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锋从磨砺出——记黄埔抗日老战士闫秉心

　　闫秉心生于1918年10月，如今已是年过百岁的世纪老人了。他的籍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河口镇。闫姓是当地诗书传家的大户人家，辛亥革命时，其父闫肃和伯父闫懋均为绥远最早的同盟会会员，闫肃还是托克托县同盟会的支部领导人。武昌起义后，阎锡山的革命军遭到满清追兵剿杀，二人因协助革命军从托县撤回山西而被满清政府追查、抄家和通缉。闫秉心的父亲和伯父靠他外祖父冒死相救，千方百计将二人用马车护送到太原。不久，南北议和，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闫懋成为辛亥革命后东胜县第一任县长；闫肃留在太原，当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此时，国民党在北平成立中国大学（解放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闫肃赴京求学，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成为绥远省第一代大学生。解放前夕，闫肃以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参加了绥远“九一九”起义，是绥远“九一九”起义的19位签字人之一。闫秉心的姐夫吴佑龙是一位着名的水利专家，也是绥远“九一九”起义的签字人之一。闫秉心的叔父闫伟曾与周恩来等一同赴比利时勤工俭学，攻读纺织专业，回国后曾任绥远省教育厅厅长，建立内蒙古第一座纺织厂（原呼和浩特第四毛纺厂），1949年全家赴台。

　　闫秉心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与闫氏一家有颇深的渊源：闫肃是一中的前身——归绥中学堂甲班的学生，后来一度出任一中的校长；闫伟也毕业于一中；闫秉心的堂兄闫秉乾曾任一中校长；家中兄弟姊妹及子侄辈十数人也均毕业于一中。

　　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年仅18岁的闫秉心满怀一腔热血，毅然告别父母，远离故里，踏上了报考黄埔军校的报国之路。当他千里迢迢抵达南京时，黄埔军校门口的一副对联深深震撼了他：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这幅对联成为刚踏上人生之路的闫秉心的座右铭，也成就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人清廉正直，做事认真执着。多年来，闫秉心一直秉持着这一信念，经历了他伴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的一生……

　　身先士卒峡门抗敌

　　1938年，从黄埔军校13期毕业的闫秉心被分至江防要塞部队。1939年，随军进驻到宜昌西陵峡口左岸的南津关（现已淹没），参加了与石牌要塞有关的所有大小战斗，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地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战斗中，闫秉心以突出的临战表现和优良的军事素养在所属的重迫击炮营中脱颖而出，屡获提升。其间，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重迫击炮营营长等职务。

　　武汉会战后期，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重庆定为陪都，因此，长江上游的防务设置也在同步进行。1938年秋，设在宜昌的“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正式成立，郭忏任总司令。总司令部下辖两个要塞区，分别为：渝（重庆）万（万县）要塞区、宜（宜昌）万（万县）要塞区。其中：渝万要塞区的司令部组建时设在重庆，后移至万县，李端浩任司令；宜万要塞区的司令部设在宜昌，刘翼峰任司令。

　　1939年夏，根据形势发展，对原来的两个大要塞区进行了调整，渝万要塞区改为巴（巴东）万（万县）要塞区，司令部从万县移到奉节县（在瞿塘峡峡口）；宜万要塞区改为宜巴要塞区，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三峡作为扞卫陪都重庆的要塞。两个大要塞区根据因滩设塞的原则，又各自设了4个要塞区。宜巴要塞区设有：石牌、庙河、泄滩、牛口4个区，把守西陵峡；巴万要塞区设有：青石洞、巫山、大溪、白帝城4个区，把守巫峡、瞿塘峡。石牌是进入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所以是宜巴要塞区的重点。当时在石牌、庙河两个要塞区，配备有漂雷队、烟幕队、探照灯队、固定炮台。守军中的一部分兵力是从在武汉封江沉船后的海军部队中抽调的。为确保要塞区的防卫，另增派了重迫击炮营和野山炮兵营充实要塞区。

　　1940年，宜昌失守之后，原江防总司令郭忏和宜巴要塞区司令刘翼峰被撤职，换吴奇伟任江防总司令，总司令部迁到三斗坪，直至抗战结束。宜巴要塞区司令改派滕云，司令部迁到庙河。

　　石牌地处西陵峡口内约4000米，是进入重庆的第一道门户，也是从宜昌溯江而上的第一个要塞。极为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日军进攻重庆必欲夺取的重要目标。

　　1939年，担任宜巴要塞区重迫击炮兵营1连连长的闫秉心率部进驻了守护平善坝的防御阵地。上级交代的任务很明确：誓死保卫石牌要塞。

　　平善坝（现已淹没）是江边的一个小村子，在右岸，与石牌的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该村一侧临江，另一侧为悬崖绝壁，直至峡口，村西有两条沟与山区相通，一条叫牛栏溪，循沟而上可达宜昌对岸敌占区，另一条叫松门溪，与鄂西五峰长阳相通，宜昌之敌欲犯石牌，不论是溯江而上或由陆上进攻，平善坝均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从1940年6月宜昌失守之后到1945年抗战结束，石牌附近的战斗一直不断，由于石牌的战略位置，在抗战期间，日军直接以石牌为进攻目标的大型战斗共有两次。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1941年3月上旬，日寇第13师团向曹家畈以西我军阵地进犯。其一部在突破国军防地后，沿江向平善坝方向进袭。闫秉心根据对防御阵地地理环境的精心测量计算，将全连的阵地巧妙地构筑在松门溪以西高地，距平善坝900米，距石牌800米，紧靠江边，前方和左侧均为断崖，安全可靠，易守难攻，对完成任务十分有利。

　　当时平善坝是我军的主要后勤基地，武器、弹药、粮秣由后方船只运到这里，再经牛栏溪运至前方；前线伤病员则由此运至三斗坪，再转后方医院。江边经常停靠的大小木船，少则三五十条，多则上百条，整个河坝，茶馆、酒馆总共有二三十家，很可能是平善坝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

　　日军为了直接威胁石牌要塞并摧毁我方的后方补给线，于1941年3月9日下午，用3架飞机对平善坝轮番轰炸，由于我方军用船只此前已安全转移，因此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但平善坝的民房则悉数中弹，全被炸毁。3月10日拂晓，敌我双方在牛栏溪两侧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中午，两侧高地为日寇所控制。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各式重武器向平善坝我方轰击。当时国军在平善坝一带部署了一个加强团，即55师164团，团长谢世钦，该团配属的重迫击炮连由前沿步兵指挥官张营长代为指挥，时任炮连连长的闫秉心和张营长、谢团长始终保持电话联系。

　　我第一线步兵的主阵地设在松门溪西岸，前沿或为深沟，或为断崖，易守难攻。根据团长的指示，在敌人没有进入我炮兵最有效的火力网时，我军绝对不能轻易开火从而暴露自己的火力配备。日军攻占平善坝以后，其主力利用居民的断墙残壁或其他地形作掩护，对我前沿主阵地施行火力侦察，我方按既定部署不予还击。敌人见我方没有动静，就大着胆子派许多散兵沿江边小道攻击前进。松门溪口是西犯敌人的必经之路，下午4点左右，闫秉心从张营长电话中得知，敌人已进入平善坝，随即部署全连做好了随时反击的准备。随后，敌人连续两次对溪口发起进攻，都遭到了我方精确猛烈的炮火反击，一部分日寇遗尸弃械，龟缩回去了。但是村里仍有许多敌人还在虚张声势，盲目射击。张营长询问闫秉心是否可以继续对村里的敌人进行轰击，闫秉心认为敌人过于分散，杀伤效果不会很理想。他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平善坝附近地形相当开阔，唯一对我方步兵火力形成死角的地方只有牛栏溪口一条宽不足20米、长约150米的小沟。如果日军迫于我方火力，不能在村落隐蔽的话，一定会利用牛栏溪口这一小沟躲藏。这一小沟，对平射武器是死角，对曲射炮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他建议张营长：“如果你能把敌人赶出村子来，我就有办法。”张营长采纳了闫秉心的意见，组织步兵各式武器向分散隐蔽在平善坝村内的敌人进行猛烈射击，日军在我方步兵强力攻击下，纷纷逃至牛栏溪口的小沟里。闫秉心一看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下令炮兵：“各放5发！”因为射击距离在战前经过多次测算，精确度十分可靠，所有20发炮弹（每颗炮弹重25公斤）基本上全部命中目标区。张营长在电话里激动地对闫秉心说：“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的机关枪给炸得飞起一丈多高！”紧接着闫秉心又命令：“各放5发！”前后短短几分钟，40发重炮弹给日寇造成了重大伤亡，完全丧失斗志的日军再没有还击一枪。这时，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眼睛都很难睁开。整个战场顿时陷入一片沉寂。午夜后，日军在平善坝东端放火烧尸后，灰溜溜地向河西撤退。

　　此次战斗，由于步炮兵协同作战，紧密配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因此杀伤了大量敌人，确保了石牌要塞的安全。为此，55师李及兰师长对所有参战部队进行了嘉奖。

　　日军直接以石牌为进攻目标的第二次大规模行动发生在1943年5月，这是鄂西会战中我军左翼的一次重要战役。此前，我方已侦察得知日寇有夺取石牌要塞，攻占三斗坪，控制西陵峡，西出恩施，威胁重庆的意图，于4月底在三斗坪召开了师级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及战略部署，号召全军将士：既要抱有必胜的信念，也要有必死的决心，坚决与要塞共存亡，英勇奋斗，共赴国难，夺取胜利。

　　1943年5月，敌39师团之一部，在突破宜昌对岸曹家畈、大桥边防线后，其一部窜至松门溪，拟从我军右侧仰攻石牌。由于前一次战斗的失利，日军深知，欲经平善坝沿江边小径攻取石牌绝对没有可能。针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进攻策略，我方进行了充分准备，除正面筑有永久或半永久的工事外，在所有险要之地，即仰攻石牌必经的隘口要津更出敌意料地修筑了许多反斜面工事（反斜面工事就是将掩体修建在通往敌人进攻方向的要道口对面的绝壁上，掩体离地面约5—8米，只能用梯子上下，将重迫击炮送进掩体后就撤掉梯子，掩体位置隐蔽，易守难攻。每个掩体1—2人，配备轻重机枪一挺，直接瞄准要道口，防止敌人从背后攻击炮台。——作者注）这种反斜面工事在会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加这次战斗时，闫秉心已经担任了重迫击炮兵营的营长，他亲率两个连进入既设阵地之后，迅速将所有能下山的道路完全破坏，以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参加保卫石牌的野战军是18军之11师，艰苦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半，从头一天的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下午。重迫击炮兵营的主要任务：一是消灭隐蔽之敌，二是阻断日军进攻的必经之路。因为闫秉心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所以做到了指挥部的命令指向哪里，重迫击炮兵营的炮弹就能打到哪里。可想而知，在地形复杂、乱石嶙峋的山沟里，几十发25公斤重的炮弹从天而降，其杀伤力和震撼力是十分巨大的。日寇虽然在空军掩护下组织了多次强攻，但在我方的顽强阻击下，其进犯石牌的企图最终彻底破灭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一是我军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二是战术正确，出敌不意，利用反斜面工事，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只能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在打了整整两天一夜之后，日军伤亡惨重，石牌要塞成了他们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日军在石牌受阻后元气大伤，残余的敌寇冒险西进，从五峰、长阳向三斗坪方向迂回，在我军节节阻击下，虽然勉强进入三斗坪，但始终无法对石牌构成威胁，周旋一天之后，无计可施的日寇只得停止进攻，悻悻离去。至此敌寇想要攻占石牌的企图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战后，军事委员会授予要塞区司令滕云一枚云麾勋章，闫秉心同时也获得了一枚干城甲种勋章。

　　2005年和2015年，闫秉心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

　　言传身教自律自强

　　抗战胜利后，闫秉心作为炮兵一直驻守在福建厦门。1949年，已被委派去台湾基隆基地任职的他，拒绝了赴台就职的安排，遵父命携祖籍宜昌的妻子返回呼和浩特，参加了傅作义部在绥远的“九一九”起义。随后被编入河北军区，开始了他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为新中国建设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

　　从1950年到1953年，闫秉心在部队年年立功受奖：1950年被评为军政干部学习团的“学习模范”；1951年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军事教员时被授予“荣誉工作者”称号；1952年荣立二等功；1953年底转业到地方当老师；1954年被评为呼和浩特先进教育工作者；1955年被评为内蒙古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56年又荣获“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1957年以后，因为当时的大形势讲阶级出身、唯成分论，他就此失去评比资格。但闫秉心并没有因此消沉，仍一如既往地做好教师工作。其间，为了提高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函授班的毕业证。直至“文革”前，他都是被单位群众选举的工会主席，其人品可见一斑。

　　闫秉心的大女儿至今仍清楚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因吃不饱肚子，都患上了浮肿。一天，有人拿着半袋棒子面上门想换几件旧衣服，闫秉心说：“你走吧，我们是国家干部，不能干违反国家规定的事。”那人走后，看到已经懂事的大女儿满脸失望，闫秉心说：“做人要守规矩，不能人前一面，人后一面；什么时候都要心里踏实，不就是少吃一口吗！”类似这样做人做事有原则有底线的事例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了儿女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1984年内蒙古民革重组，闫秉心因其家庭背景、个人履历、工作能力被调入民革内蒙古区委机关，担任组织处处长、副秘书长等职。历任内蒙古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代表会议代表,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现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内蒙古政府参事、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闫老的工作几经变迁，不管是当老师、当工厂的保管员、机关干部，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善于学习，他的诚恳待人，他的淡泊名利，都有口皆碑、堪称楷模。

　　闫老现在年事虽高，但乐观通达、精神矍铄，每天仍在做他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床上八段锦”和自编健身操。他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的口头禅就是“活动，活动，想活就得动”“想得开，放得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在家庭中，他克勤克俭，对物质要求甚少。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着部队养成的简单严谨作风。他每天看书读报，做事条理清晰从不拖拉，生活琐事从不麻烦他人。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父母兄弟慷慨有加，还总是把亲戚们的需求放在自己家人的前面。对同事邻居的困难有求必应、见忙就帮。这种乐于助人、先人后己、不自私、不计较的事例屡见不鲜，自然也成了孩子们效法的榜样。闫秉心有三女一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三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个个热爱学习、崇尚知识、不怕吃苦、努力奋斗、不甘平庸，都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大学文凭，获得了各类高级职称，连女婿儿媳也是如此。6个孙辈除一个未成年外，都已大学毕业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身教胜过言教，闫秉心的言行一致、自律自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其子孙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就了一个学有所成、对社会有贡献的和谐大家庭。