做一顿美食犒赏全家，再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的方式度过。1979年元旦，我们一家人早上9点左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随后，父母买来了《人民日报》，映入眼帘的头版头条不是“元旦社论”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和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

　　父母坐在床边认真看文告，“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取代了延续多年的“解放台湾”提法，“尊重台湾现实情况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通过两岸的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立”等主张跃然纸上，文告还首次提出了两岸“三通”倡议。母亲特别高兴，一边读文告一边说：“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大动作不断，今天的文告主动打破两岸30年来的隔绝，亲人相见有盼头了。”

　　三、“家书”召唤同胞情

　　与以往的《告台湾同胞书》不同，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既是对台湾当局的，更是对台湾同胞的。远在台湾的亲人当天能看到这个文告吗？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从后来公布的资料来看，得知中美建交势不可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当局已提前做好了继续封锁大陆消息的准备。文告发布的当天，大陆停止了对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从此海峡上空没有了硝烟。面对来自大陆的和平姿态，台湾当局当天下午的应急回应是“三不政策”——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和更严的“戒严禁令”。

　　面对台湾民众，台湾当局严密封锁消息，直到1月11日，“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两党谈判、停止炮击、实现“三通”等主张。这十天内，国民党当局处于惊慌失措状态，《告台湾同胞书》动摇了其“反共戡乱”体制基础，国民党当局内外交困，承受着海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

　　《告台湾同胞书》刚发表的头几年，人为横亘在两岸人民之间30年的心里屏障绝非那么容易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善意表达也存在观望心态。

　　台湾当局严控、民间观望、两岸差异、信息不通，诸多因素困扰着两岸同胞的交流。尽管如此，对家乡的思念是挡不住的，有了一线希望，就会触动内心压抑已久的回家的渴望。

　　看似平静的海面，潜藏的浪潮慢慢涌动。对这封大“家书”，最先的回应来自民间，来自那些胆大的先行先试者！《告台湾同胞书》发出后300多天，母亲远在台湾的长兄刘大刚先生开始了回大陆寻找亲人、祭奠先父的计划。

　　《告台湾同胞书》铺设归来路

　　一、先行先试，来自民间

　　我的大舅刘大刚出生于1912年，1937年北京大学国文专业毕业，1938年在国民政府军政部任秘书，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工作。1945年12月，大舅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择道回到故乡湖南娄底，与年仅8岁的母亲第一次相见，没想到兄妹从此一别就是34个春秋。

　　1949年，大舅到台湾后不久便离开军界，任教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并创办九阳杂志社，自任社长。他通过香港的学生获悉《告台湾同胞书》的内容，又得到1980年10月7日全国政协五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决定》。他怦然心动，毅然决定10月回大陆寻找亲人，祭奠辛亥先父。他将这一筹划告诉了他的表姐谭祥（谭延闿的女儿、陈诚的夫人）。谭祥将一幅红梅国画及谭延闿为其外甥女唐蒲玉（刘大刚妻子）题词的扇面照片赠送给刘大刚作为身份的证明。

　　尽管大舅早已做好大陆之行的准备，但在完全没有大陆亲人音讯的情况下独自回大陆仍然是一种冒险的举动。他台湾的妹妹和儿子理解他的心情，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担心他会遭遇台湾当局的阻挠，由于对大陆不了解，也怕他进了大陆出不来。事后多年，每当亲人们提起这件事情，都说刘大刚先生这次出行着实让台湾的亲人们捏了把汗！

　　二、毅然决然，横海归来

　　藩篱依旧，但亲情、人心却是无法人为隔断的。1980年，已有台胞选择在香港、美国等第三地与大陆亲人团聚。从官方公开的消息看，1980年前后，还没有直接回大陆与亲人团聚的台胞。

　　对祖国的怀念，对故土的思念，对亲人的眷念促使大舅加快了回乡的脚步。1980年10月中旬，他参加了一个赴菲律宾观光的旅行团，旅行团返台途经香港时，他离团来到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办了入境大陆手续。怀揣凝聚30年心血的着作——《辞海英华》、红梅国画及扇面照片，他顺利地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从罗湖口岸进关，到广州后转乘京广线进入湖南。

　　

　　1981年元旦，刘大刚从台北寄来委托书，希望在大陆出版《辞海英华》。

　　

　　刘大刚着作《辞海英华》

　　大舅在完全没有大陆亲人音讯的情况下，以教授身份只身辗转来湖南探亲祭祖，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后来的诗文中“横海归来”四个字，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和胆识。他回大陆的时间比1987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政策出台整整早了7年。他绕道菲律宾经香港返回大陆的举动，无论从时间、形式和意义上看都非同一般。他是一位有魄力、有主见、有预见的人，他的举动令我们钦佩。

　　三、亲人相见，泪湿衣襟

　　湖南省委接到广东省委发来的湘籍台湾教授刘大刚回湖南的消息后，感到十分突然。省委有关部门为其接风洗尘，安排他下榻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高干疗养区，给予这位来自台湾的湘籍学者相当的礼遇。大舅当时只记得故乡是娄底万宝坪、岳父家的地名是长沙坡子街洪家井。湖南省委根据这些线索，立即开始帮助他寻找亲人。

　　10月下旬的某一天，母亲在武汉突然收到湖南省委转寄的内有长兄刘大刚笔迹和照片的一封信，这突如其来的信件把她惊住了。母亲手捧阔别34年的大哥的来信及照片，看着“相见在急”的字句，不禁泪水涟涟，迅速与父亲一起赴长沙与长兄相聚。

　　母亲与大舅终于见面了。“我一进门，跑上前，大哥就紧紧地抱着我，我的眼水哗哗直淌，大哥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轻声地说着‘扁姑姑，扁姑姑，不哭，不哭’。这个情景，至今忘不了。1980年，我已43岁，没想到，我8岁时听到的那声扁姑姑的亲昵称呼，大哥也记忆不忘。我原名刘雯青，1946年春节，大哥给我改名刘莹，一直伴我终生。我激动无语，恍如隔世。”母亲激动地回忆相见时的情形。

　　随后，许许多多的亲人来到了长沙，阔别后的伤感与相见时的欢乐交织在一起，30多年来两岸亲人要说的故事、要聊的家常说也说不完。

　　

　　1980年10月，刘大刚（一排左二）与刘莹（二排左二）、乔钟鸣（三排左二）等亲人在湖南长沙合影。

　　《告台湾同胞书》彰显民族大义

　　一、宾至如归，诚挚礼遇

　　大舅此行目的是祭拜其父（我的外祖父）刘运龙。外祖父是黄兴的学生，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是战友。湖南省委得知外祖父是黄兴学生，是辛亥志士、同盟会会员这一信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安排母亲、大舅、大姨刘苏南、三姨刘齐平兄妹4人在长沙拜会病卧在床的黄一欧老先生。黄一欧老先生口齿清晰地讲述着外祖父在江苏苏州辛亥革命和南京二次革命中的事迹，对外祖父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赞叹不已。大舅曾于1920年见过黄一欧，60年后的重逢令两位老人无比激动。遗憾的是，3个月后，黄一欧老先生与世长辞了，这次短暂的拜晤也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随后，湖南省委安排一行人回娄底祭祖。湖南娄底市万宝坪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当年交通不便捷，从万宝坪出来的人很少再回去，母亲离开故乡也整整28年了。

　　二、相聚故里，乡情依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娄底信息还比较封闭，大舅作为一位在台湾生活了30年的国民党少将返回故乡，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2019年初，我陪母亲在万宝坪过春节，与母亲相见的老人们，没有一个不提起当年大舅回乡祭祖的事情。76岁的老村支书刘建平的叙述较全面地还原了当年的情况。

　　刘建平老人详细地回顾了他当时作为民兵队长，如何“寸步不离”陪同刘大刚的经过。他操着浓重的乡音说，当年他才36岁，从来没有见过刘大刚，对坊间流传甚久的有关1962年台湾反攻大陆，刘大刚将带军队回湖南倒是早有耳闻。面对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老教授，刘建平诧异之余依然保持着民兵队长的高度警惕性。他借着询问台湾物价、服装款式及两岸贫富比较等话题，顺势触摸刘大刚先生的西服、领带、衣领，以排查是否藏有设备。“刘大刚先生才思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原来想象的模样。”刘建平老人笑着说。母亲说，她当时一直在旁陪伴，对这位民兵队长的举动也感到十分奇怪。

　　“当三部小车驶入万宝街道，小小的山村沸腾了，老人拄着拐杖来了，小孩扯着大人的衣角来了，村干部来了，远近的乡亲都过来了，流泪的、喊叫的、拉扯的，围得水泄不通。”母亲回忆道。那天下着雨，道路泥泞，母亲一行约10人中午抵达万宝，在刘氏祠堂吃午餐，在万宝公社的招待所歇脚。放下行李，母亲安排将长沙购买的点心作为见面礼，送给每家每户，然后直奔曾经住过的地方——新屋里。

　　三、山咽水呜，祭奠先父

　　新屋里是明清建筑，母亲一行在轿厅里与乡亲们见面。乡亲们叫着大舅的乳名“石民”问长问短。人群中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将她全家的合影交给了大舅，老妇人说她的丈夫刘翰勋30年前丢下她去了台湾，自己熬白了头，累弯了腰，希望找寻那个远走台湾的老伴，不见一面死不瞑目。在近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大舅表示，回台湾后要鼓励在台湘籍人士早日回乡团聚，以了情缘，以解乡愁。

　　随后母亲兄妹四人来到其祖父刘柏棠、父亲刘运龙的墓地，看到时过境迁，墓地早已夷为平地，甚为伤感。他们只能站在田间地头，仰望青山，寄托哀思。大舅当即写下祭文，予以缅怀：

　　维公挺生，歧嶷不群。师事孙黄，早棣同盟。时值鼎英，兴汉灭清。涤山荡野，风怒雷鸣。苏州之役，攻研警政。躬率死士，倡义吴门。程督内降，清廷外惊。南北议和，民国定鼎。功成身退，穷年飘零。贲志以殁，旧迹渐泯。兹当辛亥，七十周年。横海归来，吊公英灵。山咽水呜，风悲日熏。别奉榇寝，放水之仑。亭亭华盖，郁郁佳城。烈冢永奠，与国共宁。

　　两岸亲情共筑精神家园

　　一、促膝畅谈，交流共识

　　在湖南的几天，母亲与大舅就两岸关系、台湾的走向等话题进行了深谈。

　　2019年春节期间，母亲回忆起当年大舅与她交流的几件事情：一是在重庆军政部工作期间，大舅参加过重庆谈判的具体工作，在机场迎接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才智无比敬佩。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作为学者，他写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二是面对上世纪80年代台湾高速发展的繁荣景象，大舅说台湾虽位居“四小龙”之列，但“台湾不是藏龙卧虎之地，两蒋之后无人才”，台湾经济的持续繁荣不能离开大陆，台湾要想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统一。三是去台湾之后大舅不再在军政部任职，除了教授国文，就是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完成了《辞海英华》的编撰，希望在中华文化传承上做出贡献。1981元旦，大舅还专门写委托书给母亲，希望在大陆出版该书。四是湖南娄底故乡行，见到了阔别的亲人，感受到久违的乡情，收获满满，但父亲的墓地消失在水田下颇为遗憾，作为长子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大陆政府帮助修复，他本人年事已高，修复之事只有留给我的父母来处理了。

　　母亲对我说：“刘大刚舅舅与外公刘运龙一起经历民国的岁月，深受外公的言传身教，具有爱国情怀。他自幼聪明好学，文学功底扎实，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当秘书，经历了经年抗战，见识广，经历过重庆谈判、“还都”南京这些民国时候的大事件，练就了战略眼光……今天回看4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你舅舅当年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实践的勇气。”

　　大舅的“横海归来”之举是家族的大事，值得我们纪念。

　　二、联手牵线，同胞回家

　　1980年12月，大舅顺利离开大陆返回台湾。此次大陆之行，是大舅的一次先行先试，这不是简单“勇气”二字可以概括，这既是对大陆政策的信任，也是对两岸和平前途的信心，是勇气与智识的叠加。大舅先晤先行，是湘籍台胞回家探亲的领头人。通过亲身经历，大舅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实施和持久性有了坚定的信心。

　　有了《告台湾同胞书》这封大“家书”铺路，我们家庭与台湾亲人的小家书也就连绵不绝了。

　　大舅返回台湾后，将他对大陆的感受广泛传播。他除了经常给我母亲写信，还热心帮助很多台胞传递信息、寻找亲人。经他联系，湘籍台胞刘翰勋也回到了娄底故乡，与他的妻子团聚了。1987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前，台湾的亲人纷纷效仿他回到大陆，大陆的姨母也奔赴台湾与骨肉团聚，在我们家族，两岸亲人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母亲也随之踏上致力两岸交流、传承辛亥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的道路。母亲1982年加入民革并成为湖北民革省委委员，是湖南海外侨属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帮助黄兴在大陆的长孙黄伟民联系在台湾的姑妈黄振华。1987年，在湖南民革的支持下，父母修复了外祖父刘运龙及外祖母蒋凯卿两位辛亥志士的墓园，为家族后代瞻仰辛亥先辈、传承辛亥精神付出了极大努力。母亲还积极鼓励、支持海内外后人致力爱国统一事业，深受家族后代的拥护。

　　三、祖国统一，后继有人

　　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根植于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着眼于台湾同胞的福祉，顺应了民意，启动了台湾同胞回家的脚步。40年弹指一挥间，那位先行先试、横海归来的刘大刚老人仙逝了，母亲也从盛年步入八十杖朝之年。如今，两岸同胞的探亲访友、交流、合作、旅游、投资已成常态，当年先行先试者探寻回乡路的脚印依旧那么清晰，回家的故事依旧令人感动和回味。

　　伴随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我们看到了大陆在两岸关系发展上一以贯之的主动与善意，见证了两岸同胞从音讯不通到欢喜相逢，目睹了40年来两岸的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改变。

　　《告台湾同胞书》中诸多的思想和提法，在两岸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一得到应验和升华，成为造福两岸同胞的良策，带来了两岸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成效举世瞩目。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和平统一方针实施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深刻指出“历史不能改变，现在可以把握”。我们要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引下，继续做好台湾同胞工作，为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