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祖国统一 增进海外联谊

　　我是高启柏（字克），生于1923年1月25日，河南商城人。父亲高炳山经商，开颜料店，为人厚道，沉默寡言。母亲周素珍，勤劳俭朴，为人善良。

　　

　　高启柏

　　在姐姐家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侵占南京后，屠杀我军民30余万人，惨无人性。南京沦陷后，商城受到威胁，时值我小学毕业，姐姐张琴接我到武昌避难。姐夫黄翔时任15军团少将参谋处长，驻防武汉。日机轰炸武汉，姐姐带我在蛇山躲避，看到敌机30余架来轰炸，心惊胆战。武汉局势日趋紧张。1937年冬，姐姐带我和家人及两个朋友到宜昌逃难。不久又遭日机轰炸，我们搬迁到宜昌江对岸穆家店附近农村。1938年春，我考入大公中学初中一年级住校学习。1938年秋，姐夫调第5军任少将参谋长，军长杜聿明、副军长郑洞国，驻防湘潭，第5军是国民党唯一的一个机械化部队。军部派特务营连副罗克欧带一辆轿车、一辆卡车，送苏联公使到宜昌就任，顺便把我们接到湘潭。不久我们又随军迁移到广西全州居住。1939年春，我转学全州中学，跳班初二年级住校学习。暑假曾赴桂林报考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因年龄小(要求高中毕业程度)，而未被录取。1940年转学贵州安顺黔江高中学习，经过三年在校学习和自学，完成初高中的学业。在姐姐家生活4年，姐姐像母亲一样关心照顾我。1939年夏，我患恶性痢疾，高烧不省人事。适逢日机轰炸全州，姐姐冒着生命危险看护我，姐弟情深，相依为命。姐姐的言行与品德影响我一生。

　　投笔从戎进黄埔军校

　　1941年秋，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派远征军第5军赴缅甸作战。英国军队利用第5军作掩护，偷偷地撤退，陷第5军在野人山被围。姐姐获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忧心忡忡，全家心情都很沉重。当时抗日战争进入艰难阶段，父母在沦陷区生死不明，我对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怒火冲天，为了雪耻复仇，决心投笔从戎。

　　1942年春，在贵阳报考黄埔军校成都本校19期，3月22日，《贵阳中华日报》发榜录取80名，我荣幸地被录取，列为39名。4月3日，随带队官唐泽堃步行44天到达成都。看到黄埔军校大门两旁树立的高大标语牌“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走别路”精神十分振奋。走上黄埔大道，满腔热血沸腾，杀敌心切，恨不得马上上战场杀敌。首先在新都受预备入伍教育，习惯军人生活，补习数理化。3个月后正式入伍，上等兵待遇。授枪典礼上集体加入国民党，驻成都草堂寺。主要课程：基本教练，劈刺，器械操。入伍6个月分科，我自选步兵科，下士待遇，驻校本部北校场，操练班排连教练、野外演习，经常有劈刺、器械操锻炼，学科典范令步兵操典。军官教育一年半，中士待遇，驻北校场，学科四大教程，战术、兵器、测量、筑城。术科班排连教练和野外演习。

　　经过3年多的学习和训练，于1945年4月14日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任助教（每个队留一人），感到非常高兴与光荣。留校后又进校尉班第10期，短期培训学习后工作。在黄埔军校工作，虽然条件很优越，也很安定，可是我迫切希望赴前线杀日寇，遂请求调往战斗部队。

　　调到96师工作

　　1945年秋，得到肖平波总队长的支持与帮助，调昆明第5军96师工作，并约了几位同学一同去96师。我和马文昌、郑玉昆在特务连任排长，刘英俊、郝存信、张帮柱在搜索连任排长。特务连、搜索连是师部主要武装力量。特务连平时和战时担任师部核心警卫。调96师工作，可以经常见到姐姐，这是我的心愿。

　　1946年春，第5军奉命调往南京，先遣部队96师经贵州到达岳阳。96师在岳阳整休数月后，乘登陆艇经长沙开往武汉，在武昌住了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汉口看望姐姐，生活得很开心。我上中学时，姐姐教我游泳，我也爱好游泳。1946年端午节，姐姐鼓励我横渡长江，当时我23岁，年轻体健，吃了早点，由汉口江海关入水横渡长江，在徐家棚上岸。我母亲、姐姐、外甥和侯镜如夫人李嵩芸等，分乘两条小船，跟在我后面，为我加油鼓劲。

　　在武汉住了几个月，奉命到南京郊区驻防。1946年秋，随96师向安徽永安、苏北、山东一带开进，行进在淮河边岔间与新四军发生冲突，伤亡很重。96师从此参加了内战。虽然十分厌战，可是身不由己卷入了罪恶的内战。幸而于1947年夏调四川工作，从此脱身于内战。

　　在新7旅工作

　　1947年夏调四川新七旅38团搜索连任上尉连长，新七旅编制4个排，1个指挥班，接收新兵200余人，美械装备。当时，我年富力强，亲自制定全连教育方案、训练计划，并每天跟随训练。全连官兵廉洁奉公，在经济方面，我提议成立经济委员会，由指导员任主任委员，司务长任副主任委员，推选上、中、下士班长和上等兵组成委员会。经济公开、实行民主化、制度化。每月全连官兵集合在操场，公布账目，发放薪金，没有腐败行为。有的连队吃空缺贪污是公开的秘密，部队发放时，上级常常派人监督也无济于事。有的连队发放时，借别的连队士兵顶替，防不胜防。我这个连队没有空缺，团长给我5个空缺，我如数交给了连队改善生活，这样廉洁的部队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四川物价较低，连队生活也比较好，官兵同吃同住，生活打成一片。夏天我经常带全连官兵在小河游泳、洗澡、洗衣服，搞好个人卫生。我还提倡连队唱歌，活跃生活，团结官兵。经过一年紧张训练，这个连已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野战部队。这是我黄埔军校毕业后，初露头角，亲自训练的一支部队。训练完成后，即调北平，临行前大家依依难舍。我在北平还收到士兵的信，反映连队领导贪污，生活不好，遗憾的是无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从北平陆军第6训练处到香港

　　1948年夏，调北平陆军第6训练处，安排在补充团任上尉连长。这个连只有十几个士兵，是个空头连，官兵生活也很艰苦。在这之前，我和部队一直在乡村生活，对城市情况很陌生。这次来到北平，看到连队生活是那样的艰苦，而国民党的官员又是那样的腐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心不安，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极为不满，非常愤慨，情绪很大，借故患病住北平中和医院，将没有病的盲肠割去，出院后调出本部当参谋，整天无事，心情不好。陆训处保送我去高级步校深造，我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了陆训处和国民党。1948年9月5日，我由北平经天津、上海去汉口。离开北平时，由于情绪低落，和亲友不辞而别。

　　1948年末，姐夫黄翔任92军军长，后在北平和平起义。姐姐在汉口，考虑香港是自由贸易港，进退方便，1949年春，姐姐和我带三个小外甥、表妹张润琴以及保姆搬迁到香港。姐姐结拜的大姐李嵩芸、二姐韩淑芬、三姐杨淡如也先后搬迁到香港。

　　在香港的生活舒适安宁。因为家中事务回了几次内地，我看到街上一个乞丐也没有，人心安定，社会稳定，一片新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的亲友听了也很受鼓舞。1950年秋，姐姐全家迁回北京。

　　

　　高启柏与夫人张林英。

　　回归祖国参加革命

　　在香港这个十字路口上，是去台湾，是留在香港，还是去东南亚国家，思想斗争很激烈。分析局势，认为台湾还有优势的空军和海军，短时期不会解放。可是想到国民党贪污腐败无能，便失去了信心。经过一段时间思想斗争，决定由香港回归祖国参加革命。有两个因素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一是在香港买报时赠送我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如饥似渴阅读《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二是姐夫在北平起义的影响，同时我姐姐也希望我回来。因此，1950年秋，我抱了极大的革命热情由香港回到内地。

　　回到北京，经政务院参事李奇中介绍，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4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部分经典着作和社会发展史等。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

　　1951年秋，华北革大毕业后，分配到乌兰浩特市新华书店东部分店工作，负责内部刊物编辑。蒙绥合并后，1955年春调内蒙古新华书店工作，负责样书宣传推荐，以及大中专、中小学教材全区计划订货工作。配合党政中心工作，为经济建设培养建设人才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发行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调呼和浩特工作，路经北京时，姐姐安排我和张林英于3月12日在她家结婚，出席婚礼的有姐姐张琴、姐夫黄翔，还有农业部长杨显东夫妇，侯镜如、李嵩芸、郑洞国、汪心治、丁克刚、黄其珙、黄其昆、黄其明等20余人。

　　在“文革”中我受到冲击，但我心怀坦然，坚信毛泽东思想和党实事求是的政策不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我终于得到解放。1980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党总支为我落实政策，“我由香港回归祖国是爱国的”，做出了正确历史结论。

　　为祖国统一和经济建设做贡献

　　1982年底退休后至2004年，我在统一战线又工作了22年。1981年，经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介绍，我加入了内蒙古民革。1981年底至1984年，筹建内蒙古民革担任秘书。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积极主动创办高考补习班，开设了9个班，受到领导的关怀与重视。在内蒙古科技馆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时，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党委统战部部长乌力更亲自莅临开学典礼并讲话，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高考补习班的学生毕业后，考上大学32名。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社长哈木见到我时，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非常感谢你！”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的儿子已考取内大生物系。”他介绍儿子入高考补习班时已满员，他一再要求，才加了一条板凳参加学习的。我们的高考补习班也是内蒙古民主党派第一个办班的，聘请的教师都很优秀。

　　我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中山书店”。我在畅侑友协助下，经过半年多时间寻找店址，崔维岳副市长、许光荣副市长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后来市建委批复大学路40平方米门面房，用办补习班结余的9400元购进，创办了全国民主党派首家民办书店“中山书店”。书店安排内蒙古民革子女待业青年10人，发行图书和教材，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作出了贡献。

　　1985年4月，我被推选为石家庄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负责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会筹建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会员300余人。1989年4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呼和浩特正式成立。我被推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同学会工作，共吸收会员349人。1985年至1989年筹备同学会期间，没有经费、没有会址，开展工作十分困难。1989年同学会正式成立至2000年11年间，仅有两间办公室，没有必要的办公设备，没有人员编制，没有交通工具，经费也很少。虽然条件差，但是我们当时年富力强，在内蒙古党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5年6月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内蒙古推选何卓、田绥民、罗永寿、张汉文和我5人出席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内蒙古体委在北京前门外“全聚德”宴请香港皇家马术队访问团，我和张汉文应邀出席。和马术队的总教练霍顿中校，香港大埔议长、副主席邓佩达，电影导演方翔、马王等中英7位人士会晤，并取得联系。这是我们初次对外联系，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1986年，发扬黄埔的优势，主动积极开展对台和海外黄埔同学、亲友联络工作。选择黄埔先期同学中亲近的好友联系，去信给台湾共过事的陆军少将黄行钧、定居美国华盛顿的吴光朝将军、美国夏威夷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中将司令官戴坚。先后得到回信，受到很大鼓舞。台湾的往来信件经黄行钧先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女儿中转，半年多才能收到回信。

　　为了贯彻对台方针政策，遵循“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充分发扬黄埔的优势，调动黄埔同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创对台宣传联络。有的同学在极左路线下受到冲击，心有余悸，不愿和台湾同学联系。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会学习讨论，排除思想顾虑。张永丰同学给台湾同学“国大代表”汪岱英去信，接到回信很高兴。陈家驹同学看信后，惊喜地说汪岱英是他的表姐。通信获悉陈纪滢表姐夫是留学美国的文学博士，任台湾儿童报的编辑、台湾“评议委员”，于是取得联系。我给台湾同学叶品录去信，约他和夫人访问内蒙古。他回信说，本来拟在7月份回大陆探亲，但在安全方面有顾虑。我再去信介绍大陆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安全有保障。叶品录同学携夫人曹玉洁于9月初来内蒙古访问，带来台湾黄埔同学的信息，总队同学在台湾达400余人，是急需联系的对象，我如获至宝。经同学们的共同努力，扩大了联系面，取得联系的黄埔同学、亲友300余人，往来信函千余封。在信中，我们宣传了对台方针政策，介绍了祖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内蒙古的投资环境和丰富资源。邀请他们来内蒙古探亲、旅游、观光、投资办企业。在我们的推动下，黄埔同学来内蒙古访问络绎不绝。

　　

　　1989年4月，内蒙古黄埔同学会成立，黄埔同学会（总会）文强理事（右）出席大会 与高启柏合影。

　　我们联络了台湾黄国山党部委员赵心善，前台湾炮兵司令、政战校校长林强，黄埔四海同心会第一任执行长、陆军中将张岳轩，海军陆战司令孔令晟，美国华盛顿的吴光朝将军，在纽约率先创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潘维疆会长，前台湾驻日本武官、洛杉矶黄埔陆军同学会会长唐矼熙等。还有巴西日本侵华研讨会会长罗大诚，加拿大的前台湾少将师长王槐成，香港李以励将军以及台湾来深圳第一位投资办房地产的企业家、台湾黄埔杰出代表罗锡宏先生和他的二公子罗斌先生，等等。罗先生1990年创办“传古斋房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为祖国统一、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新世纪，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扩大了台湾和海外黄埔同学的交往与交流，和台湾的台北、高雄、新竹、台南、嘉义、凤山、桃园等10余个市县，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巴西的圣保罗和加拿大的多伦多，香港以及深圳的黄埔同学取得密切联系，从而架起海峡两岸以及海外黄埔同学联络的桥梁。通过信函、国际长途电话，随时了解台湾的新动向、新情况、新问题，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推动祖国的统一，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高启柏于1999年10月15日邀请孔令晟（右二）夫妇来大陆访问，期间受到内蒙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谭博文（左二）接见。

　　

　　高启柏与黄埔七期、中国驻日本占领军中将司令戴坚（左）合影留念。

　　我退休后，在统一战线又工作了22年，党对我的信任，给了我最大的温暖，我能为祖国做点贡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党还给了我很多荣誉，推荐我为内蒙古政协第6、7、8、9届委员，这是我最大的荣誉。黄埔军校同学会1985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被推选为内蒙古黄埔同学代表出席。后来以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出席1994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及2003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我深深感到任重道远，只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贡献终生，以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